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底波澜-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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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梅雪争春》一诗，在《自剖》一文中，他谴责了这场“空前的血案”、“屠杀”——“杀死的不仅是青年们的生命，我自己的思想也仿佛着了致命的打击……”
　　无论“三一八”事件的发生有多少复杂的背景，都否定不了这些知识分子面对杀戮所表达的道义立场。这一幕放在整个中国历史上也是值得大书特书的。
　　林白水遗嘱
　　“三一八”之后不到一个月，段祺瑞政府就垮台了。紧接着，张作霖、张宗昌等军阀的铁蹄进京。废止《出版法》的墨迹未干，新闻界却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恐怖。4月26日，在民初新闻史上光焰万丈的邵飘萍首先遇难，他手创的《京报》被封，终期2275号。8月6日，另一位言论犀利、锋芒毕露的报人林白水在同一地点惨遭杀害，《社会日报》停刊，前后不过100天，史称“萍水相逢百日间”。8月7日，成舍我被捕，差一点也成了张宗昌的刀下之鬼，经做过北洋政府国务总理的孙宝琦出面力救，才幸免于难，三个“世界”也得以苟全。同一天，北京《民立晚报》被封，经理成济安仓皇出走。
　　“水流云在”，这四个大字是《大公报》创始人英敛之谢世前在北京香山顶上留下的手书。离林白水在北京殉难不到一个月，血迹未干，余悸犹存，张季鸾、胡政之、吴鼎昌三人，就在天津合作复活了已停刊9个月的《大公报》。
　　由吴鼎昌出资5万元，张季鸾、胡政之出劳力，以“新记公司”名义续办的《大公报》，被称为“新记《大公报》”。9月1日，他们在复刊号头版显着位置，郑重发表了张季鸾执笔、具有发刊词性质的《本社同人之志趣》社评，提出了前无古人的“四不”言论方针——“不党”、“不卖”、“不私”、“不盲”。“不党”就是“纯以公民之地位发表意见，此外无成见，无背景。凡其行为利于国者，吾人拥护之；其害国者，纠弹之”。“不卖”就是“不以言论作交易。换言之，不受一切带有政治性质之金钱补助，且不接受政治方面之入股投资是也。是以吾人之言论，或不免囿于知识及感情，而断不为金钱所左右”。“不私”就是“除愿忠于报纸固有之职务外，并无私图。易言之，对于报纸并无私用，愿向全国开放，使为公众喉舌”。“不盲”就是不“盲从”、不“盲信”、不“盲动”、不“盲争”。
　　大公报馆
　　虽然，《大公报》在1920年下半年曾提出“抱定不党之宗旨，发为至公之言论”，但这样清楚地阐述“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四不”方针，这是前所未有的。在中国近代报业史上，从来还没有一份民间报纸亮出过如此鲜明的旗帜，实际上就是追求独立的新闻舆论。
　　英敛之走了，辛亥一代报人、曾多次因言下狱的胡石庵也在这一年谢世，“《新青年》时代”已在多年前结束，在急剧的社会转型前夜，百年言论史上的光华夺目的“《大公报》时代”悄悄拉开了它的序幕。
　　这是历史的继续，也是“新记《大公报》”的创世纪。以其独立的品格、非凡的努力，《大公报》在林林总总的商业报和党派报之外，走出了一条百年报业的“新路径”。张季鸾、胡政之开始了他们一生中最辉煌的一轮跋涉，共同将王韬、梁启超等开创的“文人论政”传统推向了顶峰，树立了一个负责任的、议论国事的生气勃勃的榜样，将中国报业带入了一个更高的境界。
　　［记事］
　　1月10日，英敛之与世长辞，享年59岁。
　　2月4日，中共早期的出版发行机构上海书店被军阀孙传芳以“印刷过激书报，词句不正，煽动工团，妨害治安”等罪名查封。
　　2月15日，伍联德在上海创办了以“普及教育，发扬文化”为宗旨的《良友》画报，这是中国第一本综合性的摄影画报，比美国《生活》杂志早了整整10年。“学者专家不觉得浅薄，村夫妇孺也不嫌其高深。”
　　2月21日晚，北京《大同晚报》经理龚德柏等三人及《北京晚报》经理刘仰乾被捕，《大同晚报》遭查封。
　　3月17日，长沙《大湖南日报》被当地军阀查封，该报通电全国报馆：“在军权统治之下，法律失其效力，自由无所保障，敝报代表民众利益而奋斗，与军阀利害绝对相反，横遭封闭，当非偶然。”呼吁湖南人民为争自由而战。
