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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四公子-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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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间传说纷纷,皆谓康有为弟兄所犯案情重大。其党之同谋者,在内则以张荫桓、徐致靖、谭嗣同、林旭为渠魁,而杨深秀、宋伯鲁等扶助之。在外则以黄遵宪、熊希龄为心腹,而陈宝箴、徐仁铸等附和之。此外尚有梁启超、麦孟华等数十百人,蔓延团结,党羽遍布……自去年以来,人言啧啧,皆谓此辈谋为不轨,将效开化党乱高丽之故事。而康有为来京,果借变法为名,包藏祸心,诡计百出,阳托为忠愤之举,阴售其奸诈之谋。摇惑人心,混匿国是,真有出人思议之外者。今闻朝廷察其罪状,凡属臣民,莫不同声称快。及闻该员逃匿,未能缉获,则又私忧窃虑,恐其铤而走险,勾结外洋,致生他变。且天津《国闻报》妄造谣言,谓外人意颇不平。此必其党欲为挟制之计,而该报复张其说也。臣之愚见,以为此事宜早决断,将已获之犯,速行处治,以绝其望。

至案内牵连人员,应拿者拿,应黜者黜,应宥者宥,一经办理定夺,即请明降谕旨,宣示中外,使为首者不能漏网,为从者不致生心。即外人欲来干预而事已大定,无所施其术矣。臣素知康有为、张荫桓居心诡谲,故望朝廷先发制人,庶免奸党煽乱。

此奏又有一附注,专为张荫桓而发,基本上仍旧是客观的:再:臣正缮折间,适接邸钞,知康有为一案,已奉谕旨将徐致靖等分别审讯看管,此外概不深究。至张荫桓平日声名甚劣,虽非康有为之党,亦应按照屡次被参款迹,从重处罪。

第三章袁世凯告密(2 )

黄桂为笔者长亲,贵州人,时由翰林院编修改福建道御史。他当然是旧派,但却是真正的道学先生,幼时闻长辈言,他真能做到不二色。夏日盥沐,裸上半身擦背,若有女仆入室,即避至门后,古板如此。

大致历代党争,辄令人有薰莸同器之恨。不过虽“阉党未必尽小人,东林未必尽君子”,但代表正义一方的主事者,须是君子,则虽失败一时,于世道人心,仍大有帮助,如明末东林阉党之争,东林败得很惨,但“东林孤儿”所发生的影响,促成了康熙朝的盛运。摆脱狭隘的种族观念来看,自是历史上值得骄傲的一件事。而戊戌政变,最大的不幸是,真君子枉死,而伪君子康有为苟且偷生,并以作伪的方法,利用光绪的被幽,六君子的惨死,沽名钓誉,营私牟利。贤如梁启超,亦不免助师为恶。代表正义的一方,主事者的真面目如此,那就无怪乎民初北方政坛的丑态百出了。

当然戊戌政变绝不能与明末天启年间的政潮相提并论。保皇党不同于东林,守旧派更非阉党。天启并不值得同情,值得为之一掬同情之泪的是光绪。但光绪可能至死不明白,害得他最惨的不是袁世凯,也不是荣禄,而是康有为。

大家都知道,光绪最痛恨的是袁世凯。常常在纸上画一只乌龟,写上袁世凯的名字,然后将纸撕碎。又以写有袁世凯字样的纸悬在壁上,作竹弓竹箭的靶子。此种近乎童的举动,为一种无可奈何的发泄。我以为光绪之恨袁世凯,不在他告密,而在诬赖他有“密诏”付袁世凯要包围颐和园。而此“密诏”,可能出于荣禄伪造,已如前面的分析。果如所言,则袁世凯亦为替人受过,只是受过的代价很不小,袁世凯应无所憾。

