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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底波澜-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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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蟛┦康巧狭耸樯壅奈杼ā�8月，王造时在《新月》发表酣畅淋漓的《由“真命天子”到“流氓皇帝”》。此文一出，差一点使新月书店关门大吉。
年底，罗隆基束装北上，担任天津《益世报》主笔，开始书写他在言论史上的另一页。《新月》论政的时代也就此结束。
5月22日，天津《大公报》出满一万号时，发行量已达5万份，《大公报》举行盛大的庆祝。在众多政要、名流的祝词中，胡适的《后生可畏》最为引人注目。他认为《大公报》已超过了历史比它更长的《申报》和《新闻报》。不但从一个地方报变成全国的舆论机关，并且安然当得起“中国最好的报纸”的荣誉。《大公报》之所以有这样好的荣誉，不过是因为它在这几年之中做到了两项最低限度的报纸职务：“第一是登载确实的消息，第二是发表负责任的评论”。实际上，在《大公报》身上也寄托着胡适的理想。
从6月起，《生活》周刊连续报道交通部长王伯群营私舞弊的丑闻，并断然拒绝了王的巨款收买。邹韬奋在《信箱》发表言论说：“在做贼心虚而自己丧尽人格者，诚有以为只须出几个臭钱，便可无人不入其彀中，以为天下都是要钱不要脸的没有骨气的人，但是钱的效用亦有时而穷……”
9月1日，历经世变沧桑的《申报》在《六十周年纪念宣言》中明确表示，“以积极之行动，努力于本报之改进，努力于应负之责任，不徘徊、不推诿、不畏缩，尽我绵薄，期有以自效，是为本报同人深自体念后最大之决心！”“肩荷此社会先驱、推进时代之重责”，“使社会进入合理常规”。11月30日，又发表《申报六十周年革新计划宣言》，提出12项具体的革新计划，认为“新闻事业为推进社会最有力的工具”，力图“传达公正舆论，诉说民众痛苦”。
《大公报》、《申报》和《生活》周刊的价值取向容或有别，但“登载确实的消息”、“发表负责任的评论”，以及对言论自由的追求则是一致的。
这是民族危机爆发的一年，也是蒋介石继续挥舞大棒、严加控制言论的一年。1月30日南京政府公布的《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无疑是一部严刑峻法，凡从事“反帝反封建民主主义运动”的，处死刑；凡与此有联系或以文字、图画、演说作宣传的，处死刑或无期徒刑；凡接受上述文字、图画、演说或告诉别人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凡组织自由文化团体、集会宣传反法西斯主义自由思想的，处5年以上15年以下有期徒刑等。
1、2月间，南京政府相继颁布《电影检查实施细则》、《电影检查委员会组织章程》。舆论控制延伸到了当时新兴的电影业。
从1929年到1931年，被国民党当局查禁的书刊多达531种。仅据这年9月国民党长沙党务整理委员会编印的《工作报告书》统计，凡是宣传共产主义、国家主义、无政府主义以及第三党、国民党内一些派系的书刊都被冠以“言论反动”的帽子查禁、查封、查扣，共计228种。
10月7日，南京政府颁布《出版法施行细则》25条，更严厉钳制言论出版自由。上海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开明书店等49家出版社联名发起请愿，要求废除与言论出版自由相背离的《出版法》及细则，“停止党政军机关对于书籍之检查搜索”。
面对无限权力对言论自由的侵犯，新闻检查、邮电机关遗失报刊的屡屡发生，以“言论报国”为天职的张季鸾们更是痛苦无比，8月3日，《大公报》发表《新闻界何敢有奢望！》社评，国民党向当局提出三点“卑微”的要求：“一、检查电报，勿过无理取闹。二、拍发电报，务予迅速痛快。三、邮递新闻杂志，当事者多为注意，勿令动辄遗失。”
10月到11月间，有国民党权贵作后台的上海《时事新报》，一次就解雇了记者、工人16人，编辑部同人集会抗议，报馆又将10多名参与集会的编辑记者一并解雇。未被解雇的同人愤然发表联合宣言，呼吁社会各界支持。上海新闻记者联欢会、上海报界工会等纷起声援，迫使《时事新报》收回成命。
