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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中国的100次大事-第4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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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嘉理事件发生于1875年初的云南边境上，它有多年的历史背景，而根源在于英、法都想从边境外抢先侵入中国云南。1868年，英国第一次派出所谓“探险队”从缅甸的八莫出发，闯入中国边境，妄图从腾越（今腾冲）进入大理，由于遭到控制这一地区的杜文秀回民起义军的阻挡，未能达到目的。法国不甘落后，1866年组成探测队，从越南的西贡出发，探测从湄公河（澜沧江下游）通往中国的可能性，结果发现该河上游不能通航，于是把注意力移到北越，想从这里取得进入云南的通路。
1874年，英国又成立一支由193人组成的武装“探路队”，由上校军官柏郎率领，从缅甸的曼德勒出发，北上探测滇缅陆路交通。英国驻华使馆向清政府谎称这是少数人的“探路队”，是来华“游历”的，还特地选派英国驻上海领事馆的翻译官马嘉理前往云南接应。1875年2月，马嘉理带柏郎的武装“探路队”擅自越境，闯入云南的蛮允附近。2月21日，马嘉理被当地人民盘问，他态度蛮横，并开枪行凶，愤怒的群众把他打死。柏郎被迫退回缅甸。
马嘉理事件的是非曲直，明明白白，它是英国蓄谋侵犯中国边境引起的。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却向清政府提出以断绝外交关系，增派军舰来华相威胁。1876年2月，英国派出4艘军舰，由印度来华，为威妥玛的外交讹诈助威。在英国的多方威胁下，9月23日李鸿章与威妥玛在烟台订立了中英《烟台条约》16款，规定中国赔偿白银20万两，派专使赴英赔礼道歉。另外，还议定了英国人入藏“探路”专条，规定英国可派“探路队”从北京出发，经甘肃、青海，或者由四川进入西藏，转赴印度；也可派员由印度进入西藏。英国侵略者通过中英《烟台条约》和“另议专条”，除攫取更大的通商、领事裁判权外，着重注视着中国的西南边疆，尤其是对西藏更是虎视耽耽。
在西北边疆，野心勃勃的沙俄把魔爪伸入中国新疆。1864年10月，沙俄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割占了中国西部44万多平方公里领土。此后，沙俄妄图鲸吞整个新疆，进而南下与英国争霸南亚地区。
1864年，新疆回民在陕甘回民反清斗争的影响下爆发了大规模的反清举事。这些武装暴动一开始就被反动封建主窃取了领导权，他们实行封建割据，有的甚至进行通敌叛国的罪恶活动。喀什噶尔的封建主金相印为了攻下汉城，竟向浩罕汗国乞师。浩罕的统治者派部将阿古柏于1865年乘机自中亚进入南疆，1867年阿古柏宣布成立“哲德沙尔国”（意即七城国），自立为汗。1870年，阿古柏控制了南疆全部和北疆的一部分。阿古柏虽力图同时勾结英国和沙皇俄国。但俄国为了防止阿古柏势力的进一步扩张，并乘机侵略中国，竟借口“安定边境秩序”，于1871年7月悍然出兵强占中国新疆的伊犁地区，美其名曰代为收复，实际上却设官分治，占地垦植，对当地中国居民征收重税，把伊犁地区置于阿拉木图的沙俄行政长官管辖之下。
英国见沙俄侵入新疆，也不甘落后，梦想以印度为基地，侵占西藏，插足新疆，以排挤沙俄侵略势力。1874年，英国同阿古柏签订正式条约，承认阿古柏政权，并以提供枪支弹药为条件，取得了在阿古柏统治区通商、驻使、设领事馆等特权。所以，中国西北边疆的危机，归根结蒂是英、俄两个资本主义国家的侵略扩张活动及其相互矛盾所造成的。
由于资本主义列强的加紧侵略扩张，对中国的边境造成了日益严重的威胁。中国的边疆地区普遍受到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压力，危机几乎同时出现，标志着中国边疆普遍危机的开始。
84 《马关条约》的签订
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化的进一步加深
《马关条约》是日本强迫清政府签订的关于结束中日甲午战争的不平等条约。这次战争发生在1894年7月（清光绪二十年六月）到1895年3月（二十一年二月），历时8个月。1894年是农历甲午年，所以称为甲午战争。
掌握朝廷大权的慈禧太后和李鸿章其实从战争一开始就不打算使战争继续下去，但他们找不到办法使日本同意停战。