其次,光绪恨的是荣禄。两宫一起召见大臣时,光绪几乎从不理荣禄。但荣禄却常存补过之心。废立一事,论者多归功于张季直为刘坤一所草一疏,其中警句:“君臣之分已定,中外之口难防”,笔力足以回天。其实若无荣禄在朝中主持,彼此取得内外相维的默契,刘坤一不敢贸然上折,即上亦未见得能发生有力的效果。主张废立者,实以“蒙古状元”崇绮为首,而徐桐力赞。崇绮自其女嘉顺皇后殉帝,闲废二十年,希望以此媚禧而得复起;徐桐则以不通的翰林,自以为卫道的重任,实在是两为帝师,声光权势先不逮李鸿藻,后不及翁同,此心不甘,想将大阿哥溥仪炮制成一个如同治之亲李、光绪之昵翁,可以由他摆布的皇帝。说起来都是私心。

光绪之倒楣,在于荣禄、袁世凯、崇绮、徐桐,还有康有为,都拿他当作反面的政治资本,好比一张“人头支票”,可借以诈欺搪债。所不同者,荣、袁、崇、徐,人尽皆知其为后党。而康有为则打着保皇的鲜明旗帜。而最讽刺者,则后党与保皇党,都诬赖光绪想以武装夺母之权。北方谓某人害惨了某人,辄谓之“送了他的忤逆”。荣禄与康有为都送了光绪的忤逆,而光绪实非忤逆。康有为不特不为之辩,且推波助澜,证成其事。其肉安足食乎?

康有为拿光绪这张“人头支票”行骗的手法是搞勤王。勤王要人要钱,故必须号召忠义之士,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梁启超改谭嗣同的诗、改林旭的诗,都是为了这个目的。

梁启超改林旭之诗,不如改谭嗣同之诗之甚。但小动手脚,意思却大有出入。先说第一句:青蒲饮泣知何补(原作)

伏蒲泣血知何用(改作)

按:青蒲之典已如前述。惟其用青蒲,才可以表明是近臣造膝密陈。今以林旭受光绪特达之知,凡有谏奏,只要办得到,无不嘉纳,根本无须泣谏,更不会无补于事。然则近臣密陈,“青蒲饮泣”的对象,既非皇帝,必是太后。

今改为“伏蒲泣血”,不过大廷苦谏,是一般忠烈的言官之所为,并不能表现林旭的近臣的身份,更不能显示泣谏的对象为太后。“泣血”亦不典,或者由评丁卯的诗:“却赖汉庭多烈士,至今犹自伏蒲论”而来,以“泣血”之泣来强调“烈士”之烈。

这句诗中,梁启超用意最深的是改掉“青”字,抹煞“青蒲”即所以隐瞒林旭曾有向慈禧力谏之意。因为这表现了林旭调和两宫的本心,变成妥协主义。而梁启超要表现势不两立的战斗精神,当然要隐藏林旭的真心本意。末一字改“补”为“用”,亦所以表现并无商酌的余地。

再谈第二句:慷慨难酬国士恩(原作)

慷慨何曾报主恩(改作)

原作及改作酬报深恩的对象,虽皆为光绪,但报恩的原因大不相同。这一点于林旭的原意,颇有出入。就诗论诗,是点金成铁;就事论事,是抹煞作者的心迹。仅就前者而言,梁启超已经愧对故友了。

按:林旭的原意是“国士待我,国士报之”,报恩是因为光绪以国士相待,并非由于光绪是皇帝的缘故。作诗讲究贴切,切人切时切地切事,不独移用不到他人身上,即为其人,亦移用不到他时他地他事。此即是宋诗精髓。

照梁启超一改,则是一般化了,凡为臣子,无不可用。化特殊为一般,恰就是梁启超改诗的用意,以君臣大义立论,则人人当奋起勤王,黄彰健:《戊戌政变记》记林旭此诗头两句作:“伏蒲泣血知何用,慷慨何曾报主恩。”其言“报主恩”,与梁撰《谭嗣同传》“酬圣主”语气相同。恐系梁有意窜改。

