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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友梅文选-第4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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敌人的一次冲锋压下去了。忆严把二班长叫到跟前说:“你以为我们三个人能把这些敌人消灭吗?”

二班长没回答。

“你带她走,就为革命多保留两个战士;你留下,三个人全牺牲。可以只牺牲一个人的时候,多陪上两人,是犯罪的。走吧!”

二班长说:“我哪能扔下你,一个男同志……”

“你首先是个战士!连长命令你听我指挥!”忆严急道,“我叫你带着她走!”

二班长咬了咬牙,无可奈何地招呼俞洁说:“服从命令听指挥,咱们走吧。”

俞洁把脸贴在忆严火辣辣的脸上,流着泪说:“我有些话要对你说的,来不及了……”

“走吧,你经过这一路锻炼,应该成熟多了。”

二班长和俞洁走后,忆严整顿一下服装,无意间碰到了大胡子那封信。她想起从拿到它之后,还没来得及拆开看一眼呢!敌人还在布置进攻,她迅速把信掏出来,用牙咬着撕开封皮,把它展在地上。这个胡子也学会撒谎了,说是和以前的信一样。以前哪写过这样的信?只有两句话:

我请求把终生照顾你的任务分配给我,你批准吗?

她把这几个字撕下来,放进了嘴里,咀嚼着它,咽下了肚。

敌人又进攻了。忆严再次用手榴弹把他们打回去。在投最后一颗手榴弹时,她胸口又中了一弹。她回头看看,见二班长已拖着俞洁游到了河中心,就从堤上退下来,用尽全身力气,向河水中爬。

敌人组织了第三次冲锋,可是匪连长刚喊出一个“冲”字,就被背后射来的枪弹击倒。一队解放军战士呐喊着,端着刺刀,成散兵线从敌人的侧翼冲了上来。

孙大胡子见到小高,劈头就问忆严和俞洁现在哪里?小高说忆严早已失去联络,俞洁刚刚才又走散,估计是向河边走去了。孙震立即决定全队向西追赶,决不能再把俞洁丢失。

他们所在的位置,距匪军挨炸的地方约有四五里。一听到枪响,他们立即跑步奔袭,赶到河边,已经是忆严在回击敌人的第三次冲锋了。

孙震从望远镜里认出投弹的是亿严,而且仅仅就她一个人,感到情况危急,立刻下令冲锋。他告诉战士们,目的不在于歼灭眼前的敌人,只要把他们冲散,与河堤上的战友会师就是胜利。战士们端着刺刀猛冲狠杀,像一阵旋风,直扑上来。敌人哪还有力量坚持抵抗,匪连长一倒,众匪军就各自夺路而逃,转眼间就远离开了河堤。

孙震领着人冲上河岸,却不见了亿严。正在着急,忽听小高在水边上喊:“孙连长,快来!”这才看见忆严己倒在河边,半个身子泡在水中。他和战士们一起都奔了过去。

忆严神智清醒,神态从容,只是面色蜡黄,气息微弱。孙震喊她,她强撑着睁开眼,望望小高和孙震,笑了笑,抬手指指对岸,用低得难以听清的声音对孙震说:“像小时候那样,背着我过河,追队伍去!”

孙震抱起忆严,让小高扶着,把她背在身上,雷鸣似地喊道:“渡河!”

走到河中心,他听到忆严喉头轻微地响了一声,伸在他胸前的手,一下就松软地垂了下来。他停下脚,往上掂了掂忆严,叫道:“小周!小周!”

回答他的只有河水的咆哮,河风的叹息。

大滴大滴的泪珠,顺着他面颊流下来,挂在毛茸茸的胡子上。他咬紧牙,头也不回,迈开大步继续向河西岸走去。

河西岸上出现了骑兵,一名,两名,好大一队。俞洁和二嫚,也随着骑兵登上了河岸,朝小高,朝孙震和他背上的忆严高喊:

“快走啊,首长派部队接咱们来了——”

“周忆严同志!”大胡子带着泪直喊道,“你看看,你们追上部队了。”

她们终于追上了部队。

漫忆汪曾祺

》》漫忆汪曾祺

邓友梅文选漫忆汪曾祺

作者:邓友梅

曾祺西归,报刊约我写悼念文章我婉拒了。心中乱糟糟的,几句悼文能表达多少哀思?安定下来后,再冷静记述回忆更好些。曾祺人缘好,朋友们写的悼念文章各报刊都能见到。并不缺我这一份儿。

汪曾祺和林斤澜是建国后我结识得最早的朋友。说这个没有自吹之意。他二位成仙得道,我望尘奠及,是后来的事。四十七年前还处在大哥二哥相差不多的阶段。曾祺虽已出过小说集,是沈从文先生入室弟子,但这没给他戴上光环,倒还挂点阴影,被认为曾是另一条道上跑的车;斤澜在台湾是地下党员,蹲过国民党军事监狱,九死一生跑回来后只着迷写剧本,写的不少却一部都没上演过(至今也没听说有人上演),相比之下当时处境最顺的倒是我。小八路出身,写工农兵,在“批判武训传”等“战斗”中表现得既“左”又“粗”。文章虽写得平平却被认为“党性较强”。我与曾祺、斤澜感情密切,好心的同志还提醒:“交朋友要慎重,不要受小资产阶级意识的影响!”。

