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铜时代的蕨类战争-第3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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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到底这些〃民〃或〃众〃是什么身份呢？其实，原古文中说得已经很明白，“殷周之民，年二十受田，六十归田”，也就是说，国家按人头授给他们土地，类似现在的包产到户。这怎么会是奴隶呢？奴隶怎么会授田呢。郭老闭眼不看这前面的大字，而应从后面找哼哈二将，实在没法跟他论理啦。
事实上，商周当时的奴隶，来源有限，只有区区战俘、罪犯、卖身偿债者三类，数量因此有限。所从事的工作领域也非常有限，并不包括农业这一最主体的生产领域。与“古希腊”、“古罗马”这种典型的奴隶制相比，它是没有资格叫奴隶社会的。郭沫若硬把中国的商周时代视作奴隶社会，是一种“自污”！而这种“自污”的目的，不外乎是为了说明古代很差，而现代很好罢了。
我们说，奴隶，在中国历史上，从夏商周到秦汉明清，一直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是生产活动的一种补充，但从来不曾是主体的生产者。养活全体大众和统治阶级的，从古至今，一直都是农民朋友们，中国的社会生产者的身份性质一直没有很大变化。所以，论定商朝是奴隶社会，而随后又是农民地主的封建社会，这种试图以社会生产者的身份性质来划分历史，是难以自圆其说的。
其实，商周，和秦汉明清，最大的区别，倒不在于主流劳动者的身份，而在于社会统治的形式和结构。鄙人认为，应该按照社会结构和统治方式来划分中国历史，那就是“分封制社会”和“皇权专制”社会，前者含盖夏商周的主要时期，后者是秦汉明清这些时代。这两种不同的社会体系，实质区别是非常巨大的。商周分封社会，是天子分封诸侯，诸侯国内，又是国君分封卿大夫，卿大夫又有世袭封邑给自己的家族子弟，一层层分封，被封出去的封邑和封地，归受封者独立支配。无数大大小小的世袭封邑，解构了中国，导致天子和诸侯国君的专制力度不大，而个性和自由的张扬往往就在士民中存在。而秦汉明清，是皇权专制社会，是皇帝家族借助招募来的职业化官僚，来一统地管理国家郡县，是郡县制的结构，专制力度也就大，人们的思想意识也就奴才性多。总之两者差异很大。在社会构架、政治文化、自由程度、经济组织、专制力度、人才选拔上，都有质的不同。官吏选拔方式也不一样，商周分封社会的各层统治者，是凭血统和世袭而充当，后面的皇权专制社会是市场化选聘官吏。
所以，分封制度社会与皇权专制社会的上述巨大社会差异，使得用这两个称谓来命名和区分中国历史社会阶段，是有实在意义和便利的。
而我们分封制社会，向皇权专制社会的过渡，则是从商鞅的变法开始的。商鞅的变法，就是改变了分封，而加强王权专制，实现了两种社会形态的转变过渡。关于这些，我们后面的书中还要再详谈。
下面谈谈阶级。不论是分封制社会，还是皇权专制社会，其中的阶级对立也都是存在的。在分封制社会中，阶级对立是授封者与被封者一层层之间的矛盾冲突乃至战争，还有一个是封地的私有者，与封地上的劳动者，这种剥削与被剥削的矛盾。（而所谓奴隶主与奴隶之间的矛盾，却并找不到，因为奴隶本来就不多，拥有数万奴隶的大奴隶主，在中国更是没有。）在皇权专制社会下，阶级矛盾也类似，是天子与各层的下属统治阶层之间的相互矛盾冲突，以及土地私有者（没有像封邑那么大了，而是小片土地了）与土地上的劳动者，这种剥削与被剥削的矛盾。总之，阶级矛盾是相似的，前后并无太大差异和变化。
矛盾是类似的，但不同的是社会结构和统治的组织方式。
所以，用社会结构的不同来区分历史，与用阶级类型区分，更有意义。
总之，商周是分封社会，秦汉明清是皇权专制社会，这是更有意义的分法。
这就是鄙人的最终观点。
而以为商周是靠奴隶生产（错的）因此算“奴隶社会”，秦汉明清靠农民生产，因此算“封建社会”，但“封建”这个词本义是指“封建诸侯、分封”，而当时却又不是分封，这种漏洞百出而且对于分析社会问题又没有多搭帮助意义的划分法，实在是我不能理解的。

附录　附录三　说“社稷”

