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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办-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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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人”的第三个重要的特点，是他们的行动都遵循着以人本主义为基础的“合理利己主义”的道德原则，并把献身于崇高的事业当作自己最大的快乐。他们认为“人的行动总是服从于利益的考虑”，所以他们信奉“利益计算的理论”。洛普霍夫在与韦拉最初所进行的谈话中，就向她宣传了这种理论：“人都是利己主义者”，“每个人考虑最多的是自己”，“……不管做什么，都只为了自己的快乐。”当然，这并不是说，在他看来，高尚的人与卑下的人的界限就不存在了。他认为，不同的人对于利益的理解是不同的，利己主义在不同人身上的表现也不一样。韦拉的母亲玛丽娅，作为一个典型的小市民，她的最大的快乐是不择手段地谋取个人的私利，为此，她可以不惜损害他人，她“想出的办法是卑劣的，对别人有害的”。新人们则认为，“假定有谁能使别人快乐，自己又没有什么不愉快……他从自身的利益要求出发，能使别人快乐，因为他自己也将从中得到快乐。”他们所想出的办法“是合理的、对别人有益的”。正是从为了获得“内在的快乐”、即“崇高的快乐”以及为了“使他们所尊敬的人把他们当做高尚的人”这些“利己主义”的考虑出发，在必要时，他们可以自觉地舍弃个人利益，可以自愿地为别人和事业去作出极其崇高的行动。比如为了帮助韦拉获得自由，洛普霍夫决定中途辍学，与她结合，而当他发现韦拉已经不自觉地爱上了基尔萨诺夫以后，他又毫不犹豫地决定自动退出舞台，以假装自杀的方式，使他们能够坦然地、合法地结合。这个行为在人们看来，无疑是高尚的，但洛普霍夫却说：“我决定不妨碍她的幸福所做出的举动，是为了我自己的利益。我的举动也有高尚的一面，但做出这举动的动力却是我自己天性中希望有利于自己的欲望。”这也就是说，车尔尼雪夫斯基笔下的“新人”们不是背负着沉重义务感的苦行者，对于他们来说，服从于周围人的利益和集体事业的利益而作出自我牺牲的高尚行为，已经成了一种心灵上的需要或者说是一种善良的本能。即使他们为别人、为事业献出自己的生命，他们也还是认为：“我是作为一个合理的利己主义者来行事的，因为我看得很崇高的利益驱使我为了伟大的整体而恰恰采取了这种战斗的行动方式，对整体的爱成了我的人格的主要本质。”这种“合理利已主义”的道德观的哲学基础是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按照人本主义的思想，人的自然本性是人的最主要的特征，而人的自然本性就是对于利益的追求。车尔尼雪夫斯基认为，“如果仔细地研究一下左右人们行动的动机时，就可以知道，原来发生在任何人身上的所有的好的和坏的、崇高的和卑贱的、英勇的和胆怯的事情都来自一个源泉：怎样做更愉快，人就怎样做……。”这种思想对于封建地主阶级的仁义道德和资产阶级关于博爱的虚伪说教确实可以起到揭露作用。按照这个理论，被压迫阶级对于自身应该享有的权利和利益的追求也是合理的。国家有责任满足人的自然而合理的需求。把这一理论引申开来就可以得出结论，如果人的自然而合理的需求不能得到满足时，用革命的手段去争取它就是一种理所当然的事了。但是，历史地分析，这种道德观仍然是以历史唯心论为指导的，因为它把“合理利己主义”看作是从抽象的人性中引申出来的一种永恒的道德，而没有看到道德本身正是一个历史范畴，它归根到底是当时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这种理论，从所谓同一人性出发，把利己主义和利他主义的原则界限也抹煞了。这样，就发生了一种极其明显的“逻辑错误”。因为“从人关于自己的想法永远离不开‘自我’的意识这一点，还决不能做出结论说，人的一切行动都是利己主义的。”
总的来说，具有民主主义思想、言行一致的作风和遵守合理利己主义的道德原则，这就是以车尔尼雪夫斯基为代表的“平常的正派人”的典型特征。
除了这种“平常的正派人”以外，车尔尼雪夫斯基还塑造了“新人”中的“特别的人”拉赫梅托夫的形象。就觉悟程度和活动范围而论，他都高出于“平常的正派人”。如果说前者是一处简单的普通的房子，那么后者就是一座宫殿。而小说中落笔不多的关于拉赫梅托夫的描写，则恰似画面上出现的官殿的一个小小的角落。
