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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晓声文集-第4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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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高晓声让各阶层人民了解农民的状况，是从他们的最平凡的日常生活开始的，从“衣食住行”落墨。但是，陈奂生在饥肠辘辘时，对衣饰打扮并不在意；李顺大为了购买建筑材料，跑断了腿也没有希望农村最好有汽车代步。可见，在当时，农民对“衣”、“行”的改善还没有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亟需解决的是“食”、“住”问题。高晓声写的陈奂生的“食”和李顺大的“住”，虽非“国计”，却属“民生”。但它们既是八亿农民性命攸关的民生问题，也必然是国家方针大计中的重要课题。因此，高晓声反映的最平凡的农村状况，却引起了如此巨大的震动和深远的反响，就连作家自己也是万分惊诧的。当然，他在写作这些作品时，“自我感觉”是良好的，但对由此而一度掀起的“高晓声热”是出乎意外的。他在谈及写作《“漏斗户”主》后的“自我感觉”时说：“在写这篇小说之前，我已在‘四人帮’粉碎后写过几篇了。但写出了《“漏斗户”主》之后，我才对自己有了信心，认为这篇小说，只有像我这样在农村几十年，和农民同甘苦的人才写得出，我看到了那种生活在作品里放出光彩了。那真是我自己特有的东西哪！”＇注＇既是“平凡日常的生活”，又是“自己特有的东西”、这种在“平凡”中挖掘出“特有”的作品，它显现的作家的创作个性必然鲜明；它既然有作家的独特的见地，其认识作用也往往是巨大的。
但是在高晓声的作品中反映“食”、“住”毕竟还不是最终目的。在他看来缺吃无住固然难以生存，但有“食”和“住”也不一定能“促使人们的灵魂完美起来”。高晓声是要想从“食”下手，从“住”切人，进而去表达他的创作的总的主题：希望使农民“不但具有当国家主人翁的思想，而且确确实实有当国家主人翁的本领”。
《李顺大造屋》是以叙述李顺大的命运的焦点——造屋中的苦难历程为其特色的。但作家也深刻地洞察到，李顺大造屋之所以要经历种种磨难，是因为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大厦的工程中也出现了失误和故障——“那两次灾难都是由于党的路线出了毛病”＇注＇我们希望李顺大的新居早日落成，但也更希望李顺大不做“跟跟派”，更不做逆来顺受的“跟跟派”。所以作家写（李顺大造屋》的重要着眼点之一是，探究像李顺大这么一个“跟跟派”，在现实生活的演进中，他能不能“变”。作家的回答是“审慎的乐观”：在时代潮流的正反两股水流的冲击下，李顺大能唱《希奇歌》，就表明他已从无条件的“跟跟派”变成“被生活逼出了一点觉悟的‘跟跟派’”；他的几句“神来之话”：“现在是地牌吃天牌，烘污二封王……”是李顺大对“文化大革命”形势的通俗概括，说明他已变成一个“开始能够辨别是非的‘跟跟派’”。小说的结尾落在李顺大的扪心自省的责难声中：“唉、呃，我总该变得好些呀！”李顺大的这种“上进心”，也是作品亮色的重要光源吧？当然我们都不会满足于李顺大们只做“跟跟派”的现状，我们是和作家一样地切望他们能做国家的主人，做开拓新时代的主人！
就《李顺大造屋》和陈奂生系列小说相比，我们觉得李顺大的个性化还未达到陈奂生这一形象的臻美至善的程度。这是因为作家对李顺大的命运倾诉未能与刻画人物性格的笔墨结合起来。我们感到作家将人物的命运像倾泻的瀑布般地冲击着读者心灵的深潭，全文几乎都是用作家热切的介绍表述来代替场景的展现和人物的对白。但是陈奂生系列小说中，却放慢了那太急骤的节奏，注意到让人物在场景中表露自己的性格，显得舒展而酣畅。
