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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中国的100次大事-第4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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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7日，蔡锷以治病为名，微服出京，再住天津同仁医院。19日凌晨，他到梁启超家与老师告别。两人互相约定：
成功，什么地位也不要，回头继续作自己的学问；失败，宁可死也不跑租界，不跑外国，反映了蔡锷为争国格、人格、维护进步的共和制而发动反袁起义的真诚动机。天色微明，蔡锷身着日本和服，由梁启超密派周善培和殷承瓛陪同，登上日本商船山东丸，经上海东渡日本。在瞒住袁世凯以后，巧妙躲过密探的监视，从日本横滨经香港、河内，于12月19日回到昆明，同唐继尧以及早两天到达这里的李烈钧等胜利会合。
当时的云南犹如一座即将爆发的火山。早在蔡锷入滇之前，云南人民反对帝制就已不是什么秘密了。报纸公开发表社论，号召人民反对袁世凯称帝；滇军中下级军官日以促唐继尧起兵讨袁为事。在云南人民和滇军中下级军官的推动下，唐继尧对讨袁军事也有所部署。蔡锷回到昆明，大大加快了起义步伐。
12月22日，唐继尧召开军事会议，蔡锷主张立即兴师讨袁，得到了与会者的一致赞同。23日，以唐继尧、任可澄名义向袁世凯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取消帝制，惩办元凶，并限于25日上午10时以前答复。
12月25日，袁世凯对唐继尧等的要求拒不答复。唐继尧、蔡锷、李烈钧等通电全国，宣布云南独立。同时，发布讨袁檄文，历数袁世凯19条罪状，并宣布成立护国军政府和护国军。按照中华民国元年旧制恢复都督制，推唐继尧为都督。护国军编成三个军，第一军主力由蔡锷率领，罗佩金任参谋长，下设三梯团六个支队，出四川，得手后进取武汉；第二军为偏师，李烈钧率领，下设两梯团三个支队，出两广，相机进取湖南、江西，得手后与第一军在武汉会师；第三军由唐继尧率领，下设五梯团十一个支队，负责补给和警卫后方。
另有挺进军司令黄毓成、第一纵队司令杨杰、第二纵队司令叶成林所率部队相机接应。又委熊克武为四川义勇队总司令，程潜为湖南招讨使，开辟敌后战场。
双方军事力量的对比，当时非常悬殊，护国军总兵力两师一混成旅，共2．1万多人，入川部队有六七千人。袁世凯总兵力13个师，17个混成旅，总计38万多人，在前线的是4个师3万多人。
护国战争的主要战场在川南。12月27日，护国军第一军先头部队刘云峰第一梯团首先出发，次年1月21日攻克叙州（今四川宜宾市）。1916年1月16日，蔡锷亲率护国军第一军主力赵又新第二梯团、顾品珍第三梯团挥戈继进，直指川南重镇沪州。2月6日攻占沪州。2月中旬，护国军在纳溪一带屡挫曹锟、张敬尧的气焰。3月17日，护国军重创张敬尧的第七师，使北洋军不敢再进攻护国军。
护国军还在湘西和滇东南两个战场上同时给北洋军以沉重打击。
2月21日，李烈钧率护国军第二军向广西前进，迎击奉袁世凯之命进犯云南的粤军龙觐光部。3月中旬，李烈钧部张开儒支队与挺进军黄毓成部，护国军第三军赵钟奇支队、桂军马济部围攻百色，龙觐光缴械投降，通电赞成共和。3月15日，陆荣廷乘机在柳州宣布广西独立，粉碎了袁世凯从后路进攻护国军的阴谋。李烈钧进军广东，护国战争进入高潮。
袁世凯见大势已去，被迫于3月22日宣布取消帝制，命四川将军陈宦与蔡锷谈判议和，妄图退保总统地位。但护国军没有受骗，坚持袁世凯不退位，就无调停可言。蔡锷同意自3月31日起停战一周（以后又两次各延长一月），目的在于争取时间，筹划军备，以图大举。陆荣廷一面北攻湖南，威胁袁世凯的心腹汤芗铭；一面配合李烈钧进攻广东，迫使龙济光于4月6日宣布独立。
5月8日，独立各省在广东肇庆成立以唐继尧为抚军长，岑春煊为副抚军长，梁启超为政务委员长，蔡锷、李烈钧、龙济光等为抚军的军务院，宣布指挥全国军政，与袁世凯政权相对立。
与此同时，孙中山也发表宣言，表示“袁氏未去，当与国民共任讨贼之事；袁氏既去，当与国民共荷监督之责，决不肯使谋危民国者复生于国内。”（《孙中山选集》第114页）并命令各地中华革命军务必与讨袁各派协同作战。
在护国军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斗争下，袁世凯集团内部分崩离析。浙江、陕西、四川、湖南等省纷纷宣布独立。袁世凯真正成了孤家寡人，1916年6月6日，他忧愤交加，一命呜呼，结束了可耻的一生。
