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中国的100次大事-第4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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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慈禧太后在逃往西安的途中，于8月24日颁布上谕，催促议和全权大臣李鸿章立即从上海赶回北京，会同庆亲王奕��迅速办理“和局”。9月7日，慈禧太后又颁布“剿匪”上谕，正式宣布“痛剿”义和团。9月25日，又宣布惩处放任义和团的载漪、载勋、刚毅和赵舒翘等亲贵重臣，并且加派亲英、日的刘坤一、张之洞参与和谈。至此，在各国列强的枪炮与清政府腐败退让下，中国进一步成为帝国主义瓜分的场所。


　


　



























88　《辛丑条约》的签订





中国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开端


　　《辛丑条约》即《辛丑议定书》或《辛丑各国和约》。


　　1901年9月7日（清光绪二十七年七月二十五日），奕��、李鸿章代表清政府，与英、俄、德、法、美、日、意、西、荷、比、奥11国公使，在最后议定书上签字。1901年是夏历辛丑年，所以最后议定书又称为《辛丑条约》。


　　早在1900年8月14日八国联军攻陷北京以前，慈禧太后为了勾结帝国主义以对付义和团，便任命李鸿章为议和全权大臣，从广东进京与列强谈判。8月24日发布上谕，允准李鸿章便宜行事，会同庆亲王奕��迅速办理“和局”。慈禧太后为求得帝国主义列强对她的“宽恕”，9月7日发布“剿匪”上谕，正式“痛剿”义和团。9月25日又宣布惩处放任义和团的载漪、载勋、刚毅、赵舒翘等亲贵重臣，并加派亲英国和日本的刘坤一、张之洞，参与谈判。12月24日，11个国家（除武装入侵的八国外，还有比利时、西班牙、荷兰）联合提出《议和大纲》12条。逃亡在西安的慈禧太后，见“大纲”并未把自己当作“祸首”惩办，喜出望外，马上表示：


　　“所有十二条大纲，应即照允。”慈禧太后这一系列作为，就是向帝国主义列强表示“悔过”，帝国主义各国终于决定，仍然让她继续维持这个“懦弱”的政府。


　　实际上，议和谈判活动不是在奕��、李鸿章等与列强代表之间，而是在帝国主义列强之间进行。在“惩凶”、赔款等问题上，他们争吵为时近一年，直到基本上满足了各自利益要求之后，1901年9月7日，（光绪二十七年七月二十五日），奕��和李鸿章才代表清政府，与英、法、日、俄、德、美、意、奥、西、比、荷等11国的代表，在最后议定协定书上签字。


　　《辛丑条约》，共有12款19个附件，是一个性质空前的奴役性条约，主要内容如下：


　　（1）清政府向各国赔款白银4亿5千万两，加上年息4厘，分39年付清，本利共达9亿8千多万两，还有各省地方赔款2000多万两，总数超过了10亿两。


　　（2）各国在北京东交民巷单独设立使馆区，可在使馆区内驻兵，中国人不准在此区域内居住。


　　（3）将大沽炮台和从大沽到北京的沿线炮台“一律削平”。在天津周围10公里内，不准驻扎中国军队；准许各国派兵驻扎在京榆铁路沿线的山海关、秦皇岛、昌黎、滦州、唐山、芦台、塘沽、军粮城、天津、杨村、廊坊、黄村等12个战略要地。禁止军火和制造军火的原料运入中国，为期2年，还可延长禁运期。


　　（4）清政府惩办“首祸诸臣将”；在外国“人民遇害被虐之城镇，停止文武各等考试五年”。今后永远禁止中国人民成立或加入任何反帝组织，“违者皆斩”。清政府地方官吏所属境内“如复滋伤害诸国人民之事，或再有违约之行，必须立时弹压惩办”，否则“即行革职，永不叙用”。


　　（5）总理衙门改为外务部，“班列六部之前”，办理对外事宜。又规定“变通诸国钦差大臣觐见礼节”。


　　（6）德国公使克林德、日本公使馆书记生杉山彬，在义和团运动中被击毙。条约规定为克林德建立牌坊，对杉山彬“用优荣之典”，并派王大臣赴德、日“谢罪”。


　　从上述条款的主要内容可以看出，《辛丑条约》是帝国主义用反革命暴力强加在中国人民身上的沉重的的殖民枷锁，也是维系中外反动派勾结的清王朝的空前的卖身契。通过这个条约，列强得以大大加强其在华的统治势力，进行野蛮的军事监督、政治奴役和经济掠夺，使中国完全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首先，清政府为了“结与国之欢心”，出卖国家民族主权，成了列强共同监督的“守土长官”。


