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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大秦帝国 第五部 铁血文明-第6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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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种新的国风,从而在很长时期内成功地避免了与赵国如出一辙的乱政危局。这
    个重大事件,便是商鞅变法。历史地看,商鞅变法对于秦国具有真正的再造意义
    ——没有商鞅这种铁腕政治家的战时法治以及推行法治的坚定果敢,便不能强力
    扭转秦部族的烈乱秉性。事实上,秦国在秦献公之前,其政变兵变之频繁丝毫不
    亚于赵国,其庶民私斗擅杀风习之浓烈更是远超赵国而成天下之最。唯横空出世
    的商鞅变法,使秦部族在重刑威慑与激赏奖励之下洗心革面,最终凝聚成使天下
    瞠目结舌的可怕力量。始皇帝之后,秦部族又陷入乱政滥杀,最后一次暴露出秦
    部族的烈乱痼疾,这是后话,容在秦帝国灭亡之后探讨。
    赵国没有经历如此深彻的强力变法。
    赵氏部族的烈乱秉性没有经由严酷洗礼而发生质变。
    是故,赵部族的乱政风习始终伴随着赵国,以致最终直接导致其灭亡。
    大略回顾赵部族的乱政历史,可以使我们清晰地看到赵国灭亡的内因。
    远古之世,赵秦部族与大禹部族是华夏东方最大的两个部族。赵秦部族能记
    住名字的最远祖先是大业。这个大业,便是后来被视为决狱之圣的皋陶大业即皋
    陶,见沈长云等《赵国史稿》之考证……第二代族领是伯益。在皋陶、伯益时代
    ,赵秦部族与大禹部族结成轴心盟约,发动并完成了远古治水的伟大事业。治水
    之后,大禹建立了夏王国。已经明确为大禹继任者的伯益被大禹的儿子启密谋处
    置,不知所终。由此,赵秦部族与夏部族有了不可化解的仇恨。终夏之世,赵秦
    部族不参夏政,游离于夏王国主流社会之外而独立耕耘渔猎。夏末之世,商部族
    发动联络各部族灭夏,赵秦部族立即呼应,加入反夏大军并在鸣条之战中与商部
    族联合灭夏。其后,赵秦部族便成为商王国的方国诸侯之一。在商王国时代,赵
    秦部族两分:其中主力一支以飞廉、恶来父子为先后首领,成为商王国镇守西陲
    的方国部族;一支仍居中原腹地。随着周武革命而灭商,赵秦部族的两支力量分
    开了。镇守西陲的一支因忠于商王国而疏远周王国,远避戎狄聚居的陇西地带独
    立耕牧,这便是后来的秦部族。仍居中原腹地的一支,却因相对臣服周王国,其
    首领造父成为周穆王的王车驭手据史家考证,王车驭手地位很高,等同于大臣,
    并非寻常匠技庶人。,后来因功封于赵城,于是演变为周室功臣的赵部族。
    西周末期,秦赵两部族的命运发生了惊人的颠倒:秦部族应周太子(周平王)之邀,浴血奋战杀败戎狄平定镐京之乱,成为东周的开国诸侯;赵部族却在很
    长时间内,依然是蜗居晋地的寻常部族。
    以上之赵氏历史,可称为先赵时期。
    春秋(东周)中期,赵部族在晋国渐渐发展起来。及至赵衰、赵盾两世,由
    于辅佐晋文公霸业极为得力,赵氏部族崛起为晋国的掌军部族。从赵盾时期开始
    ,赵氏部族成为晋国的权臣大部族之一,无可避免地卷入了晋国的权力主流。从
    此,赵氏部族开始了外争内乱俱频繁的血雨腥风的部族历史。从赵盾到赵襄子立
    国,可称为早赵时期。
    内乱妄杀频仍,大起大落,是早赵部族最显著的特点。
    早赵时期历经赵盾、赵朔、赵武、赵成(景叔)、赵鞅(简子)、赵毋恤(
    襄子)六代,大体一百余年。这六代之中,发生的内乱妄杀事件主要有四次:
    其一,赵盾时期部族内争,导致赵氏部族分裂,几被政敌灭绝赵盾之世的内
    乱起因于让嫡,终致被屠岸贾势力大肆杀戮,故事纷繁,有兴趣者可阅读史料……
    其二,赵简子废嫡(太子伯鲁),改立狄女所生庶子赵毋恤(襄子)为继承
    人。这是赵氏部族第一次废嫡立庶之举,为以后的废嫡立庶之风开了先河。
    其三,赵简子妄杀邯郸大夫午,导致自己孤立逃亡,开政治妄杀先例。
    其四,赵襄子诱骗其姊夫(代地部族首领)饮宴,密令宰人(膳食官)以铜
    枓(斟水器具)击杀之。“其姊闻之,泣而呼天,摩笄(发簪)自杀。”见《史
    记·赵世家》。这是典型的内乱妄杀。
