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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王朝衰败的12条法则-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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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古斯都·恺撒生于公元前63年。他是儒略·恺撒的侄孙，儒略曾是罗马的政治风云人物，他自己没有儿子，十分喜爱年轻时的奥古斯都·恺撒，为他铺下了从政之路。但是在公元前44年当儒略·恺撒遇刺之时，他还只不过是个不满20岁的学生。这与秦始皇被怀疑非秦人后代的民间传说有几分相似，而秦始皇继位时也不过20出头。
老恺撒遇刺，因为他要结束罗马共和政体、自称帝王的意图昭然若揭。老恺撒死后，在经历了多年内战和共和政体的罗马遭到明显失败以后，大多数罗马人愿意接受一位仁慈的专制君主，只要他表面上继续实行民主统治就行。奥古斯都·恺撒俨然是理想人选。而且，与秦始皇不同的是，奥古斯都·恺撒顺应了民望和形势需求，他没有武力得天下之后武力治天下。
虽然奥古斯都·恺撒在登上权力顶座的斗争中残酷无情，（他利用老恺撒最亲密的朋友马可·安东尼，把其他政治死敌一一歼灭后，回头再灭了安东尼。）但是一旦地位巩固，他就采取出人意料的和解态度。公元前27年，为了稳定元老院议员的情绪，他宣布要恢复共和国，主动辞去了自己所有的政治职务。但事实上他保留了作为西班牙、高卢和叙利亚诸行省的元首职务。由于罗马的大多数军队都在这三个行省，所以实权仍牢固地掌握在他的手中。元老院推选他为名誉奥古斯都，但是他从未接受过帝位。在口头上，罗马仍是一个共和国，奥古斯都只不过是第一公民，但实际上，奥古斯都想要得到任何官职皆是开口之劳，感恩戴德、温良驯顺的元老院对他总是一呼百诺。奥古斯都·恺撒在余生的岁月中，成为了一位强有力的独裁者。到公元14年他去世时，罗马完成了由共和国向君主国的转变，他的养子轻而易举地成了他的继位人。
与秦始皇置天下于不顾、死死抓中央集权的做法相比，奥古斯都·恺撒的做法要英名得多。他出类拔萃，可称得上是历史上才干卓绝、仁慈大度的君主的最佳楷模。他的安抚政策为愈合罗马内战所带来的深刻创伤起了重大作用。奥古斯都统治罗马四十多年，他的政策在随后的许多年中对该帝国都有影响。
与秦始皇灭六国合天下的显赫军功相比，奥古斯都·恺撒丝毫不逊色。在他的领导下，罗马军队完成了对西班牙、瑞士、加拉西亚和巴尔干半岛许多地区的征服。在他的统治完结时，罗马帝国北部边界与莱茵河—多瑙河河道没有多大区别，该河道在随后几个世纪的大部分时期里均为北部边界。
秦始皇统一度量衡，改革军制，把财政大权和军权牢牢控制在中央手里。奥古斯都也修改了罗马的税务结构和金融制度，改编了罗马军队，建立起一支永久的海军队伍；他还组建了一支贴身护卫队──罗马皇帝侍卫队，这支侍卫队在未来的世纪里对挑选和罢免皇帝起了重大的作用。
秦始皇兴修水利、建长城、打造阿房宫，把中国装扮得气势恢弘。而在奥古斯都的领导下，一个庞大的宽阔公路网遍布整个罗马帝国，许多公共建筑在罗马城市内拔地而起；罗马城的面貌美饰一新。
秦始皇焚书坑儒，钳制了知识分子的思想。而奥古斯都时代则是罗马文学的黄金时代，文艺百花盛开。罗马最伟大的作家维吉尔、霍里斯和李维等人就是出现在这个时期。作家奥维德引起了奥古斯都的不快，被逐放出罗马，比及秦始皇的活埋，显然比较幸运。
两个伟大人物不同的政治态度造成了令人揪心的迥然后果。同样作为一个专制统治的开始，秦始皇和恺撒的意义是大不一样的。西方的坏统治者，也许会从恺撒那里学到一些有益的东西；而东方的好统治者，也许会从秦始皇身上学到一些坏榜样。东方和西方的体制是从秦始皇和恺撒的种子上长出来的大树，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两个人的想法和作为决定了两个世界以后的格局。恺撒要的是重整山河的权力，并不是君主所能有的排场，即使身为罗马的绝对主人，他的举止不过是一个党派领袖：圆通平和、和蔼近人，从不把军事上的威胁带到政治上来，即使在成功的顶峰上也能识别出成功的自然界限，不去做力所不及的诱人之举，所以，奥古斯都开创的国内和平即所谓的“罗马和平”持续了大约两百年之久；而一心梦想千秋万代的秦始皇辛苦创立的帝国历二世，不足15年即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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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法则在大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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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帝国对军队的控制——武装失控指数8′
