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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盾散文集-第6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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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年前的日本风土人情很了解的日本朋友和中国朋友不吝赐教。
1979年5月10日于北京
卷七 关于鲁迅 写于悲痛中
十九日下午三时接到我妻由上海拍给我的急电，报告鲁迅先生逝世，促我速回上海，真如晴天一霹雳！我不能相信！双十节下午，我到上海大戏院去看苏联名片《杜勃洛斯基》，恰好遇着鲁迅先生和他夫人和孩子，我们坐在一处，谈了好多话。双十节离十九不过八天，我怎么能够相信会出了这样大的乱子！
然而电文上明明写着〃周已故〃，这〃周〃不是〃大先生〃还有哪个？不是他还有哪一个〃周〃能使我启发急电来促我速归？
然而我却因为痔疮发作，卧在床上动不得。我恨极了这一次忙里偷闲的旅行！我发了个回电。仍旧希望第二天早上能够勉强就道，夜里我躺在床上，回忆着双十节和鲁迅先生在上海大戏院里的谈话，又回忆着十月二日（或三日）我和G君到鲁迅先生家里给他拍照那一个下午的谈话，又痛苦地猜想这次的〃晴天霹雳〃的来由。凭那两次最后的晤面，我不能相信鲁迅先生会突然于十九日逝世，虽然和G君去访他那一次回来时，君在车中对我说：“今天看见鲁迅的面色和G精神比我意想中好些，可是他若不赶紧转地疗养，总是危险。〃我又记起史沫特莱女士在八月初离上海去避暑时，也对我说：“他此时虽然好的多了，可是靠不住，一定要转地疗养！他自己总说不要紧，可是患肺病的人自己常常是乐观的呵！〃八月中旬，鲁迅先生拣定了转地疗养的地点是日本镰仓。可是后来又不果行。夏天却已过去了。九月中我晤见他，他说暑天已过，索性再过几时，或者到香港去换换空气。谁知道十月中旬忽然这晴天霹雳！现在回想起来，我们若能把转地疗养这问题很早布置的安贴，则鲁迅先生不至于因有事实上的一些困难而迁延了这三个月的功夫，我们太不负责，我们这罪不能宽饶！我们太不中用了！
十九日一夜，在这样悲痛回忆中过去。二十日清晨，我跳起来决定乘早班船再转火车，可是痔痛如割，刚走得一步便蹲下了！我太不中用！我没有法子瞻仰最后一次的遗容了！
“中国只有一个鲁迅，世界文化界也只有几个鲁迅，鲁迅是太可宝贵了！〃——这是G君在十月二日和我去访鲁迅先生后回来时的话。但是，但是我们太不宝贵鲁迅了，我们没有用尽方法去和鲁迅的病魔斗争，我们只让他独自和病魔挣扎，我们甚至还添了他病中精神上的不快！中国人的我们，愧对那几位宝爱鲁迅先生的外国朋友！
卷七 关于鲁迅 为了纪念鲁迅的六十生辰
第一次见鲁迅先生，是1927年10月，那时我由武汉回上海，而鲁迅亦适由广州来。他租的屋，正和我同在一个弄堂。那时我行动不自由，他和老三到我寓中坐了一回，我却没有到他寓里去，因为知道他那边客多。似乎以后就没有再会面，直到1930年春。
这以后，我长住上海，不再走动，所以和他见面的时候也多了。不过我所知道的关于他的私生活，亦不多。现在追忆起来，觉得有些事虽然未经人道及，但是大都牵涉到过去十年间文坛上的〃故事〃，此刻暂时不提起也好。此外，好象大家都已听说过，我如果再来写，亦殊嫌蛇足。无已，从他治病这方面说一件事吧。
今年是鲁迅先生的六十冥寿，如果我们是在替他做生日，该多么好！他五十岁生日那天，上海文艺界同人曾在一个荷兰餐馆里为他祝寿。记得那天到会的外宾只有二三人。那时谁也不会想到（或感觉到）鲁迅先生活不过六十岁！
不但那时，在1935年如果有人说鲁迅不久于人世，那一定会被目为〃黑老鸦〃。鲁迅自己从未说他身体不好，人家看他也很好；他精神抖擞地战斗着。但在1935年11月，有人“发见”了鲁迅身体实在不好。
记得是〃十月革命〃节的前一天或后一天，上海苏联领事馆招待少数文化人到领事馆去看电影。中国人去的只有五、六个，其中有鲁迅和他的夫人、公子。那晚上看了《夏伯阳》（大概是），鲁迅精神很好，喝了一两杯〃伏特加〃。史沫特莱喝得很多，几乎有点醉了；但在电影映完，大家在那下临黄起江的月台上休息时，史沫特莱严肃地对鲁迅说：“我觉得你的身体很不好，你应该好好休养一下，到国外去休养。”“我自己并不觉得什么不对，〃鲁迅笑着说，〃你从哪里看出来我非好好休养不行呢？”