    显然,早赵部族在处置部族内政方面没有稳定法则,缺乏常态,妄杀事件迭
    起,导致其部族命运剧烈震荡大起大落。赵氏立国之后,这种内乱之风非但没有
    有效遏制,反倒是代有发生,十二代中竟有十一次之多:
    其一,公元前425年,赵襄子方死,其子赵浣(献侯)立。赵襄子之弟赵桓子
    密谋兵变,驱逐赵浣,自立为赵主。
    其二,公元前424年,赵桓子死,赵部族将军大臣再度兵变,乱兵杀死赵桓子
    儿子,复立赵浣,是为赵献侯。
    其三,公元前387年,赵烈侯死,其弟武公立。武公十三年死,赵部族将军举
    事政变,废黜武公子,而改立烈侯子赵章,是为赵敬侯。
    其四,公元前386年,赵武公之子赵朝发动兵变,被攻破,逃亡魏国。
    其五,公元前374年,赵成侯元年,公子赵胜兵变争位,被攻破。
    其六,公元前350年,赵成侯死,公子赵绁发动兵变与太子赵语(赵肃侯)争
    位;赵绁失败,逃亡韩国。
    其七,公元前299年,赵武灵王传位王子赵何(此前废黜原长子太子赵章,改
    立赵何为太子),退王位自称主父;不忍赵章废黜,复封赵章为安阳君。其后赵
    章发动兵变,与赵何争位。权臣大将赵成支持赵何,击杀赵章。
    其八,赵成再度政变,包围沙丘行宫三月余,活活饿死赵武灵王。
    其九,公元前245年,赵国发生罕见的将帅互相攻杀事件:赵悼襄王命乐乘代
    廉颇为将攻燕,廉颇不服生怒,率军攻击乐乘,乐乘败走,廉颇无以立足而逃亡
    魏国。这是战国时代极其罕见的大将公然抗命事件,而赵国朝野却视为寻常。几
    年后赵国复召廉颇,即是明证。
    其十,赵悼襄王晚期,废黜原太子赵嘉,改立新后(倡女)之子赵迁为太子
    ,种下最后大乱的根基。
    其十一,赵迁即位,内乱迭起,郭开当道,诛杀李牧。
    为国十二代而有十一次兵变政变内乱,战国绝无仅有也。
    战国大争,每个国家都曾有过内争事件,然则如赵国这般连绵不断且每每发
    生在强盛之期而致突然跌入低谷者,实在没有第二家。历史呈现的清晰脉络是:
    赵国之乱政风习代有发作,始终不能抑制,且愈到后期愈加酷烈化密谋化,终于
    导致赵国轰然崩塌。赵国乱政痼疾是赵国灭亡的直接内因,其更为深层的内因则
    在于部族秉性。如前所述,部族秉性生成于生存环境与其所经历的重大事件。所
    谓生存环境,一则是自然地理环境,二则是社会人文环境。地理环境决定其与自
    然抗争的生存方式,社会环境则决定其人际族群的相处方式。对赵国两大根基环
    境作以大要分析,可以使我们更深地透视这个强大国家的根基。
    古人很重视对地域族群性格的概括。《史记·货殖列传》、《汉书·地理志
    》都对战国时代的地域性格做了丰富的记载,做出了精当的概括,这便是将地理
    环境与民风民俗直接联系起来的种种分析。赵国之地,大体分为邯郸地带、中山
    地带、太原地带、上党地带、代郡地带、云中胡地等六大区域,其各地地理民风
    的大体记载是:
    邯郸地带:处漳、河之间,一都会也,北通燕、涿,南邻郑、卫,近梁(大
    梁)、鲁;土广俗杂,大率精急,高气势,轻为奸,好气任侠。
    中山地带:山地薄,人众,民俗儇急,仰机利而食;丈夫相聚游戏,悲歌慷
    慨,起则相随椎剽(白日以木椎杀人剽掠),休则掘冢作巧奸冶(夜来则盗墓为
    奸巧生计);女子则鼓鸣瑟(弹着乐器),跕屐(拖着木屐),游媚富贵,入后
    宫,遍诸侯。
    太原上党地带:多晋公族子孙,以诈力相倾,矜夸功名,报仇过直,嫁娶送
    死者靡。
    代郡地带:地边胡(与胡地相邻),数被寇(多被胡人劫掠)。人民矜懻忮
    (强直狠毒),好气,任侠为奸,不事农商。其民如兕羊,劲悍而不均。自晋时
    中原已患其剽悍,而赵武灵王益厉(激励)之,其俗有赵风。
    云中胡地:本戎狄地,多居赵齐卫楚之民,鄙朴,少礼文,好射猎。
    综合言之,赵国腹地山塬交错,除了汾水谷地与邯郸北部小平原,大多被纵
    横山地分割成小块区域,可耕之地少而多旱(薄),农耕业难以居主导地位;更
    兼北为胡地,狩猎畜牧遂成与农耕相杂甚或超过农耕的谋生主流。相比于赵国,
    其他五国均有大片富庶农耕之地:秦有关中蜀中两大天府之国,魏韩有大河平原
    ,齐有滨海半岛平原,楚有江汉平原与吴越平原,燕有大河入海口平原与辽东部
    分平原。当时天下,只有赵国没有如此大面积的农耕基地。如此地理环境的民众
    ,在农耕时代自然难以像中原列国那样以耕耘为主流生计。为此,所形成的社会
    人文环境(民风民俗)便有两大特征:
