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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台湾流浪到大西北-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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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一旦被打成“右派”瞬间就上升为敌我矛盾，由人民老师变成了阶级敌人，丧失了老师做人的尊严，并被剥夺了给学生上课的权利。“右派”除了被批斗，还要进行劳动改选，在校反右工作组的监控下进行检查、回报。
他们一早起来就要去清理厕所，打扫校园和饭堂卫生，学校里的一些脏活累活都是叫“右派”去干，当时他们所处的地位连学校的勤杂工都不如。
早在1953年，州东小学上初小时我就加入了少先队。咸宁小学上高小的时候，虽然家境贫寒，生活困难，但我的学习成绩仍然在班里名列前矛。曾经两年担任少先队的大队干部，每逢“六一”、“十一”学校开大会时，多是由我担当司仪主持大会，有时还代表学生在会上发言，在学校里可以说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学生。
上初中后，因为课程增多，加上我开始偏爱文学和美术，经常利用课余时间看一些课外书籍。在周末、星期天穿城到北关外的县文化馆图书室看书看报，翻阅资料，慢慢地对政治进步和靠拢组织已无兴趣。
决心多学些知识，长大后做一个自食其力，脚踏实地的人。
当年，我们初中的美术课是一个叫牛清洲的老师任教。他是安徽涡阳曹市集人，年近四十，中等身材，较为清瘦，一对不大的眼睛却能抓住素描的特征。他擅长国画，又能搞些油画的写生。
当时，我在下午课外活动的时候，常到他那里练习素描和学画人物、山水、花鸟的绘画技能，有时还跟着他学画徐悲鸿的《奔马图》和齐白石的《群虾图》，对我的绘画知识和绘画技能均有提高。
1957年开始反右时，他因画了一幅挺着大肚子的农村社员孕妇，下地干活的漫画，落下了攻击农业合作化的罪名，从而被打成了*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因此他被剥夺了给学生上课的权利，每天与另外几个“右派”一齐去干掏厕所、打扫卫生的杂活。
下半年，学校为加大反右斗争的力度，继续揭批新的揪出来的“右派”罪行，校党委、反右工作组竟然把正在接受劳动改造的牛清洲给叫回来，让他在校政治处的会议室里，根据别人的揭发材料用漫画的形式给画出来，以便师生们对新打成的“右派”进行批斗。
因时间紧促，他一人无法完成，反右工作组通知班主任让我每天上完课，在下午和晚上到会议室帮他一起画。
我们根据工作组提供的新的“右派”*材料，他在前面勾草图，我在后面用毛笔勾线条，然后上色，还要在图的下方配上文字说明。一幅幅的画面如同连环画一样，既简单而又明了。
当时，我虽然忙于学习无暇主动靠拢组织，但这次却是组织上主动找我的，表明了在反右斗争中组织上对你的信任，同时也是在政治上对你的考验，我固然是不敢拒绝的。
而牛老师前不久因画漫画而获罪，现在反右工作组又把他抽回来，利用他的一技之长，让其画出漫画去揭露新打成的“右派”罪行，这叫做立功赎罪，以毒攻毒。他当然不敢怠慢，十分认真，谨慎小心的去画，以图换来组织上能够对他有一个改造良好的认定。
在连续一周的绘画中，他甚至废寝忘食，不知劳累，有时在晚上十一点钟，学生下了晚自习课，已经息灯就寝，我们俩仍在会议室里画。他是那么的认真，一丝不苟，不仅构图要形象逼真，同时内容还要附合无产阶级的政治要求。
可是事与愿违。在我们画完几十幅批判用的漫画后，学校也都全部采用，有力地配合了反右斗争。但是牛清洲的罪过不但没有减轻，反而有所升级——由“右派”变为“极右”，两个月后以反革命罪被县公安局逮捕，判刑入狱，弄得家庭破裂，妻离子散。
直至二十多年后，冤案才被平反昭雪。然而此时的他已是年过花甲，老态龙钟，已经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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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中学时代 险象迭生（三）
更新时间2008…5…29 20：57：04 字数：2993
第三节
