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仁宇文集-第7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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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法又无成果，但至少在表面上和法制上，税收的程度低。因之忽必烈也为以前的

历史家所歌颂，而实际上他既未作全面改革，也未将现有制度固定化，使他的接位

人日后为难。他们既不能以正规收入应付支出，只好大量印钞，造成通货膨胀。

从宏观的角度看来，蒙古人这一阶段是中国第二帝国和第三帝国间的过渡阶段。

元朝承接了唐宋的成长与扩充，在科技方面尚有继续之增进，可是它没有投入新的

燃料使这运动不断地进步。当它在财政上无法突破，让税收数迟滞于低层，又强调

“农业第一”的情形下，它实际上已将第三帝国的收敛态势预先提出。后者只要加

入内向和不带竞争性的格调，即可以完成这历史上的大转变。而这情形也就出现于

明朝。

帝国末路

中国历代创业之主乃是创制法律的人物。他们可以在各种情况尚未稳定，一切

有如流水之际，独自以武力作主，指挥仲裁，以强制执行其意愿，因之在历史上作

大规模的调整。这情形在蒙古入主的时期最为显著，因为蒙古人的武功有排山倒海

的趋势。再则元朝一切作为被忽必烈一手垄断，他的后人只能随着他的规划，很少

有所调整。虽说如此，我们仍不能忘记这一切大致上还是地理环境所赐。马鞍上驰

骋自如的骑士借着自然的力量征服了大多数在小块土地上种田的农夫，却缺乏组织

上的技能，使两方同时受益而前进，而彼此结合，却又无法保存这征服者文化上的

本来面目。

忽必烈晚年被痛风病纠缠，他从未在南方强热的地区感到舒适。当他即皇帝位

之前，每年暮春及初秋之间都去上都（今察哈尔之多伦）避暑，极少间断。以后的

继位者也因循着这春去秋还的办法。然而传统帝制，经常需要天子作人身上的仲裁，

皇帝久离大都（即北京，详前）不是增加互信的好办法，皇位之继承也因之发生了

大问题。忽必烈于公元1294年去世时，皇位由孙子铁木耳（Temur）所得，在位13年。

此后26年之内，出现了8个皇帝。如同传统一样，新旧交替很少不生阴谋及宫闱之变，

给人看来，情形极不稳定。随着这八个皇帝之后，又有元朝的第11个皇帝，他倒在

位35年，可是他也是元朝的最后一个皇帝，在明军入大都时奔回漠北，使元朝在中

国历史里成为一个被驱逐出境的朝代。

忽必烈的继承者所做唯—一桩不因袭朝代创始者规划的大事，乃是公元1313年

恢复了中国传统的科举取士。自此之后，会试举行过13次。可是其目的并不在构成

中国式的文官组织。当考试时蒙古人及色国人另为一科，有不同的试牒，录取的人

员也不任重要职守，只在低层组织中授受不重要的官位。中国不少读书人因此郁郁

不得志，只好将才能向其他方面发展，写刻本即是其中之一，从此元曲既包含着优

雅的文句，又带着日用俗语，更添上戏台上技术名词，使中国文学另开别径，这也

使中国之舞台进入一段黄金时代。

既有元朝之蒙古阶段，中国需要宏观历史愈为明显。人类中常有很多事迹，其

历史上的长期合理性不能从短浅的眼光窥测，即使当时人物所作的判断，也可能尚

有因果因素，超过他们的人身经验。或者这也是马可·波罗笔下提及忽必烈时心头

带着矛盾的原因。同样的，这也可能是明太祖朱元璋心中矛盾的由来，他在1368年

推翻元朝，以后提及“胡元制主”的时候，深带着汉人民族主义的情绪，可是却又

将元世祖忽必烈的牌位，供奉在列代帝王庙内，与汉唐宋创业之主并列，一同祭祀。

中国大历史　第十四章　明朝：一个内向和非竞争性的国家

明朝，居中国历史上一个即将转型的关键时代，先有朱棣（明成祖）派遣郑和

下西洋，主动与海外诸邦交流沟通，后有西方传教士东来叩启闭关自守的大门；同

时，明代又是一个极中央集权的朝代，中国历代各朝无出其右者，而明太祖建立的

庞大农村集团，又导向往后主政者不得不一次次采取内向、紧缩的政策，以应付从

内、从外纷至沓来的问题。这些发生在有明一代错综复杂的历史事件，使明朝历史

具备了极纵横曲折的多面性格，致令学史者必须谨慎细心地厘清，才能洞见真相。

中国历代创业主中，只有朱元璋的出身最为微贱。公元1344年，旱灾与饥荒降

临到他的故乡时，数星期之内父母和长兄相继去世。当时其既无资财购置棺椁，朱

元璋和他另一位弟兄只好自已动手将他们草草掩埋，自此各奔前程。这位明朝的始

祖，初时在一所庙宇内作徒弟，任杂役，当时尚未满16岁。不久之后，他成为一个

行脚僧，在淮河流域中靠乞食为生，在这情形之下，他和当日暴动的农民与秘密会

社有了接触，这些人物后来对改造朝代深有影响。原来元朝末年，朝廷对各地水旱

的灾荒缺乏适当的处置：经营水利的大工程则纠集了多数的劳工，其待遇也没有保

障；元军的各将领则钩心斗角，各不相让。于是各种条件都使当日胸怀大志的草莽

英雄满觉得时间业已成熟，乃是兴兵发难的最好机会。朱元璋无师自通，又善于玩

弄人物，于是仗着自己的组织才干，将各种因素收集综合起来。他花了12年的功夫，

既经过忘命的战斗又靠胸中的计谋，终将其他诸人所掌握的地盘接收归并，从今之

后他的名位已无可抗衡。公元1368年他所控制的长江流域已是固若金汤，于是正式

宣布明朝的诞生。蒙古人的元朝毫不费力地被除逐，他们的末代皇帝也采取了一段

前无先例的行动：他既不死于社稷，也不留着行禅让礼，却开宫门北奔，回到他祖

先所来的草原中去。

高度中央集权

朱元璋奠都于南京（过去曾称建康或金陵），在不少人的眼里看来，这是一座

“不吉样”的国都，没有一个朝代定都于此而能在史上站得长久，即使到近代的太

平天国和蒋介石亦未能幸免。

可是孙逸仙称南京“高山深水与平原钟毓于一处”，这伟大的背景和他的眼光

却互相衔接。算来也与他的志趣相符合，今日他的陵墓以花冈石和大理石筑成，即

位于紫金山之阳，俯视南京城，视界远眺无碍。

朱元璋在14世纪成为中国的国君。其既从极为卑贱的地位而登九五之尊，他也

只有大刀阔斧的行事。他的都城城墙长近30英里（今日这砖砌的大架构依然存在），

使南京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砖墙环绕的城市，飞机可在城内起飞降落，城中又有竹林