我完全同意这个说法,所谓“酬圣主”之语见梁启超所撰《谭嗣同传》:(八月)初六日,变遂发。时余方访君寓,对坐榻上,有所擘划,而抄捕南海馆之报忽至。旋闻垂帘之谕,君从容语余曰:“昔欲救皇上,既无可救,今欲救先生,亦无可救,吾已无事可办,惟待死期耳!虽然,天下事知其不可为之。足下试入日本使馆谒伊藤氏,请致电上海领事而救先生焉。”余是夕宿于日本使馆,君竟日不出门以待捕者,捕者既不至,则于其明日入日本使馆,与余相见,劝东游,且携所著书及诗文词稿本数册,家书一箧托焉。曰:“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今南海之生死未卜,程婴杵臼,月照西乡,吾与足下分任之。”遂相与一抱而别。初七、八、九三日,君复与侠士谋救皇上,事卒不成。初十日,遂被捕。被逮之前一日,日本志士数辈,苦劝东游。君不听,再三强之,君曰:“各国变法,无不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卒不去,故及于难。

第三章狱中壁诗(1 )

以下即记谭嗣同狱中壁诗。六君子在狱中情形,只有间接传闻,如唐恒的八十韵长诗所记,今参以汪精卫所言,足证唐恒所记为实录。汪虽亦为间接传闻,但身在狱中,所得较唐更真切,故益可信。

汪精卫银锭桥刺摄政王载沣事败,以民政部尚书肃亲王善耆,与立宪派暗中有往还,汪得不死,系刑部狱。凡入刑部狱者,均为钦命要犯,软称“诏狱”,俗名“天牢”。清朝的刑部,系就前明锦衣卫改建,其下有镇抚司,原掌本卫刑名。永乐时增置北镇抚司,凡特殊事件,得由北镇抚司任意处理,为明朝暗无天日的特务组织之滥觞。

记狱南北两监,北监即北镇抚司旧地,有参天老槐,乃杨椒山手植。狱屋阴森凄黯,墙上每多黑紫晕迹,乃忠臣烈士的碧血。狱卒谈往事,虽前明佚史,历历可证。汪在狱中,与一老狱卒刘一鸣相善,会作一文记其人,题目甚隽雅,名为“故人故事”。刘一鸣尝看守戊戌六君子,所以汪精卫所言与梁启超所作为宣传用的传记,颇有异词,黄秋岳的《花随人圣摭忆》,谓之为“字字实录”。今据黄秋岳所记,条录如下:谭在狱中,意气自若,终日绕行室中,拾取地上煤屑,就粉墙作书。问何为?笑曰:“作诗耳!”可惜刘不文,不然可为之笔录,必不止“望门投止思张俭”一绝而已也。

林旭,秀美如处子,在狱中时时作微笑。

康广仁,则以头撞壁,痛哭失声曰:“天哪!哥子的事,要兄弟来承当。”林闻哭,尤笑不可仰。既而传呼,提犯人出监,康知将受刑,哭更甚。

刘光第曾在刑部,习故事,慰之曰:“此乃提审,非就刑。毋哭!”既而自西角门牵出,刘知故事,缚赴市曹处斩者,始出西角门,乃大愕!既而骂曰:“未提审,未定罪,即杀头耶?何昏愦乃尔!”

同死者尚有杨深秀、杨锐,无所闻。

谭嗣同题壁之诗,取煤屑书于粉壁上,自是不久即湮没,墨迹不存,无可印证,所以梁启超得以大改特改。观其“终日绕行室中”,苦吟不已,则知谭以自分必死,欲于此极有限的余生中,表明心迹,一句一字皆自肺腑中出,留待后世论定其真面。是故梁启超改他的诗,即是抹煞他的苦心,谭嗣同地下应有余憾。

至于康广仁,据梁启超为他所作的传说:被逮之日,与同居二人程式、钱惟骥同在狱中,言笑自若,高歌声出金石。程钱等固不知密诏及救护之事,然闻令出西后,乃曰:“我等必死矣!”君厉声曰:“死亦何伤?汝年已二十余矣,我年已三十余矣,不犹愈于抱病岁月而死者乎?特恐我等未必死耳!死则中国之强在此矣,死又何伤哉?”程曰:“君所言甚是,第外国变法皆前者死,后者继,今我国新党甚寡弱;恐我辈一死,后无继者也。”君曰:“八股已废,人才将辈出矣,何患无继哉?”

