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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底波澜-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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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唷薄ⅰ八佟保簿俊八拿馈苯跃摺５比黄缆垡彩瞧渲匾厣裳细粗幢实穆鬯抵辽儆�23篇，虽典雅古朴，却气势如虹，猛烈如火，抨击专制制度不遗余力。
从12月18日起，第一部严译名着《天演论》开始在《国闻报》附属的《国闻汇编》旬刊上连载。他以典雅的译笔亦叙亦议，仿佛打开了一扇奇
严复译《天演论》
异的窗户，让国人大开眼界，“好似放了一个异彩”。特别是他的按语旁征博引，结合中国现实加以评论，有的按语甚至比正文都长，难怪鲁迅说他是写书，不是译书。《天演论》第一次向中国人介绍了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以“物竞”、“天择”四个字作总结，警告中国人如果再不变法图强，就将面临亡国灭种的威胁。
第二年《天演论》出版后，十年间至少出了30多个版本，影响何止一代人。知识界争相传诵，“几乎人手一册”，“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迅速成为那一时代最流行的名词，有些青年人甚至以此来作自己的名字（如胡适，字适之；陈炯明，字竞存）。梁启超、康有为、章太炎、孙中山等都曾不同程度地受到《天演论》的影响。胡适在《四十自述》中称，“读《天演论》，做‘物竞天择’的文章，都可以代表那个时代的风气”。鲁迅也说自己年轻时喜欢读《天演论》，他在《热风·随感录》中称严复究竟是翻译过《天演论》的，“的确与众不同，是一个十九世纪末年中国感觉锐敏的人”。
这一年，在上海、杭州、温州、北京、西安、桂林、广州等地诞生了许多林林总总的报刊，酿成了百年史上中国人自办报刊的第一个小高潮。然就其影响而论，都无法与开风气之先的《时务报》同日而语，但《时务报》的危机已开始浮现。
9月26日出版的《时务报》第40册刊载了梁启超的《知耻学会叙》，10月11日，曾鼎力支持《时务报》的湖广总督张之洞致电湖南巡抚陈宝箴、按察使黄遵宪，指责此文“太悖谬”，要求湖南当局封杀这一期刊物。11月，梁启超离开上海，前往湖南出任时务学堂总教习，《时务报》的危机并没有结束。12月，因为张之洞幕僚梁鼎芬写信给汪康年，指责已连载4期的徐勤《中国除害议》一文，认为汪也“不能无咎”，结果此文被腰斩。
［记事］
2月22日，康有为的追随者在澳门创办《知新报》。
4月22日，江标、唐才常等人在湖南长沙创办《湘学新报》（后改名《湘学报》）。
10月26日，严复等在天津集资创办的《国闻报》问世。
12月，康有为第五次上书光绪帝，痛切陈词，要求“及时发愤，革旧图新”。上海、天津等地报纸纷纷转载，轰动一时。
1898年：戊戌变法被绞杀之后
最终将维新运动推向高潮，言论之功永不可没。
戊戌春天诞生的《湘报》（日刊）比《湘学报》的文字更浅显，议论也更进一步。3月18日，谭嗣同在《湘报后叙》中指出有了报纸如同“国有口”，他引用梁启超的话说，二十四史不过是帝王一家一姓的历史（“君史”），报纸则是“民史”，是人民自己书写历史。这样的言论自然是专制的卫道士（哪怕是比较开明的）也难以接受的。
上一年还称赞过《湘学报》、下令各地订阅“以开风气”的张之洞，到了这年5月，开始对这份报纸及《湘报》主张民权等言论大表不满，认为“近来《湘学报》谬论甚多”，《湘报》“其偏尤甚”，他不仅致电陈宝箴、黄遵宪，指责其“悖谬”，而且致电湖南学政徐仁铸以“不敢代为传播”相威胁。谭嗣同对此愤愤不平，“既不许美，又不许骂，世间何必有报馆”！
因为种种复杂的人事因素和思想分歧，风靡一时的《时务报》出现了内讧，矛盾主要发生在梁启超（同时代表了康有为）和汪康年之间。汪康年兄弟另办的《时务日报》是独立于《时务报》之外的，它首开报纸两面印刷的先例，而且“一切版面的编排也和那些老式不同”。当年的订户包天笑回忆，这个报纸的出版“使人耳目为之一新。因为当时申、新两报，都是用那些油光纸一面印的”。
《时务报》经理汪康年
