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铜时代的蕨类战争-第3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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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1046年1月20日。
战鼓从西北人身后擂起，起初声音不大，你精神太集中了，以至于觉察不到鼓声是什么时候敲起，随后，你知道它是在你的胸膛里和你的心脏一起敲动，咚咚咚咚，旌旗和鼓指挥着战车像幽灵一样轻轻在日影下布置成十几行长阵。鼓声指挥着战车的秩序，指挥步兵的脚步和站姿、蹲姿，指挥各种兵器错落有致地扬起或挺向前方，甚至每一个士兵的举目仰头，每一张脸上的表情，胸膛的呼吸，肌肉的抽动，牙齿的嚼动，都在鼓声信号指导下，精确地调动。这支数万人的队伍，像一只猛兽，把身体里所有的发条，紧紧上满。
当敌众我寡，把三军统得象一个人，才能够稳操胜券。深明此理的大白胡子前敌总指挥姜子牙，从指挥车上将令旗向日中直指，“杀啊——”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最大规模的兵车Vs。步兵的野战，在两大决定王朝命运的军团之间，残酷展开了。
牧野之战中的风云际会与变幻，是尽人皆知的，尽管商朝奴隶们临阵倒戈，调转枪口，为武王前驱，向七十里外的商朝老窝杀去，但战争机器一旦启动，就一定要搅出血汁。这次战役中的牺牲据说是流血漂杵，够意思的了。杵是棍棒，比起昂贵的青铜武器来，杵是廉价的劣等兵器，自然是那些仓促组织起来的奴隶们用的。可见主要是他们失掉了武器，也是他们的血在飘。
按不可信的《逸周书》记载，武王伐纣，杀死一亿零七万人，俘虏三亿人。
这固然是天呀，不可能的，古人计数单位的亿和现今的不一样吧。
当敌众我寡时，把三军统帅得像一个人，才能够稳操胜券。深明此理的大白胡子前敌总指挥姜子牙，从指挥车上将令旗向旭日中直指，“杀啊——”，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战车协同步兵的野战，在两大决定王朝命运的军团之间，残酷展开了。
牧野之战中的风云际会与喧嚣搏杀，是难以想象、史无前例的残酷。战争机器一旦启动，就一定要搅出血汁。商人拼死捍卫政权，周军攻击得歇斯底里。商军的死者肝脑涂地，敌人踏着他们的血尸像洪水一样涌上来，商人拼死抵抗，双方以性命和血肉相搏。这次战役的牺牲据说是“流血漂杵、赤地千里”（《尚书》），血水漂浮起了杵，红色染红了千里大地。杵是棍棒，比起昂贵的青铜武器来，杵是廉价的劣等兵器，自然是那些仓促组织起来的市民、农夫们用的。可见主要是他们失掉了武器，也是他们的血在飘。
据古书《逸周书》记载，武王伐纣，包括在胜利后的两个月内，前后杀死一亿零七万人，俘虏三亿人。
这固然是天呀！不可能的。是的，不可能，古人计数单位的亿和现今的不一样，按照十进位的次序，个、十、百、千、万、亿，亿应该是十万。杀死一亿七万人，俘虏三亿人，等于说是杀死17万人，俘虏30万，另得玉18万块。这也许就比较可信了。这两个血腥的月份，真是商人的世纪恶梦啊。
一个人的血液大约是五升，十七万人是八十五万升，能把三个游泳池（三十米边长的）灌出一尺深的血，漂起杵来没问题。何况当时还下过雨，流血染红积水和大地，漂起了杵，这个描述从技术上讲是可信的。
但是这样的话，就与“一代圣主吊民伐罪”的主题有点脱钩，应该兵不血刃才对。于是到了战国，孟子等人很不高兴《尚书》、《逸周书》记载的这个血腥场面，就创造了“商朝人临阵倒戈，调转武器，为武王前驱，向七十里外的商朝老窝朝歌杀去”这一开开大门迎闯王的感人场面，因而战争并不残酷。
到底孰是孰非，那就请您自己判断了。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其实，孟子的说法是毫无史实依据的臆测和不合逻辑的强盗推理。他认为正义的人打不正义的人，不需要流那么多血（“仁人无敌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可是，即便是正义的解放军，打败反动的蒋介石政府，也是花了四年时间，歼灭了百万多蒋军，流了很多的血，才实现的。凭什么周武王打商纣王，就不需要流血了呢？关于这个话题，书底最后有附文再谈。
