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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黑手党的秘密生涯-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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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纽约的一次审判以后，一位辩护律师向我祝贺说：“你干得顶呱呱，皮斯托尼特工，你真有两下子。”
几年以后的1986年，在布鲁克林的纽约东区的美国法庭审判了另一件案子。我曾经打入的布拿诺家族的头领勒斯蒂·拉斯苦尼在庭外的走廊上等候。他坐在椅子上，那神气就像一个皇帝，周围聚拢着其他被告，都是该家族的一些自命不凡的党徒，一个个像侍卫一样围在他身旁。就是到现在，他们谁也不肯相信，或不肯承认他们面临的现实。拉斯苔尼说：“无论我在不在牢房，他准会碰上我的。”其中一个党徒说：“他谁不认识，不用说6年了。”一个党徒的女儿被带上来见拉斯苔尼。她谈到了我这个向他们每个人作证起诉的特工，说道：“干这样的工作好比提着脑袋过日子，我可不想干像他那样的差使。”
1983年1月17日，我和妻子、兄弟一起去首都华盛顿，出席一年一度的首席检查官奖的颁奖大会。颁奖仪式之前，联邦调查局局长威廉·韦伯斯特及其助手和我们一起共进午餐，地点在联邦调查局总部J·埃德加·胡佛大楼里局长的私人餐厅。
颁奖仪式在司法部的大礼堂举行。里面济济一堂，出席仪式的都是显赫人物和政府要员。
我是获得此奖的一员。首席检查官威廉·弗兰奇·司密斯和联邦调查局局长韦伯斯特把首席检查官卓越贡献奖奖给了我，把我作为联邦调查局的优秀特工。他们表彰了我的成绩：我隐蔽了那么长时间，渗透到黑手党内部那么深，这都是前所没有的，这需要多么大的自我牺牲精神。我赢得了热烈的掌声。
除了在第一次审判黑手党中作证以外，这是我职业生涯中最美好的时刻。
第二章 发端
我在工作的第二年，就在弗吉尼亚州亚历山德里亚市外执行公务。我们一直在追捕一名抢劫银行的在逃犯，追捕了大约有1个月，其间有好几次差点就逮到了他。我和同事杰克·奥罗克得到秘密报告说，那家伙将要在靠近华盛顿的某个公寓停留大约半个小时。我们提醒了在华盛顿的办公室，这样他们就可以派两辆车。我们赶到那地方去，停了下来，就看到那家伙正在下楼梯。
这是一个黑人大汉，生得魁梧而又墩实，身高6英尺4，体重225磅。他已经干了一连串的抢劫银行和旅馆的活动，还打死了一名职员。
这儿是一个黑人住区的中心地带。那家伙一看到我们就从小巷溜走了。我纵身跳下了车，紧紧追随；我的同事驾车在街区四周行驶，以截断他的逃路。我们翻越了篱笆，奔跑在小巷里，踢翻了食品罐，弄得一片喧闹。我没有掏枪，因为他也没有那么做。后来到了另一条小巷，我终于赶上了他，把他逮住。接着就拳打起来。一会儿他压倒我，一会儿我压倒他，接来揍去，互相咬住对方不放，打得双方都崩溃了。群众围在一旁，袖手观看。我征服不了他。我设法从背后腰间掏出了手铐，将一只套在手上，终于狠狠地砸到了他，弄得他一时眼花缭乱。这使我赢得了短暂的时间，把他的手反扭过来，将一只手铐铐住了他。
其他的车子已经开来，我们抓住了他。
我们押着他往车上走，他对我说：“你恐怕是个意大利人。”
“是吗？”
“没错，因为那样殴斗的方式只有两种人才那么干，这要么是黑人，要么是意大利人。我知道你不是黑人。”
这实在是一件遗憾的事。这家伙原来是退伍的海军陆战队队员，他佩戴的勋章表明了他在越南的英勇战绩。他遣送回来以后找不到工作，谁也想不到他是从越南回来的退役军人。他成了个海洛因吸毒者，银行抢劫犯。在这次较量以后他蹲了大约三年的牢房。出狱后，他继续重操旧业。我们设法逮捕他的时候，他跳出来对我们开枪射击。我的一个兄弟用短枪结束了他的生命。
我为那家伙感到很不是滋味。可是我不是心理学家，也不是社会工作者，我是联邦调查局的特工。
一个意大利人。我的祖父辈是来自意大利。我出生在宾夕法尼亚州，在那儿长大，然后到了新泽西。我父亲在一家丝绸厂工作，同时还开了几爿酒吧。他在62岁退休。我还有一个弟弟，一个妹妹。
