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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疯狂-第49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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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攻陷成都仅二月,杀进士、举人、贡生一万七千人于东门外。又召集生员。拿出一面一百平方尺的大旗,令其在上写一满幅“帅”字,且须一笔书成,能者免死。有夹江生员王志道缚草为笔,浸大缸墨汁三日,直书而成。张献忠仔细看后曰:“尔有才如此,他日图我必尔也!”即刻杀死祭旗。反正是不讲理的屠杀。根本让那些士子没有活路。
  之后张献忠开科取士。严逼各州县士子前来考试,不来者杀头,并连坐左右邻居十家。他在成都贡院前设长绳离地四尺(约1。3米),让考试的人依次过绳。凡身高于绳者,全部赶到西门外青羊宫杀之。前后万余人,死者留下笔砚堆如山积,张献忠前往观看,拊掌大笑开怀。
  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别人是虎毒不食子,张献忠却来了一个自毁自杀。某日晚,他的一个幼子经过堂前,张呼唤,子未应,即下令杀之。第二天晨起后悔,召集妻妾责问她们昨晚为何不救,又下令将诸妻妾以及杀幼子的刀斧手悉数杀死。
  奇怪的事还不仅仅这一些,随着张献忠的心情焦虑,他竟然开始大杀自家兵士。当周围已无百姓可杀时,乃自杀其卒。初杀蜀兵,蜀兵尽,次杀楚兵,楚兵尽,后杀同起事之秦兵。而这行为连大西军的将士都看不下去,而张献忠反而责其下属杀人不力,骂曰:老子只需劲旅三千,便可横行天下,要这么多人做甚!
  尤其是妇女,更是像沦入地狱。每逢大西军在攻城的时候,如遇到激烈的抵抗,张献忠就让所掳掠的妇女赤身裸体向城上辱骂。
  而掳来的妇女,凡是有姿色的都被轮奸得奄奄一息,然后割下首级,将尸首倒埋进土中。女人的下体朝上,据他们认为可以压制炮火。
  除了在一种情况下妇女可以免死,那就是张献忠的士兵一进入百姓家,家里的妇女装出十分情愿的样子主动与士兵相淫。因此张献忠的士兵经过的地方,妇女不得不首先迎出来,自己脱衣供他们侮弄,这样才有机会救一家人的性命。所以那些民女在惊骇之下,只好纷纷主动献身,比娼女还像娼女。
  而当张献忠每攻陷一城,所掳掠的妇女必须由他先挑选出几个姿色美艳的轮流伴宿。这些美女们上半身穿着艳装,下半身"chi luo"什么也不穿。无论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只要张献忠淫兴勃发,立刻命这些美女横倒在地,进行奸污。等到他玩腻了的时候,便将她们洗剥干净杀死,蒸着或煮着吃。有时他等不及这些美女煮熟了,就带着血大嚼起来。
  入川以后,张献忠患了疟疾,他就对天许愿说如果病好了就以“朝天蜡烛两盘”贡奉给上天,直到他病好以后周围的人才明白这话是什么意思。
  张献忠命令兵士,专砍女子的纤足,每个兵士必须至少进献十双小脚。那些如狼似虎的士兵专门搜寻女子的纤足,只要遇见女子就地先将脚砍下来。不到半天军营中的小脚已经堆积如山。张献忠命人将收集来的三寸小脚堆成一座山的形状,称为莲峰。
  没想到这位人间魔王还不满足。当他回头一看自己的小妾的脚也很小,就顺便砍下来堆在莲峰顶上,随后再将这些小脚架火烧毁,名为点朝天烛。至于男子则被砍脑袋或割下"yang ju",也堆在一起在太阳下暴晒。
  在张献忠的一番屠杀之下,川地是赤地千里。当平民杀完以后,张献忠就派心腹去士兵中间窃听,士兵偶有怨言,就会全家被杀。
  在这样的杀戮之下,川中城内都杂树成拱,野狗吃起人肉像虎豹那样的凶猛,在路上咬死人,不吃干净就走了。而遗留的百姓逃到深山中,穿着草编的衣服,遍体都生了毛(缺盐)。
  这样一条条的血泪控诉,让吴世恭是揪心不已。他立刻批注道:“张贼不可恕!大西贼不可饶!”之后,就扔下了朱笔平复自己的心情。
  不过看了李自成和张献忠的情报以后,吴世恭倒是对薛勇的西北攻略平添了许多信心。只要薛勇的声东击西战术一奏效,李自成的大顺军必将不复存在。而已经自我毁灭的张献忠更是不足为惧了。
  就是战果不利,大平军也可以撤回山西和河南。毕竟他们的身后还有着周巡和张彪的熊捶镇、留守汝宁和归德的,薛强指挥的汝宁军部队,还有山西的地方部队作为支援呢。而且李自成的大顺军也没有足够的兵力进行反攻了。