反右斗争在我们学校激烈地进行，从教师的队伍中打了几个“右派”，但此时并没有忘记上海送来的两个大学生“右派”，对他们也分别进行了清算。
一个是个子较高、身材瘦弱，性格内向，少言寡语三棒子都打不出来一个屁的唐思成。他眼睛极度近视，戴着一副左眼六百度、右眼八百度的近视镜。在一次劳动中，不慎把眼镜掉在脚傍，他慢慢地蹲下去，双手毫无目的在地上划来划去地乱摸，如同瞎子摸象一样，竟然逗得旁边的老师和学生们都过来围观取笑。
另一个是年仅二十岁出头，个子不高，性格外向，爱说爱笑，从来就不知到什么叫做苦和愁的杨嘉桂。
在师生批斗他们的时候，唐思成总是低头不语，形同一个哑巴貌似一个呆子，一时惹得积极分子们怒火顿生，一个个相继发言，厉声地斥责，口号声此起彼伏。经过一番较量，闹得批斗者口干舌燥，嗓子里冒烟，有的竟叫喊累得满头大汗，气喘吁吁，声嘶力竭，最后也和他一样成了哑巴……
而在批斗杨嘉桂时，他总是有问必答，积极地配合，态度尚好。有时在交待自己的“右派”言论时，他还给自己上纲上线，狠狠地自己批判自己，还批得没完没了，逗的大家哭笑不得……
常言说的好，巴掌不打笑面人。加上他平时劳动干活又十分的卖力，批斗会往往到此也就只好结束。
1957年反右斗争，从初夏到秋末在我们学校进行了半年多，开展的异常激烈，如火如荼。从全校的教师中揪出了几个倒霉的“右派”另外还把两个“右派”上报到公安机关批准逮捕，判刑入狱。由此可见反右运动当年在亳县二中所取得的成绩是何等的巨大。
然而，世上就是这样的奇怪，往往人们意想不到的事情就会突然发生。
1957年10月中旬，在一个阳光充足，金色灿灿的中午，学生们上了几节课后，纷纷从教室出来成群结队的朝饭堂走去，马上十二点钟学校就要开饭了。
我和一个同学最后走出教室，被落在后面，在我们前面几米远的地方走着的是给二（4）班刚上完政治课的反右工作组组长龚明——当时他还兼任学校政治处的主任职务。
龚明四十来岁，中等个子，身材较瘦，长型的脸上还有几个不太显眼的白麻子，说起话来带有一点尖声尖调，就是他的这种酷似女人的娘娘腔，在反右的大会上宣布了我们学校几个命运不佳的老师成了“右派”。
人往往不可以貌而定，从他貌不惊人的长相上你绝对看不出他是个大权在握，决定别人命运的人。
然而，他却是上级部门派到我校的反右工作组组长——党的代表。
他是学校反右工作的决策者，其它领导都要听从他的意见，他可以决定别人的前途，一个人的命运，在师生们的眼中他的权威是绝对不可忽视的。
此时，他刚刚下课，沾满粉笔灰的手托着课本和粉笔盒，朝着他的办公室兼往处的两间砖房走去。当他走到房子门前时，迎面过来了两个身着蓝色制服的年青人，问他是不是叫龚明，在他回答是时，一个青年右手握住手枪已抵住他的胸膛，左手持着一张逮捕证对他厉声地喝道：“你被捕了！”。
龚明的手指颤抖了一下，课本和粉笔盒掉落在地上。
另一个青年上来给他戴手铐时，龚明还很内行的问道；“前铐、背铐？”。
“背铐！”持手枪的青年说。
龚明顺从的把双手放到背后，那个年青人很利索的把他铐上。
“你的枪放在哪啦？”持枪的人在追问他。
“放在床头的木箱子里。”
另一个青年立即进屋把龚明的手枪取出，并退出子弹一齐收缴。然后又让龚明带着背铐的手用大拇指在逮捕证上按了手印，而后一左一右的押着他走出了学校大门。
龚明从逮捕到押走前后时间总共不超过五分钟，在一旁观看的我们几个学生都被惊呆了。
“好家伙这两个年青人真厉害！他竟敢把我们的反右组长给逮走了……乖乖。”一个学生被惊诧得在自言自语。
当我们俩人进入大殿改造成的饭堂时，一桶桶饭和一盆盆的菜还都摆在地上，并没有开饭。每个班还排着队正在听教务处的杨主任宣布一个骇人听闻的消息：“龚明是一个叛徒、特务、历史反革命，刚才已被省公安机关来人逮走……现在同学们可以开饭啦！”
一下子学生们马上散开，纷纷围住饭桶打饭，蹲在地上就着瓦盆里的萝卜炖白菜“呼噜……呼噜”的在喝红薯小米粥，此时大殿里顿然响起了阵阵桶勺碗筷交响曲……似乎学校里并没有发生什么骇人听闻的大事！
然而，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龚明被捕后学校的气氛骤然变得异常紧张，就连平时三天两头去参加批斗大会，经常和龚明为首的反右工作组一齐商讨给某一个“右派”定案定性的积极分子们，此时也都像缩头乌龟一样鸦雀无声，沉默不语了。
但这并不说明阶级斗争就此停止了，而是正处在树欲静，风不止的时候。据《毛选》所分析阶级斗争是长期而复杂的，乃是敌中有我“战斗在敌人心脏”，我中有敌——不然的话叛徒、特务、历史反革命又怎么能钻进革命队伍中当上了反右工作组的组长呢？
当时学校的反右运动并没有因为龚明是叛徒、特务、历史反革命，先前是由他担任反右工作组长时而打成的“右派”中会出现冤情和错误而进行针别纠正。既成“右派”，一旦“右派”帽子扣到你的头上，三年五年你是难以摘掉的，也只有规规矩矩，老老实实地接受持久的没完没了的劳动改造……，因为当年从中央到地方由上至下反右工作始终都是“正确”的。