秦朝建立了全国统一的军队，并置于皇帝的严格控制之下。凡调动士卒50人以上，必须持有皇帝的虎符为凭，才准调动。否则，就是违法。秦始皇解除了除他自己军队之外的所有士兵的武装，还下令将民间兵器尽数收缴，熔为铜人，剥夺了百姓反叛的手段。秦朝的军训制度较为严格。秦律规定，射手发弩不中，驭手不会驾车，骑士和马匹课试最劣者均要受罚，有关督训官吏及负责选募者也要受罚，由此可以推断秦军的战斗力甚强。
但是，当陈胜吴广掀起的农民起义者即将踏进咸阳的时候，奋起抵挡的并不是帝国的正规军，而是一支由囚犯拼凑而成的部队。在秦始皇下葬以后，规模浩大的地下陵墓仍然没有完工，几十万囚犯一直在忙碌善后。当起义军离秦始皇陵不到10里的时候，即位的秦二世赦免了修建囚犯，命令他们拿起武器，镇压反叛。问题在于，秦军的主力部队在哪儿呢？
秦统一以后，军队有过两次最大的集结。一是广西桂林附近一个叫严关的要塞，50万秦军曾从这里南下，与土著人作战。当起义突然爆发的时候，这部分秦军正在戍守刚刚平定的南部疆土。在帝国存亡的关头，他们选择了沉默。司马迁记载，当地的最高长官下令，堵塞南北之间所有的通道，军队严禁北上作战。南部秦军就这样彻底抛弃了自己亲手创建的大帝国。
秦军的另一支主力在帝国的北疆。打败了匈奴骑兵以后，30万精锐并没有南撤，而是镇守在长城沿线。当都城告急的时候，这支秦军开始南下。但是，没有人确切地知道，它的行动为什么异常缓慢。保卫都城的任务只能托付给那支由囚犯临时组成的秦军。
由此可见，到了帝国末年，军队控制权已经不在当政者的手里了。这就是秦帝国亡于一批缺乏武装的亡命之徒的原因所在。
◆秦帝国对官吏的控制——吏治腐败指数7′
秦始皇创建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帝国体制，一个管辖全国的有三公九卿组成的中央政府。帝国的整个官僚体制可谓相当严谨。秦朝对于官吏的管理是很严格的，制定了很多处罚官吏的法令。官吏犯法，不是像西周那样享有特权，而是加重处罚。《云梦秦简·为吏之道》载：“为吏之道，必精洁正直，慎谨坚固，审悉无私，微密纤察，安静毋苛，审当赏罚。”但是事与愿违，这些官吏如同秦始皇一样迷恋刑法，滥用权力，鱼肉百姓，“刑人不能极”，比如前面第6节提到的范阳令。秦朝的灭亡，直接源于官吏的不得人心。
学者黄仁宇认为秦始皇开创的这套政治体系是一种“早熟”，这种早熟“在当日不失为一种成就，可是中国人也必须为此付出代价。……其下端粗率而无从成长发展……”
秦朝官吏的执法过于粗暴。秦朝的地方官吏多为军人（如灭韩的将领叫内史腾，之后即为秦守韩地），他们缺乏应有的执法素质，手段往往粗暴。比如押送陈胜吴广的那两个将尉，“吴广忿圭尉”，“尉果笞广”。正因为这样，在陈胜起义之后，“诸郡县苦秦吏者，皆刑其长吏，杀之以应陈涉”，甚至有的秦朝官吏已经表明态度要依从起义转而伐秦，百姓仍然不原谅他们。
◆秦帝国对财富的控制——税赋沉重指数9′
秦始皇经济统一措施中着力最多的应该是统一度量衡，从历史考古见到的许多标准量、权刻诏器和反复强调“明一之”的诏文内容可以体察得出。秦始皇不仅颁行标准器，而且在许多标准器上刻出诏书，同时要求每年对标准器进行校验，还对有问题的衡量器有明确的处罚规定，并进行市场监督，要求明码标价“各婴其贾”（《金布律》）。度量衡统一不仅是统一国家经济运行的要求，重要的是与皇室对财富的控制关系很大，统治者在上面下力气是不难理解的。
秦帝国大搞工程建设，修建皇宫，修建皇陵，修筑长城，修造驰道。这些工程规模浩大，必然要耗费惊人的财力、物力，这些都需要有强大的税收来源支撑。
《秦始皇本纪》记载：始皇陵中葬有数量巨大的珍奇宝物，并用水银制成百川大海，“上具天文，下具地理”，以人鱼膏为烛，让墓中永久保持光明。面对如此奢靡情景，盛行厚葬之风的汉代贵族也不禁感慨道：“自古至今，葬未有盛如始皇者。”在这个“盛”字中，不知消融多少民脂民膏。
秦朝的赋税很重，是前朝的20倍。《汉书·食货志》：“（秦）田租口赋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人民要把全年收获的2/3交给政府，而汉朝“收秦半之赋”。这么重的赋税，使“男子力耕不足粮饷，女子纺绩不足衣服”，人民只能“衣牛马之衣，食犬彘之食”了。
◆秦帝国对意识的控制——舆论钳制指数10′
在秦始皇的大一统体制里，包括一条：就是统一舆论，控制意识形态。秦始皇为此而采取的“焚书坑儒”酿成了悲惨的文化浩劫，遭致后世无穷非议。“焚书”措施有三个方面：一是焚烧秦记以外的史书，以及诗、书、百家语，只保留医药、卜筮和种树之类的技术性书籍，命令颁布后30日内不焚书者治罪。二是令下后若再谈论诗、书者处死，“以古非今”者族，杜绝以历史反现实的行为。三是有愿意学习法令者，以吏为师。可见“焚书”的要点是剥夺人们学习知识的自由，剥夺人们政治思考的自由；或者换句话说，人们只有阅读某种书籍、学习某种知识的自由，知识和思想被强行拉入以皇帝为最高代表的集权统治所认可的轨道之中。
