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办-第6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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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我估计占一半，可是我们假定它只占三分之一，她们就

又从原定的五十卢布开支中省下了…………………………

……………………………………十六卢布六十七戈比

共计………………………一六六卢布六十七戈比作为利润

“我们已经结算好了，”基尔萨诺夫继续说道，“我们的工人如果可以收入一百六十六卢布六十七戈比的话，在另一种体制下，她们却只能拿一百卢布。但是她们得到的还多呐：她们是为自己的利益工作，她们干起活来便加倍努力，因此更有成效，速度也更快。假定只是一般努力、甚至不够努力时她们能做五件东西（在我们的例子中是五件衣服），现在她们就能做出六件。这个比例还太小，不过我们就假定如此吧。于是，别的企业挣到五卢布，我们的企业却挣了六卢布。

由于干活速度快和劲头儿大，收入增加了五分之一。一百

六十六卢布六十七戈比的五分之一是三十三卢布三十三

戈比，因此要另加………………三十三卢布三十三戈比

加上原有的………………………一六六卢布六十七戈比

共计………………………………………………一百卢布

“所以，我们的工人收入比人家多了一倍。”基尔萨诺夫继续说，“现在再谈这笔收入是怎样使用的。她们拿到的钱比人家多一倍，对钱却会用得多。您知道，这“会用”包括两个方面；第一，她们买东西都整批地买。假定这样可以便宜三分之一，某种东西，零买和赊购得花三卢布，她们只花两卢布就行。事实上她们所占的便宜还要多，我们拿住房作例子吧：如果把每个房间分片出租，那么，有两扇窗的房间共十七间，每间住三四个人，假定说总计五十五人；有三扇窗的房间是两间，每间住六人，共住十二人，有四扇窗的房间也是两间，每间住九人，共住十八人——总计三十人；再加上前面所说的住小房间的五十五人，整座住宅能容纳八十五人。每人每月付三个半卢布房租，全年就要付四十二卢布。这么说来，靠分片出租这些房子维持生计的小房东们，竟可以拿到三千五百七十卢布（42X85=3570）。而我们的工人租这个住宅，才花一千二百五十卢布，几乎便宜三分之二。很多事都是如此，几乎所有的事都是如此。就是我说节省了一半，恐怕还没有说足那真正的比例，可是我也只假定节省了三分之一。还不仅如此，在这种生活制度之下，她们不需要开支许多，或者说，她们需要的东西比人家少得多，韦罗奇卡已经拿鞋子和衣服给您举了例子。如果她们所买东西的数量可以因此减省四分之一：人家需穿四双鞋子，她们只要三双就足够，或者说，她们穿三件衣服的时间顶得上人家穿四件那么久。这个比例又估算得太小，不过请看从这些比例中会得出什么结果吧：

由于采购时善于计算，她们买到的东西能便宜三分之一，

就是说，假定人家买三件东西得付三卢布，她们却只付两

卢布。但是在我们的体制之下，这三件东西至少能当人家

的四件用。这就是说，我们的裁缝花两百卢布能买到的东

西，在别的体制下的人至少要花三百卢布，而这些东西在

我们的体制下给她们所带来的生活上的便利，人家至少要

用四百卢布才能得到………………………………四百卢布

“请把一个每年花一千卢布的家庭跟一个花四千卢布的同样的家庭的生活做个比较，您会发现二者大不相同，对不对？”基尔萨诺夫继续说，“在我们的体制下也是完全同样的比例，即使不是更大些的话：收入比人家多一倍，而使用这笔收入时又可得到双倍的效益。您发现我们的裁缝完全不像通常体制下的裁缝所过的生活，这有什么可稀奇的呢？”

这就是我看见的奇迹，我的朋友波莉娜，你瞧，它给解释得有多么简单。现在我对它已经很习惯，我倒是对自己当时的惊异感到奇怪了，我竟没有料到我将要得到的一切正跟我曾经见到的一模一样。写信告诉我，你是否有可能做我现在准备做的事：创办一个采用这种体制的缝纫工场或者别样的工场。这是件很愉快的事，波莉娜。

你的卡·波洛佐娃

我完全忘了谈另一家工场——暂且如此，下次再谈。现在我只说一点：老的缝纫工场发展更完善，所以各方面都超过了我给你描写的这一家。在制度的细节上，两者之间有许多差别，因为一切都随环境的变化而变化。

