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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爱情-第4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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娅必须照着他开的处方进行治疗。在正常的情况下，她这样的状况必须送到医院里治疗，但是话说回来，在正常的情况下，她又怎么可能遭受这样的难以忍受的压力呢。
在莫妮卡成为头版新闻人物的这一个月中，莱温斯基家中的秩序大乱，她的父母都很严肃地考虑过自杀问题，而她的弟弟迈克尔把麻烦都憋在了心中，“我背了一个沉重的包袱，无论我遇到什么，我都把它扔进我身后的背包中。”他简单地说。至于她的朋友们，凡是与她通过电话的人都接到了调查通知，甚至把他们所知道的所有事情，全盘招供了。
当斯塔尔的调查员胁迫她的弟弟，骚扰她的父亲，把她母亲逼到崩溃的境地，这一切莫妮卡被迫袖手旁观。而她也不得不无助地看着OIC把她的朋友们传唤到大陪审团面前。这对于她来说，真是可怕的时光。他们拿走总统送她的礼物，念她的私人邮件，听她最毫无防备的隐私的对话，调查她的读书目录，搜查她的住处。现在，他们不满足利用母女关系，还想考验她和朋友们的友情。
每天，她和她的母亲都会坐在电视机前，看着那些她们关心的好朋友——例如贝蒂·科林斯——被传唤到法院，每次看到这样的景象，她们都心中刺痛。她没办法知道谁接到了电话，也不知道他们会说些什么，更不知道他们怎么看待丑闻中的她。作为一个天然的悲观主义者，她认为他们都会轻视她，因为她投入的这场恋爱，因为她差点让总统下台，更因为她把他们牵连进了这团混乱中。
她母亲这样描述她们一起坐在电视机前等着坏消息的场景，“莫妮卡把电视调到新闻频道，然后坐下来盯着屏幕。一辆车门打开了，开始你看不清出来的是谁，当他们走近的时候，摄像机会推上去，可能你看到的是一个金发女人的脸，莫妮卡就开始哭，‘哦，上帝啊，是阿希莉。’无论是谁，她都会泪流满面。他们成天跟踪她已经很过分了，她最不能忍受的是，还要看着朋友们一个个被传唤去受审。而他们的惟一罪行就是没有拒绝听她的倾诉。”
讽刺的是，就在莫妮卡感到对不起内莎、凯瑟琳、阿希莉和其他朋友的时候，她们也同样觉得被迫供出朋友的隐私是一件很肮脏的事情，同时也明白他们的证词可能会把她送进监狱。在结束庭训之后，有几个朋友通过他们的律师向莫妮卡传达了她们对她的爱和支持，这是这片悲哀的海洋中仅有的安慰了。
内莎是她知己中第一个告诉全世界，莫妮卡拿总统的一根雪茄干了什么。内莎记得，“我出庭作证的某个时刻，突然出了一身汗。我意识到自己在对着一屋子的陌生人讲自己朋友的事情，而那些人因为她和总统发生了性关系就想定她的罪。”
内莎、阿希莉、黛布拉和其他很多人被迫如实说出他们和莫妮卡私下交谈的内容，顾不得那些是不是对她有害。对于凯瑟琳·奥尔黛·戴维斯来说，情况更为复杂，因为她那时住在东京。她不仅接到了一张传票，连她在五角大楼工作时用来和莫妮卡互发邮件的那台电脑都被要求检查。3月中旬，当FBI探员正在努力搜寻她电脑硬盘中的内容时，凯瑟琳也从东京飞到了华盛顿。17日，她必须在大陪审团面前提供证词。她发现这个经历是一次让人难堪的羞辱。“简直糟透了。我不是一个假正经的女人，但是在莫妮卡的性关系这个问题上，他们也问得太详细了。我觉得回答这些问题，就是冒犯了她。我觉得在一群陌生人面前谈论另一个女人是不对的，令人厌恶的。”
斯塔尔王国（5）
“更坏的是，我感觉他们在利用我抓她的漏洞，迫使她顺服，证明她在书面陈述中撒了谎。那太可怕了。他们想起诉她，让她告总统的密。在法庭上有一刻，我想，‘天哪，我在这儿帮这些人扳倒美国总统。’”
就好像冒犯别人是一件很绅士的事一样，OIC探员打印出了她电脑里所有的邮件，不管对于这个案子是否合适。然而这些对斯塔尔的调查没有丝毫帮助，因为之前她已经删掉了部分
信息。很幸运，凯瑟琳聪明地保存了那些莫妮卡提到维农·乔丹和找工作的信件。这些信件表明，在葆拉·琼斯案把莫妮卡牵涉进来之前，乔丹律师就已经在帮她找工作了。不可原谅的是，斯塔尔手下的调查员无视凯瑟琳和她律师的抗议，把她的一些有关家人的私人信件公开了，其中有些写到她对丈夫克里斯的感觉。后者在特别调查官的国会报告中也有提到。