在战争进行了两个月的时候，慈禧太后重新起用她在10年前罢免了的恭亲王奕䜣主持总理衙门，以代替庆亲王奕䜣。当时有些朝廷大臣因为感到奕䜣贪庸无能，所以坚决主张起用奕䜣。这个富有“洋务”经验的亲王，一上台后，立即同李鸿章一起分别向英国和俄国的驻华公使联络，希望他们再来进行“调停”。英国、俄国各有自己的打算，并不急于使日本停战。英国这时曾向美、俄、法、德提出由各国共同进行调解的建议。这个建议特别受到美国的反对，英国也就罢手了。
美国之所以反对这建议，因为它的政策就是让日本得到充分的胜利后，由它来独家经理中日间的和议。
恭亲王看出了美国同日本关系最为密切，在10月初就经过美国驻华公使田贝呼吁美国政府来调停。田贝和美国驻日本公使谭恩根据美国政府训令开始在中日间做了一些联系传话的活动。由于急于求和，李鸿章在恭亲王同意下派遣了一个德国人，担任天津税务司的德璀琳作为自己的代表到日本去探商和议的条件。为了使这个德国人有正式的身份，还给了他以头品顶戴。正在日本军队攻下旅顺口的时候，这个德国人携带了李鸿章求和的亲笔信来到日本，日本政府拒绝同他谈判，但同时又通过美国人要清朝政府派出“具有正式资格的全权委员”。
战争经过了8个月，当时日本侵略者已经认识到如果战争再延续下去，对自己是不利的。第一，日军已深入中国内地，中国人民自发的反抗斗争风起云涌，将来很可能陷自己于不拔的境地；第二，日本“国内的海陆军备不仅几成空虚”，而且“人员、军需等均告疲劳缺乏”；第三，日本向中国内地进军，业已引起其他列强的强烈反响。正如陆奥宗光所顾虑的：外交上“已经逐渐露出不稳定的情景”，日本尽量不使第三国干涉的方针。由于上述种种原因，日本政府经伊藤博文的极力坚持，放弃了进攻山海关以内的计划，决定接受和谈。2月17日，即在接到清政府通知的头一天，就把一份包括赔款、割地等条件的媾和大纲通知了清政府。至此，中日双方都作出了进行谈判的决定。
1895年1月底，清政府派户部侍郎张荫桓、湖南巡抚邵友濂为全权大臣，并聘请前美国国务卿科士达为顾问，赴日求和。但是日本抱定要消灭北洋海军，迫使清政府接受它的全部侵略要求的狂妄野心，正在集中力量进攻威海卫，因此借口张、邵二人“全权不足”，拒绝谈判，并以强迫手段把中国政府的代表驱逐出境。与此同时，日本又私下指名要恭亲王奕䜣或李鸿章，来担当议和使臣。
3月中旬，日军已击败了清军在东北战场上的主力，占领辽东半岛和威海卫，清政府被迫按日本侵略者的旨意，改派李鸿章为头等全权大臣赴日本求和。3月14日，李鸿章由他儿子李经方和美国顾问科士达等人随同，前往日本马关（今下关）议和。谈判过程中，李鸿章乞求为清朝“稍留体面”，而伊藤博文和陆奥宗光则动辄以战争再起相要挟，肆意勒索。
24日，暴徒小山丰太郎还以李鸿章为他们勒索的重要障碍，竟枪击李鸿章于回旅馆途中，伤其左眼下角。按照国际惯例，日本当局对作为外交代表的李鸿章受到伤害，负有严重责任。
一些国家纷纷谴责日本政府。日本统治者很担心由此横生枝节，而使日本对中国的勒索“将陷于不得不大为让步的地步”（陆奥宗光：《蹇蹇录》，第137—139页。）然而，李鸿章等人却依旧卑躬屈节。据陆奥宗光回忆，当他来到李鸿章病榻前探望时，看到李鸿章尽管包扎伤口的纱布蒙住了一只眼睛，还眯起另一只眼睛，流露出十分高兴的神情与他攀谈，一再感谢日本方面的“厚待”，乞求尽早举行条约谈判。
4月1日起，谈判继续进行。截止4月17日，谈判的过程大致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4月1日到10日。日本妄图先以漫天要价的手段迫使李鸿章就范，故在提出的媾*和草案中，所列举的内容远比日本的实际要求要多得多。不仅如此，伊藤等对李鸿章父子还百般恫吓，态度极为蛮横。而李鸿章父子只是低头哈腰地还价，不敢据理力争，故会谈一直未解决任何问题。4月10日，日本代表才提出了实价，即所谓的“尽头条款”，谈判遂进入第二阶段。当时伊藤通知李鸿章说：“此次日本国家索款实为尽头一著，所宜复者，惟有允否二字耳。”（引自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二卷，第291页）摆出了一副战胜者的架子，盛气凌人，丝毫不允许修改。李鸿章虽然在某些问题上也同日本代表进行过争辩，但也仅仅是低声下气地哀求。他此时的主要注意力，与其说是放在了对付日本代表上，还不如说是用来对付清政府。因为他既看到日本要坚决割地，又担心清政府不允许，故在同总理衙门的往返电报中，常常用日本的恫吓之词来恫吓清政府。4月13日他致电总理衙门说：“伊藤谓广岛已派运兵船三十余艘出口，赴大连湾，小松亲王等明日督队继进。”（《李文忠公全书》电稿卷20，第38—39页）虽然李鸿章明明知道这全是谎言，但仍然不加解释地转告清政府，显然是为了迫使清政府让步。李鸿章的目的达到了。15日他再次奉旨：“如竟无可商议，即遵前旨与之定约。”（《李文忠公全书》电稿卷20，第39页）。17日，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于马关春帆楼正式签字。