周天子在分封诸侯的时候，要搞一个仪式。先造一个大空场，上面堆着五堆土：东面一堆是青土；南面赤土；西边白土；北边骊土；中央以黄土。王室亲戚、战斗功臣以及“友邦”领导人，都团聚到这里。将被分配到哪个方向去，就从哪个方向的土堆里凿取一把，与中央的黄土混合一起，裹以白茅，送给他，作为分封的信物。接受这个信物的亲贵、功臣或者“友邦”领导人们，也表示他接受了周天子的“共主”地位和未来的统一指导。

附录　附录四　说“封建”

商王朝的直控地区，实际只有“王畿千里”有限的面积，其它土地都承包给了诸侯们。
周王朝也是如此，周天子把核心区以外的更大片的土地和城邑，都分封了出去，自己只留了相对小的区域。这跟当时生产力水平低下，通讯、交通等技术水平落后有关。大周朝只能通过分封的形式，把土地委托给诸侯们去管理。
还有一个原因，许多诸侯是从当地原生态的部族自我发展壮大起来的，他们不能接受被别人兼并成一个统一行政体的一部分，成为后代的郡县。这是因为各部族的文化差异显著，地区经济发展的也不平衡，各个部族自霸一方，尚无某个部族（包括周部族）可以强大到足以兼并天下一切部族的地步。所以，当时还远不能形成后代的大一统。周天子，只能借助分封的形式，维持出一种松散的“部族”或者说“诸侯国”们的“集合体”，并名义上担任这个“集合体”的“共主”——显然，他和后代的郡县制的统一帝国的皇帝，有着质的差距。
大周天子分封出去的诸侯，散在那些原生态的诸侯之间。所谓原生态的诸侯，就是各地原有的原始部族，逐渐演化成为各种诸侯的。他们与大周的关系，有好有坏，比如南方的三苗等等，就很不买帐。但是，周天子分封的诸侯们，在汉水沿岸形成了一个屏障，挡住三苗和楚人有可能向周发起的进攻。并且，对于这些不是一条心的诸侯，周天子也多次举兵征讨（像从前的商王武丁一样），比如周昭王就是死在征讨南方的路上。
周天子分封出去的诸侯，比起原生态的诸侯，毕竟是少数，但是他们的优势在于，团结起来有力量，而原生态的诸侯互相不团结。所以，周天子想打人的时候，亲周天子的各国诸侯就随王军出征，打周天子想打的人，往往很见效。
大周天子就这样通过分封、借力打力地管理着天下。它和秦代以后的王朝帝国，严格地来讲，还有实质上的很大不同。总之，当时是分封制的松散政体，还远远不是统一的郡县帝国。
周天子把弟兄们、功臣们、友邦部族们分封到周的直辖地区以外，簇拥和保护着周，用《左传》上的话叫做“封建亲戚，以藩屏周”、或者“封诸侯建藩卫”。这也就是“封建”一词的来历。
周天子把土地封给他所亲近的人，这些人叫做诸侯；诸侯再把土地给亲戚功臣们，这就成了卿，卿再把自已的大片土地，分给自己的孩子们，成为某邑大夫，某邑大夫。诸侯国君要听周天子调遣，卿则要听诸侯国君调遣，而大夫听卿的调遣。
这种层层分封的体系非常符合《大英百科全书》给feudal　system的定义：领主把领地交给封臣管理，封臣要为领主尽一定的义务，但他具有领地上绝对的权威。这样一层层地分封下去，形成金字塔的结构，西方中世纪的封建社会就是这样的。我们有理由把大周朝视作封建社会，近似西方中世纪。而秦汉唐清这些郭沫若所谓的“封建社会”，其实是中央直接控制地方，并没有通过分封，所以叫它“封建社会”不合适，应该叫皇权专制社会。
有人说，不对啊，在皇权专制社会，也就是你说的秦汉明清时代，也是有一层层的官僚，譬如州长、郡守、县令什么的，这和分封制的诸侯、卿、大夫有什么实质的不同呢。不同在于，在分封制下，被分封的诸侯、卿、大夫们对于封给他们的土地、城邑，是全权拥有的，是其家族可以世代将其相传的，所以，诸侯、卿、大夫对受封的城邑具有高度自治权并且世袭权。这些诸侯、卿、大夫，对上一层领主，是比较游离的。总之，天子对一层层封下去的诸侯、卿、大夫什么的，管控力度是相对弱的。而皇权专制下，州长、郡守、县令什么的，是没有这样大的独立权限，他们被皇帝管控得很紧。州长、郡守、县令，对于州、郡、县，是绝对不能视作私家所有物的。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管它叫皇权专制社会的原因了。
这种社会架构的区别，也给人性带来了不同。在分封制下，被分封的因为有自由度，所以养成了春秋战国人那种自由、张扬的个性精神。而皇权专制社会之下，层层官僚们因为自由度小，所以奴才秉性就大一些。人们的价值观也不一样，分封制时代（商周含春秋战国）的人们重名，皇权时代（秦汉明清）人们重利。
这大约是因为，他缺什么就会重什么嘛。卿大夫们自己有封邑，也就不重利了。州、郡、县的官僚们，因为并不能把州、郡、县当作自己的私人封邑，所以穷啊，能不重利吗？
