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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仁宇文集-第4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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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神策军”，以宦官统领之，初时不过保卫宫廷，只因神策军的给养补给远较其他部队为优，于是很多边军，自愿“遥隶”神策。朝廷又常派宦官为“监军使”去视察其他部队，如此都增加宦官的力量，宪宗末年据说常服金丹性情暴躁，才有这样的结局。
藩镇的问题，牵涉到很多因素，不是全靠人事的处置所能解决。宪宗死后才几个月朝廷派往成德与幽州的节度使，或被叛军谋杀或被拘禁，朝廷的戡乱也无成效。于是长安的政府再度承认现实，让河朔三镇自行其是。至此全国划分为四十个到五十个“道”，其疆域数目也经常变更。各地节度使实际自主的情形，因人而不同，因地而异。所以藩镇的问题，始终没有解决。只是长安的朝廷内宦官废立君主，朋党混淆政局，兹后还要面临流寇之如黄巢者，本身就不能作主，也不能视藩镇为“患”为“祸”了。
现存有关藩镇之患或藩镇之祸的资料，大抵根据“朝代历史”的眼光写成。我们在一千两百年后，如果将过去的限制全部推翻，首先质问唐朝中叶之后是否应当继续存在，甚至中国在第九世纪是否应当保全统一的局面，不以成例视作当然，对于藩镇问题必有不同的看法。
公元７８０年德宗用杨炎之计，行“两税制”，等于放弃以往均田、租、庸、调、府兵等等“间架性设计”的组织与制度。唐朝初年的兴旺，由于起先地广人稀，下层结构紧凑简单。于是继太宗李世民之后，武后则天及玄宗李隆基初年大规模的组成新官僚体系，摈斥巨家大室的力量，将地方官的职权推得到广泛的区域。其执行时全靠由上向下派定的一套数学公式。其宗旨与传统的君主制度，真理由上至下的习惯符合（唐朝的皇帝都称圣人），也和官僚制度所提倡的不相出入。
只是经济蒸蒸日上，人口移动，各地区条件参差不齐，技术管制的因素也趋繁复。这种种变态，也正是以间架性相始终的文官组织力不能及之处。玄宗一代宇文融的括户政策已经使官僚集团和团结动摇，东南的物资由水运至长安，便开争斗之门，边军用募兵，购马战马又要切实顾及各地的情形，更容易使军事配备脱离中央掌握，其基本的原因，则是在极权政治之下，统计数字与真理由上作主。如果以农村组织为单位，其所控制的即有不尽不实之处，易为一村一地容纳遮蔽，不致牵一发而动全身。一到人员与物资丛集，各种因素互为关联则其权利与义务无法交代时，必在组织中发生分裂作用。
两税制出于当时的需要在新体系之下，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互相磋商，决定地方每年向中央的贡献。既是承包制度，则节度使必须有自行立法及控制管区内部人事的权力。可是这种种以地方作主的办法，在中国历史内向无成例，而且民智未开，商业组织幼稚，又谈不上代议政治，于此就造成一种尴尬的局面，引起职业军人之抬头。
这当中的冲突不仅在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之争，更因传统的统筹办理，注意全面的均一雷同，与新型财政的重点主义冲突。这也就是说，一方是平衡式的管制，注重形式；另一方面则是不平衡的支配，注重实际。杨炎虽作两税，仍着重前者。他的宗旨，以“尚书度支总统焉”一句话包罗殆尽。后者则可以刘晏作代表。他以公款造船，将财政片面商业化，将货物买卖的盈利，增加政府的收入。以两人着眼之不同，虽同在中央服务，终造成两个水火不容的体系，以致刘晏被杨炎谗杀。当日藩镇之自主，也有趋向财政实用主义和重点主义的模样。怪不得很多节度使对刘晏之死提出抗议。九世纪的国防也有了相当的变化。威胁北方的突厥，业已中衰。吐蕃之为患，端在蚕食疆土，很少大规模的内犯。回纥则既在边区经商也间行剽窃，李唐王朝也用和亲及互市的方法笼络之。只是这些部落逼近长安，中枢责无旁贷，西南的南诏不足成为严重的问题。东北角之奚及契丹，则是鞭长莫及。过去的经验，以官僚机构的方式对付这少数民族的问题，不仅经常坐失机宜，而且其政策易被中枢的责任观念与形式主义所蒙蔽，有时逼着少数民族造反。
