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丑陋的中国人-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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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丑陋的中国人》
序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转眼之间，距前集杂文之出版，已四阅月矣。四阅月中，世界上花样百出，最大的变化莫过於天气，当我为前集写序时，天正严寒，一袭老棉袍在身，冻得发抖，巴不得去偷点银子，装上洋式暖气。现在为本集写序，天已盛暑了矣，双手挥扇，都木法度，既驱不走热，也驱不走蚊。天气尚且如此，人何以堪？最近每每对镜自照，一代英雄，迎面出现，只不过白发苍苍，真是老啦。可是，老啦虽然老啦，毛病仍然如初。
毛病是啥？盖正人君子闻善言则拜，柏杨先生闻善言则□。正人君子闻过则喜，柏杨先生闻过则怒。正人君子有学有术，柏杨先生则不学有术。君如不信，不妨说两句善言教我听听，或指出我一点过失试试，恐怕有你吃不了兜着走的镜头。柏杨先生与别人不同的是，我宁可被舒服的话埋葬，也不肯被逆耳之言拯救。天生如此英明，万人称赞，你有啥办法哉？为志此盛，特将在台北自立晚报上的专栏，剪贴出书。
是为序。甲辰年五月於台北市柏府
酱缸国医生和病人（代序）
作者：柏杨
话说，从前，有个酱缸国，酱缸国每天最大的事就是辩论他们是不是酱缸国。而最热闹的事就是医生和病人的争执，结果当然是医生大败，大概情形是这样的：
病人：我下个月就要结婚了。大摆筵席，你可要赏光驾临，作我的上宾。我的病化验的结果如何？
医生：对不起…我恐怕要报告你一个坏消息：化验的结果就在这里，恐怕是三期肺病：第一个是咳嗽
病人：怪了，你说我咳嗽：你刚才还不是咳嗽，为什麽不是肺病？
医生：我的咳嗽跟你的不一样。
病人：有什麽不一样？你有钱、有学问，上过大学堂，喝过亚马逊河的水，血统高人一等，是不是？
医生：不能这麽说，还有半夜发烧
病人：不能这麽说，要怎麽说才能称你的心、如你的意？半夜发烧，我家那个电扇，用到半夜能把手烫出泡，难道它也得了三期肺病！
医生（委屈解释）：吐血也是症候之一。
病人：我家隔璧是个牙医，去看牙的人都被他搞得吐血，难道他们也都得了三期肺病！
岳生：那当然不是，而是综合起来……
病人：好吧，退一万步说，即令是肺病，又是七八期肺病，又有什麽关系？值得你大呼小叫！外国人还不照样得肺病？为什麽你单指着鼻子说我。我下个月结婚，谁不知道，难道你不能说些鼓励的话，为什麽要打击我？我跟你有什麽怨？有什么仇？你要拆散我们？
医生：你误会了我的意思，我只是说……
病人：我一点也不误会，我一眼就看穿了你的肺腑，你幼年丧母，没有家庭温暖，中年又因强奸案和某财害命，生了大牢，对公平的法律制裁，充满了仇恨，所以看不得别人幸福，看不得国家民族享有荣耀。
医生：我们应该就事论事……
病人：我正是在就事论事，坦白告诉你你当初杀人时，是怎麽下得手的，何况那老太太又有恩於你。
医土（有点恐慌）：诊断书根据你血液、唾液的化验，我不是平空说话。
病人：你当然不是平空说话，就等於你当初妁刀子，不会平空插到那老太太胸膛上一样。你对进步爱国人士的侮辱已经够了，你一心一意恨你的同胞，说他们都得了三期肺病，你不觉得可耻？
医生：老哥，我只是爱你，希望你早日康复，才直言提醒，并没有恶意。
病人（冷笑兼咳嗽）：你是一个血淋淋的刽子手，有良心的爱国人士会联和起来，阻止你在「爱」的障眼法下进行对祖国的谋杀。
医生：我根据的都是化验报告，像唾液，那是天竺国大学化验
病人：崇洋媚外、崇洋媚外，你这个丧失民族自尊心的下流胚、贱骨头，我严肃的警告你，你要付出崇洋媚外的代价。
医生（胆大起来）：不要乱扯、不要躲避，不要用斗臭代替说理，我过去的事和主题有什麽关系？我们的主题是：「你有没有肺病」？
病人：看你这个「丑陋的中国人」模样，嗓门这麽大，从你的历史背景可看出你的恶毒心肠，怎麽说没有关系？中国就坏在你们这种人手上，使外国人认为中国人全害了三期肺病，因而看不起我们。对你这种吃里扒外的头号汉奸，天理不容，锦衣卫（努力咳嗽），拿下！
