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一九五七-第5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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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日食。

张：日食的象征是什么？

周：……是说发生日食很稀罕。

张：别走题，我问的是象征。

周：我说不出。

张：说不出为什么要让张撰这么画？

周：真的说不出。

模拟审讯到此中断了。张撰说不能说画的是日食，因为日食的象征太明确。我说不说日食又该说啥呢？张撰说解铃还须系铃人，你好好开动一下脑筋，上回你那句“磨房里的磨听驴的”不就解释得很好吗？我苦笑笑说是急中生智啊。张撰说那你就再来回急中生智吧。我说我想想，可想了半天没有智生出。张撰也无可奈何，说立马想不出来就慢慢想，千万别抱什么侥幸心理。想出了说法要尽早通知我。我说好。我又问他和王妃的事，他立刻就喜上眉梢了，说很好，正健康发展着。我说能预料到前景吗？张撰说自然是希望能实践有情人终成眷属啊。我说衷心祝福你。张撰笑着说我也衷心感谢你。之后张撰就走了。

李宗伦——

李宗伦留在我头脑中最后的形象是一张极其狰狞的阴阳脸。那天看着狱医从他头上揭去纱布我禁不住“啊”了一声，病房里其他光头病号也都大瞪着眼，霰弹的火药侵蚀进他右边脸的皮肤里，看上去像抹了一层黑灰。李宗伦自己看不见，他看见的只是在场人的惊愕。他问道你们都怎么了？大家连忙掩饰说没什么。说这么重的伤没留下残疾真是万幸啊，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的，说恢复得这样快也是没想到的。七嘴八舌地总算把事情搪塞过去。

然而肥皂泡迟早有破裂的时候，李宗伦还是知道了术后脸上落下的可怕印记，这打击对他是致命的。他是个极要面子的人，只说被枪击这件事，打都打了，又何苦计较用的什么枪？再说又有哪本书上写了射人不准用猎枪？而现在猎枪的火药又留在了他的脸上，成为永不磨灭的耻辱。愈要面子愈得不到面子，他心中的痛苦可想而知。问题还在于他硬是不肯接受这个现实，时时处处都对这一现实进行掩饰，他不再迈出病房一步，一天到晚歪着个脸，以那半好脸与人相对。如迫不得已须离开病房，他就用手捂住那半边黑脸。这些是外在的表现，更甚者是他的精神明显垮了，眼光直呆呆的，也非常神经质。不管是什么人，只要眼光在他脸上有稍多的停留，他便怀疑人家在欣赏他的缺陷而以仇恨的目光相对。他原本就是个内向的人，不多言谈，现在则更沉默寡言了。相比之下，他和我说话还比较多，许是我匿于深度近视镜片后面的眼睛不存偷窥之嫌的缘故吧，因此才对我比较友善。一旦开启了嘴巴，他就像老太婆那样絮叨起来，非常神秘，将声音压得极低，将嘴贴到我的耳朵上，那些被他尽数视为“仇敌”的同房病友们是断然听不见的。话题也是海阔天空，且不断地跳跃，从南朝一下就到了北国。不管说什么，最后终归要回到一个既定的话题：死。也不管我如何试图将这话题扯开，他总是执拗地将话题扳回去，这样我俩的谈话就千篇一律，形成一种模式。比如：

李：活着还是死去？这是沙翁剧里的一句著名的台词，内含人生的真谛，什么叫人生真谛？这就是。

周：人有生也有死。

李：不，这不是沙翁的原意，原意是生与死的可选择性，人可以选择活，也可以选择死。

周：中国人有句老话，好死不如赖活着，就是人生的真谛。

李：关键是怎样的一种活法，是活得屈辱，还是活得尊贵。

周：活就是活，死就是死，哪有这么复杂。

李：人不能回避死，谁回避谁就是懦夫。

周：得过且过吧，多想想高兴的事，少想那些苦恼事。

李：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周：马上就收麦子了，想想消灭白军（白面饽饽）岂不快哉？

李：毛主席说过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有的人的死重于泰山，有的人的死轻于鸿毛。

周：泰山也好，鸿毛也好，对单个人来说死的本质是一样的，那就是消亡，人死如灯灭。

李：死是人生最终归宿，因此充满着诱惑。

周：何必自欺欺人？历朝历代哪个皇帝老儿不都是寻求长生不老。

李：也不尽言也，高贵赴死的帝王也是大有人在的，田横、项羽、虞姬……死得悲壮，名扬千古。

周：且慢，死得悲壮，悲字总在其中吧。

李：恕我用语不当，不过悲壮一词是活人强加在死人身上的，死得其所，何悲之有？

周：死亡终不是欢畅。

李：这同样是活人对死亡的感受。

周：死人的感受只怕没机会表达。

李：我是死过去一回的人。

周：那你就说说死的感受吧。

李：一言以蔽之，走向死亡的过程是美妙无比的，面对着一个五彩缤纷香气扑鼻的世界，天空要多蓝有多蓝，水要多清澈有多清澈，动物会说话昆虫会唱歌，你轻盈的身体像鸟儿一样在空中飞翔，飘飘悠悠，舒畅之极，你急于飞向极乐世界，什么叫欲罢不能呢？这一时刻就是……

