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王朝衰败的12条法则-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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鸵�愁苦，民众愁苦国家就要危殆，国危了人君哪得不丧亡？我经常想这个道理，所以不敢纵欲。”他的后继者做到这些的却很少。
　　武则天主宰朝政时，重用酷吏，肆其淫威，士大夫人人自危。据史载，当时朝臣多遭不测，乃至族诛，故入朝之时，必与家人诀别，说：“不知重相见不？”前朝的一切开明措施，此时已经废弃殆尽。安史之乱以后，政局多混乱，国体不安，人民所受苦痛在所难免。
　　纵览唐代近三百年的历史，大抵明暗相间，开明理知与专制暴行相伴而生，两种势力消长交替，最后则酿成持久严重的社会大动乱，并导致唐王朝的完全崩溃。
　　◆唐帝国领导人的统治魅力——帝王糊涂指数9′
　　范文澜说：“政治上的腐朽倾向总是要得势的，武则天的政治就不及唐太宗，唐玄宗又不及武则天，也就是说，腐朽倾向愈来愈增长了。自开元末年起，腐朽倾向压倒了进步倾向，因而唐朝前期转入中期，统一与和平的唐朝变成分裂与战乱的唐朝。”
　　唐玄宗是半明半昏的皇帝。他曾行施有利于统一与和平、有合于民众愿望的政事，在这一方面，他是代表前进趋势的明君。同时，他滋长着骄和侈两个恶性。这些恶性愈来愈严重地表现出来，骄表现在言莫予违，侈表现在贪立边功，轻易用武。
　　而唐肃宗以后基本上都是昏君。对功臣猜忌，对拥兵者姑息，对财物贪得无厌，唐德宗就是这样的一位典型昏君。唐宪宗基本上是腐朽势力的代表，他信赖宦官，本人却被宦官推倒，以宦官权力大于皇帝为特征的唐后期就此开始。唐穆宗、唐敬宗是驯服在宦官手下的两个皇帝，他们只要求奢侈放纵的生活得到满足，根本不关心朝政。
　　唐文宗有心铲除宦官，结果被宦官监视，只好饮酒求醉，赋诗遣愁，自称受制于家奴。唐宣宗自恃有智术，察察为明，相信自己的见解一定都是对的。他的意旨，只许群臣顺从，不许违反。
　　唐僖宗专事游戏，政事全部交给中尉田令孜，呼田令孜为阿父。唐僖宗任意耗费财物，敢出面反对的人，一概交京兆尹杖杀。宰相以下朝官，没有人敢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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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法则在大唐（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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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唐昭宗，倒是壮志不小，为时已晚，无力回天。
　　◆唐帝国抵抗外族入侵的能力——防御薄弱指数8′
　　唐代的抵御外侵史可从唐代的边塞诗中窥出几斑。初唐时期，国力正强，抵御外敌，那时期的诗人对现实生活充满着自信，对民族充满着自豪。社会中人人都想投笔从戎，立功塞外，故成就了许多英雄壮美的诗歌。盛唐时期，国力极强，积极拓边，许多诗人慷慨出塞，造就了边塞诗的黄金时代。此时的诗人更是拔剑而起，存着“匈奴未灭，何以家为”的壮志，王昌龄的“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回”最具代表。但自安史之乱后，唐朝国力由盛而衰，内乱外患，接踵而来。诗人身经战乱，目睹战乱所造成的惨状，许多盛唐诗人的浪漫豪情消失了，而被诗人对社稷华胄沦为夷狄的爱国情绪，以及悯恤无辜厌战的反战情绪所取代。这从王昌龄的《塞下曲》以及李颀《古从军行》中可见。
　　公元763年（广德元年）十月，吐蕃大军又占领了奉天（今陕西乾县），兵临长安城下，吓得代宗仓皇逃到陕州避难。结果唐朝首都长安不止被吐蕃攻陷而且吐蕃人还立了伪皇帝，他们把唐宗室广武王李承宏立为皇帝，作为自己的统治工具。唐朝和吐蕃签订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丧权辱国的割地卖国条约——《唐蕃清水盟约》。
　　◆唐帝国抗击天灾人祸的能力——物资储备不足指数9′
　　唐朝末年，发生严重的干旱和饥荒，作物只有一半收成，秋天的庄稼几乎颗粒不收，冬天的蔬菜很少。饥荒地区面临着大批人饿死的危险，百姓被迫以野果和树叶为食。但是即使面对这样的灾难，政府仍不能豁免任何附加的赋税，农民为了完纳正式的赋税被迫卖掉房屋的木头，将自己的子女卖为奴婢，他们的妻子受雇为仆人。贤臣极力主张立即采取救济的措施，在百姓“无生计”以前应停止征税。朝廷决定听从他的建议，但很快发现这样做是不可能的，皇帝发布的救灾诏令成了一纸空文。
　　政府赈济不力引发大规模的盗贼活动。盗匪的发生率在黄、淮之间人口稠密的平原地区最高，在那里政府频繁的压榨和经常的自然灾害结合在一起，引起了严重的社会混乱，致使许多人被迫亡命，出没于荒地原野之中，流为盗匪。
