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仁宇文集-第9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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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于意大利半岛，可是资本主义（capitalism）这一名词却产生在几百年后。纵

然如此，从开始使用至今已有100多年了，以今日世事变化之剧之速，也可以算得

“曾经沧海”。对西方而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因为1929年经济恐慌的记忆

犹新，各界批评资本主义的文字很多，组织工会，防制托拉斯，提出社会福利的立

法，亦与当日提倡资本主义者的立场相反。直到东西冷战之后，才有人以在资本主

义的旗帜下自豪，才有人倡说它与西方社会中之自由不可分割。可见得历史上的资

本主义，是一个复杂的多面体。资本主义——名目之由来

法国历史家布罗代尔（FernandBraudel）研究资本主义多年，他的考证如下：

资本主义为这三个名词＇其他两个名词为“资本”（Cap－ita）及“资本家”

（capitalist）＇之中最带激动性的一个，曾经促使历史学家及辞典专家拚命追究而

尚无定论。据陶查特（Dauzat）说，此字眼曾见于1753年之《百科全书》，它并赋

予奇特的意义：“富裕之人的景况。”这种说法可能不正确；因为此一文句迄今未

为后人觅得，仅见于1842年黎察（J．B．Richard）所著《新法文广义》）（Enric

hissementsdelalanguefrancaise）一书中。可能是由于布兰（LouisBlanc）与

巴斯夏（Bastiat）的争辩；才赋予这名词新意义。他在1850年写着：“我所谓之资

本主义乃是有些人拨用资本，不让旁人介入。”当时“资本主义”这字眼仍不常见。

普鲁东（Proud…hon）间或使用。他的说法亦算正确：“土地仍是资本主义之堡垒。”

这也是他的主要论题之一。普鲁东给这个名词下了很好的定义：“一种经济与社会

之体制，当中劳工以劳力使资本产生作用，使之成为收入之来源，而此资本并不隶

属于这些劳工。”可是六年之后（1867）马克思仍不知有此名目。

事实上要到20世纪之初，“资本主义”这个名词才在政治论坛的争辩中，轰轰

烈烈的被视为社会主义的反面。宋巴特（WernerSombart）爆炸性的著作《现代资

本主义》（DermoderneKopitalismus，初版，1902），更将之引进学术界。在很

自然的情况下，这个马克思从未使用的名词，却被归并于马氏的规范之中。自此，

奴隶社会、封建制度与资本主义，被视为《资本论》作者的三阶段之演进。

这名词在出现过程中的含糊不清，可能是由于它成为一种政治上的名目。20世

纪初年，经济学家长期的拒绝使用，如纪德（CharlesGide）、康瓦斯（Canwas）、

马歇尔（Marshall）、西利格门（Seligman）、卡萨尔（Cassel）。直到第二次大

战之后，才在《政治学辞典》（Dictionairedessci…encespolitiques）中出现；

《大英百科全书》迟至1926年版才赋予一篇解释。《法国研究院辞典》则迟至1936

年才加以介绍并给它一个啼笑皆非的定义：“资本主义：资本家之整体。”这书至

1958年仍未有显著的改进：“一种经济体制，内中生产的品物属于私人或私家行店。”

