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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底波澜-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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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事。我们很诚恳的给《大公报》道贺。《独立评论》影印本，岳麓书社1999年版。
胡适还写信给张季鸾，称他“射雕老手，箭无虚发，一发即中伤要害，佩服！佩服！”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第六册，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页537。
这一切不仅留在1935年的编年史中，也将永久地留存在言论史的记忆深处。尽管国民党对言论的压迫从未停止过，仅这一年遭查禁、查扣的书刊就有70种。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等校的学生自治会曾悲愤地揭露：“着作乃人民之自由，而北平一隅，民国二十三年焚毁书籍竟达千余种以上……此外刊物之被禁，作家之被逮，更不可胜计。”鲁迅的杂文集《准风月谈》一出版，就被禁止发售。他的《门外文谈》直到这年9月“国民党中宣部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消亡后才得以问世。
年底，鲁迅在《花边文学》序言中痛斥国民党政府野蛮的书报检查制度，尖锐地批评当局对言论的压迫。他接着说：“一直到了今年下半年，这才看见了新闻记者的‘保护正当舆论’的请愿和智识阶级的言论自由的要求。”
其实，无论新闻记者还是知识分子关于言论自由的“请愿”、“要求”，从袁世凯时代到蒋介石时代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并不是始于1935年的下半年。
［记事］
2月8日，上海市教育局转发了《图书须审查后始准注册令》。
2月22日，长沙《霹雳报》以所谓泄漏军事秘密被停刊一周。
3月28日，内政部发文《图书注册后仍须送内政部备查》。
3月，长沙《正报》因一篇“醴陵奇俗”被永远停刊。
5月27日，在被禁邮8个月后，《时事新报》获准恢复邮递。
5月31日，国民党上海市执行委员会令上海市书业公会：翻印古书的新增材料须先送审。
5月，张竹平苦心经营多年、具有报业托拉斯雏形的“四社”（包括《时事新报》、《大陆报》、《大晚报》和申时电讯社）被孔祥熙劫夺。
9月1日，属于胡文虎兄弟“星系报业”的厦门《星光日报》创刊，因刊出有关日舰走私的新闻，遭日方严重抗议，要求封报、捕人，社长胡资周断然拒绝，据理反驳，最后以总编辑表面上辞职了事。
9月15日，广州南风社记者叶云笙被捕，17日获释。省市记者会派代表要求释放此前被捕的记者陈锡余不准。
9月20日，成舍我集资在上海创办《立报》，小报大办，以“立己”、“立人”、“立国”为宗旨，力图办成一张大众化的报纸，发行量迅速突破10万份。
10月31日，《申报·自由谈》主编张梓生备受亲国民党小报围攻，继黎烈文之后被迫辞职。
11月8日，上海《新闻夜报》、《小晨报》因未遵禁令、大量报道汪精卫被刺事件，受到停止邮递和停刊多日处分。
1936年：《为争取言论自由宣言》发表
新年伊始，从北到南，都涌动着新闻界争取言论自由的呼声。1月1日，平津新闻学会召开成立大会，通过了向政府请愿取消新闻检查制度的决议。1月26日，纽约《太阳报》、伦敦《每日先锋报》驻北平记者斯诺致函祝贺平津新闻学会成立，赞成他们提出的开放“言禁”、废止现行新闻检查制度等主张，认为争取新闻业的自由与独立，不仅对中国，而且对全世界都具有普遍意义。2月9日、10日《世界日报》报道了这一消息。
1月11日，顾执中、萨空了、谢六逸、恽逸群、郭步陶、陆诒、包天笑、卜少夫等71名职业记者联名在《大众生活》第9期发表《上海新闻记者为争取言论自由宣言》，他们抗议剥夺言论出版自由的新闻检查制度，郑重提出两点主张：“一、反对新闻检查制度的继续存在。二、检查制度虽不立刻撤销，一个自己认为还算是舆论机关的报纸，绝对不受检查！”
国难当头，争取言论自由成为这一年主旋律之一。
3月，马叙伦等148人在《生活教育》、《大众生活》发表《北平文化界救国会第一次宣言》，与上海文化界南北呼应。