当然不一定非锦衣卫拿下不可（柏杨先生就被拿下过一次），有时侯是乱棒打出，有时候是口诛笔伐。
一九八五年七月二十三日，台北
丑陋的中国人
作者：柏杨
本文是柏杨於一九八四年九月二十四日在美国爱荷华大学讲辞。
多少年以来，我一直想写一本书，叫＇丑陋的中国人＇。我记得美国有一本「丑陋的美国人」，写出来之後，美国国务院拿来做为他们行动的参考。日本人也写了一本＇丑陋的日本人＇，作者是驻阿根廷的大使，他阁下却被撤职，这大概就是东力和西方的不同。中国比起日本，好像又差一级，假定我把这本书写出来的话，可能要麻烦各位去监狱给我送饭，所以我始终没有写。但是我一直想找个机会，把它作一个口头报告，请教全国各阶层的朋友。不过作一个口头报告也不简单，在台北，听我讲演的人，一听说要讲这个题目。就立刻不请我了。所以，今天是我有生以来，笫一次用＇丑陋的中国人＇讲演，我感到到非常高兴，感谢各位给我这个机会。
有一次，台中东海大学请我讲演，我告诉他们这个题目，我问同学会会长：「会不会有问题？」他说：「怎麽会有问题？」我对他说：「你去训导处打听一下：因为我这个人本来就被当作问题人物。又讲一个问题题目，那可是双料。」跟训导处谈过之後，他打电话到台北来说：「问题是没有的，不过题目是不是可以改一改？训导处认为题目难听。」接看把他拟定的一个很长的冠冕堂皇的题目告诉我。他问：「同意不同意？」我说：「当然不同意，不过你一定要改，只好就改。」那是我第一次讲有关「丑陋的中国人」。我对他说：「希望我讲的时候能做个录音，以後我可以把它改写成一篇文章。」他慷慨承诺。结果讲过之後，把录音带寄来，只有开头的几句话，以後就没有了声音。
今年我六十五岁。台北的朋友在三月七日给我做了一个生日。我对他们说：「我活了六十五岁，全是艰难的岁月。」我的意思是：不仅仅我个人艰难，而是所有的中国人都艰难。在座的朋友都很年轻，尤其是来自台湾的朋友们，多数拥有富裕的经济环境，同你们谈「艰难」，你们既不爱听，也不相信，更不了解。我所谈的艰难，不是个人问题，也不是政治问题，而是超出个人之外的，超出政治层面的整个中国人问题。不仅仅是一个人经历了患难，不仅仅是我这一代经历了患难。假使我们对这个患难没有了解。对这个有毒素的文化没有了解，那麽我们的灾祸还会再度发生，永远无尽无期。
在泰国考伊兰难民营，百分之九十是从越南、柬埔寨、寮国被驱逐出来的中国人，我们所讲的「中国人」不是国籍的意思，而是指血统或文化。有一位中国文化大学华侨研究所的女学生，是派到泰国为难民服务的服务团的一员，到了那裹几天之後，不能忍受，哭着回来。她说：「那种惨状我看不下去。」後来我到了泰国。发现中国难民的处境使人落泪。好比说：中国人不可以有私有财产。而且不能有商业行为，假使你的衣服破了，邻居太太替你缝两针，你给她半碗米作为同报，这就是商业行为，然後泰国士兵会逼看那位太太全身脱光，走到裁判所，问她：「你为什麽做这种违法的事情？」这只是一件很轻微的侮辱我除了难过和愤怒外，只有一个感慨「中国人造了什么孽？为什麽受到这种待遇？前年，我同我太太从巴黎的地下铁出来，看到一个卖首饰的摊子，卖主是一个东方面孔的中年妇女，我同我太太一面挑一面讲，卖主忽然用中国话向我们解释，我们觉得很亲切，问她「你怎麽会讲中国话？」她说：「我是中国人，从越南逃出来的。」她就住在考伊兰难民营，一面说，一面呜咽。我只好安慰她：「至少现在还好，没有挨饿。」在告辞转身时，听到她叹了一口气「唉！做一个中国人好羞愧！」我对这一声叹息，一生不忘。
十九世纪的南洋岛，就是现在的东南亚，那时还是英国和荷兰的属地。有一个英国驻马来西亚的专员说：「做十九世纪的中国人是一个灾难。」因为他看到中国人在南洋岛像猪仔一样，无知无识，自生自灭，而且随时会受到屠杀。我觉得二十世纪的中国人比十九世纪的中国人。灾难更大。最使我们痛苦的是：一百年来，中国人的每一个盼望。几乎全部归於幻灭。来了一个盼望，以为中国会从此好起来，结果不但使我们失望，反而更坏。再来一个盼望，而又是一个幻灭，又是一个失望。又是一个更坏。一而再再而三。民族固然长长远的，但个人的生命却是有限。人生能有几个大的盼望，人生能有几个大的理想，经得起破灭？展望前途，到底是光明的，还是不光明的？真是一苜难尽。四年前，我在纽约讲演，讲到感慨的地方，一个人站起来说：「你从台湾来。应该告诉我们希望，应该鼓舞我们民心。想不到你却打击我们。」一个人当然需要鼓励。问题是，鼓励起来之後怎麽办，我从小就受到鼓励。五、六岁的时候，大人就对我说：「中国的前途就看你们这一代了！」我想我的责任太大，负担不起。後来我告诉我的儿子：「中国的前途就看你们这一代了！」。现在，儿子又告诉孙子：「中国的前途就看你们这一代了！」一代复一代，一代何其多？到哪一代才能够好起来？