所谓“坑儒”，是处死私下诽谤秦始皇的方士和儒生。“坑儒”事件的血腥气息，进一步增强了“焚书”带来的文化专制主义精神，将春秋战国以来生气勃勃的自由思索精神拦腰斩断，对中国文化乃至整个中国历史的发展造成难以估量的负面影响。
事实表明，用“焚书坑儒”的手法来统一舆论，控制意识形态，是不可能成功的。正如晚唐诗人章碣《焚书坑》所言：“坑灰未烬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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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法则在大秦（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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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帝国人心向背问题——人民痛苦指数10′
世人皆曰秦亡于暴政，正所谓秦王无道，天下俱反。唐代文人杜牧在《阿房宫赋》中写下了一句名言：“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
“秦以区区之地，致万乘之势，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余年矣。然后以六合为家，肴函为宫。一夫作难而七庙隳，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也？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过秦论》）
费正清总结秦灭亡说“秦二世的残暴不说，原先六国的贵族仍然忠于各国的王室，而精英知识分子也对其禁锢诸子学说的政策十分不满，平民百姓更是不堪远征和大兴土木的沉重负担。”可见，秦朝失去的真是各个阶层的民心。
秦国的统一进程具有殖民征服般的政策，以及后来大兴土木，沉重的徭役和兵役让平民百姓吃尽了苦头，“秦政治的失败，最主要的在其役使民力之逾量”（钱穆语）。秦朝严酷的刑法，更使人民苦不堪言。这里就不再赘述了。可以说，还没有哪个王朝的人民所受的痛苦，比得上秦朝末年。所以，秦朝末年爆发的农民起义，从陈胜吴光到项羽刘邦，可谓经久。
◆秦帝国领导人的统治魅力——帝王糊涂指数7′
贾谊在《过秦论》中指出，秦始皇自满，不愿意纳谏，犯错误后还不准备改正。秦二世胡亥也大致如此，子婴软弱而生性孤独。“三主惑而终身不悟，（亡国）不亦宜乎？”
“主独制于天下而无所制也”（李斯语）。君主失去了外在的约束的压力，那么约束君主的只能是君主自身的修养和自制力了。统一后的秦始皇与统一前的秦始皇心态已发生重大变化，如对自身专制权力的极端维护，使秦始皇几乎达到疯狂的地步。他好大喜功，怀疑一切，猜忌一切，这就使他既未能建立一套有效的最高统治者的权力更迭机制，也破坏了中央行政中枢的运行，更使社会受到巨大的创伤。其继任者秦二世更将秦始皇的人治特点推向极致。二世的荒唐可笑，世人皆知，他没有受过磨难，对手中权力更是恣意挥霍，“重之以无道，坏祖宗与民，更始作阿房宫，而繁刑严诛，吏治刻深，赏罚不当，赋敛无度。天下多事，吏弗能纪，百姓困穷而主弗能受恤”，从而使“天下苦秦久矣”。
对于秦始皇的深层认识，有史学家认为他过于追求完美，是“具有乌托邦倾向的激进政治家”。他迷信法家，试图用国家制度整合一切社会问题，大刀阔斧，规划宏伟。他过高估计了自己个人的力量，不懂得治理国家是一个复杂的需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综合工程，也严重忽视了当时人民的生存权利，忽视了人民是其需要协调的各种利益关系中最重要因素。他设计出了改革社会制度的伟大蓝图，并不顾社会承受能力，采取强制措施，驱使全体国民去实现这个蓝图。
◆秦帝国抵抗外族入侵的能力——防御薄弱指数6′
秦朝统一全国，匈奴经常南下侵犯。为了保证中原地区的安定，秦始皇派大将蒙恬举兵作战，镇守边关。并且大规模修筑长城，在长城附近设立郡县，从中原地区迁徙3万多户人家在此定居。
很多人对秦皇神鞭北击匈奴赞不绝口，但是一些很有见地的史学家敏锐地指出：秦帝国对于匈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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