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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明朝当王爷-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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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戏台上偏偏却还穿这种古汉族衣冠。
本来，清除官方对戏台上反复出现前朝衣冠也有一些警惕，顺治末康熙初曾经发生过这样一桩事情：刑部捉住没有剃发的王玉，梁七子，他们自称是演戏的人，要男扮女装，所以不剃发，但是皇帝却勃然大怒，下诏说，以前曾下令不剃发者斩，并没有允许优伶留发，至今这些人还违背命令，实在是可恶。
所以，现在再次警告，如有伪托优伶不剃发的，十天之内速剃，十天之后，如有不剃发，一定重重治罪。但是，禁令归禁令，也许是人们习惯了舞台上的汉族衣冠吧，就连满清宫廷、贵胄私第的演出，仍然是“大明衣冠”，这使得戏曲领域“漏网”获得了“易服色”的豁免权，在戏台上很奇特地保留了历史上汉族的传统服装。
稍后另一个出使北京的徐长辅道时发现了这里面的奥妙，他说，戏台上所用衣冠，都是历代中华的衣冠，这就是“礼失求诸野者”。
而在这些使这里面，要数洪大荣对这一奇特的现象特别敏感，但潘庭筠问他“场戏有何好处？”的时候，洪大荣心领神会，就说“不经之戏，然窃有取焉”。他们彼此都明白，所谓“有缺。就是因为人们可以在戏台上“复见汉官威仪”。
也许这并不一定是真的友意识保留“汉官威仪”，只是由于清帝国剃发令的百密一疏。但是，就是指一点残存的历史遗迹，给朝鲜使者带来了对异域悲情的无限遐想，他们觉得这可能就是汉族人苦心孤诣保留的东西。
一直到道光八年（1828），一个叫朴思浩的朝鲜使者到中国来，看到戏台上演戏，还觉得这种戏台上的特别衣冠是汉人有意为之，他在《演戏记》里便猜测说，“演戏，戏也，亦关中国之沿革。盖清初有人虑其历代衣冠之无传，设为此戏，涂人耳目云，言斯言也。岂不成远虑哉？”换句话说，在他们看来，这些“汉官威仪”之中，真的寄寓汉族故国离黍之思。
是真的吗？
四、外国使节的冠服：化外的豁免
让人联想的汉族衣冠，除了出现在戏台上，还出现在外国使节身上。
明清之际中国变色，按照朝鲜人的说法，已是满目腥膻遍地蛮夷。“礼失求诸野”这句话，不仅常常被汉族文人想起来，也被暗中自得的朝鲜使臣放在嘴边。
外国使者团到北京来，清廷倒是对他们的服饰听之任之，因此朝鲜、琉球和安南，便照旧穿了前明的衣服，一样招摇过市。
乾隆后期出使中国的徐浩修记载，安南使者的服饰，到与朝鲜大体相同，“束发垂后，戴乌纱帽，被阔袖红袍，拖金玳瑁带，穿黑皮靴”，这样的服饰正是“大明衣冠”的制度。
大体同事的金正中也记载，和他们一起到北京朝觐的琉球使者，朝袍广阔，仍然是古人制度，用了黄帛为带，紧紧束腰，头上以黄色绫裁作头帕，和朝鲜的幞头差不多，“人物古雅，言语淳淳，稍无俗野之气”。而安南人则高髻网巾，朝袍角带，与朝鲜更接近，而且把他们的帽子叫做“文公冠”。
不过，比起琉球和安南来，朝鲜人更有一种中华文化继承者的心态，虽然同样都是“事大”与“朝觐”，朝鲜人仍然觉得，只有自己坚持了中华正宗，只要琉球和安南使者的衣冠打扮稍稍偏向满清，就打心眼里看不起。
徐浩修，对安南使团的君臣在朝觐时候穿了满清服装异常不满，就明知故问的讽刺，“贵国冠服本欲满洲同乎？”
安南人回答说，以内皇上表彰我们国王亲自来朝觐，所以，特别送给车服，我们奉命在北京朝拜的时候使用，归国反途中在穿回本来的衣服，这种衣服不过是一时权宜而已。
本来这是当时安南人小心翼翼的策略，但是，在徐浩修“政治正确”式的故意追问下，据说安南人也面有愧色。
对于虽然穿着大明衣冠的琉球人、缅甸人等等，尽管穿着并无可挑剔，但朝鲜的使者觉得他们的文化不是那么正宗，金正中就很鄙夷地批评琉球人，说他们轻薄狡诈，不够谨厚。而缅甸人则是三国孟获的遗种，他们穿蟒布衣服，但头不戴冠帽，梳了两髻，极可笑。
说起来，朝鲜人在穿衣戴帽上面，好像显得相当苛刻和自负，他们面对琉球和安南有一种居高临下，甚至面对清国人也一样从心底里透出不屑，当有汉族文人询问，“（朝鲜）使臣不加帽而所以戴貂皮者，何制也？”
金正中就很骄傲地回答，这是中华就职，你没有听说过吧？
