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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文化之路-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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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解放运动两大流派的形成
革命民主主义与俄国农民社会主义
40年代，由于西欧哲学和社会思想、尤其是空想社会主义的传入，以及俄国人民反抗农奴制度的斗争的推动，逐渐形成了以别林斯基、赫尔岑、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为代表的一种新的社会思潮——革命民主主义。这一思潮日益明确地反映了农民的利益和要求，比自由主义更坚决、更彻底地反对农奴制度和专制制度。
革命民主主义思想的核心，是主张用暴力革命的方式推翻现存制度。作为这种思想的奠基者的赫尔岑和别林斯基都曾经历了一个先超越启蒙思想，然后又超越自由主义的思想演变过程。他们都曾把改造俄国社会的希望寄托于启蒙教育和自由主义性质的改革。
出身于贵族的赫尔岑从小受到俄国和欧洲进步文化的影响。他的两个家庭教师对他有过很大的帮助：教文学的普罗托波波夫经常给他阅读被禁的文学和政治作品，使他了解了从拉吉舍夫到十二月党人的俄国革命传统；教法文的布朔先生曾是雅各宾党人，他启发了赫尔岑对法国革命的同情。赫尔岑早就决心继承十二月党人的事业，但他也相信启蒙和道义的力量。大学时代他曾醉心于西方的政治学说，被认为是“危险的自由主义者”。但由于1830 年法国革命的失败和1831 年波兰起义的被镇压，他在30 年代初就对自由主义产生过怀疑。“怀着内心的恐惧，我们开始看到，在欧洲，特别是在我们曾经期待出现政治标语和口号的法国，事情并不顺利。……由拉法耶特、本杰明·孔斯坦、彼尔·贝朗瑞的鼓吹而在法国人观念中逐渐形成的幼稚的自由主义，在波兰灭亡之后已对我们失去了它那动人心弦的力量。”1834—1840 年的流放生活使他有机会更密切地接触俄国社会现实，他开始认为必须用革命方式消灭现存制度。在40年代创作的《谁之罪》、《克鲁波夫医生》、《乌鸦》等小说中，他尖锐批判了农奴制度，表达了对教育，自治、自由和社会政治新形式的追求。1845—1846年间发表于《祖国纪事》杂志的《自然研究通信》使他跻身子当代最杰出思想家的行列。他在批判地吸收黑格尔辩证法的时候，把哲学同政治斗争结合在一起，论证了对社会进行革命变革的必要性。“我们的使命就是要去推翻旧制度，打破一切成见，毫不留情地去对待一切以前是神圣的东西。”
1847年，赫尔岑到达法国后，对资产阶级社会有了直接的认识。他以《马里涅街来信》为名，连续给《现代人》杂志撰稿，批评资本主义制度。他认为，工厂主和贵族地主同样都是吃人，资本主义是一种有组织的吃人形式。他尖锐地指出：“法国和其他欧洲强国的国家形式就其内涵来看，是和自由、平等、博爱毫无关系的。无论以何种方式实现这些思想，都将否定现代欧洲生活，都将导致现代欧洲生活的终结。”他在第一篇文章中就涉及了一个对于他在俄国的朋友和论敌都十分重要的问题，即先进的俄国人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成为西欧自由主义学说的接受者和继承者？俄国是否已经为自己走西欧那样的资本主义道路作好了准备？尽管他自己也还未能回答这样的问题。
赫尔岑的这些惊人之语引起了他的自由主义朋友波特金、科尔什等人的震动和反对。但别林斯基（1811—1848）维护赫尔岑的立场，认为对他的观点不能过于苛求。别林斯基说，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名义上的平等掩盖了资产者对无产者的剥削和压迫，资产阶级的宪章并不能使劳动群众免受饥饿和屈辱、摆脱无权地位。他在1847 年12 月写道：“我曾经说过，国家掌握在资本家手里是不合适的。现在我还要补充一点：国家掌握在资本家手里是不幸的。”他预言，资本主义最终将和农奴制度一样走向灭亡。