《旧唐书》和《新唐书》的“北狄传”都说安禄山事变后，奚及契丹，就没有在河北地区发生大规模的骚扰。两史都说各藩镇本身利益之所在，他们既勤派斥候与巡逻，也不无端寻衅去觅军功。所以从这角度看来，各藩之独立自主，也融合于一上将边防问题合理化解决的趋势。所以牛僧孺就说，只要这些藩镇能捍御北边，他们对朝廷的逆顺，已不是重点之所在。
我们从各种迹象看来，河北在九世纪好像已成为农业与畜牧混合的经济区域。确定的证据尚待继续搜集，但是《新唐书》卷二百一十至二百十三列举割据河朔三镇及山东平卢的世家二十家，内二家出自奚，二家出自回纥，更有契丹、胡及高丽各一家，他们都有中国姓名。奚兵则已在安禄山叛变时在长安出现。朱此手下的骁将李日月也是奚人。
历来中国与北方民族作战时一个重大的弱点，是战马不继。因为农业倚赖精细耕作，务必人烟稠密，村舍鳞比，在此环境内既缺水草，又将牲畜驮载重物，其马必至驽下。可是九世纪的各项纪录提到河北各镇，则显示其骑兵占优势。而韩愈文称“冀北马多天下”，其马匹之出现为“群”。庐龙节度使刘总于公元８２１年弃官为僧之前曾供奉朝廷马一万五千匹。８２２年幽州节度使朱克融也称进马一万匹羊十万口，虽说后者未必确曾奉行，但是这些迹象，表示当地社会经济情形非常特殊，已无可置疑。有些历史家就认为当日河北是一个多数民族与少数民族混同的社会。
综合以上各种情形看来，唐朝后期之有藩镇问题，已不足怪。而令人感到惊讶的则是在此情形之下李唐王朝尚能继续达百年之久。陈寅恪的解释，则是朝廷能继续以东南的物资支持西北的边防，只要这历史上的任务继续存在，李唐王朝也能继续存在。我们也可以说一定要到中国的国防重点由西北移至东北，以前为边患的游牧民族被新兴的外患所替代，而这新兴的外患有如契丹之辽，其本身除游牧之外，也具备有农业的基础，中国才会出现一个有竞争性的体制，与之周旋，北宋就在这条件下诞生。在过渡期间，“藩镇之祸”只是新旧交替之中发生的一种特殊现象。
再笼括叙述一次：这期间最大的变化为土地占有变质，以小自耕农为主体的国家经济不能继续，税制也放弃以前按人口水平征取的原则，而渗入累进税，征取的范围包括间架（房屋地产）、除陌（在预算里强迫扣除）及征商等等名目，其详细办法由各地自理，军备则一般上涨，这种种情形，是社会经济进化的必然现象，只是已与初唐有很大的差别。对朝代言，藩镇诚然为患为祸，然则他们在历史的长期发展过程中，也仍产生了相当积极的功用。因为新兵制和新税制必要一个新的行政机构主持。藩镇之职位世袭，他们的继承人（留用）不要部下推戴。其为地方政权则不能完全漠视其地盘内特殊的利害，凡此都与文官制度的统筹均一雷同的原则相反，不能由中央通令构成。而他们组织一种精税的部队称为“牙军”，将他们统御的权力从节度使所驻在州辐射的布及于一镇一道，虽说其税收私自处理，大致仍采取“两税”的原则，这样无形之中在技术上解决了很多极权政治不能解决的问题，也成为一种新体系，以后通过五代的局面为北宋所接收，所以，我们不能否认他们在“第二帝国”的历史的演进中，曾产生推陈出新的功用。
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 23、黄巢
中国的民变，通常在开始时，带有几分离奇和神秘的色彩。其原因则是一般农民安土重迁，除非有剧烈的天灾人祸，很少机会能促使大量的人口铤而走险。并且纵使他们被投入变乱的大熔炉，也仍要通俗的宗教思想，有如苍天代黄天，弥勒再生等等传说与观念，发动精神上的力量，去支持其大规模的暴动。又要待这两种因素牵连在一起，酝酿到一段时期之后，这民变才引导出来某种有迹象可循的社会运动，使人们能考究其在历史上的真意义。
公元九世纪末叶黄巢所领导的变乱，不尽符合上述程序。虽说８７０年间，“仍岁凶荒人饥为盗”，曾构成变乱的背景，黄巢和他的身前领导王仙芝却不能在蝗灾所及的山东、河南与陕西奠立反叛的基础。黄巢曾一度称“冲天大将军”，也散放过一些谣言与谚语，去助长他的运动，但是宗教上的牵涉引用，却始终不是他运动之中值得注意的因素，也没有全民动员，促使女人和小孩子一并参与的征象。
关于黄巢的出身，《旧唐书》只称“本以贩盐为业”，还带着一种轻蔑的语气。《新唐书》则说“世鬻盐，富于赀”，已非一般贫贩脚商。《资治通鉴》更提出他“屡举进士不第”的背景。而且新旧唐书都把他与朱此并列，《新唐书》更标明其为“逆臣传”，可见得传统的作史者没有把他当作一般流寇看待。