当中国士大夫称赞他们是衣冠之国，他们又故意反问中国衣冠究竟来自何代。
像朴思浩就是这样，和汉族文人一起聊天，偏偏哪壶不开提哪壶，故意挑衅地说，你们清国的帽子、狭袖，竟然用于朝贺宴享祭祀征战燕居，那么这是中华之制吗？
高朋满座面面相觑，只好尴尬地回答：这不是唐宋明遗制，是清国之制。这时，朝鲜使者心理得到极大的自我满足，汉族中国人的心里却多少有些不是滋味。
五、汉族妇女服饰：边缘的模糊
和外国使者的衣冠一样，满清妇女的服饰有时也会成为激活汉族历史记忆的资源。沈从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中曾用焦秉贞绘、朱圭刻《耕织图》与清初《燕寝怡情图》为例，说明清代妇女服装仍然沿袭晚明，如高髻、花钗、对襟外衣或水田衣、长裙、或加云肩，从万历到康熙、雍正。
甚至故宫博物院藏《雍正十二妃子图》里面的满清皇妃，都穿了汉族的衣服。这倒是实的，有时候，审美习惯并不跟随政治规训，康熙年间出使北京的崔德中就注意到，汉族的女人又得穿着摺裳，上身穿明代衣服，头上装饰着彩花珍珠，出门的时候脸上罩着黑纱，有的骑驴而行。于是大为感慨说，“女子则犹带明衣制矣，可爱。”
明衣冠可爱而清冠服丑陋，这当然是朝鲜人的固执见解，不过，对满清习惯的鄙夷，伴随的只是对汉族衣冠的偏爱。
朝鲜人从很早期就坚持穿着汉族衣冠，还把它看成是“文明”的象征，《三国史记》卷首金富轼序文里，就历数新罗到高丽的服饰变迁，他说，到金春秋得到唐太宗皇帝所赏赐衣带，回到朝鲜推广，便以华变夷，而在后来文武王时，又改革妇女的服装，自此以后，衣冠才完全同于中国，而朝鲜也从此进入“文明”。
值得注意的是，本来这种服装的偏好只是对另一个文明的向往，但是在中国的明清易代以后，他却具有了确立朝鲜文明正统性的意义。依然穿大明衣冠，使得他们可以自豪地宣称自己是“小中华”而中国却已是“夷狄之邦”。
而汉族女子的服饰，在满清夷狄时代仍旧沿袭晚明，便给他们带来一个印象，似乎真是“男降女不降”似的，汉族女子身上寄托了汉族的历史记忆。
最初满清王朝还是想统一服饰的，康熙还没有亲政的时候（1664），朝廷曾经有过一个动议，想禁止汉族女子穿汉族衣服。可是，“此论一出之后，汉人气色，莫不失心，大概去其衣冠，解其足裹，有若剃头者然”，大概是碰到激烈反弹的，连官员都知道这是“招怨之举，深可虑也”，所以，建议送上朝廷，隔了好久也没有真的动作。
说起来，满清王朝的汉族妇女穿着明代衣冠，一方面固然是因为满清实行的是“男降女不降”政策，但另一方面却是顺应传统审美观念强大的惯性。
尽管满清入主中华，但汉族衣冠或者古衣冠在人的心目中，还是有一种有文化和有历史的高雅象征，那个时代并不像追逐时髦和新潮的时代，在人们的心目中，古典即典雅，而时尚却只是流俗。
在小说、戏曲以及书画中，要表现一种想象的和高尚的“美”，仍然需要这种古典的，而不用时尚的衣冠。
朝鲜使者李宜显在初始北京的路上，遇见一个叫马倬的读书人，于他谈论衣冠之事，他“显有愧屈之色。即书示曰：我们未尝不羡，但我们尊时耳”。
“遵时”是什么？就是向现实妥协，因为在满清直接控制范围之外，所以，朝鲜人不太能过体会汉族人的苦衷，倒是怀着一种逆转的自负和鄙夷。
康熙三十九年（1700），一个叫姜铣的朝鲜使者在青果协了两首诗，先是说“使者遥寻秦地界，夷人惊怪汉衣冠”，接着说“楚士几轻秦吏卒，蛮儿浑怪汉衣冠。
这很有趣，在汉人眼中本是东夷的朝鲜人到了中国，却奇怪这里找不到真正的中华，本来是中华的汉人，却在朝鲜人的眼中成了“夷人”、“蛮儿”，他们却对原本祖先穿过的大明衣冠感到陌生和诧异。
难怪乾隆年间的洪大荣要嘲笑汉族中国人说，“中国衣冠之变，已百余年矣。今天下唯吾东方略存旧制，而其入中国也，无识之辈莫不笑之。呜呼，其忘本也。见帽带则谓之类场戏，见头发则谓之类妇人，见大袖衣则谓之类和尚”。
也许，指责太苛刻，批评太轻率，嘲笑也未免不够忠厚，因为汉族读书人已经说的很明白，这是不得已，就连程、朱在世，在这个时代也不得不薙发编辫，穿上满清服装。“遵时”的代价是被压抑的历史记忆，而这种历史记忆的被压抑，是因为汉人经历过很惨烈、很漫长，而当时朝鲜人并没有经历过的血腥岁月。
书香闷递＇转贴妙文＇ 有关郑和航海的几则史料（明）
英国退休潜艇指挥官孟席斯对中国明代郑和航海的研究，引起很多人的兴趣。他主张的郑和船队是人类第一支环球航行并首先到达美洲的船队这一见解，虽然还是一种推测，但却不无道理。