　　4月9日，北京《大同晚报》因报道军事消息失慎又一次遭查封，龚德柏再度被捕。
　　4月10日，国民党主办的北京《国民公报》被迫停刊。
　　6月19日，国民军办的《中美晚报》编辑范治平被捕，当晚报界同人组织营救，才于两天后获释。8月26日，该报停刊，有两人被传讯，9月2日才被保释。
　　7月14日，共产党主办的《向导》周刊第163期卷首文章指出，“帝国主义和军阀统治下的中国新闻界，日在中外官厅控告、逮捕、罚金、监禁、枪毙、封禁报馆、干涉言论及记载的状况中生活”。
　　10月中旬，邹韬奋接任《生活》周刊主编，重新确定“暗示人生修养，唤起服务精神，力谋社会改造”的宗旨。
　　12月10日，长沙新闻记者联合会在成立宣言中说，辛亥革命15年来，在军阀统治下，“检查稿件，封闭报馆，没收印刷品，扣禁记者，举凡摧残言论出版自由之手段，无所不用其极，我新闻界从未尝有全部屈服之必须”。“在每一高压时代，至少也有一二报纸，挟其锋利之笔，以与恶魔挣扎奋斗。”
　　12月31日，北京《晨报》在《本报紧要启事》中透露，30日晚接到命令，每晚发稿前必须先送警厅检查。
　　这一年，谢福生在上海创办英文《公论报》，孙传芳在江西吃败仗，他在孙的照片下题了“The　Setting　Sun”，译成中文就是“崩溃的孙传芳”。孙大怒，将他从公共租界逮捕到龙华护军使署，将执行枪决，幸得上海日报公会史量才等立往说情，才免一死。
　　1927年：日历被鲜血染红
　　这是百年中国的又一个转折点，不幸的是，这一年的日历几乎被鲜血所染红。
　　北伐军席卷江南，多少人曾翘首以待，青年王芸生在上海“曾昕夕计算着北伐军的行程，也曾忧虑焦急过党人的纠纷”，不料“四一二”把上海浸在了血海之中。4月13日，发行10多万份、具有全国影响的上海老牌报纸《申报》如实报道了“四一二”的详情，为历史留下了见证。这一天午后，上海宝山路上再次发生“空前之屠杀惨剧”，国民党军队悍然向徒手的群众开枪，“伤毙至百余人”，其中包括一些妇女、儿童。
　　第二天，目睹了这一“灭绝人道之暴行”的七位知识分子郑振铎、冯次行、章锡琛、胡愈之、周予同、吴觉农、李石岑联名写信给蔡元培、吴稚晖、李石曾等国民党元老，发出愤怒的抗议，并在4月15日的《商报》公开发表。在黑云压城，到处都是杀戮的日子里，七位来自出版界的知识分子（他们当时大部分在商务印书馆工作），几乎都不是信仰共产主义的人（胡愈之当时也尚未加入共产党），但他们说：“革命可以不讲，主义可以不问，若并正义人道而不顾，如此次闸北之屠杀惨剧，则凡一切三民主义、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甚或帝国主义之信徒，皆当为之痛心。”《文史资料选辑》第70辑，中华书局1980年版，页2。因此他们“万难苟安缄默”。郑振铎、胡愈之为此亡命欧洲数年。
　　众所周知的还有，在蒋介石的“革命”面纱没有完全撕开之前，郭沫若洞悉幽微，在汉口《中央日报》副刊、《革命生活》（月刊）发表举世震惊的檄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为此付出亡命日本十年的代价。7月8日，茅盾坚持在汉口《民国日报》发表了最后一篇抗议社论才转入“地下”。
　　抗战初期周恩来曾对夏衍说：“中国知识分子是有勇气、有骨气的，四一二事件之后有两件事我一直不会忘记，一是胡愈之、郑振铎他们写的‘抗议信’，二是郭沫若写的‘请看今日之蒋介石’，这是中国正直知识分子的大无畏的壮举。”
　　郑振铎、冯次行、章锡琛、胡愈之、周予同、吴觉农、李石岑等七知识分子为“四一二”惨案之抗议信
　　早在1月16日，在奉系军阀张作霖治下的北京，张慰慈给远在异国的胡适写信就说，“现在北京一般人的口都已封闭了，什么话都不能说，每天的日报、晚报甚而至于周报，都是充满了空白的地位，这期的《现代评论》也被删去两篇论文，这种怪现象是中国报纸的历史上第一次看见。同时一切书信与电报都受严格的检查，听说被截留的甚多。并且无故被捕的人也不少。上海的情形也与北京相同。……近来北京的局面是差不多到了法国革命时代的Reign　of　terror（恐怖统治）了，健全的舆论是不可能的事。”
　　到了4月26日，商务印书馆的高梦旦从上海写信给胡适：“时局混乱已极，国共与北方鼎足而三，兵祸党祸，几成恐怖世界，言论尤不能自由。”
　　北京《妇女之友》半月刊于3月下旬被取缔，张挹兰等被捕；4月7日，李大钊在北京被捕。28日，张作霖下令将李大钊、张挹兰等20多人同时绞死。张友鸾曾在《世界日报》发表《莫谈国事》的文章，以示抗议。
