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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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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怎么搞得，母亲忽然想起了军官和莎馨卡。她叹了口气说：
“没有筛过的面粉是做不成面包的！……”
“痛苦就在这里！”霍霍尔提高声音。
“是呀！”母亲说。在她脑海里，浮现出丈夫的身影，那是一个生了苔藓的岩石一般阴郁而沉重的身影。她又想象着已经做了娜塔莎的丈夫的霍霍尔，和已跟莎馨卡结了婚的自己的儿子。
“这是什么原故呢？”霍霍尔热烈地问道。“这是显而易见的，甚至是好笑的。这就是因为人世间不平等！让我们使一切人都站在平等的地位！我们要把头脑和双手所产生的一切都平均分配！让我们使人与人之间不再互相恐吓和嫉妒，不再贪婪和愚蠢！……”
他们常常谈起这样的问题。
安德烈又进工厂做工了，他将自己全部的工钱，完全交给母亲。母亲也好像从巴威尔手里接到工钱一样，毫不介意地收下了他的钱。
有时，安德烈眼睛里满含微笑地向母亲提议。
“咱们读书吧，妈妈，嗳？”
她用玩笑的口气，固执地拒绝了他。他那种微笑使她觉得难堪，她感到有点受屈。她想：
“如果你是在笑，——那又何必呢？”
此后，她常常问他书里她所不懂的字眼。她问他的时候，眼睛总是朝着一边望着，装出一带漫不经心的样子。
安德烈猜出她在偷偷地自学，理解她的害羞心理，于是不再提议和她一起读书。
不久之后，母亲对安德烈说：
眼睛不行了，安德留夏。配副眼镜才好。”
“对啦！”他答应着。“那么礼拜日咱们一同到城里去，叫医生给您配一副眼镜……”
第19节
她已经去过三次了，请求和她儿子见面，但是，每次都被宪兵队的那个将军——在紫色脸膛上面长着一个大鼻子的白头发小老头，很不客气地拒绝了。
“大婶子，再过一个礼拜，提前是不行的！再过一个礼拜——我们给你想想法子，——但是现在，是不行的……”
他又圆又胖，使她联想起了熟透的、放了许多日子的、外皮上已经生了霉菌的李子。他总是用一根很尖的黄色牙签剔着那口细碎的白牙。小小的碧色眼睛，很殷勤地微笑着，他怕声音，也是和蔼可亲的。
“挺客气的！”母亲一边想着，一边对霍霍尔说。“老是笑容满面的……”
“是啊！”霍霍尔尔说。“他们——样子还不错，很客气，总是带着微笑。假使有人命令他：‘喂，这个聪明而正直的人对于我们是危险的，快给我保拿去绞死！’那么，他们也会带着笑容拿去绞死的，——绞了之后，他们还是依旧带着微笑吧！”
“比起上回来搜查的那个，他厚道些，”母亲比较了一下。
“那个一看就知道是狗腿子……”
“他们都不是人。他们是用来打人的铁锤。是一种工具。使用他们来收拾我们弟兄，叫我们变得服服贴贴的，他们本身就是统治我们的人们手中的服服贴贴的工具——人家叫他们做什么就做什么，既不想也不问为什么要这样做。”
她终于得到允许可以会见儿子了。
礼拜天，她规规矩矩地坐在监狱办公室的角落里。在那间矮小污秽的房间里面，除了她之外还有几个等待会见的人们。他们大概不是第一次来这里，互相都认识；在他们之间，倦怠地、慢慢地开始了像蛛网一般牵牵扯扯地谈话。
“您听说吗？”一个胖胖的、筋肉肥驰的、在膝头上放着一个皮包的女人说。“今天早上做弥撒的时候，教堂里的领唱撕破唱歌班的孩子的一只耳朵……”
一个穿着退伍军人制服的中年男人，很响地咳嗽着说：
“唱歌班都是些顽皮的小家伙！”
一个矮小、秃顶、下颚骨凸出、两脚很短而两手却很长的男子，似乎很忙地在办公室里来回地走动着。用不安的轧轧的声音一刻不停地说着话。
“生活程度渐渐提高，人们也渐渐凶狠起来！次等牛肉，一斤十四戈比，面包又要两戈比半了……”
有时候，囚犯走了进来，他们都是形容枯槁，穿着笨重的皮鞋。他们走进了幽暗的屋子，眼睛立刻眨动起来。有一个，脚上发出了脚镣的声音。
周围非常寂静，是不愉快的单调。好像大家早已弄熟了，对自己的处境习惯了；有的静静地坐着，有的懒散地巴望着，还有的在有条不紊地、懒洋洋地和被监禁的人谈话。因为等待得有些不耐烦，母亲感到心在颤动，她茫然地望着周围的一切，那种沉重的单调令她深感惊异。
