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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中国的100次大事-第3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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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才能将封建统治维持下去呢？地主阶级一些当权人物认为，必须改革政治，寻求一条自救的道路。在这样的形势下，张居正的改革措施得到了推行。
张居正（1525—1582年），字叔大，号太岳，湖北江陵人。
在明神宗万历年间，连续10年担任内阁首辅（宰相）。他采取的措施主要包括：
在内政方面，他首先整顿吏治，加强中央集权制。张居正创制了“考成法”，严格考察各级官吏贯彻朝廷诏旨情况，要求定期向内阁报告地方政事，提高内阁实权，罢免因循守旧、反对变革的顽固派官吏，选用并提拔支持变法的新生力量，为推行新法做了组织准备。并且整顿了邮传和铨政，他的为政方针是：“尊主权，课吏职，行赏罚，一号令”和“强公室，杜私门。”
在经济方面，张居正的成绩最为突出。他曾任用著名水利学家潘季驯督修黄河，使黄河不再南流入淮，于是“田庐皆尽已出，数十年弃地转为耕桑”，而漕河也可直达北京。
“一条鞭法”则是张居正在经济改革方面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国封建社会赋役史上的重大变革。
明朝初年的赋税制度十分繁杂。当时的赋税以粮为主，银绢为辅，分夏秋两季征收。此外，还规定农民要服各种徭役，并交纳特殊的土贡等等。“一条鞭法”的内容是：“总括一县之赋役，量地计丁，一概征银，官为分解，雇役应付。”就是把各州县的田赋、徭役以及其他杂征总为一条，合并征收银两，按亩折算缴纳，大大简化了征收手续，同时使地方官员难于作弊。实行这种办法，使没有土地的农民可以解除劳役负担，有田的农民能够用较多的时间耕种土地，对于发展农业生产起了一定作用。同时，把徭役改为征收银两，农民获得了较大的人身自由，比较容易离开土地，这就给城市手工业提供了更多的劳动力来源。没有土地的工商业者可以不纳丁银，这对工商业的发展也有积极作用。
“一条鞭法”的推行，使明政府的岁入有了显著的增加，财政经济状况也有不少改善。国库储备的粮食多达1300多万石，可供五六年食用，比起嘉靖年间国库存粮不够一年用的情况，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张居正在军事上也采取了一些改革措施。他派戚继光守蓟门，李志梁镇辽东，又在东起山海关，西至居庸关的长城上加修了“敌台”3000余座。他还与鞑靼俺达汗之间进行茶马市贸易，采取和平政策。从此，北方的边防更加巩固，在二三十年中，明朝和鞑靼没有发生过大的战争。
经过上述改革，强化了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机器，基本上实现了“法之必行”、“言之必效”，国家的经济状况有了改善，财政收入有所增加，在国防上增强了反侵略的能力。当然，张居正倡导改革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减轻人民的负担，而是为了巩固明朝的封建统治。因而，他的变法不可能触动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只能作一些修修补补的改良，挽救不了封建社会必然灭亡的历史总趋势。尽管如此，张居正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大官僚地主的既得利益。
1582年六月，张居正病死，一些改革的反对派重新麋集，疯狂地进行反攻倒算。他们攻击张居正改革“务为烦碎”，清丈土地是“增税害民”，实行“一条鞭法”是乱了“祖制”。他们下令撤销了张居正死时特加的官爵和封号，进而查抄家产。
张居正的长子被逼自杀，其他家属也惨遭迫害。代表大地主、大贵族势力的封建顽固派又掌了权，劳动群众生活更为痛苦。
65 郑和下西洋
人类征服海洋的空前壮举
郑和下西洋是明代航海家郑和出使“西洋”（今印支半岛、马来半岛、印尼、婆罗洲等地）的壮举。