　　4月，着名共产党人萧楚女在广州狱中被杀。7月，赵世炎、陈延年在上海被杀。12月，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李汉俊、辛亥革命时期《大江报》创办人詹大悲在武汉被杀。无名青年被杀的更是不计其数。从“四一二”到“七一五”，蒋介石们以各种神圣而动听的名义大开杀戒，血泊淹没了那个花照开、草照绿的春天和夏天，淹没了无数青年男女如花的面容。整个1927年，从上海到北京，从广州到武汉，整个华夏大地到处都弥漫着血腥气，真可谓“杀人如草不闻声”。孙中山如果地下有知，当会发出“南与北，新军阀与旧军阀不过一丘之貉”的浩叹。让人感到欣慰的是，即使在那样黑暗的年头，我们还是听到了郑振铎等出版人来自人性本身的声音，听到了张季鸾、周作人、郁达夫等报人、学者、作家的声音——
　　4月29日，对共产主义并不信仰、甚至充满怀疑的张季鸾，在天津《大公报》发表社评《党祸》，“大声疾呼，极端抗议”，呼吁停止杀戮“全国有志青年”。7月30日，他发表《党治与人权》社评，从人权角度再次呼吁停止“军治杀人”，抨击国民党滥杀无辜的行径——“所犯罪状，概不宣布，杀者何人，亦秘不宣”。我们更忘不了这一年他着名的“二骂”，11月4日，他在社评《呜呼领袖欲之罪恶》中痛骂汪精卫，“特以‘好为人上’之故，可以举国家利益、地方治安、人民生命财产，以殉其变化无常目标不定之领袖欲，则直罪恶而已”。12月2日，他发表《蒋介石之人生观》社评，公开批评炙手可热的蒋介石“不学无术”，“自误而复误青年”。
　　连在苦雨斋咀嚼苦茶，构建“自己的园地”的周作人也愤怒了，从5月到10月，面对李大钊的被杀，燕京大学、北京大学学生以及许多他不知道的人被杀，他在《语丝》不断地发出抗议的声音，《谈虎集》中触目都是《人力车与斩决》、《“斩决”共党》、《怎么说才好》这样的短文。他说：“无论是满清的杀革党，洪宪的杀民党，现在的杀共党，不管是非曲直，总之都是杀得很起劲，……却就把杀人当做目的，借了这个时候尽量地满足他的残酷贪淫的本性。”在谴责杀人者的同时，他也谴责了文人帮凶吴稚晖，并对蔡元培、胡适身在上海却“视若无睹”表示强烈不满。
　　敏感的作家郁达夫早在1月7日就写下《广州事情》，直言“广州的情形复杂，事实离奇，……总之，这一次的革命，仍复是去我们的理想很远”。他的坦诚使他遭到郭沫若、成仿吾等左派朋友的批评。在亲历上海流血一幕后，4月28日，他写下了这样的文字：“中华民族，现今在一种新的压迫之下，其苦闷比前更甚了。现在我们不但集会集社的自由没有，就是言论的自由，也被那些新军阀剥夺去了。”他指名道姓地说“蒋介石头脑昏乱，封建思想未除”，并谴责他的“高压政策、虐杀政策”。此文在日本左翼刊物《文艺战线》上一发表，国民党军警即搜查了创造社出版部，查问郁达夫的下落，他因事先去了杭州才得以幸免。9月11日，风声已过，他回到上海，在《民众》旬刊发刊词中说：“我们不想做官，所以不必阿谀权贵，我们不想执政，所以并没有党派，……我们是被压迫，被绞榨的民众的一分子”。两个月后（11月19日），他主编的这本旬刊就被绞杀了。
　　10月，创办了三个“世界”的成舍我在南京另创《民生报》，“小报大办”，一份以“敢言”着称的报纸出现在新王朝的眼皮底下。
　　11月，在银行界服务多年、前途一片光明的青年章乃器，独自创办了“一个小规模的言论机关”——《新评论》半月刊，批评时政，激浊扬清。从写稿、编辑、校对到发行，几乎都是他一个人，而且完全利用业余时间。其时与“四一二”相去不远，上海依然是黑云压城、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章乃器的职业、环境足以让他养尊处优，他之办刊纯粹是激于义愤、出于一种责任感。他竟然独立坚持了一年多，直到被禁止发行。这样的往事听来仿佛如天方夜谭，却确实发生过。
　　面对同伴淋漓的鲜血，先后参加过国、共两党的青年王芸生，在天津发表了一则不显眼的告别政治的启事，从此选择了“文章报国”之路。
　　［记事］
　　1月9日，孙传芳在上海下令关闭了《民国日报》（3月22日复刊）。
　　3月27日，邹韬奋在《生活》周刊提出“力避‘佶屈聱牙’的贵族式文字，采用‘明显畅快’的平民式的文字。”从9月25日起，《生活》几乎每期都要发表他的“小言论”，连同“读者信箱”栏都成为读者最喜欢的栏目。
　　3月31日，重庆发生“三三一”惨案，军阀王陵基捣毁《四川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