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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台湾流浪到大西北-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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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人顺着河边由东向西，背南面水一溜子跪在沙滩上，接着“呼呼……”枪响，一个、两个、三个……应声倒地。
我转身向村里跑去，而背后沙滩上的枪声还在那“呯呯……”的不断响声。
昨天下午，有几个跑到刑场跟前看的孩子，次日早上他们在一个房头相互争执——一个在说昨天下午枪毙了八，另一个却说是九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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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生老病死 落叶归根（一）
更新时间2008…5…3 20：27：34 字数：1542
第一节
汤王墓村是涡河岸畔上的一个自然村，村上的人们大都依靠着人均只有几分少得可怜的土地，采用一种小农经济自耕自食的方式，维持着不得温饱的生活，只有在入冬农闲季节去卖苦力，打些零工，以此弥补口粮的不足。
不知当年村上为什么那样穷，在我的印象中土改划成份时，仿佛全村四、五二户人家中就没有一户地主，富农就是一、两户，还有两、三户富裕中农（上中农），剩下的皆为贫下中农，其中还有四、五家三天两头不冒炊烟，揭不开锅的雇农。由此可见，当时的汤王墓村确实是一个县城近郊的穷苦乡村。
每到冬季，我的小伙伴中就有几个由于家中贫穷而不得温饱，常以麸皮、豆饼、红薯、干野菜充饥。他们和我有时在零下七、八度的破布鞋，在“踢趿、踢趿……“地闹着玩。有的光着脊背穿着一件掉了扣子的烂棉袄，坦胸露腹，鼻涕邋遢的在没命的玩，冻得一进难耐，急忙搓手捂耳，又是扯紧烂棉袄不停地蹦跳跺脚，以图增加点身上的热量，那时候我们的脸、手、脚经常的被冻裂冻烂。
每当开春青黄不接的时候，常有断粮挨饿的人家，待到榆钱绽放，槐花挂枝时，人们就会忙于上树采摘，拿回家将它蒸着吃也可以填饱肚子。
当地里出现野菜时，我们三、五成群的孩子就会分散在河岸沟底，田头地边忙着挖野菜，用它来充饥以便度过春荒。
因为穷缺少零用钱，平时养几只鸡下蛋多数人家也不敢吃，常用它换点针线、食盐、火柴和炼油。当年一盒火柴两分钱，一个鸡蛋只能换一盒火柴，有时小商小贩还不给你换，因为鸡蛋便宜时一角钱可以买上六、七个。
夏末秋初，每逢阴雨连绵不仅有茅屋破漏阴冷潮湿，而且还有缺少火种（没有洋火）的人家，他们生不着火做不成饭，就让孩子拿点烂布头或麻秸杆，到外面瞅瞅，看那家在冒烟做饭，去寻火种，拿回来后再用一团茅草包着火种用嘴使劲地吹，直至草团冒烟起火将其送进锅底引着柴火，方可做饭。
当年临近城边的汤王墓村就这样的艰难，那么远离县城几十里路外的偏僻乡村，更是不可想象了。
1948年6月，在北京姐姐就读完了初中，我也上完了小学一年级。后来因为老是四处漂泊，我们都中断了学业。直至1951年秋，她从亳县涡北师范学校速成师范班毕业后，当了一名小学教师，而我又开始了上小学。
1951年9月2日，在一个雨后的早晨，母亲领着我过河，翻过土坡堤田式的东城墙（旧砖多被附近的人们拿去垒了自家的房子和院墙，土坡上，多种上了小麦）去到一个叫州东小学的学校给我报名上学。小路泥泞不堪，母亲曾经裹过脚，走起路来十分吃力，我赶忙上前搀扶着她。当时我不明白，在汤王墓村的西边不足五百米远的地方就有一所师范附属小学，它的规模比州东小学还大，条件还好，为什么母亲却要舍近求远，让我过河到几里外的城里州东小学去上学呢？原来是我姑奶的儿子在那做校工，每天又是打铃又是扫地，还要给四、五个老师担水做饭，已经忙得不可开交了，连他自己的孩子都很少过问，那还有心思照顾我呢？只能说明当年母亲对我的一片苦心罢了！
我到州东小学上学，开始就上二年级。
亳县州东小学座落在东城墙根，在它的南边不足二百米还有一座解放前美国人建的天主教堂（后改作党校）。小学的大院也可能是一家大地主的宅院，几进几出多为瓦房，还有一幢高大的二层楼。院里有松树、有翠柏、还有腊梅、铁树和竹林，是一比较讲究的旧官僚地主的住宅，解放后把它改为一所学校。
当时的学校领导是一位非常精干，又较清瘦的颜语校长，一切工作井然有序，教学质量和校风都比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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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生老病死 落叶归根（二）