作为平民知识分子的代表，别林斯基对资本主义的看法要比赫尔岑更为理性。他批判资本主义的罪恶，也肯定它的进步作用；他认为工业造成了无穷的弊端，但也是社会福利的源泉。1845年，正在兴起的铁路建设引起了他对将被物质进步所改造的新俄罗斯的憧憬，他相信铁路的发展将联系各个阶级、各个阶层人们的切身利益，并要求他们建立起一种新的相互关系。1848 年前，别林斯基就已敏锐地注意到了俄国贵族地主向资产阶级转化的进程，认为这是俄国发展道路上的重大进步，并指出俄国可能不得不经过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与赫尔岑的又一点不同是，别林斯基主张，目前还不必将欧洲的问题完全当作俄国自身的问题来对待，而应该首先在俄国“发现问题和寻求这些问题的答案”。他在这里所表达的显然是这样的思想：俄国面临的紧迫问题是废除农奴制度，而不是有关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及其前途。
别林斯基相貌平平，天生味觉不灵，受教育的程度也不算高，但却是当时俄国思想界一颗最明亮的星。同赫尔岑一样，他也继承了拉吉舍夫和十二月党人的革命传统，但他向前走得更远。1832 年，由于反农奴制的思想，他被开除出莫斯科大学，次年开始进行文学评论活动，直至1848 年去世。30 年代末，由于受黑格尔哲学消极方面的影响，也由于还看不到改变现存制度的力量，他曾一度认为一切现实的都是合理的，一切合理的都是现实的，表现出“同丑恶的现实和解”的妥协倾向。但是，欧洲的革命动荡和俄国国内阶级斗争的发展使他很快摆脱了迷茫，转到了坚定的革命立场上。40 年代，他是进步知识界最激进的人物。据他的朋友们说，他曾多次提出，应该用暴力和恐怖的手段，“把圣母送上断头台”。赫尔岑说他是“一个狂热的人，一个爱走极端的人”，“罗伯斯庇尔式的人”。确实，这个时候的别林斯基对罗伯斯庇尔推崇备至，曾多次在朋友家的聚会上以真诚和激昂的感情歌颂法国革命，蔑视“耽于幻想和温情的吉伦特派”，盛赞“恐怖主义者即罗伯斯庇尔和圣一茹斯特们”，认为罗伯斯庇尔使法国人民摆脱对基督教的盲目崇拜，把他们的信仰引向自由、平等、革命、反抗暴政、共和政体等现代文明的概念。
40 年代中期，费尔巴哈的著作《基督教的本质》和马克思的论文《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对别林斯基的思想产生了深刻影响。他特别欣赏马克思的这句话：“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废除作为人民幻想的幸福的宗教，也就是要求实现人民的现实的幸福。”在给赫尔岑的信中，他写道，上帝和宗教只能给人带来愚昧、黑暗、锁链和皮鞭。1847年，他以犀利的言辞驳斥了果戈里维护农奴制和沙皇专制的论调，揭露了农奴制俄国的可怕景象，并且指出：“俄国人民所需要的不是教诲（他们听得够多了！）……而是在人民中唤醒不依从宗教教义而依从常识的权利和法律的精神”，号召人民以革命方式来争取自己的解放。
如果说40年代赫尔岑和别林斯基继承和发展了俄国解放运动思想，那么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在此基础上还准备把这一思想付诸实施。1845 年，法学副博士彼得拉舍夫斯基编辑出版了一本宣传社会主义的《外来语袖珍辞典》，并把一些对社会经济问题有兴趣的知识青年聚集起来，形成了一个小组。每逢星期五，他们就理论和现实问题进行热烈的讨论。根据彼得拉舍夫斯基的建议，有些小组成员建立了收藏被禁书籍的图书室。他们那里有斯宾诺莎、莱布尼茨、霍布斯、洛克、伏尔泰、狄德罗、爱尔维修、康德和费尔巴哈的书，也有法国大革命的著名活动家和西欧空想社会主义者的著作；他们还广泛收集了西方各国的宪法和各种政党、团体的章程、各种各样的欧洲杂志和当代欧洲人文科学的文献著作，其中包括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和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这些书刊表明，他们与欧洲先进思想有着密切的联系。
1848年开始，小组的活动从理论探索转向实际的政治问题。他们讨论欧洲的革命，讨论改造俄国的必要。他们主张解放农奴、完全消灭地主土地所有制，以共和制度取代专制制度，并认为只有以农民为主力的革命力量才能实现这个目标。在欧洲革命的推动下，小组中革命的、战斗的情绪不断增长，人们期待着农民革命的到来。小组成员尼，斯贝什涅夫积极筹划建立秘密革命团体，组织武装起义；康·季姆科夫斯基呼吁立即发动解放运动，并表示愿把自己作为赎罪的祭品，贡献给争取自由的神圣事业；彼得拉舍夫斯基在小组集会上说：“我们已经宣判了现存社会生活方式的死刑，我们的判决将付诸执行。”尽管小组在1849年4 月被沙皇政府所破坏，但它在相当广泛的知识阶层中宣传了革命思想，为解放运动队伍的扩大播下了种子。在当时小组活动的参加者中，有作家萨尔蒂科夫一谢德林、陀思妥耶夫斯基，作曲家鲁宾斯坦，后来享有盛誉的地理学家谢苗诺夫一天山斯基，以及教师、大学生、商人和市民。