水塘，甚至大块的蔬菜园，南京用不着郊外，它本身即是郊荒。

同时朱元璋在中国政治史经济史和社会史上留下来的痕迹，也同样的带着戏剧

性，其影响所及，至今未衰。当中最大的特色无乃极度的中央集权，如果今日美国

也依法炮制，则不仅加利福尼亚和得克萨斯的州长要由华盛顿派充，即使各州的市

长与警察局长也要由华府任免，甚至他们薪给和衙门里的预算也同样要经过中央核

准才能算数。世界历史中并无这样的例子，以一个如此庞大的国家由中枢管束严格

到如是之程度。

这严紧的管制是鉴于前代之覆辙所产生。当蒙古政权被驱逐出境之日，元朝当

然的被否定，即使是以前的赵宋也因为管理松懈而被指摘，抚今追昔，中国的官僚

组织及人民如果整个地确守纪律保持团结，此泱泱大国决不会受制于外来之少数民

族。大凡专制政体总离不开道德作护符，以明朝的事例而言，朱元璋本身即是他的

发言人，他曾御制书刊数种，内中提到他的严刑峻法，仍是受昊天明命，非如此即

不能使纪纲整肃。

事实上，维持高度的中央集权仅有纪律仍是不够，当中大部分的成效，实因恐

怖政治而获得。朱元璋在历史上曾主持政治整肃4次，时在公元1376年至l393年之间，

被检举的对象有政府高级官员、高级将领、公费学生、寻常百姓、各处地主，以及

家族首长。其检举之程序似有定型，起先首犯人物以贪污谋反的名目造成刑狱，是

否有真情实据不说，只是刑狱的范围只有越做越大，与谋的同犯及嫌疑犯也愈罗致

愈多，和主犯曾有来往也是有罪之凭据，一种含糊的道德上之罪名即可置人犯于死

地（专家曾作估计，因这样的检举而丧生的不下10万人）。当案情结束之际，皇帝

也以各项罪名将各审判官处死。

经过这4次整肃之后，这国家与社会即使以中国的标准看来，也算是极度均匀，

从此中枢不设宰相，迄至明亡，这体制不变。国事不论大小，全由皇帝出面主持。

所谓“言官”，即监察人员，有权检举施政不法之处或官僚机构中不循常规之处，

必要时也可以向皇帝诤谏。他们若含默不言，算是疏忽职责，然则言官并不因为建

言，即可无罪而置身于刑罚之外。有明一代曾有不少言官因为执行职务时冒犯了皇

帝，御前不赦，而死于监狱。

俾斯麦曾认为德国经他经营，至19世纪末年已达到饱和点，因之此后不再拓土。

而500年前朱元璋也有类似的看法。他决心固守中国“内地”，不再向外发展以避免

额外之枝节。他以朝代创业人的地位，传示于他的子孙，声称明军“永不征伐”的

国家凡15个，这15个以朝鲜与日本及安南（越南）领先，及至南海各小国。当倭寇

侵扰海岸的时候，朱元璋为着息事宁人，将沿岸一带之中国居民后撤，明令明朝臣

民一律不许泛海。不过与外间各国接触并未完全放弃，有限度的商业，一般借着外

夷进贡的名目进行，仍继续不断，只是监视得严密罢了。面对北方的防线，修筑

“边墙”成为一种值得专注之事业，今日外间旅游者所欣赏的中国长城，大部都是

明代遗物，由朱元璋手下的将领徐达所建，上面的碉楼则系16世纪由另外一位明将

戚继光新添。对于此时尚留在中国境内的蒙古人和色目人，明朝新皇帝另有指令处

置：他们不得同种互婚，亦即是婚嫁必以汉人为对象，违反此令的查出受鞭挞八十

次后发放为奴。

明朝的军事设计仿效元朝，但是不以种族区分为社会的阶层，而是全民分作

