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萨特一个自由精灵的历程-第3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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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那种观点的一个基本立论是，萨特的总体化、辩证法是从个体出发。到底是从个体的人出发，还是从社会总体出发？我觉得这样提问本身就存在着对萨特思想的误解。萨特的辩证法既是从个体的人出发，又是从社会总体出发。萨特明确谈到他的辩证方法是探索性的，它告诉了人们新的东西，因为它同时既是逆溯的，又是前进的。所谓前进，就是由社会总体状况来解释个体的人，也可以说是从社会总体出发；所谓逆溯，就是由个体的人反过来理解他所在的社会总体，也可以说是从个体的人出发。萨特说，他的方法是在个体对象和时代之间不断丰富的“一往一来”，最终使得两者由死板的并列变成一种生动的矛盾。　　　　
　　　　实际上，一旦使用总体化这个概念，萨特就在个体的人和非个体的人类现实（如果一定要这样分的话）之间建立起一座不可摧毁的桥梁，因为总体化就是总起来规定某种东西，将总起来规定的东西截然分开并对立起来是毫无意义的。　　　　
　　　　《辩证理性批判》第一卷出版后。有不少人非难它、批判它，也有不少人称赞它、同意它。无论是赞成还是反对，都肯定了这部著作的影响之巨大。萨特被视为马克思主义一个流派的代表人物。在西方思想史和哲学史上，任何一个研究者都无法忽视《辩证理性批判》这样一部重要著作的存在。它创立了一种构成的历史的人学，奠定了人学辩证法的基础。而萨特，这个从来不想成为哲学创造者的人，现在却成了这种辩证人学或人学辩证法的无可争议的创始人和缔造者。　　　　
　　　　萨特在写《方法问题》和《辩证理性批判》第一卷时，确认马克思主义是我们时代不可超越的哲学，而他的哲学只不过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上的一块飞地，即马克思主义自己产生后又抛弃了的地方。经过了一些年的继续探索，他的思想有了一些变化。现在他不再认为《辩证理性批判》是马克思主义的，它在某些领域接近马克思主义，但它不是一部马克思主义著作。　　　　
　　　　在70岁这一年，萨特总结说：“虽然我曾深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我再也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有一种解释人的方法，即认为人是其经济制度的产物──这是不符合我的信念的。我认为个人的自由是存在的，它必须构成真正革命的基础。”由于他的自由观念，他的哲学是一种与马克思主义不同的哲学。它不可能忽略马克思主义，同马克思主义有着联系，但不被它所包含。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没有把人的自由作为出发点。　　　　
　　　　另一方面，他又说，马克思主义有些主要方面是站得住脚的：阶级斗争、剩余价值，等等。他认为，今天需要的是另一个思想，这个思想应该顾及马克思主义，以便能超越它，扬弃它，重新拿起它，把它包含在自己身上。为了达到社会主义，这是必要条件。
第二部　介入（1939…1970）知命之年（1957…1965）：拒绝诺贝尔奖（1）
　　　　这一时期萨特在文学创作方面，完成了他的戏剧颠峰之作《阿尔托纳的隐居者》，但是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完成的。阿尔及利亚战争，左派失败，戴高乐上台，……这一切，使萨特沉入写作之中以求得解脱；而他那玩命似的写作活动，反过来又加剧了他的紧张状态。最后，这些东西集中起来，导致了他身上的一场危机──身体的和精神的。　　　　
　　　　现在萨特在构思一个新剧本，他想用另一种方式表达自己对于当前事件的态度，正像当年写《苍蝇》一样。这时，萨特感到自己在写作中出现反常现象：在构思剧本情节时，头脑中一片空白，几乎没有任何意识；随后出现幻听，不断有“启示录四骑士”几个字在耳旁响起，这是他小时候读过的一部小说的书名。他开始服用镇静剂。　　　　
　　　　由于同剧院经理订了合同，萨特不得不克服自己的反常状态，勉力支撑着把剧本写下去，但进展十分缓慢。他往往是一坐半天，在纸上写写画画，但几乎写不出一句像样子的话来。他既紧张又疲乏。一天，萨特同剧院经理贝里奥一起吃午饭，他本想把杯子放在桌子上，结果在离桌子还有很远的地方就小心翼翼地松了手，杯子落在地上摔得粉碎──他完全丧失了距离感。　　　　