第01节

波洛佐娃在给她那位女友的信中说，她感激韦拉·巴夫洛夫娜丈夫给予她的许多恩惠。为了解释这一点，必须说说她父亲是怎样的一个人。

波洛佐夫是一名退役骑兵大尉或上尉。在职期间，他依照那旧时代的习俗，花天酒地，把一个相当大的祖传庄园挥霍掉了。挥霍完毕，他才死心塌地，辞职赋闲，打算重起炉灶，置份产业。他把自己最后的一点积蓄归总起来，发现还有一万纸卢布呐——当时通用纸币——于是开始用这笔钱去做小宗粮食生意，搞了各种各样小型的承包业务，只要他力所能及，资金够用，任何有利可图的事他都不放过。过了十来年，他的资本就很可观了。他名声不错，被公认是一位稳健而机灵的人，又有官衔，还是当地的望族，现在他完全可以在他所经商的那两个省份中，选择一位中意的富商之女做未婚妻了，于是他郑重认真地选中了一位拥有五十万（还是纸币）陪嫁的姑娘。当时他四十来岁，那还是我们见到他的女儿跟韦拉·巴夫洛夫娜成为好友之前二十多年的事。有这样的一笔巨款加到了他原先的资产上面去，他就进一步大规模地拓展他的事业，又过了十来年，他就成了百万富翁（当时开始用银币计算）。这时候他的妻子已经去世。她习惯了外省生活，在世时一直不让他搬往彼得堡。现在他终于迁居彼得堡来了，他的事业也发展得更快，又经过了十来年，人家估计他拥有三四百万了。姑娘们和寡妇们，年轻的、年老的，纷纷向他献殷勤，他却无意续弦，部分的原因是他对亡妻矢志不渝的感情，更主要的还是因为他不愿给他的爱女卡佳找一个后母。

波洛佐夫继续发展自己的事业，如果他肯干包税这一行，那他的家财早就不止三四百万，而是上千万了，可他厌恶这一行，认为只有一般货物的承包和供货才是正经业务。他的富豪朋友嘲笑他看不清这两者之间的差别是微乎其微的，他们并没有说错。他虽然错了，还是一再重复自己的意见道：“我只做生意，决不愿靠掠夺发横财。”但是在他女儿跟韦拉·巴夫洛夫娜结识以前一年或一年半，却出现了一个极为明显的证据，证明他的商业跟包税很少有实质性的差别，尽管他自以为两者差别很大。他大批承包粗麻布或是粮食，或是制靴用的皮革——我不太清楚——可是由于他的岁数、一帆风顺的经历和日益增长的威望，他一年比一年更固执和傲慢，他跟一位要人吵翻了，他发火，骂人，结果很糟糕。过了一个星期，人家对他说：“你就服个软吧。”——“我不服。”——“那你会破产的。”——“破产就破产，我不愿服软。”过了一个月，他们还对他这么说，他的回答依然如故。他服软倒是没有服软，破产可真是破产了。他的货物被认为不合格，除此之外，他还有什么过错或不良的企图被发现了，于是他那三四百万全部不翼而飞，波洛佐夫到六十岁时成了穷人。那是说，跟不久以前相比，他是一个穷人。假如就生活而言，不去跟以前做比较的话，他过得还是很不错的：他在一家硬脂工厂里留有股份，他并没气馁，做了这家工厂的厂长，得到了很优厚的薪俸。此外，由于某种运气，他还保全下好几万卢布。如果他能在十五年或者十年以前拥有这样一些余款，也就足够他重新振作，发展事业，再攀高峰了。可是波洛佐夫已年逾六十，攀登起来会有困难，他认为再做这方面的尝试为时已晚，力不从心。现在他只想赶快盘出工厂，因为工厂的股票几乎没有收益，信用和业务也难以改进。他的判断是明智的，他及时地向其他的大股东解释说，快快盘掉工厂，这是挽回在股票上损失的资金的唯一办法。他还想到了要安排女儿出嫁，但主要的是盘掉工厂，把全部的资金都兑换成当时最为流行的五厘息的证券，安度晚年，追忆昔日的辉煌，即使失掉了这昔日的辉煌，他也依然精神矍铄，乐观而坚强。

第02节

卡佳的父亲疼女儿，没把她交给贵族气派太重的家庭女教师，怕她们把姑娘管得太死，他反对束腰，反对矫正各种各样的姿势等等；卡佳十五岁时，他甚至同意可以不用英国女教师，法国女教师。这样卡佳就完全不受折腾了。她在家里有充分的自由，当时对她来说，所谓自由就是没有人妨碍她读书和幻想。她的女友不多，只有两三个最知心的，求婚者却不计其数，因为她是波洛佐夫的独生女啊，说来都吓人，她拥有四百万家产！