“我直觉到。我说不上你有什么病；可是我起直觉，知道你的身体很不行！〃
鲁迅以为她醉了，打算撇开这个话题，然而史沫特莱很坚持，似乎马上要决定：何时开始治病，到何处去……等等，她立刻要得一个确定。她并且再三说：“你到了外国，一样做文章，而且对于国际的影响更大！〃
那晚上没有结论。但在回去的汽车中，史沫特莱又请鲁迅考虑她的建议，鲁迅也答应了。过了一天，史沫特莱找我专谈这问题。总结她的意见：她认为鲁迅如不及时出国休养，则能否再活多少年，很成问题，但如果出国休养，则一二十年的寿命有把握！她不能从医理上说鲁迅有什么病，但她凭直觉深信他的体质太不行。她提议到高加索去休养，她要我切切实实和鲁迅谈这问题，劝他同意。
鲁迅后来也同意了——虽然他说起史沫特莱的〃直觉〃时，总幽默地笑着。并且也谈到，在休养时间他有机会完成《中国文学史》的著作了。但在不再反对之中，鲁迅也表示了如果是当真出国，问题却还多得很，恐怕终于是不出去的好。
到那年年底，史沫特莱说是接洽已妥，具体地来谈怎样走，何时走的时候，鲁迅早已决定还是暂时不出去。有过几次的争论，但鲁迅之意不能回。1936年1月，为这问题，争论了好几次，凡知此事者，都劝过鲁迅；可是鲁迅的意见是：自己不觉得一定有致命之病，倘说是衰弱，则一二年的休养也未必有效，因为是年龄关系；再者即使在国外吃胖了，回来后一定立即要瘦，而且也许比没有出去时更瘦些；而且一出了国便做哑巴（指他自己未谙俄语），也太气闷。
据我猜想，那时文坛上的纠纷，恐怕也是鲁迅不愿出国的一个原因；那时期有人在传播他要出国的消息，鲁迅听了很不高兴，曾经幽默地说：他们料我要走，我岂不走，使他们多些不舒服。
出国问题争论的最后结果是：过了夏天再说。因为即使要出国，也得有准备，而他经手的事倘要结束一下，也不是一二个月可以完成的。
不幸那年2月尾，鲁迅先生就卧病，这病迁延到了秋季，终于不救。
1940年10月
卷七 关于鲁迅 鲁迅说：“轻伤不下火线！〃
一九三五年十月革命节的下一天，A·史沫特莱通知我，苏联驻上海总领事馆在当天晚上有一个小型鸡尾酒会，请我参加，并说当天晚上八点钟她开车来接我同去。晚上七点半，我到公共租界跑马厅（现在的人民广场）附近一家咖啡馆里等候她。这家咖啡馆是一些洋人和〃高等华人〃常去的地方，也是我和史沫特莱经常约会见面的地方。大约将近八点钟，史沫特莱来了，说车子就在外面。我同她出去，看见汽车停在马路对面，是辆黑牌车（那时候上海私人用的汽车是黑牌）。史沫特莱自己开车。我们一直开进了外白渡桥旁边的苏联总领事馆。
参加鸡尾酒会的约二十多人，国际友人中我只认识当时在上海出版的英文《中国论坛》的编辑，是一对夫妇。中国人中有鲁迅，许广平，郑振铎，好象也有孙中山夫人宋庆龄和廖仲恺夫人何香凝。
大家随便吃一些东西，随便交谈。史沫特莱悄悄对我说，她和一些朋友都很关心鲁迅的健康，觉得他脸上缺乏血色，又听说常有低烧，容易疲劳。他们都希望鲁迅能够转地疗养。苏联早就想请鲁迅去游历并疗养，请他全家都去。怎样走？由何人伴送？苏联方面会很妥当地给安排的。
史沫特莱又说，这件事她已同鲁迅谈过，但鲁迅犹豫不决，因此希望我帮助促成鲁迅的决心。
隔了两三天，我到鲁迅家去，同他谈起这件事。我的话刚说了一半，鲁迅就笑道：“我料到史沫特莱一定要拉你帮助作说客的。但是我考虑的结果，仍下不了决心。〃
我就问：“为什么呢？”
鲁迅说：“一旦到了苏联，我就成了聋子和瞎子了。”
我说：“苏联会配备一个翻译专门招呼你的。”
鲁迅又说：“我所谓聋子和瞎子还不是指的生活方面，是指的我对于国内的事情会不很了解了。”
我说：“这有办法。我们可以把国内的书刊逐日汇齐交给苏联方面，想法用最快的速度寄给你。你仍然可以写文章寄回来在国内发表。〃
鲁迅听我这样说，沉吟了一会儿，然后摇着头道：“凡事想象是容易的，做起来不会有那么顺利。我猜想即使很快，书刊在路上也总要一两个礼拜，我写了文章寄回来，又要一两个礼拜。杂文都是根据当时情况，匕首一击，事隔一月，岂不成了明日黄花了吗？”
我说：“不会成为明日黄花的。你的文章击中敌人要害，尽管迟一点，还是能够振奋人心，虎虎有生气的。〃鲁迅听我这样说，只是微笑着摇头。
我换了一个话题，又说：“你不是说如果有时间的话，打算把《汉文学史》写完吗？到了苏联，这件事情似乎容易办了。”