  休息了一会儿,吴世恭就开始看起了南明的战报。
  北京被李自成攻陷和崇祯皇帝自杀身亡的准确消息,是在八月下旬才传到南京的,明朝身在南京的大臣们,在大悲大恸之中,连忙筹备拥立新君。于是各派政治势力紧张地争斗厮杀了一个来月,最后定立福王朱由崧为帝,改元弘光。
  弘光帝于九月十五日登基,登基后立即就降旨为崇祯皇帝议上庙谥。九月十五日,谥号议定,全称为“绍天绎道,刚明恪俭,揆文奋武,敦仁懋孝烈皇帝”,庙号“思宗”庙号、谥号用“思”、用“烈”,特别突出对崇祯帝“杀身成仁”的痛悼。
  后来就有人提出,“思”字曾经是蜀汉后主刘禅死后的谥号,用“思”来称崇祯皇帝极为不妥,建议改定,朝臣们又反复磋商了很久,最后改定庙号为“毅”。
  接着,在崇祯朝作过一个月大学士的文震孟的儿子文秉,更上先帝谥号曰‘烈宗正皇帝’。”虽然文秉的看法在当时很有代表性,遗民们出于亡国的惨痛和对故国深刻的怀念,对于作为故国标志的最后一个皇帝难免要表现出特别的热情。
  何况“自古艰难唯一死”,崇祯皇帝毕竟是杀身殉国了,那死就被看作壮烈非凡,是合互乎大道的“仁”,甚至连在死前逼杀后妃也成了“义”,不争天命也成了“智”,临死前的一句激愤之言也成了“礼”,仁义礼智俱全,简直是独立于天地之间,垂则于千秋万代。
  可笑的是,这些大臣们就忙着玩这些文字游戏,却不把心思放在如何来保住南明小朝廷上。




 第八百九十九章天下战事(四)

  更为可怕的是,由于在新帝上的一系列不良的举动,现在的南明小朝廷也处在分崩瓦解之中。
  当北京城被攻陷,崇祯皇帝身死的消息传到南京以后,作为南京兵部尚书的史可法,当仁不让地成为了文官之首。而此时的当务之急当然是立新君。
  可接下来,清军和关宁铁骑奉鲁王“清君侧”;李自成的大顺军玉田惨败;汝宁军北上勤王,收复京城并救出太子;吴世恭黄袍加身。这一连窜眼花缭乱的消息使得南京的大臣们是晕头转向,等到一切都尘埃落定,时间也已经过去了一个多月了。
  然而在这一个多月的时光中,围绕着立新君,那些大臣也恢复了大明朝文臣们的“优良传统”,开始赤膊上阵,进行了一场激烈的党争。
  按照与崇祯皇帝的血缘疏近,福王朱由崧是新君的当然人选。可是以钱谦益等热衷于东林门户之见的官绅却群起拥潞王。当然,这些东林党人的真正用意,就是排除福王,以确保崇祯时期东林—复社党人在政治上的操纵权,特别是如果潞王以较远的宗支而被迎立,钱谦益等人有“定策”之功肯定可以飞黄腾达。
  而作为实权人物的史可法则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他是东林党人左光斗的得意门生,自然对拥戴福藩继统心存疑虑,但又担心舍亲立疏将引起更大的政治风波。
  最后,史可法亲自写信给南京高级官员说明定策意见:“迎桂者何?以福、惠之有遗议也,乃舍而立桂也。其潞藩则仿古兵马元帅之制暂借统兵马。”而南京的官绅对于这个折中方案比较满意,由南京礼部准备乘舆法物前往广西迎接桂王。
  可就在此时,形势却急转直下。南京镇守太监卢九德暗中勾结总兵高杰、黄得功、刘良佐决定拥立福王朱由崧。
  因为卢九德在万历末年曾在宫中为老福王朱常洵服役,所以在朱由崧的幕后策划之后,卢九德就当仁不让地展开了合纵连横的游说。
  而高杰、黄得功、刘良佐等人的积极参与拥立显然是为了攘取“定策之功”,以此来增强自己在政治上的地位。
  至于那些原先不赞同立福王的东林党大臣,他们大多都立刻见风使舵。为了自己的权利,加紧时间向福王朱由崧表示效忠。而史可法却还蒙在鼓里,继续写信说朱由崧“贪、淫、酗酒、不孝、虐下、不读书、干预有司”七不可立之理由。
  可是当南京各大臣被卢九德邀请到家中,传阅高杰、黄得功、刘良佐等人的效忠书信时,虽然不少人感到震惊,但是他们既无兵权,立桂、立潞的方案又已胎死腹中。失去了凭借,只好违心地表示同意。
  在此次立新君中,史可法完全是当断不断,反受其乱。作为一名亲东林党的文官,他这样的做法是有些门户之见的原因。但更主要的原因,是史可法性格上有着致命弱点。他是缺乏雄才大略。总想处处应付,八方妥贴,没想到最后却落得个事与愿违。
  但是真正一度拥有决策大权的是史可法,他却在这样的重大问题上态度游移,没有断然决定拥立福王,致使朱由崧求助于镇将,从此南明小朝廷的大权旁落。史可法是应当负主要责任的。