更新时间2008…5…3 20：28：06 字数：2250
第二节
1952年9月22日的早晨，母亲将我从梦中唤醒，叫我洗脸，背上书包去上学，并把我送出门外嘱咐我乘船过河时要小心，河涨水木桥被水淹了，人们过河须乘渡船，没想到这就是我和母亲的最后决别！
当我上第二节课的时候，本村的一个十三、四岁男孩到教室门前找我，得到老师的许可，我走出教室，他告诉我母亲病重，叫我马上回去。听了他的口信，如同晴天霹雳使我心惊肉跳，忐忑不安，急忙向老师告假，随来人火速返回。
我心急如焚，当渡船还没完全靠稳就纵身跳到岸上，顺着河堤一溜烟地向家里跑去。
当跑到离家还有几十米远的地方就看到房前聚集了一些人，这使我更加不安！我满头是汗上气不接下气地来到屋前，人们给我让开了路，我冲进堂屋，只见母亲她躺在一副床板上，脸上盖着一张黄裱纸（人断所刚死，脸上盖的一种黄纸）。
我简直不敢相信我的眼睛！这是我的母亲吗？在两个小时前她还安然无恙，早晨六点钟还叫我起来去上学，并把我送到门外叮咛我在过河摆渡时要注意安全。为什么眨眼之间母亲就撒手人寰，奄然而逝，离而去了呢？在这生死离别的最后时刻我竟然没能和母亲见上一面，说上一句话，它将成为我终生的憾事！
我肝胆俱裂，心如刀割，痛不欲生只愿能随母亲一道而去！这时外祖父过来老泪满面地对我说：“在我上学走了之后，我母亲还把屋里屋外的卫生打扫了一遍，突然她感到头晕昏倒在地，随后医生赶到也没有抢救过来，最后据医生讲因患脑溢血而死。”
我一把将母亲脸上盖的一张黄纸给扯去，母亲紧闭双眼，宛如平时静睡。我双手晃动着母亲的两臂，嚎啕大哭拼命地喊叫：“妈妈呀！此时我声泪俱下，嗓音嘶哑，极度悲伤昏厥过去……
当我苏醒过来已是下午，我爷爷也从涡河南岸赶了过来，送来了三十元钱买了一口棺材。此时人们正忙着将我母亲安放到棺材里入殓，我挣扎着从铺上爬起来，扑到母亲的棺材上企图阻止他们，希望母亲还能起死回生，但固然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种文化都有自己的一套独特的人生礼仪，人生礼仪是普遍存在的一种民俗文化现象。由于自身的特点，人生礼仪成为文化节人类学、民俗学、社会学乃至心理学、教育学等许多科学共同关注的课题。
……中国传统的人生礼仪是纷繁复杂、丰富多彩、最具特色的。从古代典籍可知，在两千多年以前，中国的人生礼仪就已经具有了比较完整连续的体系。两千多年来……经历了漫长的传承、变异过程，不断丰富、完善，期间，外来文化（比如佛教）的影响，国内各族文化交流，都给中原本土的中华人生礼仪着上了缤纷的色彩……”（乔继堂《中国人生礼仪大全》）
当年解放初期，1952年的秋天，在中原大地的黄淮平原上，不论城镇或乡村，人们在操办红、白之事中仍然保留着许多的民风习俗。
国为爷爷和外公年老多病，姐姐是一女眷，我这个乳臭末干的孩子便是家中主要的男丁，在办理丧事中就成了扛引魂幡摔劳盆、驾灵送葬三位一体的主角。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礼仪之邦，即便是穷困的乡村，在办我母亲的丧事期间，一些远亲近邻们还是不断的前来吊唁，焚香烧纸，表示哀思。此时不管是男是女，年老年少，只要是前来参加祭典的，我都要上前叩拜迎接，以此大礼表示对他们的感谢。
第三天，即是出殡之日，清晨人们就开始忙碌。我披麻戴孝肩扛引魂幡，手拄哭丧棍跪在母亲的灵前。出殡开始，我手举劳盆（陶制瓦盆）将其重重地摔在一块砖上，瓦盆应声而碎，杠夫迅速启灵，我失声痛哭，驾灵而走。一路上不停地撒着纸钱，在汤王墓村几位乡亲和我几个小伙伴的护送下，将我母亲的灵柩运到茔地，进行安葬。
母亲的死对我来说是灾难性的，从此我成了孤儿，开始了像两年前，舟山群岛上春生他们一样孤苦伶仃的苦难生活。
母亲是一位出身于贫苦农村的普通妇女，她的一生是勤劳的一生，平凡的一生，苦难的一生。她自幼从事农业劳动，没有上过学没有多少文化，仅是靠自学，少许识些字，只能够读懂一般的简单书信。但是她心地善良，行善好施，深明大义，遇到事情总能安排的合情合理。
在她暂短不足五十年的人生生涯中，风风雨雨，历经沧桑，倍受人间磨难，多年漂泊颠沛流离吃尽了兵灾战乱之苦……
母亲给予我生命，含幸茹苦地哺育扶养我成长。早在六十年前，日军侵犯中原，狼烟四起，战火纷飞的年代里，她抱着在襁褓中的我，冒着风雪随老乡们一道逃进深山老林躲避日寇的追杀。她为我出生入死，历经艰险，付出了毕生的心血，即使在那险恶的战争年代里，有我母亲的呵护关爱，所以我一直是幸福的。