我这个话似乎引起了鲁迅的思考。
我又接着说：“你到了苏联，就有机会碰到许多国际上有名的革命家和文化界进步人士，那时你把中国的情况对他们说一说，而且，世界各地的有影响力的日报和平刊也一定要派人向你采访，请你写一点短文章。这样，对中国革命所起的作用，我猜想是大得无可比拟的。〃
我这番话又引起了鲁迅的思考，他沉吟了一会儿，然后说：“让我再考虑考虑罢，反正要走也不是一两个星期之后就走得成的。〃
这样，我就告别了。回家后我写了封短信给史沫特莱，大意是：大先生（鲁迅在兄弟中排行老大，同志们背后常以“大先生〃称之）的心思有点松动了，过几天我再去试试。
隔了六、七天，我又到鲁迅家去。鲁迅不等我开口，就说：“我再三考虑，还是不去。前些时候，敌人在造谣，说我因为左翼文坛内部的纠纷感到为难，曾到青岛去住了一个多月。而周扬他们竟也就此推波助澜。现在如果到苏联去，那么敌人岂不更要大肆造谣了吗？可能要说我是临阵开小差哩！我是偏偏不让他们这样说的，我要继续在这里战斗下去。〃鲁迅说这些话时有点兴奋，眼睛看着我，眼光是沉着而坚定的。我心里想，他大概是下了最后决心。不过我还是说了一句：“可是你的健康状态是大家关心的。〃
鲁迅回答说：“疲劳总不免是有的，但还不至于像你们所想象的那么衰老多病。不是说'轻伤不下火线'吗？等我觉得实在支持不下去的时候，再谈转地疗养吧！”
我觉得我已无能为力。鲁迅的战斗精神那样坚决，使我也不好再多嘴了。
第二天，我写信给史沫特莱：“大先生说，'轻伤不下火线'，十分坚决。看来转地疗养之事只好过些时候再说了。”
以后国内革命形势的发展加上鲁迅经常发低烧，出国疗养之事也就无法再提了。直到半年后，鲁迅一场大病，朋友们又提起这件事，但那时鲁迅的健康状态已不适宜远渡重洋，只打算到日本镰仓小事休养（见鲁迅于一九三六年八月中给我的信），但最后还是没有去成，而在十月十九日他突然病发，终于不起。
1976年6月5日于北京
卷七 关于鲁迅 我和鲁迅的接触
一〃左联〃的问题
“左联〃活动我也不完全清楚，只知道其中的一些情况。
我是一九三○年四月从日本回上海的。到上海没几天，冯乃超来找我，我并不认识他，只知名字。冯问我知道不知道成立〃左联〃，我说知道的。他就拿出〃左联〃的一份纲领（字不多）问我看过吗？我说知道大概情况，是上海一个朋友告诉我的。他问我有什么意见，我说好得很，很好。他说你愿意加入〃左联〃吗？我说：照纲领的要求，我还没有资格参加。冯说：纲领是奋斗目标，不是每个加入的都具备这条件，你不必客气。这样我就参加〃左联〃了。
过了几天，我去鲁迅那里，和鲁迅说起我参加〃左联〃这事，鲁迅说不晓得。不过鲁迅说，这事我也同意的。
我与冯乃超谈话，知道〃左联〃当时有一个执行机构，大概叫书记处，里面当然也有鲁迅，活动的办法是，大的事情向鲁迅请教，书记处有一个执行书记，管日常行政事务，是由几个人轮流担任的。因为那时这些人一方面要卖文维持生活，另一方面还要自己做点研究工作，所以几个人轮流，其中有冯雪峰、阳翰笙、冯乃超等，鲁迅不在其中，他是从方针政策方面做领导工作。
从同冯乃超谈话中我了解到，因为白色恐怖，〃左联〃很少开会。我问他参加〃左联〃的有多少人，他说：成立时签过名的四十多人（我记得在当时一个刊物上发表过），有的人不在上海了，还有的人我们根本没看到过。我加入〃左联〃一个多月后，在上海的成员开过一次会。上海的银行家和资本家经常聚会的俱乐部，是在某某大厦的三楼，〃左联〃这次开会就借这个地方（听说是洪深托人借的）。当时是坐电梯到三楼的一个房间里，据说是这个俱乐部的侍者（茶房）休息的地方。那次开会，鲁迅参加了，但主持会议的不是鲁迅，是那一个月的执行书记。他先讲了几句开场白，还讲了最近活动情况，并说这个地方是借来的，时间不能太长，最多一个小时。接着就请鲁迅讲话，这个讲话不知是否收入全集，好象没有。鲁迅没有稿子，大约讲了半小时，讲话的内容，大意是关于国民党御用文人和国民党报纸对〃左联〃的攻击等。鲁迅讲这都没有什么大了不起的，主要是〃左联〃每个成员都要〃改造思想〃（原话虽不是这样说的，意思是这样）。有一句话，我是记得很清楚的，鲁迅说：“我们有些人恐怕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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