神气雍容,临节终不少变。

据此,则康广仁则是慷慨成仁,从容就义,兼而有之。汪精卫所闻,却又是如此茸窝囊,直如两人。平心而论,汪精卫述谭、林的态度,既已可以证明真实不误,则转述康广仁的神态语言,亦自可信。我们找不出汪精卫对广仁有何嫌隙,即绝不能武断汪精卫在厚诬康广仁。

当然,康广仁死得冤枉。据康有为自编年谱,完全归咎于文悌,其言如此:政变之狱,一以文悌之折为案据。先是四月大阅,吾与幼博出西直门视之,还游极乐寺,入西直门,经文悌之宅,吾顺为幼博访之,后文悌直入室,来视吾疾,幼博陪之,舆论变科举数言,文悌劾吾,竟牵及幼博名,自是京师无不知幼博者,谣谤之兴,乃至谓幼博出入内廷,曾有乾清宫门遇之者,辗转传述,或信为真,故旧党泄愤,遂及大戮。而杨漪川亦以文悌劾之,有不可告人一语,遂致京朝谣言满听,吾及漪川之祸,皆出于此。

文悌在《清史稿》中,与吴可读、安维峻并列一传,许之为名御史,此人字仲恭、姓瓜尔佳氏,虽为笔帖式出身,颇有文采。康有为本来是想跟他结纳的,《清史稿》卷四百四十六文悌传,载其于王照一案,礼部六堂尽罢后,上折云:康有为向不相识,忽踵门求谒,送以所著书籍……明似推崇孔子,实则自申其改制之义。乃知康有为之学术,正如汉书严助所谓以春秋为苏秦纵横者耳!

以下叙他与康有为相晤,劝他改过。不意又私聚数百人立保国会,接着又说:曾令其将忠君爱国合为一事,勿徒欲保中国而置我大清于度外,康有为亦似悔之。又曾手书御史名单一纸,欲臣倡首鼓动众人,伏阙痛哭,力请变法,当告以言官结党,为国朝大禁,此事万不可为。以康有为一人在京城,任意妄为,遍结言官,把持国事,已足骇人听闻。而朱伯鲁、杨深秀,身为台谏,公然联名庇党,诬参朝廷大臣,此风何可长也?伏思国家变法,原为整顿国事,非欲败坏国事,譬如屋宇年久失修,自应招工依法改造,若任三五喜事之徒曳之倾倒,而曰非此不能从速,恐梁栋毁折,且将伤人,康有为之变法,何以异是?此所以不敢已于言也!“

于此可知,康有为本想结纳文悌,而文悌反过来告了康有为一状。这一状没有告准,斥回原衙门行走。这是对言官合法的最严厉处置。文悌由户部郎中改御史,回原衙门即仍回户部候缺。

及至政变既作,文悌走李莲英的路子,得以外放河内知府。此人人品,有两种不同的说法,恶之者丑诋万端;但亦有人说他颇能持正,郭则《庚子诗鉴》云:戊戌新政,朝臣多腹诽,其抗章谏阻者,惟仲恭侍御文悌,以是斥罢,寻又起出守豫省,故事郡守以下见长吏皆屈膝为礼,仲恭独持不可,曰:“令典未之载也!”庚子之乱,感愤时事,榜所居曰此处停灵,人目为怪,步啸梧司马和仲恭庚子感事四律有云:“相勖此身同效死,悲风先过北邙山。”当即指此。

文悌的诗,亦有两种说法,一种是诗不成诗;一种则诗笔清奇,诋之者亦录其《扈送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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