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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仁宇文集-第6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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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外戚。再因着霍光的一段穿插大将军大司马通声势，显赫到有废立权。后汉中叶
之后一连串地产生了好几个未成年的皇帝甚至婴儿皇帝，好像出于机遇，然则也是
由于居大将军职者从中摆布。宦官之弄权，有好几个原因。他们是宫内参与机密之
近臣，为皇帝手下不可或缺者。要是皇帝未成年，则必为皇太后倚重。有好几个有
力量的宦官，树立了维护皇室的声名。他们也有权指挥京军，后者就算大将军大司
马也不一定能掌握摆布。
公元189年两方的主力冲突，把一切的做作全部放弃。当公元184年，称为“黄
巾贼”的农民造反威胁国都洛阳时，何进以太后的异母弟之身份晋封大将军；他讨
伐黄巾有功，更增加了他的威信。日后他即与司隶校尉袁绍互通声气。他们密谋召
集一支边军入都诛除宦官。但是宦官张让以迅雷不及掩耳的办法先下手。张让之弟
张朔，过去在争执中为另一位司隶校尉李膺所诛，而他媳妇又是何太后之胞妹。他
矫传旨令诱何进入宫，当场将他谋杀。袁绍为何进报仇时，将皇宫焚毁，将可能拘
捕的宦官全部斩尽杀绝，也遇得张让投水自尽。
文士自卫成了武将
至此汉朝可说气数已尽。被召人京的边军来不及参加这次政变，到达之后也无
意维持秩序，其将领跋扈难以驾驭，其士兵目无纪律。很多官僚已知中枢的领导力
量无法挽回，乃纷纷回乡筑坞，组织私人的军队自卫。根据最初所谓“上天浩命”。
皇帝纵不能一手管制社会上利害不同的各阶层，有如地主与农民、旧有和新兴的士
绅阶级、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至少也要在他们发生争执时作有力量之仲裁。事实
上之发展则以皇室家庭内冲突作导火线，扩张了权力斗争，将所有有关的社会问题
一齐掀动。此后，汉代名存实亡，又苟延了30年。皇帝此时实为囚人，国都则被焚，
全帝国之臣民尚要目睹身受长期的内战，自此席卷乡野，不少的文臣，虽有些志与
愿违，也因时势变为武将。有些人士更在事前预料天下将乱。可是没有人能料想到
中国会因此失去其对称与平衡状况达300多年。
公元200年的官渡之战在历史上是一段有趣的插曲。这场战役并没有解决问题，
只是因为两方主将之背景使读者能独具慧眼的看出他们冲突之范围。进军来犯的乃
是袁绍，亦即以前企图一网打尽所有宦官的司隶校尉。在这关头他希望做由各地所
组成的地方部队的领袖。他的六代祖袁良曾以《易经》起家。袁良以他所学传授于
孙袁安。袁安因学术上的声名才干，从县令郡守一直官至司空（监察院长）、司徒
（文教部长）。从此之后袁家再无一代未曾做到朝廷里的高官，有所谓“四世三公”、
“门生故吏满天下”的称号，当袁绍举旗而起的时候，他的附从者据说纠集了10万
兵众在他麾下候命；又称其食粮曾以大车万辆自河北运来。抵挡他的乃是曹操，他
的背景更为复杂。曹操之义祖父曾腾乃是宦官，以黄门从官的名义为太子待读。曹
操之父曹嵩乃是曹腾养子。可是曹操自己也举孝廉，在朝廷政变之初，他与官僚集
团之名士站在一起，以具有才能称著。他的军队大部以黄巾降人编成，给养则得自
军屯。他自称这时候仍在维持汉代的朝纲与体系，这样的说法也不能为人所尽信。
曹操在官渡得胜，但是汉代终究缺乏起死回生之术。直到公元6世纪末期隋朝兴
起之前，中国经历过很多局部的帝国与小朝廷的时代，同时也遭受不少异族的入侵。
中国大历史 第七章 长期分裂的局面
汉帝国崩解后，中国陷入一段黯淡无望的长期动乱时代。豪强兼并所引起的社
会不安仍未获解决；甚且在一连串政治斗争激化下，导致战事连绵不绝，胡人入侵，
使社会秩序彻底瓦解。于是，一个个“坞堡”地方自卫组织相继建立，中国俨然进
人另一个新形态的战国时代。
中国历史家认为，自公元220年汉代覆亡至581年隋朝兴起，当中是一段长期混