6月29日，继任大总统黎元洪宣布恢复“临时约法”和国会。参加护国运动的各派政治力量以为大功告成。7月14日，唐继尧宣布撤销军务院。接着，中华革命党也宣布停止一切军事行动。护国战争至此结束。
反袁的护国运动，反映人民群众的要求，得到广大群众的支持，取得了粉碎袁世凯复辟帝制的胜利。蔡锷主动发难，善于联合各派反袁力量，功不可没。
护国运动挫败了袁世凯复辟帝制的阴谋，达到了铲除帝制，恢复共和制的目的。因此，护国运动仍然具有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的性质。但它打倒的仅仅是一个袁世凯，代之而起的段祺瑞，仍是帝国主义压迫下的封建军阀专制独裁。从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整个过程来看，护国运动仍然没有取得成功。
98 护法运动
“吾国之大患，莫过于武人之争权”
护法运动是1917年孙中山发动和领导的反对段祺瑞独裁统治的斗争。
1917年7月张勋复辟失败后，冯国璋代理大总统，段祺瑞任总理，重新掌握北京政府实权。段祺瑞一上台就把毁灭约法和武力统一作为施政重点，公开宣布“一不要约法，二不要国会，三不要旧总统”，力求专制统一。孙中山号召拥护《临时约法》，恢复国会，得到了西南军阀某种程度的支持。段祺瑞的武力统一政策，除了对付革命派以外，也直接危及到西南军阀的地盘，因此他们想借助孙中山的声望，以对抗段祺瑞的武力统一和扩大自己的实力。海军总长程璧光反对段祺瑞蹂躏约法、破坏民国，率第一舰队脱离北洋政府，拥护孙中山的护法主张。1917年7月17日，孙中山率领两艘军舰到达广州，正式揭起护法旗帜。在到达广州的当日晚，他就发表演说，明确提出护法的宗旨是打倒假共和，建设新共和，并呼吁各界奋起为护法而斗争。22日，程壁光率第一舰队从上海到广州，壮大了护法的声势。多数国会议员不满于段祺瑞的毁法专擅，纷纷南下。8月中旬，南下议员已达150多人，由于不足法定人数，不能召开正式会议，便根据孙中山的提议决定召开非常国会。8月25日，非常国会开幕，决定组织护法军政府。9月1日，选举孙中山为中华民国军政府大元帅，云南督军唐继尧、两广巡阅使陆荣廷为元帅，护法军政府成立。9月10日，孙中山宣督就职，宣布段祺瑞等为叛逆，并出师北伐。护法战争正式开始。当时两广和云南、贵州相继脱离北洋政府，西南四川连成一片，成为护法中心。
在孙中山的号召下，国会议员纷纷南下参加护法。护法战争先在湖南开始。还在护法军成立前，段祺瑞为实现武力统一计划，即派其心腹傅良佐为湖南督军，并源源不断地将北洋军开入湖南，引起湖南各界强烈不满。9月18日，零陵镇守使刘建藩与驻衡阳的湘军旅长林修梅联衔通电，宣告湖南自主。10月6日，组成护法军湘军指挥部，推举程潜为总司令。同日，湘南护法军与北洋军在湘潭西倪铺接战，护法战争正式爆发。此后，湘南护法军和两广护法联军与北洋军在衡山、宝山一带相持近一月，战况十分激烈。11月，南军开始取得优势，接连攻克宝庆、永丰、湘乡、衡山、湘潭等地。18日，湘南护法军占领长沙。此时，各省护法势力也纷纷起来响应。12月初，滇、黔、川护法联军赶走了段祺瑞派到四川的查办使吴光新，攻占了重庆。同月黎天才等人在襄阳通电宣告自主，组成“湖北靖国军”；郭坚等人在凤翔宣告独立，组成“陕西护法军”。此外，河南、山东等省也有靖国军相继起事。总之，护法军一度取得了一定的胜利。在湖南这个主要战场上，护法军连战连捷，迫使北洋军多次易帅。其他如四川、福建、湖北等战场，也取得了一定的胜利。在短短的三四个月内，护法运动就遍及到十几个省份。北洋政府内部直系和皖系各自从本系的利益出发，在对西南用兵问题上采取了不同的态度。直系为了牵制皖系的力量，增强与皖系争权的实力，所以高喊“和平统一”，竭力要求保持西南各省的势力。以冯国璋为首的直系暂占上风，段祺瑞于11月16日被迫辞职。冯国璋劝说西南军阀放弃武力，“和平解决”。西南军阀本来就不是真心护法，现在自己的地盘和实力得到了巩固，于是就与直系军阀勾结，反过来破坏护法运动。12月，陆荣廷、唐继尧未经孙中山同意，自行在湖南、四川两条战线宣布单方面停战。1918年1月，西南军阀于军政府之外另组“中华民国护法各省联合会”，以岑春煊为议和总代表，加紧谋求与北洋军阀妥协。孙中山坚决反对妥协。为了把孙中山排挤出护法运动，西南军阀又进一步收买了非常国会。3月，段祺瑞重新上台，组织北洋军大举南攻，护法军在湖南占领的地盘很快大部丢失。4月10日，非常国会秉承西南军阀的意旨，通过《中华民国军政府组织大纲修正案》，决定改组军政府，将大元帅制改为总裁合议制。孙中山坚决反对这一荒谬决定。次日，他即向国会指出擅行改组军政府是非法的，并坚决表示：“即于改组后有欲以为总裁者，亦决不就之。”