在《“漏斗户”主》中，作家对陈奂生作了画龙点睛的介绍：“他和他们都是从旧社会过来的，他们的经历（包括他们自己的祖辈）使他们的感情都早同旧社会决裂了。现在，在新社会里，许多人都找到了自己的位置，而他却愚蠢地没有找到。尽管这样，他还是一点没有办法怀念过去，能够寄托希望的只有现在。所以他一刻也没有失去信心，即使是饿得头昏目眩，他还是同社员们一起下田劳动，既不松劲，也不抱怨。他仍旧是响当当的劳动力……”陈奂生就是这样一类农民的典型代表：既与旧社会决裂，而又在新社会中还没有找到位置的人。这位置不是指某种职业，而是指名实相符的主人翁的岗位。陈奂生系列小说就是写陈奂生的找位置→走弯路→可望找到位置的历程。
“漏斗户”主陈奂生缺乏主人翁思想是可以想象的。世界上少有饿着肚子的主人。但在粉碎“四人帮”后，他是“三定”落实的受益者，他被摘掉了漏斗户的帽子，但他受益的主要部位是“肚子”，而不是“脑子”。他以解决饥饿为其主要奋斗目标，一旦吃饱穿暖，就无忧无虑，不仅“满意”而且“透了”，再能卖油绳赚几个活钱，他几乎以为自己已经找到了“位置”。可见，小生产者的短视习性和狭隘心理，实在是他无法“以天下为己任”去成为国家主人翁的内在障碍。
作者在刻画李顺大时，主要写他是个政治形势方面的“跟跟派”。但是在陈奂生系列中，高晓声告诉我们：莫看他是出色的强劳力，陈奂生还是个生产上的“跟跟派”，是一架“只管做，光用手，不动脑”的产粮机。“队长指东就东，队长叫西就西，跟着他的屁股转了二十八年了。”大脑只需长在队长头上就够了，他只想做稳队长的伙计就行了。至于政治上，他的“干部比爹娘还大”的名言，更足以说明他的政治上的自卑感。
小生产者的鼠目寸光，政治上和生产上都极度自卑，经济上内亏已极，他还有什么主人翁意识可言。“还是再看看吧”是他的口头禅，说明他是个冷眼的旁观者；他委曲求全，忍辱负重，逆来顺受：“有饭吃，就吃。没有饭吃，就吃粥。没有粥吃，就瓜菜代。没有瓜菜，就吃榆叶、马兰。”即使是当他摘掉了“漏斗户”帽子，高晓声还说：“我写《陈奂生上城》，我的情绪轻快又沉重，高兴又慨叹。我轻快、我高兴的是，我们的境况改善了，我们终于前进了；我沉重、我慨叹的是，无论是陈奂生们或我自己，都还没有从因袭的重负中解脱出来。”＇注＇
上城奇遇，住了五块钱一夜的高级房间，身分显著提高，顿时好像高大了许多，大叫“拾到了非常的便宜货”借吴楚书记的光，还当上了采购员，奖金六百一拿：陈奂生似乎“中兴”了，更好像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他俨然成了公社的新闻人物。其实这些都是假象，陈奂生不仅不是主人翁，反成了“寄生物”，在找寻“位置”的道途上他走了弯路。他不过是随寄主（吴楚）而攀附上升，从寄主吸取养料的高等植物。当然，陈奂生的“吸盘”是偶然靠上了一棵大树（或者说是大树主动弯下腰去碰他的），但他并不懂得怎样利用这棵大树作“寄主”，攀附而上。可他周围的某些干部却无孔不人地捕捉到这苗头。也许他们昨天还骂他是“漏斗户”，认定他是“废料”，可是他们今天却有足够的眼力去“变废为宝”，真不愧为利用“三废”的专家。于是对陈奂生就由讨厌而喜爱，由喜爱而吹捧，就像杀猪的给猪吹了气一般。但是当陈奂生突然拿到六百元的飞来横财时，他不仅惊呆，两手还瑟瑟地发抖。这个即使在生产上也是“跟跟派”的陈奂生，对“多劳多得”的公式还是深烙在心的，不是劳动所得的六百元钞票放在他口袋里，犹如吞了一块金属到胃里去一样，浑身出现了无法解脱的重压感。这正是陈奂生性格的淳厚的一面。
我们认为，陈奂生去弄短缺原料，是可一而不可再的。一是陈奂生的内因，他总“觉得这么容易得来的钱，多少有点不正路……弄不好还要害吴书记呢……还是赶快洗手不干妥当”。他虽不具备主人翁的本领，但缺德事是不干的。二是吴书记是“正派人”，他的关得严严实实的铁门是那么容易掮下来的吗？这内因与外因的结合，可以想象，如果陈奂生二访吴楚，像做了“亏心事”般的陈奂生，在吴楚面前是站也站不直的。当时在陈奂生面前只有两条路，一条是听厂长的话，像吸血的蚂蟥一样继续去叮吴楚；一条是听陈正清的话，在生产责任制中再摘掉一顶“跟跟派”的帽子，学会生产上的自主权。陈奂生终于被陈正清点“醒”了：“想着包产以后，只要勤快、肯学，总能赶上大家的。”他选择了后一条路——正路，不再去二访吴楚了。这在某些干部看来，他又成了废物，利用价值又重新等于零。一切“表扬”从此告终，门庭从此冷落。看来，陈奂生也的确只有通过学习，使用自主权来证明自己不是废物。道路艰难，甚至坎坷，但他终究不再是寄生物，而是要学着做主人翁。所以陈奂生系列小说是写陈奂生在找位置的过程中，走了弯路，做了寄生物，直到在“包产”中可望学习到做主人翁的思想和本领，真正找到他应得的位置。