　　◆唐帝国对宫廷后闱的控制能力——宫廷不稳定指数10′
　　宦官弄权是唐朝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唐中宗时宦官开始用事，人数多至千余人。唐玄宗更信任宦官，即帝位以后，人数渐增至三千余，穿紫衣（三品以上）、绯衣（四品五品）的就有千余人，有些得三品将军职位，职权远远超出内侍省的规定，朝官的职位开始被侵夺，不过，一般是武职，妨害还不大。自唐肃宗时起，宦官权力一直在上升，侵夺官职的范围也一直在扩大。宦官统率神策军，尤为工商杂类大开仕进的门路。到唐朝后期，皇帝的废立和生命，都落在宦官手中。宦官自从杀唐宪宗立唐穆宗以后，对皇帝有废、立和生、杀的权力。皇帝在宦官操纵下，有些完全驯服，有些不甘屈辱，想夺回已失的实权。朝官也是这样，有些明显依附宦官，宦官拥有这种权力，被当作既成事实为朝官所默认。
　　◆唐帝国振衰起废的变革能力——应变力匮乏指数7′
　　德宗在位期间，废除租庸调制，采纳宰相杨炎建议，改行两税法，并试图裁抑藩镇割据势力，加强中央集权。但是，由于措置失当，猜忌将领，不但未收成效，中兴梦断，反而使战祸日益扩大。顺宗继位后，任用王叔文、王伾为翰林学士，领导改革，起用韩泰、韩哗、柳宗元、刘禹锡等革新派改革德宗以来的弊政，他们围绕打击宦官势力和藩镇割据这一中心，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革除了一些弊政，受到了百姓的拥护。史称永贞革新。顺帝做皇帝时间不长，致使永贞革新中途失败。宪宗继位后大刀阔斧，雷厉风行，平定河北三镇，一时间人心振奋，大唐一派中兴气象。不过宪宗对宦官的信任有增无减，宦官大大得势，宪宗也因此不明不白死于后宫，令人惋叹。之后大唐江河日下，一步步走向灭亡的深渊。帝国末年，唐昭宗也有心图新，却壮志成空。
　　◆唐帝国对地方的控制能力——中央权力分散指数10′
　　地方割据直接断送了大唐。唐中期自742年（唐玄宗天宝元年）至820年（唐宪宗元和十五年）共79年，其间主要矛盾是中央集权势力和地方割据势力的矛盾。安史之乱表面上被平定了，但是其实际效果如何呢？学者樊树志说：“唐肃宗、唐代宗都积极鼓励叛军自动投降，准许他们继续为唐朝效力，在原地任官。因此，与其说是中央政府平定叛乱，还不如说是以妥协方式结束叛乱。这种妥协的代价是高昂的，它使全国处于混乱多事和分裂割据的状态之中。”可以说，唐中后期，一直处于安史之乱造成的地方割据的阴影之中。
　　◆唐帝国处理多民族融合的能力——民族不和谐指数8′
　　如唐太宗就说，自古“贵中华，贱夷狄”，而今四海一家的新形势下，就应该是“胡、越一体”。唐前期的对外关系，比两汉有更大的发展。唐取得巨大成就，首先由于战胜强大的突厥国，从而中西交通畅达无阻，中国和四邻诸国都得到益处。唐前期与四邻诸国大抵有四种关系，一是反对侵略，例如灭突厥国；二是进行侵略，例如攻高丽国；三是保护弱国，例如在西域等地设都护府；四是单纯的经济、文化交流，例如对天竺、日本、大食等国。
　　安史之乱改变了大融合的和谐局面。安史之乱靠回纥的协助，方得平服。中原自己逐渐无可用之兵，外族势力愈加强大。回纥与吐蕃相继扰乱西北内地。西南的南昭，唐政府也感到无从应付。大唐天可汗的藩属实际完全丧失。
　　结论：大唐末年的衰败指数=武装失控指数9′＋吏治腐败指数8′＋税赋沉重指数8′＋舆论钳制指数6′＋人民痛苦指数9′＋帝王糊涂指数9′＋防御薄弱指数8′＋物资储备不足指数9′＋宫廷不稳定指数10′＋应变力匮乏指数7′＋中央权力分散指数10′＋民族不和谐指数8′=101分
　　（李渊）（玄宗，安史之乱）（宪宗）（哀帝）
　　618741820907（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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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0′80′101′120′
　　绿灯区黄灯区红灯区
　　指数说明：良1－2分；中3－4分；及格5－6分；差7－8分；很差9－10分。分数越高，危险系数越高。最高分合计120分。其中，绿灯区为帝国政权安全区，黄灯区为帝国政权安全警惕区，红灯区为帝国政权安全危险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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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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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国由小儿，失国由小儿”。这是蒙古大军前敌总指挥、后来当了元王朝宰相的伯颜，在拒绝南宋议和使臣的口头语。简简单单一句话，点破了宋帝国的来去之道。