所以分封制下的卿大夫，重名不重利，而皇权时代的官僚们，却是重利的很。
所以，在分封制时代，特别是春秋战国，也就演出了那许多重名的慷慨激扬的人物故事。这些故事的主角，实质都是这些卿大夫们，他们最慷慨激昂。当然，受他们气质影响，民众们也古朴质烈。
惟其如此，鄙人也才把分封制时代，也就是整个的商周含春秋战国，称为青铜时代，用青铜的光泽，象征那个时期人们的远古个性精神。
虽然造就了人性上的张扬和魅力，这是它的可贵之处，但大周朝的分封制，相当于后来的皇权专制社会，坏处也是非常明显的。就是分封出去的诸侯常常混战，甚至向上侵权于天子，造成社会动荡，乃至割据。这和西方中世纪的“封建社会”，也是一样的。
我们知道，周天子实际上相当于一个大诸侯，它的直接实控的地盘并不大，主要是陕西关中以及河南洛阳两大地区——凭着这两块土地上的产出自奉自养。一旦这两个地方丢掉一个，比如犬戎攻破了镐京，周平王被迫放弃陕西关中，东迁。周这个大诸侯就只剩下洛阳一块土地了，立刻变成小诸侯了，经济也弱了。这就是大周朝东迁，进入东周阶段以后，就开始虚弱下去了的原因。
而这时，天下的诸侯们却有强大起来的，比如齐、晋。齐、晋、秦等春秋五霸，就开始凌驾于周天子之上。最终秦诸侯竟兼并了周这个大诸侯。
我们不禁要问，周天子最初干吗要把土地分封给别人？自己直接派官吏去管着，岂不更威风！
非不愿也，实不能也。
前面已经说过了，这跟当时通讯、交通、生产技术水平相对落后有关，而且周的军事实力和统治力量，也不足以覆盖整个中国。总之，只能实行分封制，当时还没有力量建立一个彻底由中央对地方进行高度集权统治的、派干部到郡县去的、统一的郡县制帝国，如后代的秦汉唐宋那样。
在分封制下，“周”所直控的地盘，其实非常有限，说白了，“周”不过是众多诸侯中的一个大诸侯。但是由于周这个“大诸侯”，相对于其它各家诸侯，面积毕竟更大一点，德行也最高一点，所以天下诸侯们都愿意奉它作“共主”。但是，“共主”能责诸侯们所服从和执行的事情，是非常有限的。“共主”不能从各家诸侯处收税，也不能派遣大量干部给诸侯，也不负责给各家诸侯提供财政拨款。总之，它决不是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它更像是霸主与小弟的关系。
所以，“周朝”，并不是一种严格意义的王朝。叫它“周时代”也许更适合。“大周天子”还不能和后代王朝的皇帝、天子相提并论。“大周天子”的威风，也就比后代的汉唐皇帝，大打了折扣。
直到秦以后，中国才有了真正的王朝，即秦汉唐宋明清。秦汉唐宋明清的皇帝，把他的触角，由一层层官吏们牵引着，伸展并控制到了帝国的每一个角落。我们管它们叫皇权专制社会。皇权专制社会下的皇帝的权力，比分封制下大周朝的“天子”，要真实和结实多了。他们以郡县制取代了层层分封，这是生产力技术水平提高的结果，也是帝国或王朝开始形成的标志，。
我们最后做个比喻，用以了解一些分封制社会和皇权专制社会——中国前后的两种社会形态的区别。
譬如草原上有一千群狮子，象征着中国的一千个诸侯。其中有一群狮子实力最强，狮数最多，这群狮子被标志为“周”，这群狮子中的狮子王，叫做“周天子”。而其他999群狮子，也各自有王。但是由于主动和被动的原因，这999群狮子的王，都不同程度地听从最大狮群之王“周天子”的号召。这就是当时的分封制社会。
如果“周天子”的这群狮子，蚕食鲸吞，把其它999群狮子全都一群群击败了，收编在自己这一大群之内，使得草原上就剩这唯一的一个庞大狮群了，那么，这就是后来秦汉唐明清这样的统一帝国了。“周天子”也就该改称“皇帝”了。这就是皇权专制社会了。
我们觉得，用分封制社会、皇权专制社会，来划分中国的历史，比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要来得准确而且有意义的多。
最后罗嗦一下，在税收体系上，分封制和皇权专制社会，也有显著的不同。在分封制的体系下，被分封的诸侯、卿、大夫，只是象征性地向上一层纳贡，表示自己名义上臣服上一层就可以了。而上一层的天子、诸侯或者卿，其实是有自己的自留的土地城邑，用这些城邑自养，不需要从下层领主那里紧紧地抽税。况且下层领主独立度很大，也不会买他的帐的。但是，皇权专制下的州、郡、县，则是像抽水机一样，要不停地、实实在在地向上边纳税粮财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