他俩没嫌我“左”得讨厌,我也没觉得他们“右”得可怕,成了推心置腹的朋友。我对这二人细品起来还有区别。跟斤澜是北京人艺的同事,又是我把他拉进北京文联。完全平起平坐。我喝他的酒,他抽我的烟,谁也不等对方招呼。只是我喝酒有啥喝啥,不挑不捡。他要烟却目标分明。给次的他不要,指着我的口袋喊:“凤凰,凤凰,你有好烟在兜里揣着呢!”。我只好把藏着的好烟拿出来共享。对曾祺我当兄长对待。写文章虚心地听他批评;读书诚恳地请他指导,连喝酒都照搬他的喝法。曾祺家住东单三条,文联在霞公府,上下班经过王府井。路边有个小酒铺卖羊尾巴油炒麻豆腐。他下班路上常拐进去“吃一盘麻豆腐”,他约我去,由他付钱,麻豆腐之外每人还要二两酒。他并不劝酒,只是指着麻豆腐对我说:“光吃麻豆腐太腻,要润润喉。”说完就抿口酒。我亦步亦趋,吃一口麻豆腐润一下喉,没多久酒量就上了新台阶!

讣告上说曾祺“终年七十七岁”,可我怎么也不相信,那时他才交“而立之年”。中国人提倡“老要张狂,少要稳当”,汪曾祺算个曲型。若只见过他古稀之后的“张狂”相,绝想不出他年轻时稳当样儿!他三十岁时的扮相是:清瘦脸上常带稀疏络腮胡碴,背微驼腰略弯胸脯内含,穿一件蓝春绸面出风滩羊皮长袍,纽绊从未扣齐;脚上是港造上等皮鞋,好久未曾擦油;左手夹着根香烟,右手里端着一杯热茶。说话总是商量的语气,没见他大喊大叫过。有次文联内部开会,某领导人观察了他一会,发言时增加了点新内容。他说:“现在是新中国了么,我们文化干部也讲究点扮相么。要整洁,要充满朝气,别弄得暮气沉沉好不好……”他担当的角色,也没法不暮气。他是老舍、赵树理手下的大管事。在《说说唱唱》编辑部负责日常工作。《说说唱唱》本是“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的机关刊物。专门团结、联系北京城的闲散文人卖稿为生的作者(跟现在的专业作家不是一个意思),如社会言情小说作家张恨水,陈慎言,武侠技击作者还珠楼主,原《红玫瑰画报》主编陶君起,大清国九王多尔衮的王位继承人、专栏作者金寄水,参加这里工作的还有来自解放区的革命艺人王尊三、大学教授吴晓铃、既会演话剧还会写单弦的新文艺工作者杜彭等。各有各的绝活,哪位也不是省油的灯。汪曾祺却应付自如,开展工作结交朋友两不误。这些人之间有时还闹别扭,却没听过谁跟曾祺有过节儿。这就靠了他的“稳当”作风。汪曾祺办事处人,不靠作派,不使技巧,不玩花活,就凭一副真面孔,一个真性情。对谁都谦虚有礼,朴素实在。真谈起问题来,你才发现此人学问有真知卓见,写作有独到之功,使你敬而不生畏,爱而不生烦。

令我服气并为之不平的,是他为公忘私,个人利益服从工作需要的作风。他是上过旧大学的知识分子,是曾有过小名气的作家,按理(政治课上学来的革命道理)他得满脑袋个人主义,缺乏革命精神。因此他申请入党时支部曾责成我与他保持联系,进行“帮助”。结果我发现他的政治觉悟比我还强,个人主义不说比我少也要比我隐蔽点。我正在写作上冲刺,为了保护写作时间,凡对我创作有影响的事我一律推开。汪曾祺第一本小说集“邂逅集”1948年出版,曾引起文坛轰动。轰动声中来到北平,转过年就参加四野南下工作团。50年奉命再回到北京,从此当起了编辑。大家查查他的作品集就明白,从参加革命起到他定为右派止,没有再写过一篇小说。他全部精力都奉献给编辑工作了。那时期《说说唱唱》和《民间文学》的原稿上,每一篇都能看到他的劳动痕迹。他从不为自己失去写作时间叫苦,更不肯把编辑工作付出的辛劳外传。有的作者出名多年,仍不知自己出道与汪曾祺有关。

