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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周青铜文化-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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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的300县以及4000徒众等史事，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又如＇素命＇镈，传清同治九年（公元1870年）山西荣河后土祠旁出土，现藏中国历史博物馆。高66厘米，口长44厘米，高大厚重。钮作双龙噬兽形，篆间及鼓部饰云雷纹。铸有铭文174字，记齐侯赐给鲍叔（＇素命＇的祖父）299邑及鄩之民人都鄙，补充了《史记·管晏世家》记载之疏略。
第三，燕文化区。燕国为北方大国，但春秋时期的文献如《左传》、《国语》等书中关于燕国的记载很少。可是1972年至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墓出土的帛书《春秋事语》中有关于燕、晋交战的记载，说明当时燕与中原还是有着一定联系的。因此，1949年以来发现的春秋时期的燕国青铜器与中原地区的青铜器有着很大的一致性，例如纹饰亦以蟠螭纹为主。但是，由于燕国偏处北方，离成周较远；因此，保存西周以来传统特点较多。例如鼎足上部及鼎耳上端平折部分仍多饰以兽面纹。但是，以燕国为代表的燕文化青铜器也有着自身的特点。例如在春秋晚期燕国青铜器上的人事活动纹多为狩猎纹，而不见水陆攻战纹；并且又常见兽纹与鸟纹等。这可能与燕国的地域和内蒙古、东北地区毗邻，较多地受到北方游牧民族文化的影响有关。春秋时期燕国著名的青铜器有杕〔di弟〕氏壶，高37。8厘米。圆形，侈口，长颈，鼓腹，圈足，有盖。颈部有两个环耳，系有提链，并与盖顶之钮相连。颈部和腹部饰有精美的镶嵌狩猎纹三道，并以三道凸弦纹相隔。在中间凸弦纹上刻有铭文41字，记载杕氏战胜鲜虞，以此壶为珍玩，具有重要的历史与艺术价值。
第四，秦文化区。西周灭亡时，秦襄公出兵救周有功；周平王东迁时，将西周故地分封给秦，秦国逐步发展起来。至春秋中期，秦穆公向西发展，“益国二十，开地千里，遂霸西戎”（《史记·李斯列传》）。但是由于秦僻处西方，因而发展较慢，其青铜器制作比较粗糙，但保存西周传统文化因素较多。例如秦国青铜器铭文直接继承西周晚期的籀书系统，形成一种规整的风格。此外，以秦国为代表的秦文化的青铜器也有着自身的特点。例如1974年陕西户县宋村出土的春秋初期的青铜鼎，形制为浅腹，蹄足粗壮。春秋时期秦国著名的青铜器有1978年陕西宝鸡太公庙出土的秦公钟、秦公镈和宋代已见于著录的秦公钟以及1923年甘肃天水西南乡出土的秦公簋等。其中秦公簋，现藏中国历史博物馆。高19。8厘米，口径18。5厘米。圆形，口微敛，鼓腹，圈足，双兽耳无珥，有盖。器及盖皆饰以蟠螭纹及瓦纹。器与盖共铸有相连的铭文105字，内容主要记载秦景公自述秦国的历史：“鼏〔mi密〕宅禹迹，十又二公……保业厥秦，虩〔xiao小〕事蛮夏。”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并且其铭文是每个字单独作模，然后压印在泥范上，再浇铸而成。因此，可视为印章、封泥以及活字印刷术之滥觞。
