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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长的婚约-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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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了发下来的臂章，天蓝的底色上绣着一个黑色的英文字母P。艾斯普兰萨解释给他们听，这是法文的警察或者宪兵队的第一个字母。他话还没说完，一个对他很尊敬、常跟他一起喝酒的下士壮起胆子反驳说：“算了吧。这个字母代表的意思是傻瓜笨蛋。”这十个士兵全知道，他们是被指派去押送死刑犯的。 “这些士兵也负责执行枪决？”玛蒂尔德想知道真相，想知道她的玛奈克是不是五个人中的一个。她尖叫起来，连她自己都听得到，虽然她已经没声音了。 艾斯普兰萨摇头，他苍老的面容和像雾色一样苍茫的头发也一起摇动着，他恳求她：“别吵，别吵。我们没有枪毙他们！我要说的是，我在你未婚夫生前见到过他。你接到他最后的一封信，是他口述我写的，也是我寄的。” 玛奈克最后一封在一九一七年一月六日星期六写的信，的确不是他的笔迹。信是这样开始的：“今天我不能亲笔写信，这封信是请一个从夏朗德省来的战友帮我写的。” 玛蒂尔德尽量忍住眼泪。她问艾斯普兰萨：“你是夏朗德省人？” 他回答：“对，苏士东城的。” 玛蒂尔德的声音细微，但却深深打动了他：“玛奈克是五个人中的一个，对不对？” 他低下头去。 “为什么？他做了什么事？” “跟其他四个人一样，他们都是因为自残的罪名被判死刑。” 他举起一只被太阳晒成黑褐色且布满了粗大青筋的手。 玛蒂尔德哽咽了一下。她看着这只手，说不出一个字来。 她尽量忍住眼泪。 在浮尘飘扬的阳光中，艾斯普兰萨坐在松树枝叶间，开始说给玛蒂尔德听。 ***一辆卡车来接我们，开到北部二十多公里远的地方，把我们丢在一个已经变成废墟的村庄，好像叫做丹鼓尔，又好像叫做南鼓尔，我记不太清楚。虽然只是三十个月以前，可是这期间发生了这么多事，我觉得好像过了三十年，我实在记不住。我们在那里等着这五个被判死刑的士兵的到来。 差不多是下午四点钟。整个乡野都在大雪覆盖之下，天气寒冷，天空很白。虽然地平线模糊不清，但是一直到地平线处，地上都看不到任何炮弹的碎片，空中也看不见任何测风气球，完全看不出战争的迹象。只有我们周围是一片凄惨的景象，这个我记不得名字的村庄中，没有一堵完好的墙，触目所及，全是断垣残壁。 我们终于听到声音了。先是一营从前线撤退下来预备到后方歇息的非洲黑人兵。他们穿着羊皮大袄，包着围巾，分散成一队队的，乱不成序，精疲力竭地从我们面前走过。接着又来了一辆救护车，下来了一个军医和一个护士兵。他们跟我们一起等候。 塞内加尔兵过去一段时间后，那条路上又来了一些人。我第一个注意到的是一个叫做博非的下士。我刚才已经提到过他，他就是那个和我顶嘴的人。有的人叫他“博肥”，不过，他很不欣赏这个绰号。这次，他又多嘴了：“老天，这些人还真不急着去送死呢！”护士兵提醒他，嘴巴这么缺德的人是要倒霉的，结果真的被他说中了。我蛮喜欢博非的。我们常在一起打牌。他五个月以后就出事了，倒不是在炮弹乱飞的埃纳省，而是在后方的一个工地，死在一架起重机的“怪手”下。出事前，他正在翻阅一本黄历。我们的上尉知道这件事以后，发表了一篇悼词，还警戒大家不但说话要小心，连阅读的书也要谨慎加以选择。
‘黄昏宾果’（2）
听我这样说，你一定感到不快—— 很久以前，玛蒂尔德对跟战争有关的事已经不会感到不快了。 我在讲述这个可怕的下午，居然还有心情开玩笑—— 她明白战争包藏着无尽的卑鄙、虚荣与肮脏。 可是我们看够了，也受够了，我们的同情心已经麻木了—— 无边的战场上，长满了虚伪的野草和嘲讽的毒花。 如果我们不拿自己的苦难来开开玩笑，那我们都活不下去了—— 因为只有凡事嘲讽，才能挑战苦难。 请你原谅我的不得已，请你了解我的苦处—— 她完全了解。可是老天啊，请他赶快讲下去。 艾斯普兰萨猛咳了一阵，咳声中带着嘶嘶叫声，好像刀片刮在什么东西上一样。咳完后，终于继续说了下去。 那五个死刑犯是走来的，双手被反绑在背后，由一队骑兵护送。