5月4日，孙中山愤而向非常国会提出辞职，通电揭露西南军阀破坏护法运动的种种罪行，向国民沉痛宣告：“吾国之大患，莫大于武人之争雄，南与北如一丘之貉。”5月20日，非常国会不顾孙中山的警告，改组军政府，选举唐绍仪、唐继尧、孙中山、伍廷芳、林葆怿、陆荣廷和岑春煊等7人为总裁，以岑春煊为主席总裁，废除大元帅制。至此，护法军政府完全被西南军阀所控制。5月21日，孙中山在绝望之余，离开广州，前往上海。护法运动失败。
护法运动的失败表明，有帝国主义作后台的中国军阀势力，比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强大得多。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由于本身的软弱性和妥协，无力担当领导中国革命的责任。
99 新文化运动
五四运动的坚实思想基础
新文化运动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激进民主主义者发动的文化革命运动。
辛亥革命后，袁世凯在进行帝制复辟活动的同时，还大力提倡尊孔读经。他刚登上总统宝座，就大搞尊孔祭天。1913年6月亲自发表“尊孔令”，鼓吹了“孔学博大”。1914年又发布《祭圣告令》，通告全国举行“祀孔典礼”。为支持袁世凯帝制复辟活动，中外反动派掀起了一股尊孔复古逆流，1912年起，他们在全国各地先后成立了“孔教会”、“尊孔会”、“孔道会”等，出版《不忍杂志》和《孔教会杂志》等。康有为还要求定孔教为“国教”，宣扬“有孔教乃有中国，散孔教势无中国矣”。面对这股反动逆流，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的和封建势力同流合污；有的偃旗息鼓；许多人则感到彷徨苦闷，找不到出路。但以陈独秀、李大钊、鲁迅为代表的激进民主主义者却发动了一次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大张旗鼓地宣传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同封建尊孔复古思想展开了激烈的斗争。这个运动是从1915年9月15日《青年杂志》在上海创刊开始的。陈独秀任主编，李大钊是主要撰稿人并参与编辑工作。陈独秀是一名激进民主主义者，他仇视当时的封建军阀统治，要求实现真正的民主；他批判了封建社会制度和伦理思想，认为要实现民主制度，必须消灭封建宗法制度和道德规范。李大钊则反对复古尊孔，要求思想自由，号召青年不要留恋将死的社会，要努力创造青春的中国。该杂志于1916年9月出版第二卷第一期时，迁往北京并改名为《新青年》。进步知识分子团结在《新青年》周围，高举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从政治观点、学术思想、伦理道德、文学艺术等方面向封建复古势力进行猛烈的冲击。他们集中打击作为维护封建专制统治思想基础的孔子学说，掀起“打倒孔家店”的潮流。他们还主张男女平等，个性解放。1917年起他们又举起“文学革命”的大旗，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发展，《新青年》实际上成了新文化运动的思想领导中心。1916年初，袁世凯称帝，在此之前，美国人古德诺发表了《共和与君主论》，杨度发表了《君宪救国论》等文章，散布中国宜于实行君主制，没有君主便要“灭亡”的谬论。《新青年》针对这种情况，发表了陈独秀《一九一六年》、《吾人最后之觉悟》，李大钊的《民彝与政治》、《青春》等主要论文，揭露了君主专制的危害。《新青年》从1918年1月出版第四卷第一号起改用白话文，采用新式标点符号，刊登一些新诗，这对革命思想，的传播和文学创作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特别是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鲁迅，1918年5月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对旧礼教旧道德进行了无情的鞭挞，指出隐藏在封建仁义道德后面的全是“吃人”二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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