在中国广大的大陆上，「反右」之後接着又来一个「文化大革命」，天翻地覆，自人类有历史以来还没有遇到过这麽大的一场人造浩劫。不仅是生命的损失，最大的损失是对人性的摧残和对高贵品德的摧残。人如果离开了人性和高贵的品德，就跟禽兽毫无区别。十年浩劫使许多人都成了禽兽。这样一个民族：品质堕落到这种地步，怎麽能够站得起来？在马来西亚，华人占百分之三十几，有次我去博物馆参观，裹面有马来文，有英文，就是没有华文。这不是说有华文就好，没有华文就不好。那是另外一个问题。这个现象一方面说，马来人的心胸不宽广，另一方面，也说明华人没有力量，没有地位，没有受到尊重。泰国的华人说：「我们掌握了泰国稻米的命脉。」不要自己安慰自己，一个法令下来。你什麽都没有了。
现在，大家谈论最多的是香港，任何一个国家。它的土地被外国抢走。都是一种羞耻。等到收复它的时候，就像失去的孩子一样，同到母亲的怀抱。双方都非常欢喜。各位都知道法国将阿尔安斯、劳兰两个省割给德国的事情，当它们丧失的时候，是多麽痛苦，它们回归的时候，又是多麽快乐。可是我们的香港，一听说要回归祖国，立刻吓得魂飞魄散。这是怎麽一同事？至於我们在台湾，有些台湾省籍的青年和有些外省籍的青年，主张台湾独立。想当年。三十年前，当台湾回归祖国的时候，大家高兴得如痴如狂。真是像一个迷途的孩子回到母亲的怀抱一样。三十年之後。为什麽产生了要离家出走的想法？赛普路斯，一边是土耳其人，一边是希腊人。根本是两码子事；言语不一样，种族不一样，宗教不一样，什麽都不一样，土耳其人可以这样做。而我们，同一个血统，同一个长相，同一个祖先，同一种文化，同一种文字，同一种语言，只不过住的地域不同而已，怎麽会有这种现象？
这种种事情，使得做为一个中国人，不但艰难，而且羞辱、痛苦。就是身在美国的中国人，你不晓得他是怎麽一回事，左、右、中、独、中偏左、左偏中、中偏右、右偏中等等。简直没有共同语言。互相把对方当作杀父之仇，这算是一个什麽样的民族？这算是一个什縻样的国家？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那麽历史悠久，没有一个国家有我们这样一脉相传的文化，而且这个文化曾经达到高度的文明。现代的希腊人跟从前的希腊人无关，现代的埃及人跟从前的埃及人无关，而现代的中国人却是古中国人的後裔。为什麽这样一个庞大的国家，这样一个庞大的民族，落到今天这种丑陋的地步？不但受外国人欺负，更受自己人欺负——受暴君、暴官、暴民的欺负。有时侯我在外国公园里停一下。看到外国小孩，他们是那麽快乐，我从内心产生羡慕。他们没有负担，他们的前途坦落，心理健康，充满欢愉。我们台湾的孩子，到学校去念书。戴上近视眼镜。为了应付功课的压力，六亲不认。他母亲昏倒在地，他去扶她。母亲悲怆的喊：「我死了算了，管我干什麽？你用功罢，你用功罢！」我太太在教书的时候，偶尔谈到题外做人的话，学生马上就抗议：「我们不要学做人，我们要学应付考试。」再看大陆上的一些孩子，从小就要斗，就要诈欺，就要练习出卖朋友同志，就要满口谎言。多可怕的教育，我们要靠下一代，下一代却是这种样子。
我在台湾三十多年，写小说十年，写杂文十年，坐牢十年，现在将是写历史十年，平均分配。为什麽我不写小说了？我觉得写小说比较间接，要透过一个形式，一些人物，所以我改写杂文。杂文像匕首一样，可以直接插入罪恶的心脏。杂文就好像一个人坐在司机的旁边一直提醒司机，你已经开错了，应该左转，应该右转，应该靠边走，不应该在双黄线上超车，前面有桥，应该放缓油门，前面有一个十字路口，有红灯等等。不停的提醒，不停的叫，叫多了以後就被关进大牢。掌握权柄的人认为：只要没有人指出他的错误，他就永远没有错误。
我自己在牢房裹沉思，我为什麽坐牢，我犯了什麽罪？犯了什麽法？出狱之後，我更不断的探讨，像我这样的遭遇，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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