　　列强在北京强行划定的“使馆区”，是一个“国中之国”，在所划地界内，强拆民宅，大面积霸占公私地亩，厚筑高墙，又设炮位，建筑了俄、美、法、德、英、日、意等7国兵营，墙外各辟空地，作为操场，并树立了“保卫界内、禁止穿行”的木牌。以武力为后盾的公使团成了清朝的太上政府，严重地侵犯和破坏了中国领土主权，是对中华民族的莫大侮辱。


　　平毁大沽炮台，在京榆铁路沿线驻扎外国军队，解除了京畿战略要地的警备，使北京的大门洞开，让帝国主义强盗自由进出，中国无权过问。在2年内（或更长一些时间）不准中国输入军火或生产军火的材料，这是要把本来就极为落后的中国军事装备和军火生产能力，削弱到更低的水平，使之有国无防，任从列强宰割欺凌。


　　清政府按照条约的规定，派亲王、重臣赴德、日两国赔礼认罪，为克林德树立牌坊，为被毁坟茔建立碑碣，一批批地公布惩凶名单，这些做法，严重损害了中国国家民族的尊严，打击了反帝爱国群众运动的正气，等于承认帝国主义侵华活动有理、合法，助长了帝国主义者、外国传教士、不法教民的反动气焰，使他们有恃无恐，更加去肆虐横行。在义和团活动过的地区停止5年文武考试，目的是为了警告那些日后有可能成为官吏的各类知识分子，一切仇恨和反对帝国主义的行动，都将受到惩罚。严禁组织或加入反帝结社，违者处斩，以及对一切镇压人民反帝斗争不力的各级地方官员严惩不贷，是把中国人民当作不容反抗的奴隶，各级官吏则是受列强支配的奴隶总管（西太后集团）的鹰犬。在帝国主义看来，总理衙门办事不力，为了便于中外反动势力勾结，强令清政府将它改为外务部，使之成为能在公使团指挥下迅速贯彻各国旨意的卖国机构。至于改革使臣的觐见礼节，则是为了消除中外反动派之间的隔阂，便于列强对清朝最高统治集团施加压力和影响。条约的政治实质，即在于此。


　　再者，帝国主义贪婪的勒索，使中国的经济陷于崩溃状态。


　　《辛丑条约》规定的赔款（称为“大赔款”或“庚子赔款”），按当时全国人口计算，是每人1两。这种对中国人民的勒索，确是“旷古罕闻”的。但是实际支付的数目还不止此。赔款是从1902年起开付，中国应支付赔款自1901年7月1日到12月31日的利息900万两；这笔利息从1902年起，3年内清还，4厘息，又需支付利息100万海关两。条约规定赔款用银支付，即以海关银两市价易成金款支付，均具全国货币比值；但帝国主义蛮不讲理，提出所谓镑亏，即赔款补充债款问题。当时金价日涨，银价日落，各国强令中国承认将赔款改作以金计算，大大超过原赔款的金额。


　　按照条约，中国将海关的绝大部分税收（约7C10）都用以偿还借款本息。当时海关税收每年约2000多万两，为清朝政府主要的一项财政收入。控制海关就基本上能够左右中国财政，并保证对中国资本输出的安全。更为重要的是，控制海关可以垄断中国进出口贸易，保证帝国主义以低税率输入商品和输出原料，从根本上取消了中国实行关税保护制度的可能性。


　　对于这样一个空前屈辱的条约，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政府却全盘接受了。她在《罪己诏》中竟厚颜无耻地宣称：“今兹议约，不侵我主权，不割我土地，念列邦之见谅，疾愚暴之无知，事后追思，惭愤交集。”还保证今后要“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这是愿意做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忠实奴才的表白，从此清政府成了“洋人的朝廷”。1901年10月6日，慈禧太后随带行李车3000辆，离开西安，回返京城，沿途修路设宫，远近征调，勒索供应。1902年1月7日，回到紫禁城。后来又大修颐和园，日费万金。从此，帝国主义与清政府完全勾结在一起，狼狈为奸，共同奴役中国人民。


　　《辛丑条约》记录的是近代中国一段屈辱的历史，它激起了中华民族的旧恨新仇，中国人民在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实践中，进一步觉醒起来。


　


　



























89　清末新政





中国近代化进程的端倪


　　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和清王朝的反动统治。在人民革命斗争面前，外国侵略者要求清政府不仅要成为俯首贴耳的奴仆，而且要成为统治中国人民的有力工具。于是，帝国主义列强对清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它改变当时的无能状态。而清朝统治者也感到自己的统治地位已发生动摇，国家机器——政府和军队已不能完全应付当时的局势，财政也成千疮百孔之势。因此，修补国家机器已成为清王朝本身生存的重要课题。为了维护清王朝的统治，慈禧太后不得不从1901年起宣布实行“新政”。