4月1日，张季鸾、胡政之主持的《大公报》上海版正式问世。张季鸾在《今后之大公报》社评中重申了“四不”方针，以“不隶籍政党”、“经济独立”、“不接受政府官厅或任何私人之津贴补助”等作为“自立之本”，耿耿以“永为中国公民之独立言论机关”为念。第二天，又发表《改善取缔新闻之建议》社评，对新闻检查制度深表不满。6月9日，再次发表《论统制新闻》社评，批评当局“蒙头盖面”的“统制新闻政策”。9月1日，当复刊10周年时，总计天津、上海两地的日发行量已超过10万份，《大公报》作为举国舆论重镇的地位进一步凸显。
张季鸾、胡政之主持的《大公报》上海版
6月底，因为夏衍写的独幕剧《都会的一角》有“东北是我们的领土”一句台词而遭禁演，上海戏剧界张庚、于伶、唐纳、欧阳山、柯灵等20多人联名发表“反对工部局禁止演剧的通启”，提出：“为了国家、民族和文化的尊严，我们一方面应当督促政府向工部局严重交涉，一方面要求我国文化工作者一致起来，向工部局提出抗议，争取一切爱国运动、文化及艺术活动的自由！”
与此同时，日本拍了一部电影《新土》，主题即东北是他们的“新土”，影片在上海上映后，文化界发表两次抗议宣言，一次由欧阳予倩、应云卫等电影、戏剧界300多人联名，一次由矛盾领衔，巴金、许广平、郑振铎、任白戈等都签了名。
7、8月间，沈钧儒、章乃器、陶行知、邹韬奋四人联名在《生活日报》（香港）、《生活教育》发表着名的《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公开信，言论出版自由即是其中之一。
10月1日，巴金、鲁迅、冰心、林语堂、周瘦鹃、包天笑、茅盾等21位作家联名发表《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要求国民党当局“即刻开放人民言论自由，凡足以阻碍人民言论自由之法规，如报纸检查、刊物禁扣等，应立即慨予废止”。同时呼吁全国学者、记者、作者、读者，“一致起而力争言论自由，促其早日实现”。《新认识》、《文学》和《申报·每周增刊》等报刊都相继刊载了这一宣言。这是鲁迅生前最后一次在争言论自由的宣言上签名。
11月23日凌晨，沈钧儒、王造时、李公朴、史良等“七君子”因奔走抗日而被捕，当天，《立报》在头版发表《今晨七人被捕》的短讯，率先披露这一震惊全国的消息。26日，宋庆龄发出《为“七君子”被捕向报界发表声明》，呼吁舆论界主持正义。之后，《立报》和全国各地报纸，连续追踪报道“七君子”案，对国民党当局构成了压力。
1936年5月31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在上海成立，图为救国会主要领导人（前排左起）沈钧儒、史良、王造时、沙千里等参加上海各界群众的示威游行
这是我们在1936年的言论编年史上所看到的亮色，然而更多的是铁屋中的呐喊，是黑暗中的挣扎、沉埋，是默无声息的消亡。据当时印发的《查禁刊物一览表》及《反动刊物调查表》，仅仅从1936年1月到3月，国民党当局就查禁了24种刊物。这年12月国民党中宣部秘密印发的《中央取缔反动书籍杂志一览》表明，从1929年3月到1936年6月，以宣传共产主义、国家主义、无政府主义及“讥评政府”、“诋毁本党”、“妖言惑众”、“言论反动”等罪名秘密查禁的社会科学书刊就有676种、文艺书籍有309种。
［记事］
1月19日，国民党CC系背景的上海《晨报》发表王新命（署名“林总”）执笔的“星期评论”《树立政府信用——严禁官吏之投机》，公开批评孔祥熙公债投机和他的财政经济政策。蒋介石震怒，亲自下达了“晨报永远不准出版”的手令。
1月，读书生活出版社出版艾思奇的《哲学讲话》，不久被禁。
2月20日，新成立的国民党中央广播事业指导委员会通令全国公私营广播电台，自即日起，每日下午8时至9时05分，必须一律转播中央广播电台的节目，“齐一宣传步骤”。
2月，国民党中宣部查禁了《海燕》、《大众生活》、《读书生活》、《漫画和生活》等23种杂志。2月19日，国民党当局先是下令对《大众生活》禁邮。2月26日，《大众生活》在出了第16期后终于被查禁。
3月7日，继《大众生活》之后，金仲华等又创办了《永生》周刊。6月27日遭查禁，共出17期。
3月18日，刘尊棋等16名北平《晨报》编辑人员为抗议北平市政府的武装接管，全体提出辞职。
4月在上海创刊的《知识》半月刊先后换用过《时代论坛》、《大时代》等刊名，一再遭到查禁，每出一期，几乎全部被邮局检扣，出至第17期后被迫停刊。
6月15日，南京中国日日新闻社、《大华晚报》社以“泄露机密”罪遭查封，《大华晚报》社长殷再为遭秘密逮捕下狱，另有两名职员遭囚禁。
《大公报》上海版以整版报道鲁迅去世
7月15日，被迫离开广东的新闻记者黄士强等17人通电全国，声讨陈济棠压迫记者、摧残舆论的罪恶，呼吁广州新闻界同行重天职以存人格，不要为其利用。
8月23日，邹韬奋再次在上海创办《生活星期刊》。11月23日，邹韬奋被捕。12月4日，国民党下令查禁了《生活星期刊》等13种刊物。《生活星期刊》一共出了28期。