　　　　贝里奥见状大惊，马上给专家医生约了个时间，让萨特去检查。医生给他开了药，嘱咐他不要喝酒、抽烟，要休息。萨特听了医生的话，但他不可能不继续工作。现在萨特完全变了一个人：脖子僵硬，脸色呆板，说话行动很不自然；以前那种生气勃勃、坚决果断的态度消失不见了；性情也十分反常，要么傻乎乎地一声不吭，要么突然大发脾气。波伏瓦再次带萨特去看医生。医生说，萨特有可能发作心脏病；他用脑过度，而感情用得更过度；他必须在精神上保持平衡，可以干一点工作，但不能与时间赛跑；如果继续这样干下去，恐怕活不过半年。　　　　
　　　　波伏瓦接着去找贝里奥，请她延长交剧本的时间。贝里奥同意了。波伏瓦告诉萨特这些事情，而他毫无表情，似乎什么都没有听见。不过以后他工作时间开始缩短，身体状况慢慢变好。1959年暑期，萨特和波伏瓦在罗马过了一个月。现在萨特的身体好多了，他正在给剧本结尾，这个剧本的名字是《阿尔托纳的隐居者》。在波伏瓦看来，这个剧本是萨特戏剧中最好的一个。萨特自己也很满意，不过当他回想到自己的写作过程时，却充满着痛苦意识，所以他没有给《阿尔托纳的隐居者》以特别的评价。　　　　
　　　　《阿尔托纳的隐居者》彩排时萨特心情十分紧张。由于《涅克拉索夫》演出不太成功，几年来，萨特的对头一再嚷嚷：“萨特才气已尽，再也写不出好东西来了！”他的朋友也告诫说：“赶快再写一出戏！因为上一出戏失败了，你不写，就再也不敢写戏了！”萨特还从来没有像这样在乎自己作品可能产生的反响。　　　　
　　　　9月23日，这个剧正式公演，萨特心里忐忑不安。开演前，他和波伏瓦在大街上散了一会儿步。附近一幢楼房着火了，他们站着观看消防队员灭火。回到剧场，他们分别在这个那个包厢站着，断断续续地看着戏。演出结束时，后台和化妆室挤满了人，都是来祝贺演出成功的。观众十分喜欢这个戏。几乎每一个评论家都认为《《阿尔托纳的隐居者》是萨特写得最好的戏剧。　　　　　
　　　　萨特写这个戏剧时，曾打算用另一个剧名《输者赢》或《赢者输》。显然，刺激萨特写这个戏剧的最直接的动因是阿尔及利亚战争。他把剧的背景安放在德国，是因为如果正面触及法国对阿尔及利亚的暴力问题，这剧在当时的情况下不可能上演，剧本会被扼杀。而当年法国同德国对峙的局面正像现在阿尔及利亚同法国相对峙。由于阿尔及利亚战争，萨特在思考这样一个重大问题：在一个充满暴力的社会里，任何人都不能避开折磨别人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将如何度过自己的一生？　　　　
　　　　剧中主人公弗朗兹是一个大造船主的儿子，从小被作为接班人培养，既十分高傲自负，又具有清教主义的道德。战争期间父亲同纳粹合作，弗朗兹颇不以父亲的行为为然。为了赎罪，他收留了一个被纳粹分子追捕的波兰囚犯。在父亲的干预下，纳粹分子没有追究这件事，但要弗朗兹立即上前线作战，而那个波兰囚犯被纳粹当着弗朗兹的面杀害了。　　　　
　　　　在前线，弗朗兹本想以一死来赎父亲的罪也就是他自己的罪，哪知拼死作战的结果，不但没有阵亡，反而一连得了十二枚奖章。最后他所在部队被切断联系，他成了掌握生杀大权的长官。这时，他充当了施刑者，参与了他所厌恶的罪行，对当地村民施行了残酷的拷打。他所在部队几乎全部被歼灭，而他一人逃回德国。　　　　
　　　　弗朗兹在家闭门不出10多年。他逃避现实，不愿见到德国战后复兴的真相。如果德国战后不是仍然废墟一片，那他的过去就会化为乌有，他就只不过是一个战争罪犯。他的妹妹莱妮帮助他制造假像，让他在梦幻中扮演一个拯救德国的英雄角色。　　　　
　　　　悲剧总有结束的时候。父亲在弗朗兹隐居13年后终于见到儿子，向他说明真相。他们驾车向易北河开去，一起死在这场人为的车祸中。与此同时，客厅里正播放着弗朗兹留下的录音：“未来久远的世纪啊，这是我的世纪，孤独而畸形，他是被告。……这个世纪本来应该是美好的，如果人类不被自古以来的残暴之敌盯着的话。这敌人发誓要毁灭他；它是无毛、邪恶的食肉野兽，它是人自身。……”　　　　
　　　　观众看《阿尔托纳的隐居者》，起先是以旁观者的态度谴责剧中人如弗朗兹，因为他是杀人犯和刽子手。看到后来，观众慢慢感到不自在，不舒服，最后他们认识到，这些德国人不是别人，就是他们自己。他们也是杀人犯，他们也是刽子手，在这个充满暴力的社会和时代，他们正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充当帮凶，迫害、拷打和折磨他人，谁都不能自称无罪。　　　　