拉赫梅托夫是一位职业革命家。这种典型“已经跟共同的事业融为一体，共同的事业是贯穿在他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东西，它甚至代替了他们的个人生活。”
拉赫梅托夫出身贵族，到彼得堡时，他只是一个平常、正直而善良的贵族青年。不久，他结识了基尔萨诺夫，并在基尔萨诺夫的指导下阅读了大量的革命书籍。当他掌握了革命的理论体系和实质以后，他就立刻着手去实践。为了了解人民的疾苦和愿望，改造自己的思想感情，他走出了学校，深入到人民中间去。“他种过庄稼，做过木匠，摆渡的船夫以及各种对健康有益的行业中的工人；有一回他甚至作为一名纤夫走遍了伏尔加河流域。”拉赫梅托夫用卖掉田产的钱来供七个大学生念书。他自已却过着极为简朴的生活。“虽然他是精美食品喂养大的，口味很高”，但他吃得很坏，目的是为了至少能稍稍体会一下贫苦人民的生活。他甚至睡在扎有几百枚小钉的毡毯上，弄得浑身是血，为的是锻炼自己的意志，以便一旦被捕时能经受得住严刑的考验。除了运动、锻炼体力的劳动和读书之外，他把全部时间都用于工作。“他都在于别人的事，或者干那不是专属任何人的事。”他一个月难得用一刻钟浪费在娱乐上。从表面上看，他是一个“阴沉沉的怪物”，其实，他是一个“又可爱又愉快的人”。他有着火一样的热情。但是，他为了事业决心牺牲个人的爱情。他向自己所爱的女人说道：“我应该抑制住我。心中的爱情，对您的爱会拴住我的双手，就是不恋爱，我的手也不能很快地松开，已经给拴住了。但是我一定要松开。我不应该恋爱。”在拉赫梅托夫身上，概括了那个时代的革命战士和领袖的优秀品质：对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与群众的密切联系，改造世界观的高度自觉性。作者把这样的人称作“茶里的茶碱，醇酒的芳香……这是优秀人物的精华，这是原动力的原动力，这是世上的盐中之盐。”
作者认为，无论是“平常的正派人”，还是“特别的人”他们都是祖国的希望所寄托的人。作者确信，这种正派人将与日俱增。如果人们都来效法他们，“随着岁月的流逝，生活也会一年比一年变得更好。”
不待说，车尔尼雪夫斯基笔下的“新人”确实是具有与“多余人”迥然不同的社会理想和生活态度的全新的典型。
在十九世纪上半叶俄罗斯文学中占据着中心位置的是奥涅金、毕巧林、别尔托夫、罗亭、奥勃洛莫夫这样一些“多余人”的形象。他们既不满于现实，又无力去改变现实，既不愿与贵族统治集团同流合污，却又不能与贵族社会的生活环境彻底决裂，更无法挣脱贵族阶级的种种偏见的束缚，于是陷入矛盾、痛苦之中。这种“多余人”属于那个已经逝去的贵族革命时代。到了十九世纪六十年代，随着平民知识分子登上斗争舞台，俄罗斯文学中也开始出现了他们的形象。比如波缅洛夫斯基的小说《莫洛托夫》和《小市民的幸福》中的主人公莫洛托夫，屠格涅夫的小说《父与子》中的巴扎洛夫等。但是，由于受到世界观的局限，作家们并没有描绘出这些人物的准确的肖像。比如屠格涅夫笔下的“新人”巴扎洛夫，一方面他是贵族制度的坚定的不妥协的否定者，与贵族知识分子相比，他在精神上的优势和性格上的雄健坚强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另一方面，作者又把他描写成为一个没有社会理想、不关心群众痛痒的极端个人主义者。他对农民的处境是否将得到改善，表现出一种冷漠的态度，他曾说：“唔，就算他（指农民）将来要住在干净的白色小屋里头，从我的身上（指自已的墓地）长出牛蒡来——以后又怎么样呢？”一次情场失意的经历竟然使他对生活感到“厌倦跟愤怒”，工作热情迅速消退，甚至真理是否存在也成为值得怀疑的了。由于作者属于自由主义营垒，他的思想感情是旧的，他还是既不能充分了解“新人”的内心世界，也没有勇气去支持他们的社会理想。因而他也就没有能力确切地把这类“新人”的本质特征揭示出来，他所描绘的这种人物性格也就不能不缺乏应有的明确性和一贯性。车尔尼雪夫斯基则不同。他不仅同“新人”们血肉相连，熟悉他们的生活，赞成他们的观点和愿望，而且他本身就属于“新人”的营垒，又是这种“新人”的精神领袖。因此，他也就在俄国文学史上第一次真正地把“新人”的典型确切地描绘出来了。卢那察尔斯基在比较了巴扎洛夫和拉赫梅托夫这两个形象之后评论说：“……巴扎洛夫是更生动的人物，可是拉赫梅托夫却以无比的感情力量和明确的目的性吸引了我们。这些特点终于使他成为六十年代所创造的最高典型。”这是一个极为中肯的评价。