孟席斯面对的最大难题是缺乏支持他的结论的文献资料。他认为那些文献包括航海图，因政治动荡和明皇朝转而实行禁海而被销毁了。
文献销毁的具体情况如何，他也没有说。阅读这些报道，使我想起好几年前读到过的一些资料，似乎与孟席斯的研究有些关系。我凭印象翻检书籍，找到了几则。这几则史料在以前不会引起人们多大注意，现在有孟席斯的研究作背景，就有些意思了。
一则见明朝冯梦龙（1574—1646）的《智囊》。此书中记载，明英宗天顺年间（1457—1464），英宗（朱祁镇）好宝玩。有宦官出主意说，30年前宣宗宣德年间（宣德五年润十二月，1431年）曾派遣三宝太监出使西洋，获得无数珍奇宝玩。英宗就令宦官到兵部去查找三宝太监当年到西洋的海上路线图。
兵部侍郎刘大夏得知，就把有关资料找出，偷偷藏去，使宦官找不到这些资料。兵部尚书项忠要追查文书的下落。刘大夏就对项忠说：当年下西洋花费了几十万两，军民死了数万人，是当年的弊政。那些文书应当销毁，以除病根。项忠听从了刘大夏。
《智囊》所记的史实是可信的。从这则记载可知，郑和确实留下了航海图和其他航海资料，而他最后一次（宣德年间）航海的海图等资料被刘大夏从兵部偷走了。至于这批文书是否足以支持孟席斯的结论，就无法得知了。
这次文书的失去却不是因为“政治动荡”和“海禁”，而是刘大夏的大胆妄为。这样的事刘大夏不止干过一回，另一次，他同样以除弊政的理由偷走、藏匿了有关去安南（今越南）的资料。
另一则见明朝祝允明（1461—1527）所撰《野记》。所记不长，全文如下：“正德辛未岁（1511年），巴喇西国遣使臣沙地白入贡，言其国在南海，甚远。始领其王命，在洋舶行凡四年半，被风飘至西澜海面，舶坏，唯存一脚艇。
又在洋飘风八日，至得吉零国（即大吉岭———作者注），住十一个月。又往地名秘得（即不丹———作者注）住八个月，乃遵路行二十六日至暹逻国。以情白王，王赐日给，又与妇女四人，住彼又四年。至今年五月，才附番人奈林船入广。其所贡：木匣六枚，内金叶表文、祖母绿一块、珊瑚树四株、玻璃瓶四把、玻璃盏四个及玛瑙珠、胡里丹。”
这则记载与郑和航海无直接关系。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巴喇西”国。在参与郑和航海的马欢、费信所著的《瀛涯胜览》和《星槎胜览》中，均不见“巴喇西”。
使臣沙地白说其国“在南海”，而不是在西洋。计算一下单程航行时间，他用了5年多，比郑和船队航行到东非再返回的时间还要多一点。可见这“巴喇西”极远，离中国的距离相当于中国到东非距离的两倍以上，这就应该是美洲了。
而“巴喇西”应该就是今天的巴西。今天“巴西”的拉丁文是“Ｂｒａｚｉｌ”，“巴喇西”比“巴西”发音更准确。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沙地白说其国在“南海”，而不是“西洋”了，因为巴西在南半球，到中国来是向北航行。
至此，可以得到一个结论：早在16世纪初，南美洲印地安人就已航行到了亚洲，到达斯里兰卡（西澜）、泰国（暹逻）、中国，巴西就已同中国有了外交联系。这一结论是惊人的，从而南美产物是否是哥伦布下西洋后才正式传入中国，也变得扑朔迷离。
这一事件发生在祝允明在世之时。祝允明即祝枝山，是明朝著名的文学家和书画家，曾亲自与一位“下洋兵”“邓老”交谈过，他的记载应该是可信的。
郑和在出使西洋的过程中，曾多次剿灭过海盗，因此，“下洋兵”的称呼是很自然的。祝允明能与这位“下洋兵”“邓老”交谈，说明这位“邓老”是郑和最后一次下西洋即公元1431年出发的那次的参加者，活到祝允明成年的时候，应该有七八十岁了。由这则记载引发的问题同样有意思，而且与孟席斯的研究有联系了。
巴喇西使臣沙地白是受巴喇西国王派遣出使中国的，带有国书即“金叶表文”和“贡品”，是一次正式的外交活动。他途中曾滞留多国，历时达十来年，最终到达中国递交国书，可见出使的目的地是中国。
就是说在公元1500年以前巴喇西国就已经知道中国，并且有与中国交好的强烈愿望，而且已掌握了到中国去的航海线路，当然还具备了相当发达的造船和航海技术。
西方的航海家哥伦布虽然于1492年到达了美洲，但他没有到过中国，不可能使巴喇西产生与中国交往的愿望。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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