中国的造船业和海上航行，具有悠久的历史。在唐代，许多外国商人从海道来中国经商，大都搭乘比较安全的中国海船。到宋代，中国的航海人员开始把罗盘针使用到航海上，这就给远洋航行创造了良好的条件。13世纪初，中国已使用十樯十帆的大海船。明朝初年，随着中央集权的加强，国内得到相对的安定，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迅速发展起来。为了发展对外关系，扩大贸易往来，明政府先后七次派郑和统帅巨大的船队到“西洋”各国，在中外关系史上写下了壮丽的篇章。
郑和本姓马，云南昆阳（今云南晋宁）人，回族，自幼入宫，改姓郑，为宫内太监。因为他既有能力，又是回教徒，所以被明成祖选中，负责远航。从1405年到1433年，他率船队七次出海，进行大规模的远洋航行，总共到过南洋、印度洋的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最南到爪哇，西北到波斯湾和红海，最西到非洲东海岸，是历史上的空前壮举，可谓世界航海家的先导。
1405年六月，郑和率领由62艘大海船2．9万余人组成的远洋舰队，由苏州刘家河出发，第一次出使南洋。最大的船，长100多米，宽几十米，可容纳1000人，船上有航海图、罗盘针。当时使用的罗盘针分许多方位，划分若干度数，按照一定的方向和度数航行，就可以测出航行的远近。这种罗盘针夜间还兼看星辰，能观星定向，充分显示了中国造船业和航海业的先进技术和劳动人民的伟大智慧。此次航行于1407年九月满载而归。之后，他又分别于1407年九月至1409年七月、1409年十月至1411年七月、1413年至1415年、1417年五月至1419年八月、1421年正月至1422年八月、1430年六月至1433年七月率船队远航，扩大了中国的声威，加强了中国同各国的贸易往来。
郑和船队给所经过的国家带去大量的中国瓷器、铜器、铁器、金银和各种精美的丝绸、罗纱、锦绮、纻丝等丝织品，同时也换回了亚非各国的许多特产，如胡椒、象牙、宝石、染料、药材、硫黄，香料、椰子以及长颈鹿、狮子、驼鸟、金钱豹等稀贵动物。广泛地促进了中国与亚非国家的经济交流。
郑和船队每到一地，都以友好的态度，交流所带货物，从事平等贸易。同时还了解当地的风俗习惯，尊重当地人民。如在古里，依照当地习惯，交易时在众人面前拍掌为定，“或贵或贱，再不悔改。”给那里人民留下良好的印象。第三次出使到斯里兰卡时，还把大批金银供器、彩妆、织锦宝幡等，施舍给岛上的寺院，并建立石碑留念。所到之处，受到各国人民的欢迎。如婆罗洲人民，“凡见中国人去其国，甚为爱敬，有醉者则扶归家寝宿，以礼待之，如故旧。”直到今天，索马里、坦桑尼亚等国，还把当地出土的明代瓷器，作为同中国人民传统友谊的象征。在东南亚一些国家，如印度尼西亚的爪哇有地名叫三宝垄、三宝庙；泰国有三宝庙和三宝塔（因郑和叫三宝太监而得名），印度的古里和柯枝都建有纪念碑。
这些都是中国与亚非国家友好关系的历史见证。
在郑和航海的过程中，每经过一处地方，都作了精密的航行记录，这就是有名的《郑和航海图》。在这部地图中，关于航行的方向、航程的远近、停泊的处所以及暗礁险滩，都有详细的记载。此外，在航行过程中，还积累了对于海上风向、气候和潮汐等自然变化的知识。从郑和船队往返的日期中可以看出，他们利用季候风进行海上航行。每次出洋总是在冬季或初春时刻，因为这时风向大都是从大陆向海洋方向吹去；而归国则是在夏季或初秋，因为这时风向大都是从海上吹向大陆。这说明中国人民在那时就已经掌握了航海方面的一些自然规律。
随同郑和出使的马欢、费信、巩珍等人，都各自把他们的海外见闻整理成著作。马欢著《瀛涯胜览》，费信著《星搓胜览》，巩珍著《西洋番国志》，记载了所到各国的情况，增进了中国人民对亚非许多国家人民的生活、风俗习惯以及生产等各方面的了解，丰富了中国人民的世界知识。
郑和下“西洋”之后，所经诸国都纷纷派遣使节前来中国修好通商。像渤泥（加里曼丹）、菲律宾、马来亚等国的国王还亲自到中国来进行友好访问，促进了中国与亚非国家的经济文化交流。
郑和下西洋，前后历经30年，其时间之早，规模之大，都是后来的哥伦布、麦哲伦所不能相比的。它比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早87年，比麦哲伦到达菲律宾早116年。郑和下西洋后，大大加强了中国与南洋的联系，航路畅通，贸易发展，在世界航海史上写下了极其光辉的一页。
66 戚继光抗倭
这是中国人第一次抗击外国侵略者的斗争
中日两国一衣带水，很早以来，两国人民就友好交往，但在明朝的时候，由于日本国内形势的变化，酿成了倭寇侵扰中国沿海地区的倭患，和以戚继光为首的中国军民抗击倭寇的斗争。