在《李顺大造屋》和陈奂生系列小说获得巨大成功后，高晓声对农民必须具有国家主人感的问题作了延伸和开拓，更深地揭示了农民的历史的因袭重负。那就是他的佳作《老友相会》。主人公周汉生是个“时来运转，还能亲手把三间楼屋竖起来”的农民。但他又尝够了甜酸苦涩的况味：“造房子实在不容易，买齐了材料，从动手到造好，不知要耗损多少精神，花费多少力气。这件大事干下来，自己不曾躺倒，就算坚硬的了。”这岂不是隐约中透露出它是李顺大的命运的延伸。
农民周汉生与老干部恽成的关系是富于传奇性的。在打游击时，周汉生“救过他的性命”，在“文革”中被批斗时周汉生又演出了类似劫法场般的壮剧，但这两位三十多年来的患难之交“竟只见过两次面”。“文革”后，恽成作为高干再度复出，在百忙中被邀去看看周汉生的新居，“吃顿便夜饭”。恽成原以为这是“酒逢知己干杯少”的老友的促膝谈心。谁知一到周汉生的村里，他脑中构想好的“老友相会”的画面，却被涂抹成非常尴尬的“官场应酬”图。陪伴他的竟是七个“记”和“长”。在八仙桌上，连周汉生的座位也没有。由于恽成的坚持，才成了一个“搭搭台角”的角色。这使我们的灵魂受到一种强烈的冲击。
毛泽东同志曾说过：在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两座大山的斗争中，“我们也会感动上帝的。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可是现在却出现了一种位置的颠倒。陈奂生系列小说中，陈奂生把吴楚看成是救主，而周汉生又把恽成看成是上帝。公仆变上帝，从这一角度去考察，《老友相会》却又是陈奂生系列小说的延伸。
为什么我们读了这篇小说会感到心中席卷起一阵灵魂风暴？这是因为周汉生是自觉自愿地使自己没有座次的：“你是大干部，总要让干部来陪你呀！”“一个不缺刚巧一桌，这其实是周汉生早作的安排。”当恽成笑恼着说：“我是来看你的，完全是私人朋友交往，要他们来陪什么，你就请他们先回去吧！”周汉生的妻子所说的话更叫我们的心隐然作痛：
伯伯，快别那么说。这么多干部上了我们家门，还
是靠了你的面子，要在平时，我们请也请不来呢。……
今天这桩喜事，比娶媳妇大，比造三间房子还大，别说
我们不会忘记，就是我这些孙儿孙女长大了，将来还会
把你到我家来的事讲给他们的儿女听呢！
无怪恽成要“猛然一惊，心中悚声”。他怔了半晌，暗暗叹了一口气，强抑着激动的情绪说：“阿嫂，这没有什么意思，你还是把汉生救我的事告诉后代，让它传下去吧！”是的，人民才是我们的上帝，而干部不过是人民的公仆。革命是人民用小米喂养大的，革命是人民用小车推过黄河，长江，直推到祖国南疆！《老友相会》的结尾意境深远：
回去路上，恽成很不开心，思想一沉，放千里马，
不知想到哪里去了，他呆怔怔地看着司机的后脑勺，自
言自语地说：“现在是什么时候了！”
司机以为恽成是问他，立即作了明确的答复。
这答复打断了老恽成的思路，他生气了；说：“我
不是问你！”
司机听了，非常诧异，问道：“你说什么？”
老恽成大声说：“我说什么？我什么也没有说！”
“现在是什么时候了？”恽成真的到了“不知什么时候的时候”？不！他知道时已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早已是人民当家作主之日，但在周汉生那样的拥护革命的基本群众身上，却有着如此沉重的历史负担。这是我们正在大力破除个人迷信的年代，但那根深蒂固的奴性赫然犹存。经过再三扶持，也不过敢做一个“搭搭台角”的多余的人。而作品中的某些“记”和“长”，也确实到了“不知什么时候的时候”了。
作家通过恽成发出了振聋发聩的问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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