7月17日，百日维新正进入高潮，为了争夺对《时务报》的控制权，康有为借御史宋伯鲁之手上书光绪帝，一方面极言“报馆之益”，一方面建议将《时务报》改为官办。7月26日，光绪帝发布一条上谕，同意将《时务报》改为官办，并派康有为前往上海督办。上谕称：
报馆之设，所以宣国是而达民情，必应官为倡办。……
各报体例，自应胪陈利弊，开拓见闻为主，中外时事均许据实昌言，不必意存忌讳，用副朝廷明目达聪、勤求治理之至意。转引自《炎黄春秋》2003年第8期，页64。
将民办的《时务报》改为官办自是一个不智之举，是百日维新中一支不和谐的、让后人痛心的插曲。但光绪上谕中所透露的一些新闻思想，仍为后世史家所称道。此前7月23日，出使美、日等国大臣伍廷芳也曾奏请光绪推广报馆，认为这是舆论所在、公论所出，“风声所播，民智自开”。这些观点对光绪帝恐怕也有所影响。他在8月26日发布的上谕中，还批准了梁启超提出的要求，宣布“书籍报纸一律免税”。
8月8日，《时务报》停刊。17日，汪康年另办了《昌言报》旬刊（出至10期停刊），同时将《时务日报》改名为《中外日报》继续出版，只留下《时务报》这个报名给朝廷来办。但纠纷并没有因此结束，8月22日起，梁启超连续在《国闻报》发表《创办〈时务报〉原委记》，对汪康年的一些说法提出质疑，将矛盾公之于众。汪康年、黄遵宪等《时务报》创始人也纷纷发表文章，一个曾经共同创造了刹那辉煌的知识群体分崩离析。25日，康有为致电两江、湖广总督，更是指责汪康年私自将《时务报》改为《昌言报》，抗旨不交，要求禁发《昌言报》。这场风波一时牵动朝野，引起各方议论，民间舆论普遍偏向于汪康年，严复直截了当地指出“叩其所争，则仅仅万余金捐款，万余张销报之权与利而已”。并批评了梁启超。假如不是百日维新很快流产，这段是非还不知会如何了断。
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宫廷政变，幽禁了光绪帝（所有毁灭维新新政的上谕照样还是以他的名义发出的），各地报刊纷纷凋零。9月25日，《中外日报》以《康有为到吴淞口》为题，报道了戊戌政变第四天（9月24日）清廷派人在上海吴淞口搜捕、英领事以船舰截救康有为和他脱身到香港的消息。从采写到发表前后不到24小时。27日的《详志都城近事》报道了捉拿六君子等人的情况。
9月26日，清廷宣布停办计划中收回官办的《时务报》。29日，通令各地缉拿康有为、梁启超，称梁启超“所着文字，语多狂谬”。10月9日，清廷发出上谕，查禁各地报馆，捉拿主笔。仅上海就有近10家报纸关门，其他城市的14家中文报纸只剩下6家。10月14日，上海英文《字林西报》总主笔立德禄发表评论，“对文明来说，这道上谕真是一个罪恶。”“慈禧太后是和那位企图以抹布吸尽海水的帕丁顿夫人一样的”。同一天，小说家李宝嘉（伯元）主办的《游戏报》在显着位置发表专文《责报馆主笔》，对此举冷嘲热讽。另一小说家吴沃尧（趼人）则在他办的《采风报》以“捉康有为梁启超法”为题征求答案，征文千奇百怪，令人捧腹。这些休闲报纸以游戏笔墨极尽讽刺之能事，也算是晚清有报纸以来的一大特色。为避免《中外日报》受牵连被封，汪康年倒填日期刊出一则启事，声明自8月21日起就已改属英商，自己与报馆事务无涉。
《亚东时报》创刊号书影
除了保留京师大学堂，慈禧太后几乎废除了所有维新新政，比如重新禁止士民上书言事，不准“妄议时政”，下令将康有为书籍版片销毁，废官报局，凡购买或阅读康梁所办报章者也一并严拿问罪。
令人不无意外的是，10月19日，以经济新闻取胜的上海《新闻报》竟在“国事骇闻”栏中刊出了康有为香港来函的全文。正被通缉的康有为在信中自称奉光绪密诏出国，“西后与皇上积不相能、久蓄废立之志”等。此信一发表就引起极大震动，急坏了张之洞、刘坤一这些封疆大吏，他们纷纷要求《新闻报》设法更正。但在报馆的英国主人和英国领事馆看来，这根本就不值得大惊小怪，对此自然是置之不理。
11月15日，日本人主办的《亚东时报》第四号以全部篇幅、以前所未有的大号字发表了批评慈禧太后政变和哀悼戊戌志士的文章，其中还有梁启超在日本所写的古风长诗《去国行》。该报在上海公开发行，澳门的《知新报》等广泛转载，迅速在知识界流传。此时离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殉难不过一个半月。
由于天津《国闻报》早在这年3月27日就假作卖给了日本人（5月3日，清廷曾发布“上谕”，要求调查《国闻报》“有无与外人勾串情事”），所以在百日维新被镇压后还能继续出版，客观报道了戊戌政变的真相，揭露清廷屠杀维新志士的暴行。