骑兵也都戴着天蓝色的臂章。领队的军官个子矮小，急着想离开。他在路上遇到了塞内加尔兵。黑人士兵很不情愿地让到路的两旁，让他们过去。在两排不太客气的目光注视下走过，他跟他的下属都感到很不自在。他对我说：“这些黑佬一定以为我们是宪兵，还好没对我们怎样。” 我们双方把犯人的名单对照了一遍。他要我查证每个人的身份，确定一切都合乎规章。他要我在他的犯人名单上签名，注明日期时间，表示交接完毕。战争教会我不要随便在文件上签名，谁知道这些文件以后会落在哪个机关的官僚手中。但他是我的上级，而且中尉医官声明，他的任务只是照料犯人的伤口，此外与他无关。我只有乖乖签了名。骑兵领队满意地上了马，要我此后多保重。其他骑兵跟在他身后也上了路，他们口中呼出的气形成一团白雾。 我下令让犯人松绑。他们分散开来，在旧梁上或者倒塌的墙垣上坐着休息。有人给了他们一些水和饼干。他们各自安静地留在自己的角落，几天没洗澡，又脏又冷。 我一直保留着指挥官交给我的犯人打字名单。名单就在这儿，在我的浴袍的口袋里。一会儿，我会把名单和别的东西都交给你。你在名单上可以看到他们的全名。但是旧习难改，我还是用他们战时的绰号称呼他们比较方便。 五个人中最年长的一个三十七岁，是个住在巴黎巴士底一带的木匠。大家有时叫他“巴士多”，但是更常叫他“爱斯基摩”，因为他年轻时曾到北美洲闯天下。我们在村庄废墟里等待时，我没有跟他多聊。他脚上穿着一双德国大兵的军靴，我看到了觉得很奇怪，他们居然没命令他脱下来。他告诉我：“他们就是这样把我抓来的。我要求换靴子，可是他们不理我。”我也觉得奇怪的是，他并非本土保卫军的正规兵。他告诉我，因为他是从美洲回来服役的，所以比别人晚了三年。无论如何，现在军队缺员，连年龄比他大的人也难逃被征召的命运。我对他说：“哎，你这样做真是太不聪明了。”他反驳我说他什么也没做，完全是个意外，判他死刑根本莫名其妙。他这样说的时候，眼睛牢牢地盯着我。 第二个人三十一岁，是个被降级的下士，不知道什么原因，他们叫他“六分钱”。他郑重声明他故意朝自己射了一枪，如有必要，他会再来一遍。他无视我的级别，称我为“吃饱饭没事做的杀人犯”。他是巴黎郊外的一个焊接工，也是工会的激进分子。他发着烧，伤口的疼痛使得他连续几天都无法入睡。中尉医官替他们一个个清洗伤口更换绷带时，我一直跟在他后面。五个人之中，“六分钱”的伤势最惨不忍睹。帮他治疗包扎后，中尉医官对我说：“算他运气好，有这场大雪。如果是夏天，伤口的坏疽早要了他的命，还等到现在！” 另一个来自马赛，二十六岁，是从监狱里放出来的，绰号叫做“普通法”。他脸色苍白，筋疲力尽。因为名单上没有注明，我问他平时从事什么职业。他回答说：“我没有职业。我是个移民的可怜孩子，在我的军人身份证上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如果我根本不是法国人的话，你们有什么权利杀我？”他接过我请他抽的烟，接着说：“我看得出来你是个好人。你能等多久就等多久，千万不要急着枪毙我们。总统一定会大赦我们。”他的眼睛湿润，非常黑。我可以从他眼中看出来，他其实也不抱任何希望了。我告诉他，我们不是来枪毙任何人的，只要他跟我们的人在一起，就不用害怕。他听了我的话以后，似乎安心多了。 出于本能，“普通法”总是待在一个从多尔多涅省来的高大汉子身旁，一个大约三十岁的农人，沉默寡言，可是把什么都看在眼里。他没有一个真正的绰号。“爱斯基摩”和“六分钱”后来告诉我，在营地和换防时，他们偶尔会遇见他。他以孤独出名。虽然他接到包裹时，会像大家一样分给其他人，可是他把希望和沮丧都留给自己。很多次在作战的时候，他都表现得很灵活，但也只是为了存活下去而已，没什么特别的。谈到他的时候，大家就用“那个人”来称呼。没有人听过他有其他的绰号。 我试着跟“那个人”说话。他听我说，可是眼睛不看我。我告诉他我老家离多尔多涅省不远，我请他抽烟。他对我没兴趣，对香烟也没兴趣。当我离开他身边时，我注意到“普通法”一等我走开，就立刻用脚把地上的一个东西踢到他身边去。“那个人”用没受伤的左手把东西捡起来，看了一眼，又丢回去。几分钟后，我们就离开那个村落了，可是在离开前，我特别回到他坐的地方，看看那究竟是什么东西。那是大英帝国军队制服上的一颗纽扣，上面有一头加拿大驯鹿的图案，周围印着英文和法文的“纽芬兰”。我心中很高兴，虽然你听起来一定觉得很无聊，可是不用他告诉我，从他用左手捡东西来看，就猜得出来他一定是个左撇子。我猜不出的是，他捡起脏纽扣后，那有点惊讶又若有所思的眼神，究竟在想什么。可是不用我说，他自己也猜出来了一些事情，一些他因为太骄傲或太谨慎而不愿意问人的事情。