《说说唱唱》设在一幢日本式小楼里。日本式房子有大壁橱,专放废稿。来稿每天以百件计,可用量不到百分之一,壁橱里废稿如一座小山。想从这里发现可用之稿,也就如深山探宝。新收到的来稿还处理不完,也没谁花功夫到那里钻探。可汪曾祺竟从这里沙里淘金般淘出篇名著来。他为什么和怎么去那里开矿的,我已忘记。只记得那篇稿子涂抹很乱,满纸错别字外加自造怪字如天书一般。任何编辑初读此稿,都会望而生畏,读不完三两页就照理扔进退稿堆。可汪曾祺以超常的毅力读完了后,认为思想,艺术都大有新意!是篇不可多得的佳作!花工夫改了些勉强能辨认的错别字,把它呈到了主编赵树理面前。树理看着拍案叫绝,索兴亲手又改写了几段,润色了几处,这才拿到《说说唱唱》发表,结果一鸣惊人,中国从此有了篇小说名著《活人塘》,升起颗写作明星陈登科,却不知汪曾祺于此有功,登科是我老同学,我对他的创作成就见服得五体投地,但对他“欲与仓颉试比高”的雄心壮志却不敢恭维。举例来说,他那原稿中写了好几个“马”字,下边都少四个点(即简化字那一横),前言后语的情节也都跟“马”不相干,汪曾祺面对这字抽了半合烟,最后也没认出来。幸遇高人康濯,猜着念“趴”,理由是“马看不见四条腿,那不是趴下了吗?”为慎重特别去信问陈登科,他回信证明就是念“趴”,并为编辑能认出他创造的字而欣慰!整篇中汪曾祺碰上的这类难题有多少?他从来没跟人谈过。

当然汪曾祺办的事,也不都令人服气。部队里出了个能人祁建华,发明“速成识字法”,为扫盲工作创造极大成绩。汪曾祺要找人写“通讯”(那时还不兴叫“报告文学”)供“说说唱唱”发表。他不便指挥别人,就叫我随他和姚锦一块去采访。我问由谁执笔写?他说采访完再商量。采访完他和姚锦像商量好似的说:“三人你最小,当然由你干,你交个初稿,我们俩修改,算集体创作。”我当天开了点夜车,第二天一早就交出初稿供他们修改。等刊物出版后我一看,文章一字未改不说,却署了个颇为奇怪的名字:“锦直”。我问汪曾祺:“这名谁起的?锦直是什么意思?”汪曾祺说:“姚锦起的,锦直就是姚锦的侄子!”我说:“她这么写你也不改改?”姚锦又抢着说:“他改了,原来我写的是汪锦侄,是汪曾祺、姚锦两人侄子之意。他把汪字删去了……”,我这才知道上了这大当。

那时没人认为汪曾祺懂京戏,连他自己也不这样认为。北京文联有人专管戏曲改革。副主席中有一位就叫梅兰芳。而且文化局与文联合署办公,戏改科就在编辑部楼下,哪个团要演新戏,都要请他们去指导、审查。文化局和文联的业务干部,差不多都有一个“审查证”,什么时候要看戏,进剧场通行无阻。我们那个办公楼里几乎人人会唱戏,连通讯员都能扎上大靠上台唱《界牌关》,可就没人听说汪曾祺也懂京剧。

曾祺看戏倒是有水平的,有些见解不是那些里手们所能提出。我和他看《伐子都》,他看完议论:“很有点儿希腊悲剧的韵味!子都人格分裂,被良心自责和内心恐惧折磨得发疯,白日见鬼,好,想象力丰富,编得有深度,演得有魅力,这种大写意的表演法是中国传统戏剧艺术的优势!”看裘盛戎的姚期,前半部对剧本的编排结构,对裘的唱功作功,他赞不绝口。演到姚期父子绑上法场,他击节叫好说:“真是大手笔,好一出大悲剧。”但演到马五回朝搬兵,砸了金殿,逼着皇上赦免姚氏父子,并带姚刚到前线杀敌立功,他像气球泄了气,连连摇头。全场观众都出口长气露出笑容时,曾祺却遗憾地再三叹气说:“完了,完了,挺好一出大悲剧,叫这么个轻佻的结尾毁了!”

比起看戏来,曾祺更爱读书。有一阵曾祺读《儒林外史》挺人迷,看稿累了就跟我们聊几句《儒林外史》令他佩服的篇章。他认为最精采的部分是对范进老丈人的描写。平时他对范进举手就打,张口就骂,范进中举后高兴得发了疯。要靠他打范进嘴巴来治病了,他手举起来却哆嗦得打不下去了!这看起来滑稽可笑,细一思忖却让人心跳。中国人有这种心态的岂止只有屠夫?

可谁也没想到在这阵闲谈之后,有天他拿来部钉成本的稿件,带点恶作剧的神情对大家说:“闲着没事我写着玩,弄了个这个。你们谁想看看连解闷?”看到题目是《京剧剧本·范进中举》,屋里人都嗯了一声,好像说:“就凭你这洋派、沈派、现代派的小说作者,也会写京剧?”

几个朋友先后都看了,得出的意见几乎一致。人人钦佩,没有谁说写得不好。有的说:“寓意深刻,很有文采”!有的说:“遣词用语玲珑剔透!可算得高雅游戏之作。”可也没有一个人说适合上演,在舞台上会红!

这剧本就搁在那儿了。剧本是1952年,或53年春天写的。那时他和我都还在北京文联工作。此后我进“中央文学讲习所”学习,他调到“民间文艺研究会”,都离开了北京市文联。

1956年我从文学讲习所毕业,响应伟大领袖“有出息的文艺工作者,要到工农兵群众中去”的号召,到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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