    其一,仰机利而食。农耕无利而不愿从事农耕,崇尚智巧与其他生存之道。
    譬如男子好射猎、多任侠、轻为奸、常劫掠等等;女子“设形容,奔富贵,入后
    宫,遍诸侯”等等。也就是说,在赵国这样一个没有大片富庶土地的国家,人民
    的生存方式是不确定的,是动荡的。贫瘠多动荡。这是人类发展的普遍现象,即
    或在两千多年后的今日,我们依然能在贫瘠国度与地区看到此种现象的重演。
    其二,豪侠尚乱,慷慨悲歌。唯其生计多动荡,则生存竞争必激烈,唯其竞
    争激烈,豪杰任侠必多出,竞争手段必空前残酷。所谓人民强直而狠毒(懻忮)
    ,所谓高气势而重义气,所谓报仇过直,皆此之意也。在一切都处于自然节奏的
    古典社会,若无坚韧彻底的法治精神,则法治实现难度极大。其时,社会正义的
    实现与维持,必然需要以豪杰任侠之士的私行来补充。唯有如此社会需要,赵国
    才会出现民多豪侠的普遍风气,其豪侠之士远远多于其他国度。豪侠多生,既抑
    制了法治难以尽行于山野所可能带来的社会动荡,又激发了整个社会的“尚乱”
    之风。尚乱者,崇尚私刑杀人也。对于政治而言,私刑杀人就是妄诛妄杀,就是
    连绵不断的兵变政变。
    《吕氏春秋·介立篇》有一则评判云:“韩、荆(楚)、赵,此三国者之将
    帅贵人皆多骄矣,其士卒众庶皆多壮矣!因相暴以相杀。脆弱者拜请以避死,其
    卒递而相食,不辨其义,冀幸以得活……今此相为谋,岂不远哉!(要如此人等
    同心谋事,显然是太远了啊!)”吕不韦曾久居赵国,如此评判赵国将帅贵人与
    士卒众庶,当是很接近事实的论断。
    唯有如此社会土壤,才有如此政治土壤。
    唯有如此政治土壤,才有如此乱政频仍。
    中国古典思想史上的两大惊人论断,都是赵国思想家创立的。
    慎到,首创了忠臣害国论。荀况,首创人性本恶论。
    这是发人深思的历史现象。
    慎到者,赵国邯郸人也。其主要活动虽在齐国稷下学宫与楚国、鲁国,然其
    思想的形成发展不可能脱离赵国土壤。慎到是法家中的势治派姑且不说,其反对
    忠臣的理论在中国古典思想史上堪称空前绝后。慎到之《知忠》篇云:“乱世之
    中,亡国之臣,非独无忠臣也!治国之中,显君之臣,非独能尽忠也!治国之人
    ,忠不偏于其君。乱世之人,道不偏于其臣。然而治乱之世,同世有忠道之人,
    臣之欲忠者不绝世。比干子胥之忠,毁瘁君主于阁墨之中,遂染弱减名而死。由
    是观之,忠未足以救乱世,而适足以重非……忠不得过职,而职不得过官。桀有
    忠臣而罪盈天下……将治乱,在于贤使任职,而不在于忠也。故,智盈天下,泽
    及其国;忠盈天下,害及其国!”
    以当代观念意译慎到之《知忠》篇,是说:乱世亡国之臣中,不是没有忠臣。而治国能臣,更不都是尽忠之臣。治国之能才,应当忠于职守,而不是忠于君
    主。乱世之庸人,则忠于君主,而不忠于职守。人世治乱,想做忠臣者不绝于世。譬如比干、伍子胥那样的赫赫忠臣,最终却只能使君主毁灭于庙堂,自己也衰
    竭而死。所以,忠臣未必能救乱世,却能使谬误成风。官员当忠于职守,而职守
    不能越过自己的职位。而忠臣自以为忠于君主而到处插手,反而将朝政搞乱。所
    以,夏桀不是没有忠臣,其罪恶却弥漫天下。治国在于贤能,而不在于忠。所以
    ,能才彰显天下,国家受益;忠臣彰显天下,国家受害!
    慎到反对忠臣之论,其论断之深刻精辟自不待言。我们要说的是,这一理论
    独生于豪侠尚乱的赵国而成天下唯一,深刻反映了赵人不崇尚忠君的部族秉性。
    唯其如此,赵国政变迭生,废立君主如家常便饭,当可得到更为深刻的说明。
    荀况也是赵人。其《性恶》篇云:“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今人之性,
    生而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
    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纵人
    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
    荀子性恶论的提出,是为了论证法治产生的必然性,其伟大自不待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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