即便是后来到了国共合作再次，燃起内战的时期，国民党中原败北，军人家眷南撤。她带着我于1948年夏季，由北平撤离到上海，其后又由上海去福州，横渡海峡到达台湾。而后再由台湾回到舟山，千里奔波，万里漂泊，历尽了艰辛痛苦，尝遍了世态炎凉……直至1950年9月返回大陆，回到汤王墓村外婆家生活，母亲始终把我当作她的希望寄托。
每当家中困难时，她总是在说：“等我们瑜儿长大，日子就会好过了。”
然而上天就是这样地无情，在我孩提时代竟然让我母亲过早地去世，使我成了孤儿！
我在母亲的坟前痛哭，悲伤地凝视着万木萧瑟，空旷苍茫的大地不禁在想今后我将怎样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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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生老病死 落叶归根（三）
更新时间2008…5…12 23：44：53 字数：738
第三节
生老病死，人生规律，这是老天都无法改变的事情。但是我母亲的奄然而逝，是那么的突然，又是那么的急促，使我惊慌、使我恐惧、使我惆怅、使我忧郁、使我陷入痛不欲生的困境。自此开始了我在亳县由童年到青少年，将近十年艰难困苦的求学生涯……
办完母亲的丧事后，姐姐回到乡间小学去教书，我和姥爷（外公）两人相依为命仍然在汤王墓村生活。在过了“十。一”国庆节后，我仍旧到州东小学去上学。
1953年6月，在我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我爷爷也因病去世。当年我和姐姐都赶到涡河南岸的大厦门（太平北街）去送葬。此时，我姑夫已经回他的河南温县老家去了，只剩下我姑和她刚满三岁的儿子两个人。这时老爷子老死，她们也丧失了靠山，无人养活。生活无着只有离开亳县，回到了她丈夫的老家河南温县农村。从此结束了她自幼长到大，结婚成家，喜得贵子，连其丈夫（姑夫在我家生活了六年）都在我们家吃住生活，直至她三十二岁，我爷爷死后才离开我们郭家的门。后来到了1954年底，我姑夫在西安市西仓针织厂找到一份工作，才由河南农村迁移到西安，这些皆为后话。
早在1948年6月，我们母子三人由北平撤离到上海后不久，我爷爷和我姑、姑夫他们随后也到了上海。但后来军人家眷再向福州、台湾撤离时，我爷爷死活不再走了，他说在上海等我父亲，又说他已经六十多岁了，快要死的人了，不愿意离开故土，即使死也要死在大陆，绝不能死在台湾，或者死在南洋……当年他们就这样留在了上海。后来待到解放，又从上海回到北京，此时的北京已是旧貌换了新颜。
1950年春，我爷爷他们由北京返回到安徽亳县，三年后病故。也正达到了他的目的——死后能和他的父母，也就是我的曾祖父、曾祖母埋葬在一起，最终实现了他落叶落归根的夙愿。
第十三章 少年求学 举步维艰（一）
更新时间2008…5…12 23：45：25 字数：2717
第一节
1950年9月，我们由祖国东南沿海返回亳县，到1954年7月，我初小毕业。在这短短的四年中，我家就接连不断地发生了一些不幸的事情。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家中就失去了两位亲人，从而导致我成为了一个孤儿。此时我十三、四岁，在互助组的帮助下，我已能干些杂活，如牵牛犁地、耙地、播种，担粪施肥，锄草、收割等农活。我与年迈的外公一起生活，一老一少，相依为命艰难辛苦地过着日子……
在这几年里，中国其它地方乃至亳县，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从1950年10月起，相继开展了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公私合营、工商业改造、农业合作化等诸多运动，全国上下热火朝天，如火如荼。
尤其是抗美援朝运动，这是当时每一个公民都必须参加的事情。作为学生和老师，更是应该义不容辞地投入到这一运动中。
学校经常组织学生们到街上或人们聚集的商业闹市区去，向群众宣传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重要性及它的伟大意义。
县里也时常召开大会，组织群众游行示威，抗议美帝发动朝鲜战争。我们游行队伍的最前面是打着红旗、举着标语的队伍，紧接着就是锣鼓队、腰鼓队、秧歌队还有学校搞的活报剧——由几个老师和学生装扮成手持木制步枪的志愿军战士，牵着李承晚和头戴纸糊的美国星条旗高帽子的杜鲁门（后来又换成艾森豪威尔）他们胆颤心惊，丑态百出。外国洋人的大鼻子是用纸糊的涂上红墨水的尖筒筒，把它粘在中国人的鼻子上活像脸上扣着一个带有弯勾的红辣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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