在中学读书时，我喜欢踢足球，打篮球，主要还是打篮球，当后卫，当前锋。我只有6英尺高，但是跳跃能力很好，足以当上全州的第二队队员。我到军校里待了一年，篮球更是经常打，后来靠篮球奖学金进了大学。我知道自己要当一名职业选手还不够条件。篮球只不过为我上大学铺了一条路。我学的是社会科学。我想当一名高级中学的篮球教练。大学读了两年我就辍了学，结了婚。那时我20岁。
我在外面工作了一年，正如我过去在校经常抽时间外出干活一样，我在工地上做工，开推土机，在丝绸厂干活，在酒吧里当招待，还开拖拉机拖车。我的妻子是个护士。干了一年的活以后，我又回到学校，想获得大学文凭。不过我不再打篮球了。我妻子已经怀孕，我不得不整天工作，没时间去打篮球。我们的第一个女儿出世以后，我妻子就上班工作，当护士，好支持我把大学读完。
我的家里没有人当过警察。不过，我小的时候，曾经想到过当一名警察或者是一名联邦调查局特工。我在读大学四年级的时候，一个朋友要去参加地方警察部门的一次考试，还想叫我和他一起去。我说，我想把大学的最后一年读完。可他说什么也要叫我去应试。结果在笔试中我得到了前五名，在实际操作中我名列第一。我对警察队长说，我想在警察部门工作，但是我在大学还有一个学期，我想读完，好拿到文凭。我问他可不可以约定：我只在晚班工作，一直工作到我大学毕业。他说，他认为这没有什么问题。
可是，到了签约的时候，他对我说，他不能保证我的夜班工作。因此，我回掉了警察部门的工作，把大学读完。
我获得了大学文凭，在一所中学里教了一段时间的社会学。我喜欢和孩子们在一起。在我大学毕业的时候，我自己就有了两个孩子。
我有个朋友在海军情报局工作。该情报局要雇佣平民作一些调查工作。一方面调查对海军和海军陆战队人员基地设施的犯罪活动，另一方面也调查海军和海军陆战队人员在地方范围的犯罪活动。调查涉及的类型很广：同性恋、赌场、盗窃、吸毒以及像从事破坏而危及国家安全的一些案件。
海军情报局特工经常和联邦调查局特工紧密配合工作。在我的脑海里，我总是在想着当一名联邦调查局特工。但必须要有3年的实施法律的工作经验，还要有大学文凭，你才能当得上。
我对海军情报局很感兴趣，因为你只需要有大学文凭就行。我通过了一些必要的考试，就当上了海军情报局的特工人员。那时候，我已经有了三个女儿。
我主要工作在费城外面，基本上是斯斯文文的工作，作一些正常的、直截了当的调查。有些工作还作了分类。我的任务是调查吸毒、盗窃这一类的案件，也干一些破坏案件中的情报工作。我审案件，在军事法庭上提供证词。
我在那里的工作满足了联邦调查局关于具备实施法律经验的要求。我通过了笔试、口试以及体力测试，于1969年7月29日宣了誓，成了联邦调查局的一名特工。
我在弗吉尼亚州匡迪科的联邦调查局学院里待了14个星期，学习法律、学习在联邦调查局管辖范围内的违法情况，学习接待人员、实施各种调查的常规程序和技术。我接受各种训练：自身防卫的技术，追车和逮捕的正常程序和技术，局里使用的各种类型轻武器的使用等等。
在海军情报局里，我喜欢街头工作，处理刑事案件，并不喜欢搞情报调查。到了联邦调查局以后，我还是想干街头工作。任何人不论什么情况都得从这儿干起。
我被分派到佛罗里达州的东北部城市杰克逊维尔，执行日常公务。
我在那里工作不到一个月，就遇到了作为一名特工所面临的严峻局面。我们奉命要抓一名在逃犯——一个从乔治亚州监狱逃跑的犯人。他犯了绑架罪，还打死了两个人。他越过州界线逃到了佛罗里达。我的同事还从一个知情者那里获悉，这个逃犯正要到达这一带，此刻正驾着车，准备作案。
我们布置了几辆车在这一地带设防，盯着他驾车而过，立即尾随，乘他在作案地点下手时就开车过去。可是，车子行驶了几英里以后，他拐了弯，上了公路以后就开到边道上，想摆脱我们。我们不得不采取行动。我的同事在驾车，朝那辆车边开过去，迫使对方在路边停下来。逃犯的车子正好停在右边，也就是靠我这一边，我的车门和他的驾驶室门正好相对。
我和逃犯同时跳下了车，彼此面面相对，相隔大约5英尺。他在掏枪。我初次上阵，没有经验，还没有掏枪。那家伙把枪对准了我，扣动扳机。“咔嚓！”他又扣了一次。“咔嚓！”两次都没有发火，真是不可思议的事。
这一切都是在几秒钟之内发生的。逃犯放下了枪，拔腿就跑，我立即追过去。我的同事也下了车，在后面边跑边叫：“对他开枪！”