乱和令人失望的时代。从某些角度看来，这也确是事实。我们甚至可以说，这等于
30年战争给德国的灾害加10倍。中国北部不少地方人口为之减少；古代的五铢钱从
周朝的后期即已流通，至汉朝更为普遍，通过魏晋南北朝的分裂局面，在许多地方
因之绝迹。既然缺乏有效的中央政府，每遇灾荒，人民呼吁无门，其痛苦的情形不
言而喻。在这期间内有公元309年的大旱灾，大河流都可徒步通过；而又有公元369
年的疫疾，长江下游北岸的广大地区人民因之相继死亡。
新形态的战国时期
然则，称这时期为“黑暗时代”则不正确。虽说在这段长时期内战事若断若续，
但大规模的征伐和有决定性的战役不多。若非如此，则以后的统一亦必采取不同的
步骡。很显然的，魏晋南北朝的分裂局面与战国时代截然不同。经过四个半世纪皇
权政治的掌握，中国已与封建体制解散之后所产生多数带竞争性的王国的情况大有
差异。士绅阶级的广泛分布也使全面动员困难。从纪录上看来，这次分裂期间军队
里的兵员大致都由招募而来。
少数民族在动乱的场合早出现，增加了局面的复杂性。传统上称为“五胡乱华”，
其实这些少数民族包括藏族及阿尔泰语系（AltaiC）的民族，后者又有原始蒙古人
和初期的突厥语系人种。可是在多半的场台之内，即使专家也不能断定其人种语系
了无差错，更不用说当中的混合部队了。他们与某些汉人冒险家在公元304年至公元
439年在华北建立了16个王国，有些在短期间内前后重叠，有些彼起此伏。在初起时
．他们既称为“蛮夷戎狄”，少不得带毁灭性。一待到他们将所创的朝代布置妥当，
他们也建孔庙、立太学开始注重文物，提倡农桑。当中有两种入侵的民族竟开始修
筑长城，以防其他游牧民族紧随着他们的来路，打扰他们新建的王国，可见得其改
变程度之深。
在这分裂期间的后期，汉化的胡人在北方所建国家与汉人在江南的“流亡政府”
不时进行拉锯战，互有胜负。但商业上倒有了来往，南北的使节也互相访问。可是
始终没有人提出这种分裂的局面应当视作当然，听任其存在，各小王国也应当保持
现在所能控制的地域。在南方或在北方．组织政府的原则仍是政治哲学，而不是地
缘政治（geopolitics）。这广大地区称为“中国”者，内部之文化既混同一致，即
没有其他的逻辑，或甚至适当的国界，可以支持分裂的局面了。只有天下一统这一
观念，才能在意识形态上使文官集团有了思想的团结，这种趋向可以在当日的文件
中看出。
后汉末季曹操企图重建强而有力的中央政权。他的成功仅及于魏。他再想兴师
讨伐南方，却惨遭失败，他的子孙继业也无一功成，此中原委可能为今日之旅游者
及历史学者所感兴趣，因为当中有地缘政治的关键在。
三国鼎立时期
当时的蜀汉以今日的四川及邻近区域作地盘。因具有充分的人力及资源，足以
支持长期之战事，已有国家之内另一国家的姿态。其跨地既广，四周仍有适当的山
川作屏障。近年来不少的旅游者已经在其东部看到长江的三峡。其实游客从下游溯
江西行，费时虽多但印象更深。两岸的绝壁既已垂直的掉入水中，其下一段景物本
来也是别有洞天，经过一段耽搁，越是在意料之外，出其不意的展开，越能令人寻
味。不仅刻下提及的公元3世纪内战中，无人敢于攻入三峡，即是第二次大战期间，
日军已逼近峡谷之东，也同样感到束手无策。
魏与蜀之外，第三个国家为吴，所在为水乡。吴国既拥有水师，也沿着长江将
各城市设防。今日的南京（过去曾称建康及金陵）创建于吴。当初创时城居水滨，
沿岸之石壁与城垣构成一体，作为防御战时坚强的凭藉。据说今日这石壁之一部仍
可在市内看出，只是因为长江改道，这痕迹现在离江滨巳有相当距离了。
公元3世纪魏蜀吴三国长期鼎立的局面已成。当中魏长于骑兵，似占优势。迄至
公元263年，距曹操首先伐吴及蜀已半个世纪，魏将司马昭终于打破此中僵局，他在
万山之中，人迹不到之处行军，以奇袭方式突出蜀汉之后门。此计既成，收拾残局，
只是指顾间事。只是他翌年去世，子司马炎乃抄袭曹家办法，倡言天命已由曹家转
移到司马家，他在公元265年成立晋朝，让曹魏的最后一个皇帝行禅让札，全部有如
以前之曹魏逼着刘家的汉朝禅让。这种象征着天命转移的仪式，也在分裂的期间为
以后四个短命朝代（宋、齐、梁、陈）所模仿。
短暂的统一
晋帝国之征服吴国，以长远的计划遂行。首先以军屯担保食粮之充足；其制造
船舶，地处蜀境也费时7年；统帅王濬向来做事以大刀阔斧具称，当一切准备停当时，