周：……

我无言以对。一个死去一回的人绘出的死亡景象，是由不得一个没死过一回人的反驳的。我只是想，如果死亡真的像李宗伦描绘的这般妙不可言，那么每个人都应当义无反顾地去死。

死去的人是聪明透顶大彻大悟的，而活着的人却是愚不可及，犹如我自己。

李戍孟的小说稿——

自从听张撰说当局对监舍进行过一次大搜查，心里就一直忐忑不安，一是那幅画是否被搜去尚未可知，再就是我带出来的李戍孟的小说稿不知会不会受到追查。不少人都知道李戍孟有这么部书稿，没搜出来肯定会引起人的怀疑，怀疑这部书稿的去向。而我又不敢担保李给我书稿以及我从“马厩”带走时没被人发现。可见危险是蕴于其间了，随时会降临到我的头上。

所有的诘难我们犯人都只能被动地承受，除了编出一种“说法”搪塞之外，再没有别的主观能动性。时间一久，就使我们形成一种心理定势：“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也就“打破头用扇子扇了”。

我想既然眼前还没追查过来，不妨抓紧时间看这部书稿，一有变故就想看也看不成了。遗憾的是，我到底还是没有看成。

苏英——

就是在我决心要读李戍孟的小说的那天苏英出现在我面前，我一下子惊呆了。我吃惊的不是她又来找我，而是她从上到下全变了样，穿一身黄军装，戴一顶黄军帽，开始那刹我断定是自己装病的伎俩被揭穿，队里派来警卫战士把我擒回去。弄得我好紧张。待认出是她我的身子还是直僵僵的。我埋怨说苏英你咋这样，我还以为来了革命战士呢。苏英笑了，说我就是革命战士啊。我摘帽了，回到了革命队伍里，你不为我高兴吗？我说高兴。

苏英来我真的很高兴，站在院里我向她问这问那，惟独没问冯俐。她倒挺敏感的，头一偏笑道最要紧的咋避而不问呢？我说啥是最要紧的呢？她说问问你自己呀。我不好意思地笑了，说冯俐的情况你不是在信里写了吗？她拍下手说看啊贼不打自招了吧。

中午在病房里吃了饭，苏英将带来的食品向病房里的光头病号分送，换来一片感恩戴德的歌颂。苏英总是很周到的，这是冯俐所不及的。平心而论，苏英是个很不错的女子，热情，懂得关心人。拿我来说，曾伤害过她，她不计前嫌，对我还一如既往，对此我心里既感动又歉疚。为什么我不愿在她面前再提及冯俐，也是出于这种心情吧。

饭后我们又回到院子里，又说了一会儿话，我发觉她久久望着我。后说周文祥我想听你一句话哩。我说什么话？她问：我来你欢迎不欢迎？我说欢迎。她又问高兴不高兴？我说高兴。她问从心里？我说从心里。她说要真是这样，我就在这里住几天，否则我下午就回去，你决定。我一点儿没想到苏英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我再笨，也能体会出其中所包含着的一种暗示。苏英巧妙地将这个球踢给我。如果在几年前，我很清楚自己会怎样做，我不会允许自己对冯俐有一丝一毫的亵渎。而现在，一切都成过眼烟云了，冯俐可能打算永远不同我联系。我所有的热情与愿望都变得很荒诞，这是一；另外我还必须承认，即使一个苟延残喘的动物，意识中仍难以做到六根清净，渴求着女性的抚慰与滋润，是爱情之外求其次的那种吧，也是动物世界普遍存在着的那种吧。性爱，确像一面生动的旗帜在欲望的地平线上飘舞。现在，似乎移动起来，且愈来愈清晰。我是希望苏英留下来的，从内心。我说苏英我希望你能多住几天，咱们好好聊聊，只是……只是什么？苏英问。我说只是你住的问题不好解决。苏英似松了口气，说这个就不用你管了，我自有办法。她又说晚饭前我再来找你，等着我。说完冲我一笑，转身走了。望着她全身戎装的背影不知怎么我忽然感到一种陌生，我问自己，她就是曾贴出《反“反推倒高墙填平鸿沟”》并且积极为《大地》出了谋划了策的那个历史系女生吗？我知道是，却又不敢相信，真是世事沧桑啊。

不到傍晚她就兴冲冲跑来了，告诉我住的地方已经解决，在就业队的一个“二劳改”家借宿。又说她刚跟狱医交涉过，可以带我到外面去走走。我不怀疑她说的任何一句话，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开始相信苏英能将寓言变成现实。