——为什么不径称“生产工具”？

事实上自20世纪初年以来，资本主义即被重重推压着不同的意义，而尤以1917

年俄国革命之后更盛，曾使很多人感到尴尬。有声望之历史家如希亚通（Herbert

Heaton）曾提议将之废弃不用。他曾说：“在各种主义之中，最扰乱听闻的乃是资

本主义。这字眼有了如此五花八门的解释与定义，任何人都可以说，资本主义与帝

国主义相似。”费伯微（LucienFebvre）认为它既然被过度滥用，实应自此放弃。

可是如果我们真的放弃，又必立刻感到怅然若失。南非德（AndrewShonfield）说

得好：“还在继续使用资本主义这个名词的原因之一，是没有人，最严峻的批评者

在内，得提出个较好的字来代替。”由此我们可以窥见这名词之发生问题，其来有

自。

陶蒲的三种学派

前剑桥大学讲师陶蒲（MauriceDobb）分析当代有关资本主义之论文，归纳为

三派。一种注重生产关系之转变。资本主义一行，生产者开始出卖劳动力，此后对

制成品无法过问。这也就是马克思学派。陶蒲自称属于此掀。第二派着重资本主义

的精神，亦即新时代的资本家将存积资本当作一种高尚的事业，并且赋予以虔诚的

宗教性。还有一派则重视自然经济蜕变为金融经济的过程。资本主义之特征，组织

上本就预备对付遥远的市场，于是批发商出资垫买商品，因之也干预着零售商及生

产者的业务。

但在现有的著作中，没有一派的理论可供我们全部观摩借用。因为许多理论并

不合于我们所处的时间及地点，对一般读者说来，沉缅于这些理论可能始终不得要

领，至少也是事倍功半。

例如陶蒲提及工业资本之形成时，承袭马克思的说法，指出有两种方式：一种

是匠工扩大了本身行业的制造。他们阶手胝足挣积了资本成为资本家，开始雇用劳

工，创造新局面，通常是前进的。另一种方式则是将商业资本投入制造，压制生产，

使物以稀为贵，而大规模的赚钱。他们也不愿意高度的分工合作，于是避免了大量

的投资，总之就是反动。作者根据英国在16、17世纪间不同的行业，提出无数例证。

但是在初期存积资本的过程中，工可以为商，商也可以为工。即算作者所举例证全

部确凿，在数百年后的今日，前进的工匠与顽固反动的商人皆经过市场的测验和时

代的淘汰，有的歇业破产，有的臻荣日上。今日尚待开发的国家，百事待举，亟需

将廉价的劳工投入国际市场以便存积资本。资金的辗转则已国际化，不借贷则眼看

着旁人占先，并使自己坐失机宜。虽说任何国家都要尽量保护本身和劳动者的利益，

可是现在已不是计量企业家的家庭环境背景和阶级出身的时候了。对已开发的国家

来说，刻下的问题早已逾越多个世纪以前的范畴。今天各大公司除需面对同业的竞

争外，更需防备的是职业性的“公司突击者”（corporationraiders）。他们靠游

说为资，先向银行家和证券交易人取得“垃圾证券”（junkbonds），将若干大公

司的股票成批买去，然后接收对方，裁道其经理人员，再将其经营的事业撤离合并，

有的出卖，有的加强，只顾刻下的效率，忽视长期惨淡经营的需要。先进国家的工

商业人士既要对付诸如此类的大问题，因为所牵涉的资金动辄十亿、百亿，被接收

的公司的雇员也以万计，使整个社会已无力去顾及初期存积资本时其成员的积极性

与消极性了。就像一个商店今日之盈亏每年逾百万，已无暇去考证几十年前账簿上

一个小数点后面之数字是否确实可靠了。

韦伯（MaxWeber）是第一个积极宣扬资本主义精神的学者。他的著作将新教伦

理（protestantethic）与现代资本主义并为一谈。作者一方面提出路德提倡的上

帝之召唤（calling，亦即天命，对每个人不同）与加尔文之命定论（predestina－

tion），一样有个人主义的趋向，因为天主教徒过去崇信带有集体性格之良心，经

过宗教改革以后，已代之以匹夫匹妇个人为主义之良心。自此也不能全恃寺院修道

作为获救的阶梯，各人之生计行业仍不能与信仰无关。路德尚只消极的以各尽所能

乃系上天谛命。加尔文则鼓励各信徒设想本身已被选拔获救，于是事业上的成功乃

系得到恩惠之象征，因之更积极进取。另一方面韦伯也根据富兰克林及英国非国教

（non－formist）牧师巴克斯特（RichardBaxter）的言行证实英美资本主义之

兴起与清教徒之间有密切关系。中国读者特别有兴趣的则是韦伯在他的《宗教社会

学论文集》里有一卷专论中国不能产生资本主义的原因。他述及中国社会受儒家统

治，只有父系的官僚组织，缺乏有法律保障的社会结构。下层的组织既靠父系权威

（patriarchialauthority）的氏族（sib）作主，科举制度又将一切名利交付文人，

使其他各种行业缺乏适当的诱导力量。道教则被中国社会看作一种魔术，它本身也

逐渐减轻入世的行动。佛教在中国也同样被排斥。韦伯指出佛教因对女人情绪有特

别感召的力量，以致成为宫闱之中被重视之信条，经常有宦官为其赞助人，而缺乏

领导社会之力量。

韦伯引用中国资料常有错误及误解之处，可是整体来说，他这种比较式的观察