在她旁边，坐着一个矮小的老妇人，她的脸上布满了皱纹，但是她的眼睛却充满年轻的活力。她扭转着很细的脖子，倾听着别人的谈话，同时格外热诚地看着大家。
“在里在的是你什么人？”符拉索娃悄悄地问她。
“儿子，是个大学生，”老妇人马上高声回答。“你呢？”
“也是儿子，是个工人。”
“姓什么？”
“符拉索夫。”
“没听说过。进来很久了吗？”
“第七个礼拜了……”
“我儿子是第十个月了！”老妇人说。在他的声音里面，母亲感到有一种宛若自豪的奇妙的东西。
“是啊！”秃头老人很快地说。“耐不住了……大家都在焦急，大家都在吵闹，一切都在涨价。而人的价格，却反比例地降低了。安安稳稳的声音再也听不见了。”
“一点不错！”军人说。“不成样子了，最后呀，应该来一个坚决的命令：‘不准说话！’应当这么办。坚决的命令……”
谈话变成了共同的、活跃的。每个人都想赶快陈述出自己对生活的意见，但是大家都是放低了声音在谈话，在他们身上，母亲感到一种陌生的东西。平常在家里，谈话不是这要！总是比较容易了解，简单，响亮。
一个留着西方的红胡子的胖看守，叫出了母亲的姓名，从头到脚把她看了一遍，对她说：
“跟我来！”然后他一拐一拐地带她进去。
她一步一步地跟着走，很想往看守背上推一下，使他走得快些。巴威尔站在一间小屋里面，微笑地将手伸出来。母亲握住了他的手笑着，频繁地眨着眼睛，因为找不出适当的话，只是低声地说：
“你好……你好……”
“妈妈，你静一静心！”巴威尔握着她的手说。
“没有什么。”
“母亲！”看守叹了口气说，“也得分开一点，——你们中间应该拉开一些距离……”
看守这样说着，很响地打了一个哈欠。巴威尔问问她的健康情况，打听家里的事……母亲在期望着别的什么问题，所以在她儿子眼里寻找着，可是却没有找到。他和平常一样的平静，不过脸色稍稍有点发青，而且眼睛好像大了一点。
“莎夏向你问好呢！”她说。
巴威尔的眼睑颤动了一下。表情变得温和了，微微地一笑。一股刺骨的悲痛，刺疼了母亲的心。
“你很快就能出来了。”带着一种屈辱和焦躁的表情，她说了出来。“为什么叫你坐牢呢？那些传单不是照样又出来了吗？……”
巴威匀眼睛里放出了欢乐的光芒。
“又散出来了？”他很快地问。
“不准说这些话！”看守懒洋洋地命令。“只许谈谈家常的事情……”
“难道这不是家常的事情吗？”母亲反问。
“我不知道，不过这是禁止的。”看守心不在焉地坚持说。
“妈妈，谈谈家常的事情吧，”巴威尔说。“妈你在做什么？”
她自己身上感到一种青年人的热情，回答说：”我拿这些东西到工厂里去……”
她停顿了一下，带着微笑接着说：
“菜汤，麦糊，玛丽亚店里所做的东西，和其它的食物……”
巴威尔领会了。他的面孔由于抑制着内心的笑而颤动起来，他搔着头发，亲切地、用一种母亲从来没有听到过的声调说：
“妈妈有了职业，真是太好了，——你不闷得慌了！”
“那些传单又散了的时候，我也被搜了一次呢！”母亲似乎很自负地说道。
“又说这些了！”看守生气地说。“我不是和你说过不准说吗？剥夺了自由的人，就是让他什么都不知道，可是你还要信口胡说！——你得明白什么话是不准说的。”
“啊，妈妈，不要说吧！”巴威尔说。“马特维·伊凡诺维奇是好人，不要使他生气。他和我们处得很好。他今天是偶然来监视一下——平常总是副监狱长来看守着的。”
“时间到了！”看守看着表，朝他们宣告。
“那么，谢谢妈妈！”巴威尔说。“谢谢，好妈妈。不要担心，我不久就能出去了……”
他用力抱住她，亲了一下，感动了的母亲，觉得很幸福地哭了起来。
“走吧！”看守说。他一边领着母亲出去，一边嘀咕着说：
“不要哭！会放的，都要放的……这里住不下了……”
回到家里，她满脸笑意，高兴地耸动看眉毛，对霍霍尔说：
“我很巧妙地和他说了，——他懂得了！”
接着她又伤感地叹了口气。
“一定是懂得了！不然，不会那样的和我亲热的，——他从来不是那样子的！”
“哈哈哈！”霍霍尔笑起来。“人各有所求啊，而母亲总是寻求安慰……”
“不，安德留夏，——我说，人真是的！”母亲突然吃惊地喊道。“人真是容易习惯！儿子被抓了去，关在牢里，但是他们呢，若无其事地跑了来，坐着，等着，聊着，——你看，受过教育的人都是这样容易习惯，那么我们普通老百姓不是更不必说了吗？……”