“军户”及“民户”。一般军户不纳税或仅纳少量之税，尽可能时还分配有困地耕

种，且是子孙相继，但他们有向国家服兵役的义务。所谓各“卫”及“千户所”，

即等于各团营之司令部，既配置于边防线上，也零星搁置于内地。各“所”有指定

的“军户”，永远保持兵员不会欠缺。作战动员时，等于师旅之战斗序列即由以上

各单位抽调编合而成，视需要的情形而定。在朱元璋御宇期间，全国有170万至200

万的军户。在这组织系统的有效期间，征用军事人员的工作因之简化，而最重要的

是，使—般农民不至受征兵的打扰。

明朝的财政

朱元璋另有—套设施，是关于财政与税收，其关系更为重大。经过他4次政治上

的检肃之后，全国确实散布着无数的小自耕农。一般土地税的税则至轻（虽说地区

间的差异仍是很大），征收时多以收取谷米及布匹为主。不过税率虽低，纳税人由

各乡村里甲的领导人监督之下，有向国家指定之仓库交纳之义务，这些仓库有时在

边区远处，而且政府衙门所需要的诸般服务也不长久地隶属于各单位，而是以无给

制向民间征用，例如衙门内的传令、狱工，都由各乡村轮派，即使文具纸张，甚至

桌椅板凳公廨之修理也是同样零星杂碎的向村民征取。官方旅行，也由民间支应，

全国有上千的驿站亦即是招待所和中继所，内有交通工具及食宿的诸项设备，只要

有兵部（军政部）颁发的勘合（公事旅行证券），则各驿站有招待的义务，而被指

派的民户也有供应的负担，但各地区以接送其官员自某一驿站至另一驿站为原则。

每一县份都将它向民间征取的人力与物资列成账目。全民编成班排轮流供应服

役。当朝代创始于14世纪时，每一民户只在10年之内有一年轮到服役，只是当中有

些应差的名目，夹带着不定的财政义务：管理仓库的收账人要负责每一石谷米到每

一枝蜡烛的交代；各地方首长派向远处交付粮食者还必须赔补途中的损耗；所有的

驿站必须供应所有的旅客。兵部所发勘合愈多，其民间的支应也愈大，因为需用的

饮食车船马轿和人伕全系向民间无价征来。原则上这种有财政责任的服役指定由富

裕之家承当，公元1397年户部报告全国有700亩土地（约120英亩）的人户共为14，

341户，其名单送呈皇帝御览。显然的，在朱元璋亲身切眼的监管之下，这14000多

人卢必在各地区担任有财政义务较为沉重的服役。如是也好像采用了一些累进税制

精神。

朱元璋的擘画

760多年之后我们翻阅这段纪录，深有感触的不是当中节目的详尽，而是如此一

部计划在事实上竟可以付诸实施。很显然的，朱元璋的明朝带着不少乌托邦的色彩，

它看来好像一座大村庄而不像一个国家。中央集权能够到达如此程度乃因全部组织

与结构都已简化，一个地跨数百万英亩土地的国家已被整肃成为一个严密而又均匀

的体制，在特殊情形下，则由民间经济作主，形成人力与物资可以互相交换的公式，

而厘定分工合作的程序，其过程虽复杂，但在朱元璋督导之下，则可以借行政上的

管制付之实施了。

仅是对朱元津的褒贬还不能全部解释此中的奥妙。不管说设计人确实是具有天

才的创造人或是极毒辣的阴谋家，还是不能解答当中最紧要的问题：何以这古怪的

设计竟能在事实上通行？这样看来，元朝因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