　　1901年1月29日，慈禧太后用光绪皇帝的名义颁布上谕，命督抚以上大臣就朝章国政、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制财政等问题详细议奏。4月21日，又下令成立了以庆亲王奕��为首的“督办政务处”，作为筹划推行“新政”的专门机构，任李鸿章、荣禄、崑冈、王文韶、鹿传霖为督办政务大臣，刘坤一、张之洞（后又增加袁世凯）为参予政务大臣，总揽一切“新政”事宜。


　　从1901年到1905年，清政府连续颁布了一系列“新政”上谕，主要内容有：


　　第一，筹饷练兵。编练“新军”是清政府“新政”的主要内容之一。清政府对此投入了巨大财力，花费了很大力气。


　　1901年8月29日，清政府下谕全国停止武科科举考试；9月11日命令各省仿北洋、两江筹建武备学堂；9月12日下谕全国各省裁汰旧军，编练“常备军”。编练“新军”的工作在全国铺开。


　　为了在全国推行编练“新军”计划，清政府于1903年12月4日设立练兵处，任庆亲王奕��总理练兵事务，袁世凯为会办练兵大臣，铁良襄同办理。练兵处的实权为袁世凯所掌握。清政府还令各省设立督练公所，为各省领导编练“新军”的机构。1904年9月，练兵处、兵部奏准在全国编练“新军”36镇，颁布了《陆军学堂办法》。1906年11月7日，清政府改兵部为陆军部，将练兵处并入其中，铁良为尚书，统一指挥全国“新军”。1907年8月，陆军部制定了全国编练“新军”36镇的庞大计划，拟于2—5年内，除近畿4镇、四川3镇外，其他各省各编练1—2镇。但直至清朝覆亡，只编成14镇和18个混成协又4标及禁卫军1镇，约16万人。


　　清政府推行“新政”，编练“新军”。而练兵需要巨额款项，因而筹饷就成为清末统治者的又一“要政”。


　　为了筹饷，清政府不惜巧立名目，多方搜刮。从1902年起，在通商口岸征收印花税，在湖广征收房捐、铺捐；1903年在吉林征收烧窑捐、车辆捐；在其他地方征收牛捐、马捐、盐商捐、绅富捐，还有户口税、丁税等。同时，还乱提税率，有由户部决定在全国公开加收的，也有由各地任意增加税率的，并允许地方官自筹税收。如此“筹饷”，使财税紊乱，贪污横行，给广大劳动人民造成了前所未有的灾难。


　　第二，振兴商务，奖励实业。1903年9月7日，清政府设立商部，倡导官商创办工商企业。接着，颁布了一系列工商业规章和奖励实业办法，如：钦定大清商法、商会章程、铁路简明章程、奖励华商公司章程、矿务章程、公司注册章程、试办银行章程等。这些章程规定，允许自由发展实业，奖励兴办工商企业，鼓励组织商会团体。这些章程和做法，都有利于民族工商业的发展，有利于社会经济的繁荣。


　　第三，废科举，育才兴学。清政府推行“新政”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废科举，办学堂，派留学。1901年9月4日，清政府命令各省城书院改成大学堂，各府及直隶州改设中学堂，各县改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12月5日，颁布学堂科举奖励章程，规定学堂毕业生考试后可得进士、举人、贡生等出身。1902年2月13日公布推广学堂办法。8月15日颁布《钦定学堂章程》。1904年1月13日又颁布《重订学堂章程》，详细规定了各级学堂章程及管理体制，以法令形式要求在全国推行。与普通学堂并行的还有专业教育，包括师范学堂及各类实业学堂，在学制上自成系统，一套完整的学校制度随之建立。


　　1905年9月2日，光绪皇帝诏准袁世凯、张之洞奏请停止科举，兴办学堂的折子，下令“立停科举以广学校”，使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了1300多年的科举制度被最终废除，科举取士与学校教育实现了彻底的脱钩。12月6日，清廷下谕设立学部，为专管全国学堂事务的机构。清政府在推行“新政”过程中，把“奖游学”与“改学堂，停科举”并提，要求各省筹集经费选派学生出洋学习，讲求专门学业。对毕业留学生，分别赏给进士、举人等出身。对自备旅费出洋留学的，与派出学生同等对待。为统一管理留学生工作，清政府分别在1902年10月31日和1906年10月2日派出总监督赴东洋和欧洲。


　　第四，改革官制，整顿吏治。改革官制是清政府“新政”的一项重要内容，其中包括“裁冗衙”、“裁吏役”、“停捐纳”，对统治机构作了一些改变。1901年7月24日，清政府撤销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改设外务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