第五，楚文化区。周成王时封楚子熊绎于丹阳，春秋初楚武王自立为王，至楚文王时始都于郢〔ying影〕，开始在江汉地区蓬勃发展起来。至春秋晚期，楚国兼并了江淮地区申、息、邓、唐、鄀、罗、厉等四五十个小国，成为南方最强大的诸侯国，并逐步形成了以楚国为代表的楚文化。楚文化青铜器有着鲜明的特点，例如青铜鼎多为细高足。尤其是青铜器铭文中出现并流行鸟书，即将文字书写成鸟形或在笔画上下加上鸟形装饰，成为一种美观的艺术字体。而且往往将鸟书铭文施于器物表面作为装饰，许多铭文并加以错金，显得十分华丽。春秋时期楚国著名的青铜器有王子午鼎、王孙诰钟、王孙遗者钟、楚王领钟、邵（昭）王簋、楚屈子赤角簠、王子申盏盂、王子婴次炉、楚王孙渔戈等。其中王子午鼎，1978年河南淅川下寺出土。为七件一组的列（升）鼎，其中最大的一件高67厘米，口径66厘米，重100。2公斤。圆形，侈口，束腰，浅腹，平底。双耳外侈，三蹄足。腹外攀附六只怪兽。有盖，器内附一匕。腹部饰以夔纹、窃曲纹及云纹等。腹内铸有铭文84字，盖铭四字，为鸟书。作器者王子午，即子庚，楚庄王之子，楚康王时为令尹，康王八年（公元前552年）卒。此鼎是春秋晚期楚文化的典型青铜器。
第六，吴越文化区。商代末年，周太王之子太伯、仲雍奔吴，周康王时封其后人周章于吴。春秋中期吴王寿梦时开始强大起来，春秋晚期在晋国的支持下，吴王阖闾率军攻破楚国的郢都，其子吴王夫差多次伐齐，公元前482年与晋定公争盟主于黄池。这时居于会稽（今浙江绍兴）的越王勾践乘机攻入吴都（今江苏苏州），并于公元前473年灭吴。此后越国成为东南地区最强大的诸侯国。春秋时期以吴越为代表的吴越文化有着鲜明的地方特点。首先，吴越的青铜兵器在当时最为精良，以剑最为有名。战国时期的《周礼·考工记》早已备加称赞，而考古工作中发现的吴王夫差剑、越王勾践剑等证明文献所记绝非虚语。例如1965年湖北江陵出土的越王勾践剑，长达55。6厘米，宽4。6厘米，剑身上有鸟书铭文二行八字：“越王勾践自作用剑。”铜质精良，剑身上饰有菱形暗纹，剑格上嵌有蓝琉璃及绿松石，虽然历经二千四五百年，至今仍光洁如新、锋利异常。其次，吴越文化的青铜礼器在形制与纹饰上亦有鲜明的地方特点。例如鼎的三足外撇，通称越式鼎。簋为小口扁腹，双耳外侧或加镂空扉棱。尊为扁圆腹外凸，或呈鸟形。盘的双耳紧贴腹壁，成为装饰。纹饰则多为变形的兽面纹、变形的夔纹、编织纹及锥刺纹等。另有极具地方特色的角状器、三轮盘、飞鸟盖双环耳壶等。此外，春秋时期著名的吴越青铜器还有者减钟、者＇氵刀＇〔dao刀〕钟、配儿钩鑃、吴王光鉴、吴王夫差鉴、吴王孙无壬鼎、吴王御士簠、邗王是野（寿梦）戈、王子于戈及攻敔〔wu吴〕王光剑等。
第六节 列国城市的兴起
春秋时期由于兼并战争频繁，以及各诸侯国手工业与商业的发展，促使各诸侯国的城市迅速发展起来。考古发现各国的都城大多从春秋时期开始修筑，至战国时期进一步建设，许多还沿用至汉代。