加上第二年夏天，在学校一个男厕所里又出现了“反标”，使得校园里的空气更加的紧张了。
“反标”出现在校西北角一个男厕所的墙壁上，经过公安人员现场查看和拍照后，学校让学生在教室里各自在纸上写出“打倒”二字交给老师，再送到校部查对笔迹。还让班主任带上学生到出事的男厕所里去看现场。
那个歪歪歪扭扭、字体潦草的红粉笔字是写在小便池上方一米多高的墙壁上，在我们看到时仅剩下“打倒”二字和后面已被擦掉三个粉笔字的痕迹；学生们排队由厕所南门进去，看完后再由北门出来，然后回到教室还要分组声讨反革命的滔天罪行。
一周后，在一天下午学校通知大家紧急集合，校领导宣布已经查出“反标”是初中三年级的“***和***”两个学生所写，并宣布开除他们的学籍，由县公安局将其逮捕。这两个十五、六岁的孩子，从此也就永远地离开了学校。
1958年是一个多事之秋，从春季开始就大搞“实验田”和除“四害”运动（消灭蚊子、苍蝇、老鼠、麻雀）；当时是大跃进、人民公社、全民皆兵、大炼钢铁、大放“卫星”的狂热年代，许多新鲜事物应运而生，层出不穷，农业上出现了“千斤田”、“万斤田”（亩产）。工业上提出了“以钢为纲”的全国性的大炼钢铁，力争钢铁产量实现超英赶美的目标！
我们的政治老师也在课堂上讲：“现在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一天等于二十年的日新月异时代，很快就要完成社会主义进入“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天堂了！”
然而，事实上并非如此。
在大跃进、人民公社、大炼钢铁、大办食堂的热潮中，一些做法可以说是违背科学，劳民伤财的蛮干。当时浮夸成风，宁“左”勿“右”的冒进行为给人们带来了一些损失，也是后来造成“三年灾害”的直接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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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中学时代 险象迭生（四）
更新时间2008…6…8 12：36：02 字数：1792
第四节
1958年秋，外公一人住在汤王墓村，当时他孤苦伶仃，年老多病，已经到了人生的风烛残年，成了人民公社的“五保户”。
此时，我在二中上学只能利用星期天去看望他，每次到那总要先给他打扫一下房子，清洗一些衣物，此时外公已瘦弱得躺在麦草铺的地铺上，很少起来走动了。
当时五间草房已经倒了三间，剩下两间住了几十年的陈旧破烂土屋已是多年损坏，四面透风，房内一贫如洗就连最后的一口铁锅也被捐出为大跃进、大炼钢铁作“贡献”了。小屋里阴暗潮湿，霉变味刺鼻，当时还有一个本村比我外公小两岁，但一直没有住处的赵老汉与他同住。赵爷爷能为他们一天两次地跑到队里的食堂打饭，端回来两个半碗的煮红薯或是煮黄罗卜，此时他们已是连包谷面、高粱面的窝窝头也吃不上了。
本来就不胖的外公这时已经病的骨瘦如柴，情况是一天的不如一天。我去到后跪在他身边的地上，俯下身子把脸贴到他的耳边和他说话，他已是有气无力地在哽咽，两眼不住的在流泪……，后来在吃力地说：“瑜儿，我可能活不了几天了，姥爷死时最牵挂的就是你，你以后怎么过啊！”
此时，我心已碎！
在我走时对他说：“姥爷你等着，我下星期回来时一定给你买回两个烧饼吃。”他点点头似乎已经很满足了。
然而，我在二中上学，每月六元的伙食费还要靠学校给的三元助学金和我姐姐的接济来交。除此之外我几乎再没什么可消费的了。当时早上用的牙刷是用五分钱买的已经用了快两年的秃牙刷用它沾上一点盐巴来刷牙。洗脸用的小瓦盆还是在刚考上二中时和一个乡下的穷学生二人各出五分钱合买的。下周去看外公又哪有钱来买烧饼呢？但我有一个想法，无论如何到时我一定要给他买回两个烧饼，让他吃上一顿饱饭。
周末，我向一个经济条件好的同学借了两角钱，答应他在假期打工挣了钱再还他。下午放学后，我穿过县城，在北门口外的一个烧饼摊上用了一角钱、四两粮票买了两个刚出炉的烧饼，又用一角钱买了二两五香卤牛肉，让店主将其切碎夹到烧饼里用纸包好，我揣到怀里就尽快地朝汤王墓村跑去……
到那外公还在睡，我把他叫醒“姥爷！我给您买来了两个牛肉夹烧饼，快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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