这件事情对凯瑟琳是毁坏性的打击，“我一生当中从未如此愤怒。”她说，“把你的私人情感向全世界公开和朗读，简直令人发指。我发现很难处理这个问题，我恨政府，恨他们在这个案子中对人们所作的一切。上次我说服自己参加投票。因为我父亲是英国人，所以我正郑重考虑是否要放弃美国国籍。”克里斯是一家企业的主管，他也强烈感觉到他们的隐私被“无耻地”侵犯了。“我们在这场闹剧里纯粹是次要人物，根本起不了什么作用，但是我们的公民权利被这些奇怪的政治程序践踏了。”
有趣的是，通过莫妮卡、凯瑟琳和其他人的经历，全世界使用电脑的人都从斯塔尔调查中学会了，“老大哥”在监视着一切。现在，许多公司教导员工写机密邮件时要当心，好像有人正站在你背后看你写的东西。
所有被迫踏入“斯塔尔王国”的人都很快看到美国梦的黑暗一面，这非常重要。莫妮卡的朋友们都是有着自由意志的、守法、富裕的中产阶级白人。他们都开始了解这样一个残酷的事实，政府、司法部和媒体有着无节制的权力。举个例子，玛西娅·刘易斯通过她的朋友比尔·马丁——她坚定的非裔美国律师——了解了另一半人的生活。他们一直生活在恐惧当中，每天都要面对种族主义的镇压，尤其是针对黑人的。“当我和比尔一起在附近散步的时候，有人上来拥抱我，对我说‘你是我们中的一员。’”她清楚记得那些人既不是媒体，也不是富裕的美国人，而是这个社会的另外一些受害者。
事实上，从1月21日，事件爆发以后，莫妮卡就是一个主要牺牲者，她好像被流放到了另一个世界，一个由丹·拉瑟统治的静止而黑暗的世界。每天早上8点左右起床，拿半个百吉饼、一份奶油芝士和一杯咖啡当早餐。看CNN的新闻或者在父亲的电脑上上网，生怕错过了有关她的任何消息。
中午，在吃“体重控制者”的“瘦身特餐”午饭前，她会一边踩着锻炼的单车，一边把电视调到法制节目《真相重担》，这个节目在这段时间一直关注着斯塔尔调查的进展。“我没有耐心看报纸，我集中不了注意力。很多时候，我想着这个案子，觉得很迷惑。我就好像上了一个法律速成班。”
晚上，她不停地换着电视台，看着一些类似于《拉里·金现场》、《Geraldo》等节目，那些节目持续报道一些最新的法律事件，只有她能看懂其中的重要性。她的新生活方式是一种多余的受虐心态，也反映了她的性格，她想要能够掌控自己的生活，同时，也想惩戒自己，因为她不得不无助地看着自己的生活被一点点撕碎。
每天这样寻找着有关的信息，她常常能听到电视专家诋毁她的生活方式、她的衣服和她的品德。“在他们眼中，我是一个伤心、可悲的失败者，喜欢出风头，弄出了一段跟总统的不光彩关系。”当然，如果莫妮卡不去注意她的法律小组在做什么事情，不去看电视，她可能不会那么痛苦和烦恼，但是，这不是她的处世方式。从三月中旬开始，她会去市区内特·司贝斯的办公室，帮忙整理和调查有关案情的资料，就像一个治疗专家在对付一个重病那样。
如果说觉得自己还有用，对于莫妮卡来说是一种安慰，那么更大的安慰来自那些如雪片般飞来的信件，百分之七十的信件中里面写满了同情。但是法律禁止她给那些祝福者回信。其中一封特别的信吸引了她的目光，这是一个女演员写来的，她叫雪莉·丹苏克，住在纽约。她也被独立律师的工作组找过，也很担心，不知道该做什么。她说她不是和总统谈恋爱，而是和其他名人有过违法的关系。她想知道莫妮卡的律师比尔·金斯堡是不是也愿意帮助她。一开始，莫妮卡和她妈妈都认为，这个女演员是想通过雇佣目前美国最炙手可热的律师——金斯堡——来出名。
然而几周后，三月上旬的一天，莫妮卡又收到了丹苏克女士寄来的一封信，里面附了一张斯塔尔发出的传票的复印件。莫妮卡为自己的误会感到对不起她，不顾母亲的反对，她把这封信转交给了她的律师纳瑟尼尔·斯派兹，后者把它交给了一个在华盛顿的律师朋友基思·沃特斯。事情暂时告一段落。
就像一个复仇女神一样，特里普一直想要故意刺痛莫妮卡。1月份丑闻爆发后，特里普第一次在公共场合出现时，穿着莫妮卡送给她的一件外套。而7月，她出现在大陪审团面前的时候，她带着一个莫妮卡送给她的盗版的Chanel的手袋。10月，就在莫妮卡宣布接受电视访问不久，特里普还接触了这个节目的制作人，试图获得她自己的出镜机会。
斯塔尔王国（6）
几乎同时，莫妮卡遭遇了两个剧烈打击，这让她的精神彻底掉到了谷底。第一个是她看到贝亚尼·内尔维斯，克林顿总统身边的干事第二次被传唤到大陪审团面前。她震惊地看到他系着她第一次送给总统的领带。她立刻想到两种可能性：第一种是总统要求“内尔”系上自己的领带，为了给莫妮卡一个信号，让她不要放弃对自己的支持；另一个是总统根本不在乎她，把她送的礼物随便给别人。而她悲观地相信后者更为可能。