　　　　就涉及到酷刑和拷打来说，《阿尔托纳的隐居者》同《死无葬身之地》之间有一种承绪关系。而这个新的戏剧比前者在思想上有更深的挖掘。好与坏、善与恶、高尚与卑鄙、良知与冷酷、神性与兽性，是人性的一体两面。一个人只有不断地自我批判、自我否定、自我扬弃和自我超越，才能避免堕落、沉沦、异化，从而充分实现自身的自由。　　　　
　　　　1961年，萨特打算重写自传，书名改为“词语”。直接的原因是他这时没有钱用了。他已经欠了伽利玛出版社的一笔钱，这是作为预付款给他的。原先的稿子“无立足之地的让”萨特觉得很不满意。那里面政治色彩太浓，而且在采用马克思主义和精神分析的方法上也太僵硬。这次萨特重写，希望把它写成一部文学性特别强的作品，比他以前所有的作品都更有文学性。因为这时他有一种心态，觉得自己是在向文学告别，而《词语》正是一种向文学说永别的方式。他应该在《词语》中同时实现它、解释它和离开它。　　　　
　　　　萨特此时的心态较为复杂，而复杂往往是成熟的表现。这一次他十分成功地完成了这部作品。他在改写时十分注意作品的风格。对萨特来说，《词语》中有许多最为讲究的段落。他在这方面花了大量时间，下了很大工夫，仔细推敲。萨特希望对每一件事、每一个人都采用一种独特的描述方式；他还希望这书的每一个段落中都有一些暗示，一些含蓄之处，一些意在言外的东西。萨特特别讲求遣词造句之灵巧，他要用这些精致的东西来打动读者，迷住读者。他的目的达到了。　　　　
　　　　正像萨特的每一部成功的作品都是别出心裁、不同凡响一样，《词语》也充分体现出一种独特的风格。它不是单纯的回忆录，没有单纯的叙述或议论或分析，甚至没有单纯的过去时或现在时，一切都交织、穿插在一起；一切都看似随意、其实是精心安排的结合在一起，把偶然的人生经历变为超时间的必然，给读者以新奇和立体的感受，以联想和深思。　　　　
　　　　萨特1953年写这本书的初衷没有变，他仍然想探求导致他投入文学事业的“神经官能症”，正是由于这种症状使他数十年能心安理得地沉溺于文学生活之中，视文学为生命，把文学看作某种绝对的东西。他不想把这个自传写成充满故事性的东西，不想让那些并无多大意义的逸闻趣事充满书中，他应该通过历史的境况来确定自己，特别要说明他为之而写作的是什么，他的神经官能症之源。他不仅仅专注于自己的人生，还要把他这一代人的命运描绘出来。　　　　
　　　　萨特在这次改写中避免了第一稿中对自己写作生活的极端否定态度。在那一稿中，他几乎为自己选择了文学事业而后悔。他一度完全皈依到政治这个新领域，而近十年的实践让他感受到，正像文学并不能拯救一个人一样，政治也并不比文学更能拯救人。一个人可能由于神经官能症投入文学，他也可以由于这种症状而投入政治。一切都有它的限度。　　　　
　　　　这样，透过《词语》，我们可以听到一种“复调”：一方面是对这种文学入迷状况的尖刻嘲讽，另一方面又有着缓解和体谅。简言之，萨特对他前半生的文学生涯不是过分否定和完全抛弃，而是扬弃，是否定之否定。事情其实很简单：文学即使不是绝对，也不会完全没有价值。而一个终生从事写作到五、六十岁的人，即使认识到文学的局限性，他能够完全把它抛弃掉吗？　　　　
　　　　《词语》发表在《现代》杂志1963年10…11月号上，1964年1月伽利玛出版社出单行本。它的出版获得评论界的好评，虽然有种种不同的理解，如有的认为这标志着作者又回到文学上来了，有的认为这是作者自欺的新表现，有的认为这是对其童年的谴责，有的认为这表现了一种彻底的悲观主义等等，但有一点是公认的，即这是一部优秀作品，可以与文学史上的任何经典自传作品相媲美。正是由于《词语》的巨大成功，促使瑞典皇家学院把1964年度诺贝尔文学奖授予萨特。　　　　
　　　　1964年夏，一位意大利朋友来信说，他已获悉瑞典皇家学院把这一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萨特；他让萨特准备一份授奖仪式上的演讲稿寄来。萨特面临着选择。他本人想拒绝这个奖；他的朋友中，年纪大一些的要他去领，而年轻的希望他拒领。最后萨特打定主意：拒绝这个奖。当报纸上落实了他获奖的消息后，萨特立即给瑞典皇家学院写了一封措辞委婉但意思明确的信，请对方取消这项决定，否则他会拒绝领取。萨特以为这样一来，对方会取消他的获奖人资格，谁知瑞典皇家学院根本不顾及获奖者本人的意愿，仍然把这项奖给了他。


第二部　介入（1939…1970）知命之年（1957…1965）：拒绝诺贝尔奖（2）
　　　　得知这个消息后，萨特立即写了一个声明，由他在瑞典的出版商委派一位代表于10月22日在斯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