倭寇之患从明初以来就一直存在。朱元璋建立明朝的时候，日本正处于封建割据的南北朝时代。早在元顺帝至元二年（1336年），打进京都的足利尊氏废黜了后醍醐天皇，另立天皇，自任征夷大将军，设幕府于京都。后醍醐天皇南逃吉野，建立朝廷，史称南朝，在京都的朝廷被称为北朝。后醍醐天皇为了恢复王权，推翻幕府，派他的儿子在九州设征西府。除了南、北两个朝廷外，还有许多割据势力——守护大名。他们掠夺财富，除互相争战之外，还常常支持和勾结海盗商人骚扰和掳掠中国沿海地区，形成了元末明初的倭患。
朱元璋即位后，连续派使者到日本，以恢复两国关系，更重要的是为了消弥倭患。但由于日本处于分裂对抗状态，几次派使都毫无结果，倭寇侵扰日渐繁复。北起山东，南到福建，到处受到劫掠。
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北朝统一日本。南朝的武士、失意政客和浪人失去了依托，于是流落海上，盘踞海岛，形成了一股不小的力量，不时侵扰中国沿海，造成洪武末年日渐炽盛的倭患。
统一日本的足利幕府第三代将军足利义满，也想肃清南朝的残余势力，打击海上盗贼，同时也想发展与明朝的贸易，获取丰厚的利益。于是，两国恢复了关系。明成祖时，双方建立了勘合贸易关系，明朝给予足利幕府贸易凭证，即勘合，日本方面凭勘合来中国进贡，进行贸易。明朝发展与日本的关系，主要是为了消除倭寇对中国沿海地区的侵扰，足利幕府也积极剿捕倭寇。在足利义满死后，其子足利义持改变政策，双方勘合贸易中断，日本也不再剿捕倭寇，足利义满时期稍有收敛的倭寇劫掠又在中国沿海一带蔓延开来。
其后，在足利义教时期，中日勘合贸易又得以恢复。成化三年，即日本应仁元年（1467年），日本进入了战国时代，足利幕府衰弱，勘合贸易制度遭到破坏，一些守护大名为了争得与明朝贸易的权力，抢夺勘合，没有贸易勘合的大名便进行海盗活动，明嘉靖中叶以后，中日勘合贸易完全断绝，倭寇侵扰日益严重。
明初，由于国家强盛，重视海防设置，因此倭寇未能酿成大患。正统以后，随着明朝政治腐败，海防松驰，倭寇气焰便日益嚣张。正统四年（1439年），倭寇侵扰浙江台州的桃渚村，杀人放火，掘坟挖墓，甚至把婴儿束在竿上，用开水浇，看着婴心啼哭，拍手笑乐。倭寇的罪行，给中国人民带来了痛苦和灾难。
至嘉靖时期，随着东南沿海一带商品经济的发展，官僚豪富下海经商的人日益增多，他们之中的一些人如汪直、徐海等与倭寇勾结，组成武装劫夺集团。一些明朝官僚也与这些寇盗建立了联系。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明朝派朱绔巡抚浙江，兼提督福建军务，朱绔到任后，封锁海面，击杀了通倭的李光头等96人。朱绔的海禁触犯了通倭的官僚、豪富的利益，他们指使在朝的官僚攻击朱绔擅杀，结果朱绔被迫自杀。从此，罢巡视大臣不设，朝中朝外，不敢再提海禁之事。倭寇更加猖獗起来。
东南沿海人民在抗倭斗争中起了重大作用。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倭寇入侵南汇县，闵电等募集千人抗击。同年倭寇进犯松江，营州商人孙镗捐资助军饷，还派人回家乡动员子侄前来参加抗倭斗争。当时有“吴中倚镗若长城”的说法。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由苗、汉、壮、瑶等族人民组成的抗倭军队，在明朝爱国将领的领导下，于王江泾（嘉兴北）大破倭寇，斩敌2000人，这是嘉靖年间抗倭斗争中的一次巨大胜利，被称为“自有倭患以来，此为战功第一”。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倭寇进犯定海，城中居民誓死抵抗，倭寇转攻长乐，城墙崩坏几十米，居民数千人列栅拒战，拼死防守。同年，倭寇袭击扬州，各地来扬州经商的商人数百人参加守城作战，郜姓商人射死倭寇首领，扬州城得以保全。
抗倭斗争中涌现出了戚继光为代表的爱国将领，他们依靠人民的力量，在抗倭斗争中屡建战功，终于取得了抗倭斗争的胜利。
戚继光（1528——1587年），字元敬，山东牟平人。嘉靖中，任都指挥佥事，在山东备倭。他曾用“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的诗句表达自己消除倭患的决心和志向。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戚继光从山东调到浙江抗倭，他看到卫所官军毫无作战能力，而人民却英勇抗战，于是召募义乌等地的农民和矿工3000人加以训练，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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