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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审判的女医生-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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翌日，斯考特在医院所罗门·弗罗因德的办公室找到他时，老头正从墙上把他最后一本证书和文凭摘下来。那些东西在墙上挂了多年，留下了二十六个大小不一的长方形印痕。
斯考特·凡·克里夫还没开口，就听老头咕哝道：“名誉教授，名誉教授……头衔挺动听的，但却意味着人老了，该滚蛋了！唉，用不着别人撵我。时间一到我主动走人。”
他转过身看到了斯考特。“哦，年轻人，找我有事吗？”
“我是个律师，”斯考特说。
“啊哈，死亡的天使！难道我有什么地方做错了吗？是不是我四十年前看过的某个病人现在犯了头疼，告我治疗不当？”弗罗因德边说边把最后一份证书摞在其他证书上。
“我来是为了凯特·福莱斯特一事求你帮忙的。”
“求我帮忙？不瞒你说，我同情那位女子，可我能做什么？”弗罗因德问。
“我在这家医院没能找到一位愿意为福莱斯特作证的医生。”
“很自然。卡明斯已经发出了暗示，不管是谁，要是去为你的当事人辩护，就别指望在这儿长呆了。而谁又能怪他呢？他需要保住一座医院。医学界已今不如昔了，这也是我决定退休的原因之一。我们那时，病人的健康是第一位的，经营的事屈居第二。当然了，如今一个神经外科医生一年花的保险费能让过去的医生退休后过一辈子了。”
“保险、医疗保健、政府费用，这些都把医院逼成了赚钱机构。受够了！反正我是受够啦！”
斯考特毕恭毕敬地听着老人的牢骚。
“大夫，我希望能找几个证人，证明凯特·福莱斯特处理施托伊弗桑特病情时既未失职，也没偏离常规治疗方法。”
“你知道我是神经科大夫，和施托伊弗桑特那姑娘得的病相隔很远。”
“我试着接触过几位妇产科专家，都没成功，”斯考特坦白地说。
“这不奇怪。让一个医生为你的当事人作证就等于说：‘当时换了我，我也得像她那样处理。’这就是说，我要是那样处理，施托伊弗桑特姑娘就会死在我手里。哪个医生愿意说这种话？”
“不过要是真有一个德高望重的医生出面作证，便能起很大的作用。”
弗罗因德没有理会斯考特的请求。他着手把书架上的医学书籍拿下来，看着书脊上的名字，然后把它们分成几摞。一摞将运往佛罗里达州，其他的捐赠给医院图书馆。斯考特感到他此行又是一无所获，便转身朝门口走去。
“嘿，孩子，”弗罗因德叫道。“这个——这个听证会——什么时候开始？”
“星期一，”斯考特说，心里又燃起希望。
“星期一……”弗罗因德沉吟着。“真不巧。”
“怎么？”
“星期一我就上路去玩耍了——报纸和杂志报导在佛罗里达海滩度假的人用的是不是‘玩耍’这个词？在灿烂阳光下‘玩耍’。星期一，我和内蒂也将加入玩耍人的行列了。我们星期一从这儿离开。机票，所有一切都安排停当了。”
他又拿下一本大部头医学书，扫了一眼书名，放在小摞书籍之上。
“你知道，当医生的老婆真是味同嚼蜡，”弗罗因德说。
斯考特虽觉他的话不着边际，但仍没挪动脚步。老人显然在与自己的良心较劲。斯考特出于礼貌，只得听他把话讲完。
“过去那会儿，”弗罗因德说，“老婆，当然那时她只是未婚妻或女朋友。总之，我当实习医生，后来做住院医那会儿，我的内蒂经常独守空房，屡屡失望，都成习惯了。我的上班时间根本无规律可循。急救病人没完没了。我曾向她许诺说：‘内蒂，亲爱的，等我正式做医生时，就不会这样了。’后来的确不那样了，但变得更糟。成为一名正式的年轻医生后，你不分昼夜地得随叫随到。于是又是对老婆的许诺不算数，又是一次次的令她失望。”
“等后来你站稳了脚跟，一跃而为医学教授了，条件是不是好多了？非也！别的医生遇到疑难病症，病人生命垂危时，就给你没完没了地打电话。你得去帮着会诊。所以我只好向内蒂保证说：‘相信我，亲爱的。等我一退休……’她大笑，对我说：‘所尔，等我们上了飞机，空姐问咱们‘你们想喝点什么？’的时候我再相信你的话吧。’内蒂买的机票，安排的车子。星期一出发。而且，我们一卡车的家具和杂七杂八的东西已经上路了。我们必须赶到那边去接家具。”