《马关条约》正约十一款，附有“另约”和《议订专条》。
其主要内容有：（1）中国承认朝鲜“完全独立。（实质是承认日本对朝鲜的控制）；（2）中国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全岛及附属岛屿、澎湖列岛给日本；（3）赔偿日本军费两万万两，分8次在7年内交清。在交清第一次赔款后，余款按年加每百抽五的利息；（4）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通商口岸，日船可以没内河驶入上述各口搭客装货，日本可以在通商口岸任意设立工厂，其产品得免征各项杂税，日本货物均可设栈寄存。
《马关条约》是帝国主义压迫中国，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过程中的一个严重步骤。条约规定清政府承认日本控制朝鲜，使日本终于实现了二十多年梦寐以求的扩张目标，并把朝鲜变成入侵中国的桥头堡。条约规定了巨额战争赔款，加上后来“赎还”辽东半岛的款项，总共2亿3千万两，相当于清政府全年财政收入的3倍。清政府除了进一步搜括人民外，只得大借外债，而列强通过附有苛刻政治条件的贷款，进一步加强了对中国的控制和掠夺。条约允许日本在华直接设厂，西方列强援引“利益均沾”的特权，同样享有这项权利。甲午战争后，列强便争先恐后地到中国开设工矿企业或修筑铁路，直接掠夺中国的原料和劳动力，沉重打击了尚未成长的中国民族工商业，阻碍中国生产力的发展。四个新通商口岸的开放和内河航行特权的攫取，使各国得以深入长江流域广阔地区，直接掠夺那里丰富的资源和倾销商品，加深了中国经济的半殖民地化。条约的割地规定，不但使中国失去大片战略要地，而且使中国数百万台湾同胞，长期处于日本殖民统治的深重灾难之中。在帝国主义正在形成的19世纪末，这件大事成了中国被列强瓜分的危险信号。
85 戊戌变法
它像一块巨石，投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死水塘中
戊戌变法又称戊戌维新，是发生在1898年（农历戊戌年）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政治运动。
中日甲午战争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以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为首的维新派，代表着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和开明绅士的政治要求走上历史舞台，主张在不动摇封建阶级统治的前提下，实行君主立宪制，发展资本主义，以挽救民族危机，使国家臻于富强。
1895年4月，清政府在甲午战争中失败，被迫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消息传到北京，群情激奋，正在参加会试的康有为和他的学生梁启超联合全国18省在京举人，聚集达智桥松筠庵，讨论上书请愿。会后由康有为起草万言书，提出拒绝《马关条约》、迁都抗战、变法图强三项建议，联络1300多举人签名，呈递都察院，都察院拒绝代呈。
这就是著名的“公车上书”，它是维新变法运动的起点。此后，康有为接连向光绪帝上书，陈述受法主张。
从1895年夏到1898年春，维新派积极组织学会、创办报纸、开办学堂，为维新运动制造舆论、培养人才。1895年8月，在康有为、梁启超奔走推动下，由翰林院侍读学士文廷式出面组织了强学会，这是维新派创立的第一个政治团体，该学会每10天集会一次，每次都有人演讲“中国自强之学”。11月，上海成立强学分会，但强学会遭到封建顽固派的攻击、诽谤，不久被查封。1896年8月，黄遵宪、汪康年在上海创办《时务报》，邀请梁启超担任主笔。1897年10月，严复在天津创办《国闻报》。两报热情宣传西方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学说，抨击封建专制统治，提倡民权，主张实行君主立宪，有力地推动了维新运动的发展。1897年至1898年，谭嗣同、黄遵宪、唐才常、梁启超等汇集湖南，在湖南巡抚陈宝箴的支持下，出版《湘学报》（初名《湘学新报》）、《湘报》，创办时务学堂，组织南学会，使湖南维新运动得到了蓬勃发展。据不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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