纣王和恶来担任了战场指挥。恶来“力角犀兕，勇搏熊犀”，在一番苦战之后，被周军射中嘴巴，力尽而死。他的老爹飞廉，其时尚在山东地区组织抗击非典（No，抗击东夷），所统领的商军主力未能及时返回相救。
牧野之战大获全胜的周武王奔袭七十里，攻跃过朝歌城垣，兵临城内。纣王不想让自己落到从前的属国周的君长手里遭受污辱，就穿了珠玉连缀的礼服，在鹿台上像希特勒那样自焚了。
周武王登上鹿台，用手举了一路老远擎过来的大斧子，割下商纣王烧糊了的脑袋，悬挂在大白旗下。一并被割下脑袋的还有纣王的两个妻子（应包括美女妲己，都已先行自杀），挂在小白旗下。唉，也算是白首同归了。
（注：顺便说一下，武王割商纣王头所使用的大斧子叫做钺（念越），这习惯一直流传下去，直到汉代，砍罪犯脑袋还都用这种钺，所谓“不避斧锧”就是它。使用的时候还要配合一个菜板子——叫“砧”（念真），让犯人躺在上面。至于刽子手改用鬼头大刀，那是很后代的事了。
钺和我们家用砍柴斧其实略有不同，钺的刃部外卷弯月形，样子夸张，像戏台上程咬金的板斧。但它打起仗来不好使唤，后来钺成了皇家仪仗队道具，古代大将接受了皇帝赐钺就表示被授予军权。欧洲也用钺作王室仪仗。而斧钺的斧却是野战兵器，宋朝人经常使用长柄斧砍金军“拐子马”的马腿。）
周武王的伐灭商王朝，并不是一种自下而上的推翻政府。它更像努尔哈赤之入主中原，是国与国之间的战争，由侵袭而实现的政权颠覆。当然，这个国与国，是宗主国与附属国的关系，而不是完全对等。所以，灭商在当时人看来，是文明落后的异族周人灭了正统的商人。就像大清兵灭了明朝，明朝人感情上很过不去，商朝人也是一样。“反周复商”势力在暗自酝酿，商朝遗民都拥护和追随纣王的儿子武庚。（注意，这里的商人不是所有商朝诸侯的人，是侧重指河南安阳为圆心的直径五百公里的王畿地区，这个“商”大诸侯的自有地区的人。）
周人也一样不安，如履薄冰，担心一觉醒来，商人残余势力与虎视眈眈的东夷人闹出翻天覆地的意外变化。于是，姜子牙提出了“爱屋及乌”的成语，要求：“如果你爱一个人，你就把他送到纽约——对不起不是。如果你爱一个人的屋子，你就也会连带爱他的乌鸦；恨一个人的政权，就要杀光他的臣民。”姜子牙想要实行种族灭绝政策，杀光商人。——唉，更不像“仁义之师”了。
周武王的四弟“周公旦”是个冷静睿智的人，对老姜的叫嚣嗤之以鼻：“我认为，想平静风雨飘摇的现状，必须尽快加速理论工作建设。”
“什么意思？”
“诸位想过没有，煊赫四方的强大的商王朝，骤然间被我们‘小邦周’所颠覆，不只是商人惊恐，连我们自己也奇怪。那个被商王所礼敬膜拜的上帝哪去了呢？怎么关键时刻掉链了呢？疑问之余，我们只能这样告诉商人：上帝的庇护也不是无条件的，God　only　bless　those　who　are　deserved。你们不是口口声声称上帝吗？那我们就说上帝已经遗弃你们了。而且我们还要造出一个‘天’来，取代他的上帝！这样，我们颠覆了他的国家还不算，我们更要推倒他的精神支柱。”
周人于是创造性地首次明确了“天”的概念，天有自己的心思，就是天意与天命，能治理好国家的人，自然就有了天命。在周人看来，天命不是没有条件的，它只照顾那些“敬德”“保民”的尘世之王。商纣王之失去天命惠顾而亡国，就是因为他没能“敬德、保民”，而我们名正言顺接过大统，就是因为具有“敬德、保民”气质。天命的概念从此兼并了商人的上帝，就像就像狭义相对论被广义相对论所包容。从此，中国人开始提天，而不再奉承上帝。周王也从此获得了“天子”的专称。
这种以“天命”为中心，“敬德、保民”为两个基本点的难能可贵的理论体系，确实比从前商王朝单纯依赖祖先之灵与上帝撑腰的“鬼治主义”迈进了一大步。它引进了“德先生”和“民先生”这两个崭新的充满生命力的概念。
“德”的含义不仅仅限于讲道德，它的甲骨文字型，就是睁着眼睛往前走的样子，差不多什么都包括了，跟后代那捉摸不定的“道”差不多，代表一切正确的东西。
周武王每一想到自己杀死了商纣王，是用武力抢来的天下，就感到很心虚和惶惑。周公旦把这一套“天命”的新思路向周武王汇报了以后，周武王感到豁然开朗，登时底气十足。原来我们是承继“天命”的啊！哈哈！——他立刻祭拜祖先，告慰季牧师、周文王的在天之灵，以及远祖后稷的魂魄，然后登上大周天子的宝位，来自西北老家的威风腰鼓队，不知是否也在登基大典上参加了表演。（此艺据说有四千年历史，很像求雨的仪式：骤雨飞溅样的鼓点，乱蛙蹦跳般的脚步，非常热闹。）　