他年已70，他所造大船据称有760尺长，可载两千兵马。吴国也不马虎将事，他们建
造了水中障碍，还在江面窄处以铁索横贯。王濬乃利用大型竹筏清除障碍；针对横
江的铁索，他制造了100尺长的火把，以干树枝及容易燃烧的物料捆成，上淋麻油，
据说烧起来的高热使铁索熔断。这障碍既除，王濬的楼船即顺流而下，于公元280年
在南京受吴降。
以上事迹见于官方正式的历史中，其传奇的成分我们既不能证明也无从否定，
只不过因着这些事迹我们还可以观察到一些重大演变。司马家之晋，因禅让而合法，
是这三个半世纪唯一的朝代，曾一度将带有竞争性的敌国全部肃清。当它在280年攻
占南京之日，好像重建了一个统一大帝国的局面，只是才10年，北方的新发展又将
其好梦惊破。公元291年，司马皇家的一段家庭冲突，因为各皇子的关系而牵连到各
地域。内战既开，长城内的少数民族也借机起事。公元317年，西安与洛阳两座国都
先后被洗劫，一个驻在南京的晋王子在这关头称帝以维持朝代的名号，可是自此以
后他和他的继承者除了控制长江以南之外，很少机会能涉足于其他地区。公元383年，
这流亡政府的弱势军队出人意外地打败了前秦领袖苻坚所统率的绝对优势的北方联
军（淝水之战）。可是纵然如此，东晋仍无力北伐，仅能保持南方的半壁江山，以
后四个继之而起的短命朝廷也无不如此，它们都自称统领全国，实际上不过盘踞着
华南，坐待着第二帝国隋朝之勃兴。
当我们检讨这段期间的历史时，发现当中浪漫的事迹多，逻辑之成分少。不少
出色的男女人物，因为他们贤愚不肖的事业而在青史留名，可是我们很难综合其反
映什么实际意义。
重新诠释八王之乱
这段历史可以从汉代的覆亡叙起。其原因曾被追究于宦官掌权、黄巾叛民的暴
动，和无纪律之边军被召入京，然而实际上，全面内战展开时，宦官已被整肃，黄
巾贼已被剿平，而边军亦已不再成为问题。晋朝情形亦复如是。最初问题之发生，
咎在皇后贾氏，据说她心肠毒辣，又爱虚荣，有些历史家尚且说她黑而奇丑。因为
她与皇太后争权又要废太子（非贾后所生）才引起皇室各王的干涉。晋朝的习惯，
各皇子称王，内为朝臣，外拿兵符。不过当争端延及各地区时，皇后已被弑，以前
各种冤屈都已平反，而战事依然方兴未艾，动则使几十万的官兵卷入，这就很难再
称其为宫闱间纠纷的后果，而认为咎在女人的虚荣与嫉妒了。
现代学者引用“经济枢纽区域”（KeyEconomicAreas）的说法，企图将长期
分裂的局面，作比较深切的解释。他们认为好几个出产粮食的大地区，内部的交往
深，需要外界的接触少，于是地方政府因此逐渐脱离中央的掌握。这种说法，有它
的优点。从曹操之不能征服南方的两个国家看来，和东晋在淝水一战足以击退来犯
之优势敌军的事迹看来，经济枢纽区域好像确有其事。可是这和晋朝一度统一的情
形对证，就不相符合了。即算地缘政治里有阻碍统一的因素，仍可以军事行动克服。
以后晋朝的内战更使这个说法文不对题。当时战事波及的地方全在国都附近，南方
照理应当鞭长莫及，此刻却反而平静无事。
在找不到更好的解说之际，我们不能不对传统所谓兼并之说再加斟酌。土地的
占有，在中国历史上确实影响极深。大多数的小自耕农作为当兵纳税的基础，其公
平的因素不说，确是在中国乡村中，先摆下了简单和均匀的基础，便利于官僚组织
的管制。当时汉朝提倡孝与廉（不仅是做官的廉洁，而且是在对人处世时对财物一
体谦让），显见得朝廷借重文教上的凝聚力而无意增进经理上的繁复。这种组织与
结构极容易被土地集中所破坏。读者此时必须体会到，在农村之中应付税的户数极
难隐匿，可是户内所领土地亩数和人口的口数包括雇工和奴工，则可以出入。如果
实际上户数减少，税收必随着短绌。以后政府所能供应的服务，有如济贫、地方自
卫和水利等等，也必为之减缩。并且地方士绅力量的伸张亦必影响到地方政府的性
格。专制政府的体制，皇权由上而下，全国一致，要是地方士绅开始自作主张，即
带有一种修正性质。从以上各长所述，可知后汉地方政府的凌夷，巳产生各种不稳
状况。
当曹家取汉而代之和司马家取魏而代之的关头，立即崩溃的危机暂时平安度过，
可是其基本原因并未排除。当日不平稳的局势可自各种诏令上看出：有名的“魏武
三诏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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