第二个打击发生在几天之后，用心更为险恶。她的发型师伊什米尔·戴米尔打她电话，告诉她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前不久，莫妮卡去他那里把头发剪短时，尾随的记者和摄影师，透过发型沙龙的玻璃拍到了她和她的发型师，这件事让伊什米尔突然名声大噪。琳达·特里普找了他，她用化名和他的托卡沙龙签订做发型的协议。所以他必须跟她接触，不然她就能投诉他破坏协议。莫妮卡的律师听说了特里普也去了，他建议莫妮卡不能再用这个她很中意的发型师了，以免把他牵涉到这个案子中来。这件事看上去似乎非常细小琐碎，但是对于莫妮卡来说却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她觉得伊什米尔是那个快乐的过去的一部分，但是现在，似乎世界上每一样原本属于她的东西，现在都属于别人了，属于那些新闻记者，属于那些审判员。
这已经不是第一回了，就像一个复仇女神一样，特里普一直想要故意刺痛莫妮卡。1月份丑闻爆发后，特里普第一次在公共场合出现时，穿着莫妮卡送给她的一件外套。而7月，她出现在大陪审团面前的时候，她带着一个盗版的Chanel的手袋，那是莫妮卡跟着国防部去韩国出差的时候，给她带回来的。最近，1998年10月，就在莫妮卡宣布她将接受电视访问不久，特里普还接触了这个节目的制作人，试图获得她自己的出镜机会。
5月12日，星期四的晚上，还在为那些事情烦恼的莫妮卡，和她的律师团一起去华盛顿的山姆·哈利牛排店吃晚饭，基思·沃特斯和他们一同去，他当时在帮雪莉·丹苏克打官司。当他们大快朵颐的时候，纳瑟尼尔·斯派兹神秘地俯身告诉莫妮卡，丹苏克是“Jane Doe Number 7”，葆拉·琼斯案中排在她下面的那个女孩。
这个消息对于莫妮卡来说，简直就是噩梦成真。这意味着总统在和她交往的同时还和别的女人有染。她被愚弄了。莫妮卡冲进洗手间，不可抑制地呜咽了起来。“如果有一个Jane Doe Number 7，”她说，“那么就是说他对我讲过的每句话都是废话，对他来说，我什么都不是，这整整两年的关系只是一场闹剧。在经历了那么多痛苦忧虑，冒了那么多险以后，我还要被这些念头折磨。我想也许他更在乎她，更喜欢她，他们上过床，他甚至可能会说爱她。”
泪流满面的她回到餐厅，要求回家。但是那些律师们还没吃完，不愿意走。金斯堡还粗暴地叫这个哭泣的女孩不要丢人现眼。她伤心地坐在那里，决心结束这一切：她觉得自己已经彻底走到了路的尽头。“我决定回家自杀，我受够了。”
当她回到公寓，她犹豫着是服药还是割腕。她思考着这两个选择，打电话给她的医生苏珊。“我当时很歇斯底里，是她救了我。我从来没有和死亡那么接近过，我不知道怎么再走下去，她让我平静了下来。在那一刻，我已经站在悬崖边上了，是她把我拉了回来。”
“对美国总统那份没有回报的爱情，把我逼到了自杀的边缘。我觉得我的生活结束了，我感觉不到自己还剩下什么。生存的意义是什么呢？什么都没有。”
和苏珊医生通完电话，莫妮卡上床睡了。第二天早晨，当她醒过来的时候，她对生活有了一个崭新的认识。她现在知道，无论发生什么事，她都能走过去。可能她仍然会被什么事情打到，但是她永远不会被压垮，这是她人生的转折点。此外，这件事或多或少有了一个好结局，后来她知道雪莉·丹苏克被错误传唤了，根本就没有一个所谓的“Jane Doe Number 7”。莫妮卡差点因为这个错误而丧命。
然而，有一次，她没机会思考。两个月之后，这个“水门囚犯”被允许见第一个访客，她最好的朋友、刚刚出庭作证的凯瑟琳·奥尔黛·戴维斯。莫妮卡哀求她的律师让她俩见见面。律师们对见面引起的法律后果很是担心，不过最后他们还是让步了，只是要求莫妮卡严格遵照他们的要求，不能谈论任何有关这个案子的问题。莫妮卡在非常焦虑的期待下，度过凯瑟琳来之前的日子，她不知道经过5月17日在大陪审团前的那场折磨后，她的朋友是不是还想见她。她完全不必担心。
担心房间里装有窃听器，她们就在水门公寓的会议室见面。这次重逢充满感情，两个女孩都不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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