下面就是我们要说的了。既然商朝王把“天命”输给了周人，那一定是商王在“敬德、保民”两个基本点上极其失败，这就有必要拿出纣王失败的证据，才能说服商人认命。于是往纣王脸上涂鸦的运动开始了。周武王在《尚书》中开列了纣王六条罪状：
第一是不用贵戚旧臣
第二是登用小人
第三是听信妇言
第四是信有命在天
第五是不留心祭祀
第六是酗酒。
这些罪条其实都不严重，有的甚至用现代的价值观判断，富于进步意义。比如第一第二条的“不用贵戚旧臣，登用小人”就很有代表性。这里的“小人”注意不是后代意义上的“君子、小人”那种道德观念上的小人，而是相对于“贵戚旧臣”（商王族亲贵，前任商王任用的旧臣的子嗣）来讲的出身低微的人，即没有显贵家族背景的人，说白了就是“非高干子弟”。一直到孔子时代，“君子”、“小人”都是按血统贵贱来区分的。纣王打破血统论，不录用王族中的亲贵和从前商王的旧臣之子，而是提拔录用出身卑微之人，这在周武王看来是不能接受的过失，而今人眼光看来属于进步的用人观：是“唯才是举”，打破了“用人唯亲”的血统论。
从前商王武丁任用出身低微的“傅说”也是一种“登用小人”，不过，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任用出身低微的人而停掉亲戚不用，会遭到亲贵集团的蜂拥攻击，甚至他的敌人都不原谅他。因为当时是一种贵族政治，权力和官位只能给贵族们，在贵族内世袭。所以武丁被迫采取托梦的曲折形式，来提出录用傅说，是借用了神的名义（神托梦给他），来抵挡亲贵集团的反对。
同样，纣王为了挽救帝国的颓势，进行了这些必要的人事调整——录用“非高干”的能人取代腐朽的权贵，也必然导致了以其大哥“微子启”为首的亲贵和旧臣集团的疯狂反对。“微子启”甚至采取不合作的政策，带着自己的人怒而走掉，从而分裂了商王朝的统治核心。从史料上看，类似的上层分裂不限于“微子启”一案。纣王的叔叔比干被处死，另一个叔叔箕子被下狱。这可能也是因用人制度的调整触及了这些叔叔们作为亲贵家族的利益，以及其它的“政见不合”，最终与纣王发生严重冲突。不论谁对谁错，谁好谁奸，高层集团内部发生了巨大意见分歧和形式上的明显分裂，我说巨大是因为有人已经为此而死，这都很大地破坏了商王朝的国运。
纣王这些人事改革，被当时的人（包括他的敌人）所不能接受。就这么一点儿人事变革，都是那么的难啊！可见商王朝之积弊已久，问题之复杂，现实之难办。一个末代帝王又能做点儿什么呢？只有挣扎一番之后，等着去殉死他的王朝罢了。这一点再次使我们想到了明朝末年的崇祯。
其实，也正是纣王任用的诸如“飞廉、恶来”这些出身低微的“小人”，帮助他三征东夷，并且与商王朝共生死，战斗到生命最后一息，倒在战场血泊中。而微子启、箕子这些自命不凡的被后世学者奉为君子贤人的王室贵胄们，反倒在大周人取得政权以后，立刻投入周人的怀抱，变节为官，不惜事奉仇敌。（微子启被周人封到宋国，箕子封到朝鲜）。
至于说纣王“听信妇言”，其实是少见多怪。商朝女性活跃，在政坛上颇有作为，如前代武丁的“妇好”就是一个女性从政的杰出例子，反映了当时虽然是父系主导，但还有一定母系社会的残余历史惯性。不说别人，连姜子牙也是要听老婆话的。纣王听信妲己，即便这是事实，我们也不要奇怪。当“贵戚旧臣”都不支持、不理解他的用人之纲，甚至分裂而去，那他也只有跟自己的媳妇合计国家大事了。当社稷危荡，如蜩如螗，如沸如羹（像蝉那样高叫，沸反盈天），这样的社会动乱局面下，人心惶恐，个怀叵测，也只有媳妇还是跟自己坐在一条船上值得可信赖的啊。并且一直到最后共同自杀。
而且，女人发言参谋国政肯定就是坏事吗？女人智商、能力和意图肯定不如男人好吗？
而所谓第四第五条“信有命在天、不留心祭祀”的罪状，这是与国计民生无关的小节，而且并不属实。从出土卜辞上看，纣王的爹和纣王时期，其祀典体系比前代最为成熟完备。
总之，周武王给纣王定出的这六条大罪，只有第六条“酗酒”算是有点价值和力量的。但是商朝人好酒，喜欢以酒佐餐、聚众豪饮，并不单从纣王时期才开始的，一贯是有这样的历史风气（商朝的酒现在还挖出来了好几坛子）。从出土物来看，商朝后期的饮酒器明显激增，表示了社会饮酒之风蔚然。商帝国积累年头久了，财富丰厚，人们闲逸，走上饮酒的路子，好比古罗马帝国在烂熟时候的豪吃豪饮，是必然的事情。好比美国人现在富裕了，工作也轻闲了，钱也一大把了，就开始吸毒了。你也许会说，商朝社会的饮酒风气都是纣王带的头。这也是想的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