40年代，俄国革命民主主义的先驱者们曾接受了充满浪漫主义精神的、令人神往的空想社会主义学说。
1841年，别林斯基对朋友们说，他现在“处于一个新的极端，这就是社会主义的思想”，这种思想不仅是一种哲学，而且是一种宗教。他认为，只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才能消灭贫困、压迫和犯罪，实现自由和平等；在那样的社会里，“不会有富人，也不会有穷人，没有沙皇，也没有臣民，大家都是兄弟，大家都是人”。学生时代就已热衷于傅立叶、圣西门思想的赫尔岑这时也宣布，他已成了一个“毫不动摇的社会主义者”。
在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中，关于欧文的新拉纳克棉纺厂、卡贝的理想国伊加利亚、傅立叶的基本生产单位法朗吉以及蒲鲁东的累进税理论，总是最热门的话题。在1849 年4 月7 日纪念傅立叶诞辰的聚会上，彼得拉舍夫斯基说，俄国下几代人的使命就是实现这位思想家的预言，在这个目前还处在农奴制状况的国家中建立人类联合的最高形式。他相信，思想和科学的发展终将使不合理的制度被完善的群众组织所取代，这种组织将使每个人都能得到和谐的发展和充分的幸福。亚·哈内科夫热情洋溢地谈到了小组的目标：恢复人的崇高美好形象，实现人类千百年来的夙愿，解放和发挥受压抑的高尚合理的热情，把充满痛苦、不幸、贫穷、耻辱和呻吟的生活变成华丽、和谐、充满欢乐、富裕和幸福的生活。这些充满感情的言辞，是当时政治浪漫主义的出色体现。1848年欧洲革命失败后，不愿放弃崇高理想的革命民主主义者不得不重新在俄罗斯的历史传统中寻找精神力量。革命的结局摧毁了赫尔岑心目中的偶像，使他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幻想完全破灭，陷入精神破产之中。这个悲剧是欧洲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革命性已经消退，而无产阶级的革命性尚未成熟的时代的产物。但赫尔岑不甘沉沦，在对西方深深失望之时，他转过身来，把全部希望寄托于自己的祖国俄罗斯身上，创立了俄国农民社会主义的理论。
赫尔岑的俄国农民社会主义理论是西欧空想社会主义与俄国村社传统相结合的产物。他认为，农民革命可以直接导致俄国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消灭了农奴制度后，俄国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而通过农民村社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生活方式。赫尔岑关于俄国村社的观念主要来自哈克斯豪森关于俄国土地制度和村社的著作，他曾同这个日耳曼人有过交往。哈克斯豪森在其3卷本的《俄国国民生活特别是农村机构的内部关系之考察》中指出，村社是斯拉夫人、尤其是俄罗斯人所特有的，其基础是宗法制的家庭关系；它对俄国国家制度产生了重大影响，也是俄国历史发展特殊性的体现，能够防止农民的无产阶级化，保证国家免受革命和资本主义之害。赫尔岑吸收了哈克斯豪森的主要观点，写了《俄国革命思想的发展》、《俄国人民与社会主义》、《古老的米尔与俄罗斯》等文章，阐述了村社内部的古老民主传统和社会主义因素。他认为，占有和分配使用土地的村社具有集体主义的性质，生活在这种环境中的俄国农民用自己的全部历史为社会主义作好了准备；村社是俄国人民巨大潜在力量的源泉，它将使俄国绕过资本主义而实现社会主义的理想。
赫尔岑的农民社会主义的幻想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俄国的村社此时还没有受资本主义的影响而严重分化，还没有脱离自然经济的条件。但赫尔岑显然没有注意到正在发展中的俄国社会经济过程。从本质上说，“赫尔岑把农民连带土地的解放，把村社土地占有制和农民的‘地权’思想看作‘社会主义’”，这一学说“是没有丝毫社会主义气味的。它也像西欧‘1848 年的社会主义’的各种形式一样，是一种表示俄国的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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