尚称得体。他批评中国旧社会教条森严无法活用的地方，通常一针见血。但韦伯只

是一个社会学家，其作品可视为文化人类学（culturalanthropology）的论文，一

般心理上的分析细腻，很适合用为评议文艺和美术的根据，而用以解释人类的某种

经济行为有如资本主义者，则不免流于用抽象的论断来衡量具体的事物，当中的联

系，只在或有或无之间，读者纵无从驳斥其非，却也很难完全相信。

十六七世纪以荷兰及英国为首的西欧国家，趁着宗教改革之发难，将封建制度

的残余社会力量一扫而光，代之以新社会的国家组织与经济体系。这种组织与体系，

以“资本主义”称之。其中又以加尔文教派为盛，并以其战斗力量与旧有力量周旋。

所以历史上提到“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必有其互相衔接之处。但是若

以为两者之间的联系即可概括全部除旧布新的运动，或可以推测以后社会新组织的

全貌，则不免过度将问题简化。

资本主义首先出现于威尼斯时并无新教渗入。以后相继推及于法国及比利时，

这些国家至今皈依天主教。荷兰独立战争之领导者“威廉寡言”（WilliamtheSi

lent）原奉天主教，在革命过程中先入路德教派，后又改信加尔文派（详第三章），

所以到底是新教伦理发生了领导的力量？抑或它不过是革命战争中被利用而为一种

工具？这种种问题，就使韦伯的理论发生了罅隙。

韦伯也体会到新教伦理不能凭空存在。资本主义能推行，法治的维持为首要工

作，若无法治，则商业资本即无法预为筹谋，无从计算，亦即不能发生一个现代经

济的体系。可是作者亦以为现代商业法律也是由新教思想体系孕育而成，则不免张

冠李戴。事实上现代商法虽可以追溯到罗马法的根源上，但主要的仍是在中世纪经

由意大利的自由城市实用而产生。要等到西欧各国商业展开，法治基础成熟，逐渐

抄袭沿用。是故民法、商法和法治理论并不会因某种精神而产生，却会因物质生活

的推广而增进。由此也可以看出韦伯等过度强调理想主义的弊病。

韦伯亦了解他自己的理论施用起来必有限度。他所谓的资本主义精神，基于新

教伦理即使在金钱堆中仍有硬干苦干，顶天立地，道德升华的观感。在他看来只有

如是才算合理（rational）。他也提到：“当然这种观念不仅曾在资本主义之条件

下存在。我们也可以在资本主义发生之前追溯到它的根源。我们更不能说现代资本

主义企业中各个人包括企业家及劳工仍在自信的保持着这些伦理信条。今日资本主

义的经济组织是一个庞大的宇宙，各个人出生于其中，它将许多不能更变的事物交

付给他，他只能与之共存。当各个人牵涉到市场关系的时候，他只能就范于资本主

义的条规。要是制造者长久违反着这些成例，他必在经济生活之中被淘汰，有如工

人不使自己迁就于这些成例，则必会失业而踯躅于街头。”

这样看来，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与作者所谓资本主义的精神全是两回事，它们

虽可以在某种条件下异途而同归，却不见得会共存亡。我们企图以最经济的眼光来

了解资本主义在现代社会中展开的全貌时，若跟随韦伯则很难找到适切的途径，很

可能因为他的唯心主义而被带入歧途。

与韦伯同时而同出于德国唯心主义之门下者，有前述之宋巴特。韦伯认为资本

主义的精神出自基督教的新教伦理，宋巴特则认为出自犹太教，与韦伯所述清教徒

相轩轾。他说及犹太人在15世纪末叶被逐出西班牙后，于16世纪初来到荷兰，凭着

他们的资本及信用证据扶助资本主义的发展，并且通过安特卫普（Antwerp，今属比

利时）将这精神带到英国。“可是犹太教自始至终没有产生一种固穷的理想（pove

rtyideal）”。宋巴特总认为在资本主义之前，人类是比较纯洁的，各人以自己为

标准，去衡量外界的事物。一旦接受资本主义就本末颠倒，采取一种数量上的计算

（quantitativecalculation），所有精力用于算计如何获得财物，“用武力、用

魔术、用计谋、用新发明和用金钱去获得财物”。可是另一方面，他也说及每一个

欧洲的国家都有产生资本主义的能力，只有程度上的不同。自从罗马帝国崩溃后，

每一个国家都有两种力量出现，一是对金子的贪婪，一是创设企业的精神，不久这

两种力量凝结一气。可是宋巴特讲资本主义的弱点，没有时间的程序，也没有空间

的限制。甚至穿绸、吃糖、生活带色情都可以归咎于资本主义。

唯心主义者有时将本人之爱憎当作善恶，更将这种标准施用到历史中重大的事

故上，结果可能相当危险。韦伯在《新教伦理》说到西方之特长时，已有种族主义

（racism）的趋向（详第五章）。可是他提及纵使个人相信生理及遗传的关系，刻

下的科学发展尚不容他作定论。宋巴特则将“英雄性格”与“贸易民族”等称号，

分派到不同的民族头上去。他又提出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