但是卡佳只是读书幻想，叫求婚者失望不已。卡佳已经十七岁，她还是读书啊，幻想啊，也没恋爱，可是她突然地开始瘦下去，脸色苍白，终于病倒了。

第03节

基尔萨诺夫虽然没有开业行医，可是他认为自己不该拒绝参加会诊。而这个时期，也就是他当了教授一年以后，同韦拉·巴夫洛夫娜结婚之前一年，彼得堡的那些开业名医就开始多次邀请他去参加会诊。原因有两个。第一，在世上确有个克劳德·贝尔纳，住在巴黎。有一位名医不知何故竟怀着研究学问的目的到了巴黎，亲眼见到了克劳德·贝尔纳——一个活生生的现实的克劳德·贝尔纳。他向这个克劳德·贝尔纳做了自我介绍，从官衔、职称、得过的勋章和他给医过病的知名人士都一一谈到。克劳德·贝尔纳听他介绍了不到半小时，就说道：“您到巴黎来研究医学真是白费工夫，您完全没有必要从彼得堡来这里。”那位名医把这件事当作自己工作的鉴定书，回彼得堡后经常提到克劳德·贝尔纳的名字，一昼夜不下十次之多，并且至少有五次要在名字前面加上“我那位博学的朋友”或者“我那位有名望的科学同行”。从此以后，人们怎能不邀请基尔萨诺夫参加会诊呢？不能不请。第二个原因就更为重要了：所有的医学名人都看到基尔萨诺夫不会去抢他们出诊的机会，不仅不会，即使强求他，他也不接受。谁都知道，在开业名医中有这样一种风习：假如一位名医诊断出某个病人由于命运的恶意拨弄，患了不治之症，无论是矿泉水还是外国的疗养地都无济于事，他已在劫难逃，那么就该把这病人推给别的医生，只要你接受，那名医说不定情愿自己给病人来出钱呢。那些想推出病人的名医找到基尔萨诺夫的头上，他也很少接受，经常总是介绍给自己开业的朋友，而他自己只看一些从医学方面来说最有趣的病例。怎么能不邀请这样一位同行来会诊呢？连克劳德·贝尔纳都知道他，而他又不会抢别人的机会。

百万富翁波洛佐夫请的就是医界泰斗之一，卡捷琳娜·瓦西利耶夫娜病危时，会诊一直都是请名医参加。最后，病情恶化，名医们只好下决心邀请基尔萨诺夫。在名医们看来，这确实是个难题：病人身上什么毛病也没有，而体力却日渐衰竭。必须找出病来。主治医师想出了一个“atrophianervorum”——“神经营养中断症”。我不知道世上是否有这样的病症，如果真有，那么就是我也能明白它必定是不治之症。如果明知无法治却偏得治，那就让基尔萨诺夫或者他的朋友中那些不管不顾的毛头小伙子去治吧。

于是又举行了一次有基尔萨诺夫参加的会诊。他们检查病人，还进行盘问。病人从容不迫，心平气和地回答。可是基尔萨诺夫刚听了几句便停了下来，只是在一旁观看名医们对她的检查和盘问。当他们完成了此种场合的礼仪要求后，自己已累得筋疲力尽，病人也被折磨得苦不堪言，这才问基尔萨诺夫：“您认为怎样，亚历山大·马特韦伊奇？”他答道：“我还没有好好地检查过病人。我要留下来，这个病例很有意思。如果还需要再进行一次会诊，我会告诉卡尔·费多雷奇的。”卡尔·费多雷奇就是那位主治医生，他为可以从这个“atrophianervorum”中脱身，而喜形于色了。

大家都走了，基尔萨诺夫坐到了病人的床边。病人略含讥讽地微微一笑。

“可惜我跟您不熟，”他开始说，“一个医生需要信任，我也许能够得到您的信任。他们都不了解您的病，治您的病需要一点灵气。听听您的胸部，给您些药水，都没有用处。需要的只有一件事：弄清您的情况。跟您一起考虑出个什么办法来。您可以在这方面帮帮我吗？”

病人默不作声。

“您不愿跟我谈话吗？”

病人默不作声。

“您大概是想叫我走开吧。我只求您让我待十分钟。要是过十分钟后您还像现在一样，认为我待在这儿也无济于事，那我就走开。您知道吗？您只是忧愁，没有什么大毛病。您知道吗？如果您这种精神状态持续下去的话，再过两三个星期，也许不用两三个星期，您就没救了。也许连两个星期您也活不到了。现在您还没有肺病，可是肺病眼看不远了，您年轻轻的，又是处在这种条件下，肺病发展得会非常之快，只要几天就能丧命。”

病人默不作声。

“您不回答，您依然无动于衷，可见我的话对您并不新鲜。您不回答就等于默认。您知道，任何别人处在我的地位会怎么做？他会跟您父亲去说。要是我跟您父亲谈谈倒有可能挽救您，不过如果您认为不妥，我就不这样做。为什么？我遵循的原则是：决不违反一个人的意愿去为他做任何事。自由高于一切，甚至高于生命。要是您不愿意我去了解使您陷人这种险境的原因，我就不去了解。即便您说您想死，我也只是请求您给我解释一下，您产生这种想法的原因。即使我觉得您的原因不能成立，我也还是没有权利来干涉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