首先，1954年至1960年在河南洛阳调查发掘了东周的王城遗址，位于洛河与涧河交汇之处。根据古代文献记载，自周平王东迁至周景王，凡十二世以王城为周都；周敬王时因王子朝之乱，迁都于东面的成周，至周赧〔nan蝻〕王时又迁回王城。该城略呈方形，北墙长2890米，西墙南北两端相距3200米，南墙和东墙各残存约1000米，总面积约10平方公里。城墙一般宽约10米，系用夯土版筑而成。北墙外还发现有深五米的护城濠。城内中部汉代时为河南县城所在，因而东周时期的建筑遗迹遭到毁坏。在城内南部发现两处大型夯土建筑遗址。其中北面的一处，东西长344米，南北宽182米，四周有围墙，内有长方形建筑基址，并发现有大量的板瓦、筒瓦及兽面纹、卷云纹瓦当，可能是周王王宫之所在。在城内西北部发现有铸铜、制陶、制骨器等手工业作坊遗址。这种城市布局与《周礼·考工记》所载“面朝后市”相符合。在城内现今的中州路一带发掘了大批东周时期的墓葬，大多为土坑竖穴墓，有棺椁，葬式为屈肢葬，头向北方。大、中型墓随葬有青铜鼎、豆、簠、盘、匜等礼器。小型墓主要随葬陶器，根据随葬陶器组合与型式的变化，发掘者将墓葬分为七期，年代约当公元前8世纪至前3世纪，现已成为中原地区东周墓葬断代分期的标尺。
其次，从1952年起在山西侯马调查发掘了晋国晚期晋景公十五年（公元前585年）所迁的都城新田遗址。位于今侯马市西北郊、汾河与浍河交汇之处，由平望、台神、白店、牛村、呈王、马庄等七座小城组成，总面积约35平方公里。在牛村古城与平望古城内都发现有夯土台基。其中平望古城南部的夯土台基，南北长约95米，东西宽约75米，北高南低，呈三级阶梯状，现存最高处约8。5米。牛村古城内西北部的一处夯土台基，呈正方形，每边长52。5米，高6。5米。两者周围散布有许多筒瓦及板瓦残片，附近还分布有数十处夯土建筑基址，它们可能是当时宫殿区之所在。在牛村古城南还发现了前述铸铜作坊遗址以及制陶、制骨器等手工作坊遗址。在浍河以南的上马村发现了大量的西周至东周时期的墓葬。墓地分为若干区，可能属于有亲缘关系的不同家族。尤其重要的是，1965年在古城址东南秦村附近发现了春秋晚期的盟誓遗址。包括宗庙建筑基址和痤〔cuo嵯〕埋牺牲的土坑（“坎”）400余个以及排葬墓等。根据文献记载，当时的诸侯和卿大夫为了巩固内部的团结，打击敌对势力，经常举行盟誓活动。将盟辞用朱书或墨书书写于祭玉或石圭上，称为盟书或载书。一式二份，一份藏于盟府，一份埋于地下或沉于河中，以取信于鬼神。侯马盟誓遗址共出土盟书5000余片，大多呈圭形，长18厘米至32厘米，宽2厘米至4厘米。每件少者10余字，多者达200余字。其内容大多是与盟人表示要效忠于盟主，并一致诛讨已逃亡在外的敌对势力的宗盟类盟书。据研究，这批盟书的主盟人赵孟可能就是晋国世卿赵鞅（赵简子），这批盟书就是晋定公十六年（公元前496年）前后晋国世卿赵鞅与其他卿大夫之间举行盟誓的约信文书，其目的是为了共同反对其政敌赵尼（稷）。侯马盟书印证了春秋晚期晋国统治阶级内部的夺权斗争，为研究这一时期的社会大变革及盟誓制度提供了重要资料。
第三，从1958年起在山东淄博市临淄区调查发掘了西周晚期（齐献公元年，公元前859年）至战国时期的齐国都城临淄遗址（图16）。城址位于今临淄区西北部的淄河西岸，由大、小相连的两座城址组成。小城系宫城，位于大城的西南角，略呈长方形，东墙长2195米，北墙长1404米，周长达七公里余。现已探明南门二座及东、西、北城门各一座以及三条主要街道。城内北部有大片夯土建筑基址，是当时宫殿区所在，出土有树木卷云纹及树木双兽纹半瓦当等。其中心建筑“桓公台”呈椭圆形，南北长86米，东西宽70米，高达14米。在小城内南部发现有铸铜及铸钱币的手工作坊遗址，可能是齐侯直接控制的官府手工业之所在。大城为廓城，略呈长方形，东墙随淄河弯曲，长5209米，北墙长3316米，周长达14公里余。南、北城墙外面有宽25米至30米、深约3米的护城濠。东墙外为淄河，西墙外为系水。