在苏英的“押解”下我离开了医院，向远处的一望无际的麦田走去。说“押解”并不为过的，一是院方把我交给她带出，她就成了我事实上的羁押人，跑了人她要负责任；另外在劳改营的辖区内一个穿军装的人跟在一个犯人后面，从直观上不是押解又是什么呢？

或许我俩在意识中存在的一种无形的心理烙印，我们确像押解般一前一后走着，不能说什么。但心里是激动兴奋的，这怕是十年当中享受到的最大的一次自由了，况且还是跟一个女人在一起。我抬眼望向正南方向的那座高耸的山峰，我头一次觉得那山是这等的壮丽，像一个威严的巨人俯视着它脚下的土地河川，心中不由生出一种敬畏。我一直认为，大山是有灵性的，一座山就是一尊神明。这种认识由来已久，有一次在一根绳休息，话题不知怎么扯到科学与迷信这上面来。发生了争执，我和张撰认为不应把对大自然神秘现象的敬畏视为迷信。梁枫说他小时就让黄鼠狼附过身，他看见“黄爷”捻着白胡子冲他笑，眼见为实嘛。解若愚和俞华峰是坚定的无神论者，为了论证神明的不存在，解若愚提出一个问题，如果真有上帝的话，他看着咱们这么受苦受难咋不发发慈悲，予以救助呢？张撰回答得很干脆：上帝很忙。需要他救助的人太多，忙不过来啊。解若愚也不是个省油的灯，问：那你说上帝要忙到什么时候？张撰张口就来：再忙上三四十年吧。解若愚又问：上帝给你写信了？张撰哑然。

大约走了一里多路光景苏英将我喊住说别老像熊瞎子似的走个没完，到河沟边儿树底下坐会吧。就听了她，坐下。开始两人都不说话，似乎无从说起。后来就互相询问一些事，很广泛。也谈及各自家庭的情况。我告诉苏英我的父亲已于两年前去世，母亲随大哥一起过。弟弟妹妹都结婚了。现在也不太通信，写信也没有什么好说的，即使是一家人十年八年不见也就成了陌生人。所以现在家的概念很淡漠了。我问苏英为什么还不结婚，也三十多岁了。苏英不语，只低着头。军帽帽檐儿几乎遮住整个脸。我后悔不该说这话。也许形成了一种强迫观念，我的眼光一看见她的黄帽子就觉得不自在，就生出一种隔膜感，甚至还有一种恐惧感。而在我俩相对而视的时候，我就又看到了原来的苏英，感到亲切起来。我又问她在厂的情况怎样？摘帽后能不能考虑重新分配工作？她说原本是可能的，但后来大病了一场，体质很差，动不动就晕倒，就搁下了。这次来我发现苏英的气色很不好，面皮青黄，本以为是让黄军装映的，听苏英说病了一场，再看她就真的像个病人样。我问她得的是什么病。她叹口气说想想也怪自己，为了摘帽差点连命都搭上了。我问怎么回事。她说厂里有一个车间经常有有毒气体泄漏，为提前给人警示在车间里养了鸟，人进到车间先看看鸟还活不活，鸟活说明没有泄漏，鸟死了就告示出危险的存在，就赶紧通知维修人员进行修理。他们维修时都戴着防毒面具，即使这样时间也不能太长。她说她刚进厂时在这个车间干了一年多，后来把她调到另一个车间，根据她的表现和领导的许诺，她觉得在三年内摘帽是不成问题的，可没有。一点风声也没有。后来厂里发生一起事故，一个女工被有毒气体熏死了。女工的家人到厂里闹，许多工人也提出抗议，扬言不保证生命安全就起来罢工。罢工倒是没罢成，但拒绝到有毒车间去工作。这时她觉得是以实际行动向党和国家证明自己一腔热血的时候了，便主动提出回那个车间。有人解救于危难之时，领导自然很高兴，又许诺尽快考虑给她摘帽的问题。就这样她重返“坟场”（工人对那个车间的称呼）。开始几个月没出现泄漏，自然她也不敢大意，每次进了车间先朝挂在管道上的鸟笼看看。直到有一次她被熏倒在地上，幸亏被人发现得早，拖出去抢救，才捡回一条命。原来是这样。这完全符合苏英的性格，我只是不解，为什么这次进车间不先看看笼子里的鸟呢？她说她看过那鸟好好地站在笼子里，就以为没事了。后来她才知道，进车间那时刻鸟已经熏死了，没躺下是因为它的尖嘴搭在笼子的竹条上，挂起来了。这就给人以还活着的假象。她叹了口气说：也许这是应该发生的事，我想表现，扮演了一个不光彩的角色。我明白她说的不光彩是指什么。她能这样剖析自己，已证明了她还是原来那个苏英，起码本质上还是。我在心里为苏英难过，由苏英我又想到冯俐、齐韵琴、王妃以及一根绳那边的那些女苦役犯们。她们所承受的屈辱与痛苦要远远超过我们这些男犯的，然而上帝却仍然在忙着别的事。

又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