‘黄昏宾果’（3）
你的未婚夫“矢车菊”，单独留在一边。他喜欢站着，走来走去，喃喃自语。有一次，他抓了一把雪，在手中揉成一个雪球，向我掷来。降职下士“六分钱”对我说：“中士，别理他。有时候他头脑不管用。” 我们让“矢车菊”坐下。医官在帮他治疗时，“矢车菊”把头转过去，故意不看自己的伤口，可是他脸上带着微笑说：“我很高兴要回家了。” 玛蒂尔德忍着没哭，只是问玛奈克究竟不想看到什么。她要知道玛奈克到底受了什么伤。 这时，艾斯普兰萨告诉她，玛奈克的右手被切断了，但那是几个星期以前的事，现在他已经不再痛苦了。 玛蒂尔德把眼睛闭起来，眼皮紧合，用力抓紧椅子的扶手，摇着头，一方面驱逐脑海中的一个影像，另一方面则是拒绝接受命运所做的安排。然后，她沉默很久，低下头，眼睛看着地面。地上铺着砾石，水泥缝间长着小黄花。她记得，不列敦角别墅阳台的石板缝间，也长着这样的小黄花。 过了一阵子，玛蒂尔德做个手势，表示她好过些了，让艾斯普兰萨继续说下去。 军医和护士兵做完医疗工作后，就离开村落了。当他们坐上救护车时，我问军医，“矢车菊”究竟是不是装疯卖傻。他回答：“我也不知道。”又加上一句：“装疯卖傻又有什么用？我们又能怎么样？”他眼睛下有着黑眼圈，我看得出来，他对自己在战场上所做的工作很沮丧，特别是治疗这些就要被枪毙的人。他还不满三十岁，姓圣迪尼，是科西嘉岛人。我后来知道，他两天后也战死了，死在一场发生在巩布勒一带的轰炸里。 我按照命令，叫兵士把犯人的手又绑在背后。我实在不觉得这样做有什么必要。他们全都没力气，我们人又那么多，谁也跑不了。不过这样也好。他们不能动其他脑筋，我们就不会被逼着朝他们开枪。 我们向布查维纳防区走去。犯人排成一排，每个人分别有两名士兵在左右押队。我们要护送他们抵达的战壕有个编号，可是在战争时，战壕就跟兵士一样，每个都有绰号，这样我们记得较清楚。我们要去的这个战壕叫做“黄昏宾果”，为什么这样叫，我也不明白。 我们在被炮弹打得坑坑洼洼的路上走了两公里，一路上没看到一栋房子，没看到一棵树，除了雪以外，什么都不剩。在接近战壕口处，一个士兵正在跟炮兵谈天，一边在等待我们，要为我们带路。 战壕里弯弯曲曲的小路好像永远走不完。我们在泥泞地里非常困难地行走着，可是，犯人比我们还痛苦。我们必须随时扶他们一把。“六分钱”下士跌到一个水坑里，我们把他扶起来后，他什么抱怨的话也没说。就像那个在村庄里跟我说过话的骑兵队长一样，我对自己的任务感到非常羞愧： 把五个兵士带到前线，五个凄惨可怜的自己人，走过长长的、狭窄的战壕，让所有的守卫士兵注视着我们，他们贴身靠在两边的护墙上，让出一条路给我们通过。冬日的天空中挂着一轮圆圆的红日，散发出没有热量的光芒，照射在我们的阵线上，积雪的平原上，也照射在德军弯弯曲曲的黑色壕沟上。到处一片寂静，透着一种古怪的气氛，是我在战时从来没有体验过的。远处偶尔传来喁喁声，要大家小心不要绊到电话线，因为不管我们走到哪里，这条电话线是我们跟外界的惟一联系。 在离“黄昏宾果”还有半公里远时，我们走到了一条地下通道和第二线战壕的十字路口。那个战壕的绰号是“歌剧院广场”。一堆士兵正忙着做工，他们之中站着一个上尉在等候我们。他军帽下还戴了一顶羊毛风雪帽，穿着一件长毛皮大衣，从脖子一直拖到军靴的靴尖。惟一露出来的只有一个尖尖的鼻子，苦涩的嘴巴，充满敌意的眼睛。跟我一样，他的营长转达了宪兵队的命令。营长自己不愿意做这种差事，却叫他来执行这件任务。他非常火大。 在一个装了电话的角落里，他把我拉到一旁，命令旁边的下士去别的地方喘口气歇息。 他把怒气一股脑儿地发泄在我身上：“艾斯普兰萨，你是少了根筋还是怎么啦？你不能想个办法在路上给这些可怜虫松绑吗？”我故意装傻。他又继续：“然后撇过头去，让他们赶快逃走。再不然，踢他们屁股一脚，叫他们跑得快些！”我回答：“那我现在不是吃不完兜着走吗？你不想惹祸上身，我的指挥官更不希望有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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