政变第六天（9月27日），《国闻报》就刊出新闻《视死如归》，率先报道了谭嗣同拒绝出走的消息：
初六、七日中国朝局既变，即有某国驻京公使署中人往康氏弟子谭嗣同处，以外国使馆可以设法保护之说讽之。谭嗣同曰：“丈夫不作事则已，作事则磊磊落落，一死亦何足惜。且外国变法未有不流血者，中国以变法流血者请自谭嗣同始。”……中国国家拟即日正法以儆效尤。
同一天，对康有为的脱险经过作了客观报道。10月21日、22日，连续转载香港《华字日报》文章《德臣西报访事在香港与康有为问答语》，披露戊戌政变的真相。
率先报道谭嗣同遇难详情的《国闻报》
清廷向日本驻天津领事提出查禁要求，遭到《国闻报》的坚决回击。11月3日、4日，《国闻报》连载发表《论中国禁报馆事》，这是政变后第一次刊出“本馆论说”，举例说：“上海之《文汇报》曰：‘中国之所以不遽亡者，犹赖有杨锐、林旭、谭嗣同等血性男子，节概能死事之人。’夫在中国视之则号为‘乱贼’，在局外各国视之，则称血性节概男子，而并以中国之不亡归功于此等能死之人。此诚所谓一先生之说不足以定天下之是非。”同时连续刊载上海《新闻报》的《康有为论》，并发表《本馆跋》，“天下至不平而大可伤心之事，莫甚于凭一家之私说而无两造之讼直，即如康有为一狱……”
在缇骑四出、白色恐怖的日子里，《国闻报》如此大胆执言，这一幕将永远载入激荡的百年史。实际上直到次年2月《国闻报》才被迫真的卖给了日本人。
远在澳门的《知新报》对戊戌变法功败垂成更是作了大量的回顾、总结，在为维新事业辩护的同时，发表了许多悼念“六君子”的诗文，清廷对此无可奈何。
11月12日，两江总督刘坤一建议对报馆采取缓和措施，以免纷纷改挂洋牌，徒叹无奈。16日，他又奏请免禁《农学报》、《商学报》这类倡导新学的专业报纸。12月，广州《岭海报》因为发表为康有为、梁启超辩解的文章受到当局警告，为免遭查禁的命运，从当月起改为德商报纸，改名为《德商岭海报》。
不能忘记，梁启超流亡日本还不到两个月，惊魂未定，《清议报》（旬刊）就在横滨问世了，“梁启超时代”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记事］
3月7日，谭嗣同、唐才常、熊希龄等在长沙创办《湘报》。
5月5日，汪康年和他弟弟汪诒年在上海创办《时务日报》（后更名《中外日报》）。
8月8日，《时务报》在出完第69册后停刊。
8月17日，汪康年和康有为、梁启超等彻底决裂，他以《时务报》原有资源另办《昌言报》（旬刊）。
9月27日起，天津《国闻报》刊出谭嗣同拒绝出走的新闻《视死如归》及其他有关戊戌政变真相的报道。
10月19日，上海《新闻报》刊出康有为香港来函全文。
12月23日，梁启超在日本横滨创办《清议报》（旬刊）。
1899年：《清议报》一枝独秀
年轻的梁启超亡命日本，并没有停下他手中的笔。他创办的《清议报》“专以主持清议，开发民智为主义”，继续《时务报》未竟的事业。从第26期起，《清议报》开设“国闻短评”的栏目，比后来《时报》采用“时评”、“短评”要整整早了五年，实际上开创了一种新闻评论的新形式。曾是《清议报》读者的郭沫若后来在《少年时代》中回忆：
《清议报》很容易看懂，虽然言论很浅薄，但他却表现得很有一种新的气象。那时候，梁任公已经成了保皇党了。我们心里很鄙夷他，但却喜欢他的着书。他着的《意大利建国三杰》，他译的《经国美谈》，以轻灵的笔调描写那亡命的志士、建国的英雄，真是令人心醉。我在崇拜拿破仑、俾斯麦之余，便是崇拜加富尔、加里波蒂、玛志尼了。
其实，《清议报》的言论并不像郭沫若说的那样浅薄，梁启超在《爱国论》一文中清楚地阐明了“国”和“爱国”的关系，“国者何？积民而成也”，“爱国者何？民自爱其身也”，“故民权兴，则国权立；民权无，则国权亡”，“故言爱国，必自兴民权始”。在《论近世国民竞争之大势及中国之前途》文中，他首先提出了“国民”概念，他认为中国几千年来只知有“国家”，不知有“国民”，无国民，则只有奴隶。
这些观点都富有浓郁的近代气息，确实代表了当时新型知识分子对中国最深刻的认识，在19世纪末的长夜里，一言既出，岂能不振聋发聩。
至于后世采用的“记者”、“党报”、“机关报”等新名词也都是梁启超那时率先从日文转译或创造的。那个时候的梁启超意气风发，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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