现已探明大城南、北两面各有二座城门，东、西各有一座城门。大城内已探明有七条主干大道，多与城门相连，一般宽10余米至20米。在大城西部还发现了一条纵贯南北、全长2800米、宽30米左右的排水渠道，其北端分为两支，分别注入北护城濠及城西的系水。在西北隅穿过城墙之处还发现有用大石块砌成的内窄外宽的涵洞。长16。7米，宽约八米，高约三米，有三层流水孔，每层五孔，相错排列。大城是官吏与平民的居住区，城内东北部及中部等处发现有铸铜、冶铁、制骨器等手工业作坊遗址。城内出土的东周陶器上，发现有大量的戳印陶文，内容多为作器者的居里及名字，如“高闾豆里人陶者曰汩”等。在大城东北隅的河崖头一带发现一处春秋时期高、中级贵族的墓地，有大、中型墓20余座，可能是姜氏齐国国君的家族墓地。其中一座石椁大墓，可能是齐景公墓，外围有冂形殉马坑，仅清理了其中一部分，就发现了殉马多达145匹，据推算总数达600余匹，数量之大，甚为罕见。此外，在大城南10公里左右的牛山一带，有高大的墓葬封土堆10余座，俗称“四王冢”、“二王冢”，可能是田齐国君的陵墓。考古工作者又在城南0。5公里的郎家庄发掘了一座春秋时期的贵族大墓。值得注意的是墓中殉葬了17名年轻女子，皆有棺椁及随葬品。根据《战国策·齐策》等文献记载，齐宣王时临淄有七万户，“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是当时全国最繁华的城市，大大超过了东周的王城。
图16 临淄齐国都城遗址平面图
第四，从1973年起对春秋中期（秦德公元年，公元前677年）至战国中期的秦国都城雍城遗址进行了调查与发掘。雍城遗址位于今陕西凤翔城南、雍水之北，平面近方形，南北长约3200米，东西宽约3300米，总面积约10平方公里。城墙夯筑，宽3—8。8米，残存最高处达7。9米。在城内姚家岗、马家庄、铁沟发现大型宫殿建筑遗址群。其中在城内中部偏南发现的马家庄一号建筑遗址，坐北朝南，四周有围墙。北部居中为祖庙，面阔20。8米，进深13。9米，绕以回廊。左侧为昭庙，右侧为穆庙，南面是大门。在中心空地——中庭发现有人、车、牛、羊各类祭祀坑181座，显系秦公的宗庙。马家庄三号大型建筑群遗址，长326。5米，宽59。5米至86米，四周亦有围墙。是一组五进院落、五门三朝的建筑，可能是秦公宫殿朝寝之所在。在姚家岗宫殿区内还发现了一座可以藏冰190余立方米的“凌阴”（冰窖）遗址。在北城墙南面偏东300米处，发现了“市”的遗址，平面长方形，东西长180米，南北宽160米，四周有夯土围墙，每面各开一门。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城内中部偏西处姚家岗宫殿区内还出土了三批共64件窖藏的青铜建筑构件，可能是古代文献所记的金釭〔gang刚〕。大多呈长方形筒状，有的作曲尺形，表面多饰有蟠螭纹。用来套在木质梁枋上，既起保护作用，又达到装饰效果。类似的青铜建筑构件在陕西临潼和咸阳等地也有发现，说明东周时期宫廷建筑中已广泛使用青铜建筑饰件。这些青铜建筑饰件，金光闪闪，可以起到彩绘所达不到的富丽效果。此外，在雍城遗址西南八公里的三畤原上还发现了秦公陵园，陵园以北八旗屯、高庄等地为中、小型墓葬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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