如果说这一抗争面对的不是权力当局，那么上海日报公会12月11日公开发表的宣言针对的就是国民党政权。宣言抗议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以违检的借口，对《申报》、《新闻报》、《时报》、《时事新报》、《民国日报》等实行“禁邮”的非法行径，并宣布拒检。宣言指出，60多年来，报界“备受横逆”，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来，更是“愈演愈烈”，“立言纪事，动辄牵制，黑白混淆，是非泯灭”。“言论出版之自由，乃民权之大纲，垂诸遗教，明见约法，固非命令所得变更，亦非暴力所得蹂躏”。为保护报纸的尊严，决定从即日起“绝对不受任何检查和干涉”。上海日报公会同时致函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指责禁邮各报是“违背《约法》，闭遏言论，侵害营业”。
12月19日，当宋庆龄得知蒋介石秘密杀害第三党领袖邓演达的消息后，悲愤欲绝，起草了《国民党已不再是一个革命集团》的宣言。当晚，史量才在上海日报公会说：“这是孙夫人亲自签名要求发表的，不是报纸造谣，我们没有不登的道理。”第二天，《申报》和上海各大日报（除《民国日报》外）不顾新闻检查，几乎都在显着位置全文刊登了这一宣言。再次表演“下野”戏、在奉化溪口的山水间待机再起的蒋介石，读了指着他鼻子的檄文，心中的恼怒可想而知。
［记事］
1月5日创刊的《书报评论》只出了6期就遭查禁。
1月29日，北平《华北日报》驻齐齐哈尔通讯员尉迟正荣因拒绝为当地警察局作宣传而被捕，罪名为“开设烟馆，窝藏匪人”。3月5日被判刑1年6个月。
1月，莫斯科回来的吴黎平主编的上海《环球》旬刊遭查封。上海闸北巡捕房查抄了承印《红旗日报》的大中印刷所，抄走4000多份报纸，捕去职工多人。
2月7日，柔石等五位“左联”作家在上海龙华被秘密杀害。3月30日，创刊不久的《文艺新闻》（袁殊主编）刊出《在地狱或人世的作家？》一文，透露了这一消息。4月25日，“左联”在上海创办《前哨》，创刊号即是纪念柔石等五烈士的专号，发表鲁迅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柔石小传》等文，秘密发行两三千份，在国内外引起震动。随即被国民党当局严加查禁。8月5日出版的第二期即改名《文学导报》，11月15日，出到第8期也遭查禁了。
3月4日，上海公共租界查封了北新、联合、江南、群众等4家书局，罪名是代售华兴书局出版的“反动”社会科学刊物。华兴书局经理被捕，判刑一年。
3月26日，武汉军事当局提出严厉取缔武汉市各报社、通讯社办法，武汉各报发起救报运动，结果各大报、大通讯社幸存下来，小报、小通讯社被取缔的至少有13家。
这一年，中共中央出版部在上海设立2年的华兴书店被查封。
1932年：从鲁迅答《中学生》开始
元旦，《中学生》杂志向鲁迅提问，“假如先生面前站着一个中学生，处此内忧外患交迫的非常时代”，将对他说些什么？“假如先生竟以‘面前站着一个中学生’之名，一定要逼我说一点，那么，我说：第一步要努力争取言论的自由。”这是鲁迅的回答，也是无数知识分子的选择。
鲁迅题赠冯雪峰的照片
天津《益世报》主办人刘豁轩在给罗隆基的聘约里主动提出，在不危及报纸的生命和不反对天主教教义的前提下，他有完全的言论自由，实际上将报纸的言论全权交给了他。1月12日，罗隆基在《益世报》发表第一篇社论《一国三公的僵政局》，就戳穿了国民党“党外无党”、“党内无派”的谎言。从《可以战矣》、《剿共胜利不算光荣》到《攘外即可安内》等，他的社评锋芒所向披靡。国民党天津党部多次要求将他解聘，《益世报》都不理睬。
4月，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湖风书店、开明书店、《生活》周刊社等49家出版单位，联名向国民党第四届第一次代表大会提交请愿书，要求废除《出版法》及《出版法施行细则》。
5月，胡适、丁文江、傅斯年、蒋廷黻等八九位知识分子在北平创办了《独立评论》周刊。这是一批留学欧美归来、在各自专业领域享有盛誉的知识分子办的同人刊物，经费由他们自助，所有作者都不拿一分稿费。他们在创刊号发表的《引言》中提出“独立的精神”，也就是“不依傍任何党派，不迷信任何成见，用负责任的言论来发表我们各人思考的结果”。他们之间对许多问题的看法也并不一致，甚至有着激烈的争论，比如胡适和丁文江等就民主与独裁问题有过长达一年多的争论，但这并不妨碍他们的友谊，也不违反他们“互相戒约的‘负责任’”的根本态度。