“我明白，”斯考特同情地说。
“你根本不明白！”弗罗因德厉声说，但马上又缓和了口气。“连我都不明白，你怎么可能明白呢？你以为我是在拒绝你，拒绝福莱斯特医生？我真是别无选择。我下定了决心，这次决不能再让内蒂失望。再说那些法律上的事你也清楚。我曾在不止一次的治疗不当审判中当过证人。你去了，他们推迟了。你再去，他们又推迟了。你可以去一辈子，他们一万次地延期。实在对不住，年轻人。”
斯考特意识到会面结束了，虽然他把电话号码留给了弗罗因德，但一迈出医生办公室的门槛，他就把最后的、可能性最大的弗罗因德的名字从潜在的证人名单中划掉了。
物色证人不成功，斯考特只有三方面可以依靠了：凯特以及她在盘问下是否能做个挺得住的证人；他自己是否有能耐制服豪斯金斯找到的证人；最后便是里克·汤姆斯。
他目前必须立即采取的步骤是帮着凯特·福莱斯特练习如何应付未来几天她将面临的磨难。
凯特在斯考特的公寓里呆了一会儿后，就听后者说：“你作为证人主要是陈述事实——发生的事，你的观察和你的行动。除了这些不要多讲，不要主动说话。”
“明白了，光回答问题，不主动陈述。”
“这还不够，”斯考特说。“无论豪斯金斯如何歪曲你的回答，不要和他争。否则你就失去了一个理智聪明、有专业知识医生的风度，成了一个尖声乱叫、感情用事的妇女。”
凯特点头。
“现在演习一下。从你把布里斯科叫来开始。‘大夫，你为什么要把布里斯科叫来？’”
凯特佯装证人答道：“因为病人的症状和迹象极不明朗，而且她腹痛很像内脏感染，所以我觉得应该听一听一个外科大夫的意见，看是否有做进一步检查的必要。”
“你指望布里斯科医生会怎么做？”
“我简单给他介绍了病情后，指望他再自己做一遍检查。”
“为什么？”
“为什么？”凯特颇感迷惑，因为理由不言而喻。“为了听听别人的意见。”
“意思是你对你自己的判断是否立的住脚拿不准，是这样吧，大夫？”斯考特模仿起起诉律师的敌对口吻问。
“这不是我的看法是否站得住脚的问题。各种症状、化验结果都无法做出确诊。我想证实一下我没有漏掉任何可能性，”凯特说。
斯考特立即咬住她的漏洞。“这么说你承认可能在治疗时忽略了某种可能性。”
“我什么也没承认！”凯特激动地抬高了声音。“遇到一个疑难病症，我只是想听听另一个医生的意见。这在当时是很正常的做法。”
斯考特没有答话。沉默片刻后，凯特声调缓和地说：“我是不是说的太多了？”
“是的，”斯考特说。“回答，‘你为什么把布里斯科找来？’的合适说法是‘听听另外一种意见’。一句话就够了。另一种意见在医学界古已有之，十分正常。千万不要说忽略了其他可能性之类的话。”
凯特点点头，决心不再掉进这类陷阱。
“我们接着练，”斯考特说。“大夫，布里斯科到达后发生了什么事？”
“我对他讲了病人血压、脉搏、呼吸等情况。还给他看了化验报告。然后他亲手进行了检查。最后得出的结论同我的一样。”
“什么结论？”
“在病人的症状不明显之前，只能继续打点滴、做化验、观察她呼吸、脉搏、心跳等情况，”凯特说。
“后来呢？”
“我又把病人一个血样送往化验室，就去看另一个病人了，”凯特说。“此外——”她突然打住。“我是不是又主动说了？”
“是的，”斯考特说。“这是本能。源于多数证人天真的想法：说出的事实越多，他们就可能相信你。你得学着克服这一点。”
“再接着往下说，”斯考特说。“布里斯科走后往化验室又送了一次血样。你又处理其他病人。之后豪斯金斯也许会问：‘大夫，自从你把第二次血样送到化验室，一直到结果回来，其中总共有多长时间？’”
“两个小时，稍多一点儿，”凯特说。＼、
“这么说两个小时之内你对病人一直没有理会？”
“我有其他病人！”凯特说，但马上又道歉说：“我是不是又争吵了？”
“是争吵的口气，”斯考特说。“我的问题是，足有两个小时你对病人未加处理？”
“克罗宁护士一直没间断观测她的血压、脉搏、呼吸等情况。由于没有新的化验结果和明显的心跳、血压等变化，采取任何治疗措施都是危险的。”
斯考特摇头打断她。
“我知道该怎么说了，”凯特说。“我们根据当时的情况，给予了病人必要的治疗。继续输液，继续观察她的心跳、呼吸、脉搏等情况。”
“说得对。简洁，准确无误。让豪斯金斯无懈可击。”
凯特点头一笑。“我有点摸门儿了。”