　　这的确是一个很有趣的历史巧合。前有曹魏王朝，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然后从孤儿寡母手中夺得汉王朝的江山，一万个不情愿的汉献帝，无奈拱手把祖宗的基业送给曹氏。但是，后来曹魏的江山，也是由孤儿寡母拱手“禅让”给了晋王朝的司马氏。后有大宋王朝，赵匡胤兵变后，从后周孤儿寡母——7岁后的周恭帝柴宗训与二十多岁的后周符太后手中夺得江山。320年后，宋王朝的江山，也是由赵氏孤儿寡母拱手让给了元王朝。
　　赵匡胤的母亲是极具远见的非常女性，她看到了宋帝国“得国由小儿”的事实，千叮咛万嘱咐，却终究未能使宋朝摆脱“失国由小儿”的命运。她在临终前与赵匡胤有过这样一次对话：
　　杜太后：你自己知道你能够取得天下的原因吗？
　　赵匡胤：这都是祖宗和太后的余荫啊！
　　杜太后：根本不是那么回事。这是因为柴氏让幼儿做天下之主，众心不能亲附的缘故罢了。你和弟弟赵匡义都是我生育的，你身后应当传位给你的弟弟。天下四海至广至大，能够册立年长君主，是社稷的福分！
　　赵匡胤：一切遵照太后的教诲！
　　杜太后：那就让赵普记下我的话，以后不得违背！
　　孝顺的赵匡胤确实谨遵母命，把帝祚传给了弟弟赵匡义。北宋前期几代还真是受益匪浅，鲜有王室恶斗。只可惜赵太后的训诫是有保鲜期的，宋帝国后期的接班人，并没有把她的话时刻装在脑边。
　　说起来，像宋帝国这样的王朝，还真是只此一家，别无分号。它有着经济的发达，文化的辉煌，但却也有着军事上的屡战屡败，外交上的丧权辱国，最终却也能够苟安了三个世纪。这在中国历史上，实在是一个最为奇特的例子。
　　黄仁宇甚至还认为“北宋时期，中国仿佛进入现代，物质文化蓬勃发展。”证据是“货币之流通，较前普及。火药之发明，火焰器之使用，航海用之指南针，天文时钟，鼓风炉，水力纺织机，船只使用不漏水舱壁等，都于宋代出现。在11、12世纪内，中国大城市里的生活程度可以与世界上任何其他城市比较而无逊色”。的确，宋帝国的外弱形象下，掩藏着一种务实的气质。
　　宋朝还有不少善政：比如，整肃宫闱，没有女祸；抑制宦官，没有阉祸；睦好懿亲，没有宗室祸；防闲戚里，没有外戚祸；罢典禁兵，没有强藩祸。从内政绩效上看，汉、唐逊它一筹。
　　然而，宋王朝在历史地位上，却历来被史学家毫不客气地排在汉唐之后。
　　最大的把柄就在于祖国统一问题。说来可怜，两宋320年间，始终被夷狄所制。赵匡胤改国号为宋，但它事实上只控制了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作为一个超过三个世纪的长命政权，宋朝始终没有能够真正统一中国。即便在全盛的时候，也没能收复燕云十六州。
　　北宋抑兵太过，外乏良将，南宋任贤不专，内乏良相。辽、金、元三国，迭起北方，屡为边患。宋朝撑不过三代就国势日衰，无人专阃，寇兵一入，如摧枯拉朽一般。今日失两河，明日割三镇，帝座一倾，主子被虏；到了南渡以后，残喘苟延，已成弩末，稍稍出了几员大将，又被奸臣佞相多方牵制，有力没处使，有志没处行。风波亭上，冤狱构成，西子湖边，骑驴归去，大家心灰意懒，坐听败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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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大宋为什么一任国门洞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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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燕云十六州的割让，直接影响到了此后四百年间中国历史的格局。燕云十六州所辖的土地东西约六百公里，南北约200公里，全部面积差不多为12万平方公里。它们分别是：幽州，即今日北京市区，当时称为燕京，又是辽帝国的南京；蓟州，即今日天津的蓟县；州，即今日河北的河间；莫州，即今日河北任丘；涿州，今日河北涿县；檀州，今日北京密云；顺州，今日北京顺义；新州，今日河北涿鹿；妫州，今日河北怀来；儒州，今日北京延庆；武州，今日河北宣化；云州，今日山西大同；应州，今日山西应县；寰州，今日山西寰清；朔州，今日山西朔县；蔚州，今日河北蔚县。包括了今天北京、天津、河北西北部和山西大同周围的大部分土地。
　　翻开历史地图，我们就会发现，燕云十六州实际上囊括了当时中国东北部与北部地区最重要的险关要塞与天然屏障。这一地区的丧失，使本地区的长城及其要塞完全失去作用，敌人已经越过它，直接进入了中国本土，致使整个中原地带门户大开，华北大平原全部裸露在北方游牧民族的铁蹄之下。从新划定的边防第一线，到当时的中国首都汴梁，即今天的河南开封，八百公里间，一马平川，没有任何一个关隘和险要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