但是，对于这部小说的艺术性，在当时进步营垒的作家和后来苏联的评论家中，也有人持否定的意见。例如当时著名作家列斯科夫在肯定小说的思想意义的同时却说什么从艺术方面看，小说“值不得评论”，“它简直可笑”。赫尔岑也对其艺术性表示过非议。苏维埃时代的评论家斯卡夫提夫竟认为，“在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小说中，一切都是以抽象的逻辑表达出来的。”因此，“不能把它和严格意义下的文艺作品放在一起加以考虑和评论”。苏联著名作家法捷耶夫也曾一度认为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小说“不属于文学之列”。这些看法都不免失之于偏颇。小说的艺术性是毋庸置疑的。小说之所以有着巨大的鼓舞教育作用，“新人”形象所具有的高尚思想和无瑕品德固然是重要的原因，而“新人”形象的真实性、丰富性、生动性也是必不可少的条件。
作者自己说过：“这部小说的全部优点在于真实。”在创作中，他遵循着现实主义的方法，塑造了一个又一个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
首先，车尔尼雪夫斯基在塑造人物形象时，不是孤立地描写人物性格，而是十分注意揭示性格形成的原因，主要是环境对于人物性格形成的影响。作者用了许多笔墨来介绍“新人”的民主主义思想，唯物主义世界观，对旧社会制度的憎恨，崇高的思想和言行一致的实于作风，都是同他们的生活经历密切相关的。
但是，他也没有机械地把性格本身完全归结于人物所生长的环境。这明显地反映在对拉赫梅托夫这个形象的描写上。事实上，拉赫梅托夫的性格不仅与其社会出身、生活环境完全相悖，而且导致了他与自已所属的那个阶级的生活传统、精神传统的彻底决裂。作者科学地解释了拉赫梅托夫性格形成的原因。他强调除掌握革命理论外，还需把理论运用于实践，在群众中自觉地进行改造和锻炼。因此，他把“平常的正派人”仅只放在自已人的环境中，即平民知识分子的圈子中来描写，而却把“特别的人”放在更广阔的人民的生活的背景上来表现。
虽然作为一个具有启蒙主义观点的思想家，车尔尼雪夫斯基曾说过，拉赫梅托夫所以变成“特别的人”“主要的当然还是天性”。他却并没有用纯启蒙主义观点来解释人的天性问题。他认为，虽然“根据天性来说，人总是倾向于真、善的”，但如果社会制度不合理，人性善的倾向在现实中也仍然不能在一切人的身上表现出来；而人的天性中的优点要得到较充分的表现，也有赖于社会历史条件。具体说，若不是五十年代中期形成的俄国历史条件，“新人”也是不可能产生的。
车尔尼雪夫斯基在塑造“新人”典型时，总是十分注意“新人”典型的个性化描写。“新人”的共性是有目共睹的，但他们并不是从一个模式中刻制出来的。例如洛普霍夫和基尔萨诺夫这两个曾长期共同生活的挚友，都属于当时的两种不同类型的知识分子。基尔萨诺夫崇尚科学活动，属于学者型。当时俄国出现了一批进步的唯物主义学者，例如生物学家皮罗果夫、谢切诺夫和化学家门德烈耶夫。而洛普霍夫则倾向于社会教育和政治活动，属于那种直接参加解放斗争的革命的启蒙主义者，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米哈伊洛夫等人的行列。作者还通过多方面的描写来表现其迥异的性格。比如在表达爱情的方式上，基尔萨诺夫是缠绵细致，洛普霍夫却更富有理性。总起来说，洛普霍夫性情平和、内向，喜欢离群索居，严肃有余，而基尔萨诺夫的气质却热情奔放，喜好社交活动，更为开朗，富有生活情趣。
车尔尼雪夫斯基细腻的心理分析，对人物内心世界的深入挖掘，是“新人”形象真实感人的重要原因。他运用了“心灵辩证法”描写出了人物“怎样从一些思想、感情中引申出另一些思想感情来”，甚至连人物的潜意识活动也没有遗漏。例如在韦拉身上实际上已经发生了感情上的转移，但她自己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开始她只想到：“我又得整晚整晚地独坐家中了。可是这没关系，我已经习惯了。”随后她又问自己：“为什么我丈夫不常常陪我去玩呢？”这表明，她的潜意识中已经产生了对他的不满，但她马上又为他解释：“我的亲爱的有许许多多的事情要做，这一切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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