“是的。原谅我对你这么严厉。以后你会觉得我做的是对的，”斯考特说着电话铃响了。他因受到干扰，回答时没好气地说：“凡·克里夫！”
“嘿，孩子，”弗罗因德声音温和地说，“用不着嚷嚷。应该礼貌地、颇有风度地问声好。”
“你好，大夫，”斯考特立刻变得温和起来。
“我把你的话跟内蒂说了。好像她一直在电视上收看施托伊弗桑特的事。她说：‘51年我们都等过来了，再为那个可爱的年轻女子多耽搁几天有什么了不起’。”
“你们那一卡车家具怎么办？”
“内蒂的兄弟比我聪明。他几年前就退休去了佛罗里达。他在那边替我们安置家具。要是你能保证让我星期一就完事，我就答应。”
“哦，太好啦，大夫！真不知该怎么谢你。”
“别谢我，应谢内蒂。你要是真谢她，她准说：‘何不给脑中风协会捐点儿钱。’那是她看好的慈善机构。让我作证时通知我一声。但得先让我看一眼施托伊弗桑特的病历。”
“没问题。再次感谢，大夫。”他放下电话。弗罗因德，他将出面作证。
凯特松了一口气，颇受鼓舞地说：“他真好，肯为一个几乎是不认识的女人作证。”
“我觉得他并不把任何一个年轻医生当生人看，”斯考特说。“噢，我们再来加把劲。星期一已经不远了。”
第26章
斯考特虽已坐过一次这个颤颤巍巍的电梯，凯特却是第一次坐。他们来到职业医疗行为办公室纽约市分部的楼层。电梯门打开时，阿尔伯特·豪斯金斯正好从门前路过，朝听证会的房间走去。
“啊，凡·克里夫！”豪斯金斯过分热情地打着招呼。“这位就是福莱斯特医生啰？”他对凯特笑脸相迎，暗自估量着她做证人的实力。他发觉她很漂亮。但这并不能说明她是个有威胁力的证人，因为他还感到她是不堪一击的。她的蓝眼睛似乎告诉了他她的弱点。“委员会的人都到齐了，我想我们也可以开始了。”
他殷勤地打了个手势，让凯特先行，三人朝听证会房间走去。
房间与凯特想像的大相径庭。她以为应像个法庭，虽比法庭小一号，但大体结构应一致。这个房间不仅比法庭小得多，其桌椅的排列还给人一种压抑和透不过气来的感觉。三张长条桌子形成一个“U”字形。横着的那张后面有四把椅子，三把挨得很紧凑，一把单独靠在桌子的右端。另两张桌子面对面放着。中间的空档处放了一把供证人坐的椅子。靠墙的一面有个速记员，已做好记录的准备。
凯特落座后才意识到，整个听证会期间，她离将对她作出评判的委员会只有十英尺远。对她起诉的豪斯金斯坐在她对面，也超不过十二英尺的距离。
斯考特窥出了她的不安。他在桌子底下抓住她的手。她的手冰凉。他紧紧握住它，给她安慰。
凯特·福莱斯特虽内心不安地坐着，却有了打量她的法官们的机会。被任命主持听证会的非专业成员克莱伦斯·默特坐在中间，他左手是莫里斯·特拉斯科特医生，右手是格莱迪斯·沃德医生。凯特惊讶地发现沃德比她四十二岁的年龄要年轻得多。她黑发，修饰得体，衣服很合身，穿一身黑色职业装，只是里面的丝质衬衫在领口处点缀出一抹红色。她五官娇小，却线条分明，稍微化了点淡妆。但她的黑眼睛却十分锐利，仿佛能洞穿一切。凯特想像着在做手术时，这双眼睛在她戴着的口罩上方向全体人员一扫，不需说一句话就能完全控制手术室的气氛。委员会主席默特跟她悄声交换了一句话她才微微露出笑容，透露出她温和的一面。可只瞬间她又变得正襟危坐，恢复了一位矜持医生的神色。
凯特的目光掠过主席默特，落在莫里斯·特拉斯科特医生身上。他六十来岁，满头银发，头颅硕大，身矮体胖。他要是个病人而不是医生，医生肯定立即建议他节食。他戴的一副无框眼镜总顺着他的宽鼻子往下滑，所以他不得不时常把它推上去。听证会尚未开始，特拉斯科特却早已埋头做着笔记，令凯特实在猜不出他在涂抹着什么。显然他属于那种勤奋类型的人，爱对尚未发生的事提早做出观察。
非专业委员克莱伦斯·默特不耐烦地坐在椅子里，等待着行政官员凯纹·卡希尔的到来。他盯住摆在他跟前的一块金表，似乎在提醒两位律师，他视时间为珍贵的财宝，须臾不得浪费。
这时，手拎一只鼓囊囊公文包的凯纹·卡希尔风风火火地闯进了房间，一迈进门坎就忙不迭道歉：“对不起，我从阿尔班尼来的班机晚点了。而且此时从拉加迪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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