《独立评论》以政论为主，无非是“各人根据自己的知识，用公平的态度，来研究中国当前的问题”。他们不依傍朝廷，不依傍其他任何政治党派，更不为社会流俗的成见所迷惑，坚持独立发言，“说平实的话”，这是《独立评论》的特色所在。胡适称这是“小册子的新闻事业的黄金时代。”他们发表文章时几乎都不用笔名，体现了胡适一贯倡导的签名负责的精神。
从6月30日起，《申报》连续发表三篇《论剿匪与造匪》时评，直言不讳地指出“政治黑暗如此”，“举国之匪皆黑暗之政治所造成”。“政治不清明，民生不安定，虽十次武力围剿，亦必无功”。7月3日，《申报》发表《中大学潮评论》时评，披露教育部长、原中央大学校长朱家骅挪用水灾捐
胡适等人创办的《独立评论》
款丑闻和中央大学学潮真相，蒋介石龙颜震怒。从7月16日到8月21日，《申报》被“禁止邮递”达35天。
禁邮成为蒋介石对付上海租界报刊的惯用伎俩，继《申报》之后，这年8月，国民党当局又以“言论反动，毁谤党国”的罪名，下令禁止《生活》邮寄。《生活》的发行量超过15万份，创下了当时中国期刊发行的最高记录。邹韬奋在《我们最近的思想和态度》文中表明《生活》周刊并无任何背景，“就民众的立场，对政府，对社会，都以其客观的无所偏私的态度，作诚恳的批评或建议；论事论人，一以正义为依归；正义所在，全力奔赴，生死不渝。”
对此，史量才在中国民权保障同盟12月29日召开的中外记者招待会上发言时，曾愤怒抗议“不经过法律手续而采取这种卑劣手段来限制报纸在外地的发行”，认为“这是侵犯出版自由的行为，决不能容忍！”
9月4日，北平新闻记者公会致函北平市政府、公安局，希望尊重约法赋予新闻界的言论自由，不得随意干涉。
9月24日，北平《导报》、《益世报》因刊出第29军驻北平办公处处长秦德纯骗婚的新闻，秦指使武装士兵闯入《导报》，殴打并试图绑架三名编辑，到《益世报》捕人也未果。9月26日，北平市新闻记者公会通电国民党中央和南京政府，呼吁保障言论自由和人权。同时通电全国各界请求声援。
10月15日，已被开除出党的中共创始人陈独秀在上海公共租界被捕，随即被国民党政府引渡押解南京。这一事件引起了南北舆论界“重大的注意”，北平、天津几个重要的日报纷纷发表社论，呼吁公正、合法的判决。上海《申报》、北平《晨报》、天津《大公报》、《国闻周报》及《法治周刊》等报刊都作了追踪报道。10月30日，胡适在北大发表《陈独秀与文学革命》的演讲，同一天傅斯年在《独立评论》第24号发表《陈独秀案》一文，称其为“中国革命史上光焰万丈的大彗星”。曹聚仁主编的《涛声》（上海）还组织了“陈案”的讨论。可以说，1932年的中国是在对“陈独秀案”的关注中结束的。
［记事］
3月5日，左联主办、鲁迅等主编的《十字街头》旬刊出至第3期被查禁。
3月7日，因为2天前的社评中有“中央政府幸勿误国殃民”语，汉口警备司令部以“言论荒谬”等罪名勒令《正义报》停刊3天，听候查核。3月19日，邹韬奋在《生活》周刊发表《谁荒谬？》的小言论：“劝‘中央政府幸勿误国殃民’而为言论荒谬，则劝中央政府实行误国殃民，当为言论公正！……我们痛念尚在暴敌铁蹄下之东北三千万同胞，及最近淞沪惨死流离的民众，是否‘误国殃民’，大可‘心照不宣’！”
4月1日在上海创刊的《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主办）只出了1期就遭查禁。接着出版的《新文化》也只出2期遭查禁。
4月15日，国际联盟调查团接见平、津新闻界代表胡政之、陈博生、罗隆基等，罗隆基在发言中抨击“九一八”以来日本人对中国新闻舆论界的摧残，上海《民国日报》、青岛《民国日报》、北平《英文导报》等或被威胁停刊，或被直接捣毁。在东三省，日军实行邮检，严禁关内的报纸进入。我国报纸在本国领土之内竟失去了发行自由。
4月，山西《太原民报》、《一报》因披露省政府公卖鸦片真相，被阎锡山下令查封，两报负责人被捕。
7月26日，1924年在江苏镇江创办的《江声日报》因敢于针砭时弊、揭露官场丑恶得罪了当地权贵遭查封，主笔兼经理刘煜生锒铛入狱。
7月，国民党中宣部下令查禁“反动”刊物，包括《礼拜六》、《上海各团体救国联合会旬刊》及郭沫若的《文艺论集续集》等。同月，丁玲主编的《北斗》月刊出至第2卷3、4期合刊后遭查禁。10月，北平公安局通令继续查禁宣传普罗文艺的“反动刊物”。据他们报告，邮件检查员近期检扣的有关共产的“反动刊物报纸”就已达千余种，均已销毁。
9月27日，国民党政府密令检获书刊不许翻印。
10月21日，王造时和彭文应、潘大逵等在上海创办《主张与批评》半月刊，只办了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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