在动用武器上，我们有严格的防卫界限。开枪警告都不允许，只有在自卫的情况下才能开枪。开枪就要打死人。不过我还不打算朝那个家伙开枪。我心里火冒冒的，让他白白地对我开了枪。干一份堂堂正正的差使有说不出的苦。不过，我抓住了他，用手铐在他头上狠狠砸了几下，然后铐住了他的手。
我的同事跑了上来。他说：“你究竟为什么不开枪？”
“这事儿真是有点不称心。”我说。那家伙把我吓了个半死，与其说我恼怒他，倒不如说是气我自己，因为我在跳下车的时候没有带枪。不过，在那逃犯当时惊慌中晃动枪之前，说什么也没有理由要对他开枪。
在杰克逊维尔，我担当了一些在逃犯案子的处理工作。罪行是赌博和抢劫银行。我开始扩大线索。我感到自己有个较好的才能，那就是能从大街小巷的世界里理出可靠的情报。
我是在街道上长大的，对于靠自己的机灵和智慧而生存的街道居民，粗鲁的人，小偷，我并不看不起他们。你要向知情者承诺：你会保护他们和你之间的关系。你决不会完全相信他们，他们也决不会完全信任你，因为你是站在法律一边，而他们不是。
我不想袒护任何人，如果你在社会工作方面陷入太深，就会使你的调查能力受到阻碍。
我调查的第一批知情人中有一些是妇女，因为我审理过许多妓女案。这些案件关于州与州之间贩运妇女作娼的问题，因此审案要依照联邦政府的麦恩法案①。妓女是受害者。我们找到了一些老鸨。她们因为妓女没赚到足够的钱或别的什么原因就打她们或用炭棍烫她们。
① 麦恩法案（Mann Act）：美国1910年6月在国会通过的一项法案，禁止州与州之间贩运妇女做不道德的勾当。
有时候，我设法说服妓女，要她们摆脱老鸨的控制。我没有劝说过叫她们别当妓女，因为那纯粹是浪费时间。我的态度是：啊，如果那就是你要选择的职业，我只是想劝劝你该怎么选择生存，只是聊聊而已。我劝说了有些妓女从老鸨手里逃了出去，这使我心里感到一些快慰；我还得到她们当中的一些知情者，这就更使我欣慰了。
有个知情者叫布朗·苏佳，我同她谈话，劝她至少要从邋遢的里弄里搬出去，搬到一个稍微好一点的安全地带。她的公寓里没有一件像样的东西。我问我妻子，我们有没有什么用旧的坛坛罐罐给她。妻子说道，我们也没有什么东西，我工作开始的这些年，家里还负担着三个孩子。
我和同事与杰克逊维尔的警察缉捕队①在一起合作，做了大量的工作。外面值勤的特工，彼此之间有许多工作要互相配合，因为他们互不可少。特工之间互相怨恨、互相妒嫉的事常常发生在高一层人士之间，人们正期望他们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① 警察缉捕队（vice squad）：又译作风化纠察队，是美国取缔卖淫、赌博等的警察组织。
我们曾为缉捕队的警察做些好事，但并没有得到上面授权，这样的事我们已经停止。我和我的同事并不想因此而弄得家喻户晓。我特别不想招人耳目，因为我作为特工上岗还是第一年。在第一年里，你还是在实习阶段，随时会毫无理由就受到解雇。
这个地区比较像样一点的旅馆里，妓女蜂拥而至。高级的娼妓在酒吧和客厅里周旋，拉的是公务人员。
旅馆的人都认识缉捕队的警察，因为他们有时候也来这儿转转。但是人们都不认识我。为了帮助他们理出地方案件的头绪，我要装扮成公务人员，让娼妓拉我，把我带到房间去。地方警察总要跟着我们，在门外稍等几分钟，等到交易过去他们就进门，采取突然搜查。
我可不是个孩子，我已经30岁了。但是我干这样的差使还是个新手，这些缉捕队的警察喜欢和我开开小玩笑，查查我的证件。比如有一次，我同一个娼妓进了房。我给过了钱，等他们破门而入。什么动静也没有。她开始脱衣服了。她说：“过来，宝贝，你不打算脱衣服吗？”我支支吾吾。门口什么事也没有。她已经一丝不挂，要脱我的衣服。我不让她解我的衣钮扣和拉链，我不知该怎么办才好。因为这不是联邦人员的业务，我的工作是在这儿的前线。
门上有道过梁。我听到格格的笑声。他们把一个伙计举起来，让他从过梁上看。他对我表现的窘况简直笑翻了天。
接着他们进房搜查。
我们开始打听有关在房间里强行抢劫的事。老鸨们往往躲在房间里。嫖客一进房间，他们就动手抢劫。
有个娼妓同老鸨合伙，用这样的方法拉了我，把我带进房间。这一次我知道警察会做我的后盾，因为这是严肃认真的事。
我说，我想把衣服挂到衣柜里。老鸨不在那里面。接着我就进了浴室，老鸨也不在那儿。我和娼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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