  福王朱由崧先是就任监国,他立刻主持了廷臣会推,要先选出众位内阁大学士。会推结果,任命原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为东阁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入阁办事。不久又以原詹事府詹事姜曰广为礼部左侍郎,与原礼部尚书王铎,二人兼东阁大学士入阁办事。以张慎言为吏部尚书,召刘宗周为都察院左都御史。其他衙门官员也先后作了安排。
  并且福王朱由崧按照史可法、高弘图、张慎言等人的意向是尽量让“正人”占据要津,使朝廷建立之始有一番新气象。开初在安排朝廷重臣上,他们得以如愿以偿。然而,这种局面很快就改变了。
  争夺朝廷权力的较量先从首辅开始。按明代制度,南京兵部尚书位居留都百官之首,弘光朝廷初立,史可法就成为当然的首席大学士。可是在定策问题上。史可法那首鼠两端的表现,却得不到朱由崧的信任,因此,包括勋贵在内的一些人立即就随风转舵。如:魏国公徐弘基等原先顶奉史可法不啻天人。“权寄稍移,下石随起”;现在竟然倡言可法“勤王无功”“可杀”
  于是,最后承受不了压力的史可法,就以江北不能没有重臣督师的理由,自请督师淮扬。而朱由崧也批准了史可法出任督师。
  诚然,史可法为官是比较清廉正直,但如果认为他留在朝廷秉政,就可以保障江左,进而恢复中原,那就未免对史可法的政治眼光和魄力估计太高了,也不了解南明酝酿立国之时,史可法受东林党骨干分子的牵制业已铸下大错。
  史可法本人不可能得到新天子的信任倒还在其次,真正的关键在于按伦序应继承帝位的朱由崧,他眼看将被东林诸公排斥,为了登上大宝不得不求助于武将,这样才造成了本来无功可录的武将一个个以定策元勋自居。
  而一度掌握着拥立大权的史可法,他却未能抓住这个稍纵即逝决定社稷安危大计的机会,定策之功落入军阀之手,弘光既立,无论他在朝辅政,还是在外督师,都改变不了武将胁制朝廷、无意进取的局面。
  史可法自食苦果,被迫让出首辅之位过江督师,只是证明他决策错误,事机已失,无可挽回。一批倾向东林党的士大夫大喊大嚷“秦桧在内,李纲在外”,国将不国,其实为时已晚矣。
  所以对于当权者来说,在关键时刻的关键问题上绝不能犯错,否则是一步错则步步错。而史可法和弘光朝也进入到了风雨飘渺之中。


 第九百章天下战事(五)

  史可法的失势,使得一帮善于钻营投机的官员执掌了南明小朝廷的朝政,这样的人,其品格道德也是可想而知的,更不用说他们肯定不会把全部心思用在治国之上了。尤其是高杰、黄得功、刘良佐等人坐收“定策”之功,而朝廷中的大臣又纷纷拉拢这些武将形成奥援,这就造成了南明小朝廷文武交讧、将领纷争、内耗既烈、无暇他顾。
  尤其是在这国难当头的时刻,南明如果想要有番作为,就一定要保持内部稳定。纵观整个大明朝的历史,无论是文官、武将,还是太监,随便哪一方得势,可朝廷的威信却总是至高无上的。尤其是明朝皇帝,他们总是把皇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而从武将这一方来看,直到崇祯末年,除了吴世恭、左良玉、吴三桂等寥寥几人,文贵武贱的传统却一直积重难返。可是当南明的武将们发现他们已经翻身,于是他们的“翻身农奴的高歌声”就唱得异常响亮了。
  由于史可法在定策问题上犹豫不决,导致朱由崧乞援于武将。使得弘光既立时,那些武将坐收“定策”之功。而那些武将们既视皇帝为傀儡,朝廷也徒拥虚名,军阀操纵朝廷的局面业已形成。
  于是在南明小朝廷的内部,逐渐形成了四股军阀势力。他们都割据一方,根本罔顾朝廷谕令,飞扬跋扈,只想着自保实力,鱼肉地方。对此,已知铸成大错的史可法等人,还想着竭力挽回这种局面。可是那些军阀已经是尾大不掉了。
  而当弘光朝一成立,朱由崧就召见史可法、高弘图、姜曰广等人,让他们迅速议定用人、守江、设兵、理饷的事宜。于是史可法上奏本,除了重申设立四镇外还谈到了督师问题,他说:“有四镇,不可无督师。应驻扬州,适中调遣。”这时候的史可法他们还想要用文臣节制住那些武将。
  而弘光朝廷决定封高杰为兴平伯,镇守徐州、泗州地区;刘良佐封广昌伯,镇守凤阳、寿州地区;靖南伯黄得功加封侯爵,镇守滁州、和州一带。左良玉封宁南侯,镇守安庆这一带,并且分兵一部镇守淮安、扬州地区。
  从这个兵力部署来看。史可法提出的四镇驻地和所谓进取之基,都是在南直隶境内,而督师驻地更近在江北咫尺之地的扬州。所以当时的一些人士,都已经看出了史可法的毫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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