《新唐书》又再说及：“巢之起也，人士从而附之。或巢弛檄四方，章凑论列，皆指目朝政之弊，盖士不遑者之辞也。”只是其文字过于单简，我们无法确定其“人士从而附之”的实际情形。但是他手下大将朱温，以后为梁太祖的朱全忠，其背景最近经王赓武的研究，证明其并非十分寒微。即此一端，也可以看出《新唐书》所说不虚。
黄巢造反的事业，通过广泛的区域，除在赣闽之间“形山开道七百里”之外，一般都不避通都大邑，也沿着巨流大川来往，所以他部下农民军的成分，并不十分浓厚。看样子他曾吸引一大部城市人口，而且他的部队一经打散又能迅速恢复，所以他必经常收纳讨伐他之官军的兵员。
公元８７８年王仙芝在湖北黄梅附近授首，所有流寇逼至长江以南，才使黄巢的运动彻底的展开。他于这年由浙江江西入福建，是年冬或翌年春得福州，又再于８７９年的夏天攻占广州。在这时候他还希望朝廷招安让他做广州节度使。只是此计未酬又加以疫疾，军中病死的很多，他在广州大肆屠杀之后，决心北返，路中不费力的取得潭州（长沙）。８８０年初他曾被山南东道节度使刘巨容所属的沙陀（突厥语系）骑兵在湖北挫败，但是黄巢仍沿长江中游再寇江西安徽浙江，终在采石渡江北去，兵力称六十万，实际上其数目无法确定。又经过几度迂回之后，先占洛阳次攻陷潼关，至此长安不战而得。唐室的僖宗李俨，早已仓皇奔蜀。
黄巢占领长安两年半，称大齐皇帝。是他事业的最高峰，也是自投陷阱。他与长安人民的关系，一直没有弄好，自己则放弃流动性，也无法开疆拓土，以致都城内的供应也渐成问题。８８２年朱温降唐。８８３年沙陀之“黑衣军”被召勤唐王事，克服长安。但是黄巢即东奔仍与唐军麈战达一年，终在８８４年在夏天在山东兵败自刎，离他十年前起事的地方不远。黄巢的部队渡过黄河两次，渡过长江四次。可是他的南北驰骋，也并不是“如入无人之境”。他初期在长江以北，避免攻坚，只是掠地胁迫人民参与他的行动。他的战术，似得自王仙芝。《新唐书》说及王死之前，曾劫掠安庆南昌岳州长沙一带（唐时为和、洪、岳、潭各州）。其战法着重保持坚强的中枢指挥系统，同时向数处派出搜索部队，如果某处敌方决心固守或准备迎头痛击即放弃这方面而之他。所以地有所不攻，城有所不取。只是南方各大都会一般防御松懈，才给他有机会放肆。他在北方唯一的例外为８８０年年底之攻潼关。然则这时防御军的主体之神策军，为唐室宦官掌握。神策平日的军籍为长安富家子弟占有，他们借军马和制服装威风，一到作战临时出钱雇贫羸之人替代。而且潼关的防御也着重城楼，而忽视附近地形，因之也让黄巢未战先胜。
长安本身政治之混乱，也与这些流寇的故事不能分割。唐朝的中央政府自九世纪初期以来，有“北司”与“南司”的轩轾。北司为宦官的衙门，他们有四五千人，自德宗李适成立神策军，宦官取得兵权，又废立君主，有逐渐组成一个军政府，与宰相所率领的南司抗衡的趋势。
南司的文官也有它自身的毛病。在公元８５０年以前约四十年，最重要的争执为“牛李党”。牛僧孺与李宗闵是同年进士出身，声气相投。李吉甫和李德裕是父子，其政治力量更是一脉相传。李吉甫为宰相时牛僧孺和李宗闵曾在皇帝面前攻击他。后来牛和李德裕同是朝中重臣，先后任宰相，也将父子以来的冤仇，牵扯到一起。除了他们个性与背景之外，其政策与立场也有显明的差异。以现代术语称之，李德裕可称“古典型”、“保守派”。他认为对藩镇不可放松，一定要坚持中央的威信，在国防上也要对回纥和吐蕃采取主动，并且排斥新进文官看不起由科举出身的进士。牛僧孺可称“现实主义者”或“自由主义者”，他看清朝廷力量有限，不愿在内政外交上另生枝节，牛李两方既无合作与妥协之可能，也影响到彼此的门生子弟。牛僧孺和李德裕在８５０年前后相继去世，他们的争执已成了往迹。但是朝中分裂如故。早在８１３年李绛即对宪宗李纯说及：“朋党言之则可恶，寻之则无迹。”迄至黄巢占领长安，僖宗在成都的流亡政府也仍是门户派别，各不相让。
这样一个分裂的政府赋予战局的影响则是所有的军事长官都觉得安全没有保障，于是意存观望，不愿有功，但求无过。在湖北击败黄巢军的刘巨容就是一个典型。传说有人劝他乘胜追击黄巢，流寇可望全部歼灭。他即说：“国家喜负人，有急则抚有将士不爱官赏。事宁则弃之或更得罪，不若留敌以为富贵之资。”他是否真如此直言，无法证实，但是这种态度则极普遍。即派往剿伐黄巢的大员如高骈与王铎，亦无不如此。所以战场上谎报敌情，各路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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