“那是当然的，”霍霍尔带着他的特有的微笑说，“不论怎样，法律对他们更宽大些，——而且，比起我们，他们更需要法律。所以法律向他们额头上敲了一下，他们也不过皱一皱眉头就行了。自己的手杖打自己，总要轻一点……”
第20节
有一天晚上，母亲坐在桌子旁边打毛线袜子，霍霍尔在那里正读着关于罗马奴隶起义的书，这时候，忽然听见有人在很重地敲门。霍霍尔出去开了门，维索夫希诃夫挟着一个包袱，帽子戴在脑后，膝盖上溅得都是污泥点子，边说边走了进来。
“正好路过这儿，——看见你们家里灯带亮着，所以进来招呼一下。才从牢里出来的。”他用一种奇怪的声音解释着，并跟符拉索娃有力地握了握手，说：
“巴威尔问候您……”
他一边说着，一边踌躇地坐在椅子上，拿他那双阴暗而怀疑的眼睛，向周围望了一遍。
母亲从来不欢喜他，他的剃光了的有棱角的头，和小小的眼睛，都使她感到可怕。但是现在她却非常高兴，并亲热地微笑着，很起劲儿地说：
“你瘦了！安德留夏，煮点茶吧……”
“我已经点上了茶炉！”霍霍尔从厨房里说。
“那么巴威尔怎么样呢？都有谁出来了？只有你一个吗？”
尼古拉低着头回答道：
“巴威尔还在里面，——在那里等呢！只放了我一个！”他抬起头来望着母亲的脸，慢慢地像是从牙缝里挤出似的说：“我地他们说：‘够了，放了我吧！……不然我打死个把人，我也死给你们看！’于是他们就把我放了。”
“啊！”母亲往后退了一步说，当她的视线和他那细而尖锐的目光相遇时，不禁眨了眨眼睛。
“菲佳·马琴怎么样啊？”霍霍尔从厨房里大声喊着：“在做诗吗？”
“在做。我真不懂！”尼古拉摇着头说。“他是什么呀？难道是云雀吗？关在笼子里，还要唱歌！我现在只明白一点，——我不想回家……”
“噢噢，说起家来，你还有什么家呢？”母亲沉思地对他说。“既没有人，又没有生火，冷冰冰的……”
他眯起眼睛，暂时沉默了一会儿，从口袋里摸出一匣香烟来，然后慢慢地点了一支吸着。他望着那些在他眼前消散的灰色烟气，恰似一只阴郁的狗似的，冷笑了一下。
“是呀，一定冷得很！地板上躺满了冻死的蟑螂，老鼠也冻死在那里了。彼拉盖雅·尼洛夫娜，你让我在你这里住一晚上，——行不行？”他躲开视线，闷声闷气地问。
“那当然可以呀，我的爷！”母亲不假思索地回答。但是，和他在一起，她觉得有点不舒服似的。
“这年头，当儿子的替父母害羞……”
“什么？”母亲战栗了一下，问道。
他向她望了望，闭上眼睛，于是他的那张麻脸，好像变成了瞎子的脸。
“我说，儿子觉得父母可耻呢！”他重复了一遍，很响地透了口气。“巴威尔是一点都不必替你害羞的，但是我的父亲，却是可耻得很！他的家里……我一生一世再也不想回了。我没有这个父亲……也没有家！我这是被警察监视住了，要不然，我早想逃到西伯利亚去……我去解放那些被流放的人，叫他们逃走……”
母亲那颗最容易被感动的心，立刻觉得了他的烦恼，但是他的创痛，唤不起她的同情。
“是的，既然是这样……还是逃走了好。”她说，生怕沉默会让他不高兴。
这时，安德烈从厨房里走过来，笑着说：
“你在讲些什么大道理？”
母亲一边站起来，一边说：
“该弄些什么吃的东西才好……”
维索夫希诃夫凝视着霍霍尔，突然说：
“我这样想，有些人非干掉不可！”
“哟嘿！这又是为什么呀？”霍霍尔问。
“省得有这种人……”
身子瘦长的霍霍尔摇着身子站在房子中间，两手叉在衣袋里，俯视着里面的客人。
尼古拉被烟气围绕着，稳稳地坐在椅子上。在他灰色的面孔上，现出了红色的斑点。
“依萨·高尔博夫这个家伙，非叫他的脑袋搬家不可，——你等着瞧吧！”
“为什么？”霍霍尔问。
“不要侦察，不要告密。我的父亲是经他的手才堕落的，是通过他去当密探的，”尼古拉用一种阴郁的敌意望着安德烈，说道。
“原来是这样！”霍霍尔喊了一声。“但是——有谁把这种事情当作你的罪恶呢？傻瓜！……”
“什么傻瓜、什么精豆——都是一样的！”尼古拉断然地说。“比方说吧，你是个精豆，巴威尔也是个精豆，——但是，在你们看来，我跟马琴或者萨莫依洛夫一样，大概都是傻瓜，或许，你们相互之间，也是这样地想吧？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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