10月5日，沙千里等编辑的《生活知识》半月刊出了一年后被禁。
10月17日，《厦门大报》因语涉日方，受日本领事的压力，被当局勒令停刊一个月。
10月19日凌晨，鲁迅在上海租界病逝，长星陨落。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年中，他着译的作品被查禁的至少有28种。凡是研究和纪念他的作品几乎也都被查禁（至少有11种）。11月，国民党中央党部发出“训令”，肯定鲁迅在五四运动时提倡白话、创作小说的文化贡献，对他转变为左翼作家表示惋惜，同时“绝对禁止刊载”“盲从左翼分子”的“无谓捧场文章，利用死者大肆煽惑”。
10月，福建仙游县《商报》因刊出国民大会选举舞弊的消息，编辑蔡名良被捕并遭刑讯。仙游各报为此停刊抗议。
11月25日，李公朴主编的上海《读书生活》半月刊遭查禁，共出了50期。
11月29日，素来温和的《独立评论》也因第229期发表反对日本策划“华北政权特殊化”的评论，被国民党北平当局责令停刊。
11月，柳是主编的《大家看》半月刊在上海创刊，只出了3期即遭查禁。
11月，巴金等主编、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的《文季月刊》也在出了7期后遭禁。
从11月14日起，美国记者斯诺采访陕北归来，在上海《密勒氏评论报》和国内外多家报刊上发表《毛泽东采访记》等大量报道和新闻照片，突破了国民党长达9年来的新闻封锁，让国际社会第一次听到毛泽东和共产党人的主张，成为轰动世界的重大新闻。
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之后，新闻界忧心如焚，157家报馆联合发出《全国报界对时局宣言》。
12月18日，《大公报》发表张季鸾执笔的《给西安军界的公开信》。不管后世的人们如何评价，不可否认的是，其言论对西安事变的最终和平解决或多或少都产生了影响。
1937年：《大公报》“一不投降，二不受辱”
2月14日，以通讯《中国的西北角》而名动一时的《大公报》记者范长江，从延安回到上海，第二天就在《大公报》发表了述评《动荡中的西北大局》。时值国民党三中全会，当天下午报纸一到南京，“与会人员对于西北大势之实况皆大为震撼”，因为和蒋介石上午讲的完全不一样。“蒋介石大怒，把当时在南京的《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叫去大骂一顿”。1941年，已脱离《大公报》的范长江发表回忆文章说：“此文本不为上海新闻检查所通过。……胡政之先生也认为此事非常重要，也当夜亲为我改稿，并坐等检查结果，检查所对此稿不敢放行，他乃决定‘违检’一次，发表再说。”沈谱编：《范长江新闻文集》，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页984。胡政之虽然将蒋介石发怒一事告诉了范长江，但没有批评他。国民党特务机关却从此开始检查范长江的私人信件，并严密监视他的行踪。
2月18日，《大公报》发表长篇社评《论言论自由》，然而接踵而来的是国民党政府7月8日公布的《修正出版法》、7月28日公布的《修正出版法细则》、8月12日通过的《新闻检查标准修正案》，以及秋天制定的《战时图书杂志原稿审查标准及办法》，是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和各省市分会的相继设立。
从1927年到1937年，被国民党查禁的书刊，仅载入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档案的就有2058种，其中社会科学书刊1028种、文艺书刊458种。左翼作家蒋光慈一个人被查禁的作品就有27种，郭沫若被查禁的着译有25种，钱杏邨被查禁的着译也在20种以上。甚至以写多角恋爱着称的小说家张资平的许多小说，也未能幸免同样的命运（如被黎烈文在《申报·自由谈》“腰斩”的《时代与爱的歧路》等）。从1936年11月到1937年6月“七七事变”前夕，至少就有130种书刊被查禁。
1937年，范长江（左一）在内蒙古额济纳旗采访时与当地的郡王及其夫人合影
阴云低垂，中华民族正面临着日本侵略的严重危机。以裙带关系位居行政院长的孔祥熙，在参加英王加冕典礼时，向英国借款300万英镑，其夫人宋霭龄不顾国难当头，竟私用公款在上海操纵纱布市场，结果引起纱布暴涨风波。内幕被京沪各报披露后，龚德柏在国民党背景的南京《救国日报》发表社论，严辞抨击孔家豪门。蒋介石勒令《救国日报》停刊三天。
许多不同背景的报纸都报道了“七君子”案的开庭情况及他们在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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