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文化之路-第2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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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一文中谈到了当时的情况。“《安娜·卡列尼娜》在俄国造成了这种印象，反动阵营向托尔斯泰致贺，而当时社会上的进步分子却冷淡地接受这部小说。事实是婚姻问题和夫妻离异的问题，在俄国已由最优秀的男人和女人，在文学中和在实际生活中都激烈地争论过了。不断地在离婚法庭上被揭露出来的对婚姻的轻率态度，以及作为无数法国小说和戏剧题材的任何形式的欺骗，都遭到了坚决的谴责。但是在谴责了轻率和欺骗之后，他们却严肃地考虑了新的爱情的权利——说不定在多年幸福的婚姻生活之后，新的爱情突然来了。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可以作为表示对婚姻问题的意见的最好的一部小说，这在年轻的较进步的一代中非常风行。据它说，已经结婚，就不能轻易恋爱和调情了。不是每一阵热情的进发都可以称为新的爱情的；而所谓爱情常常仅仅是短时间的欲望。就算它是真的，在这真的爱情加深之前总还有时间来考虑：如果让这爱情成长，将会产生什么后果。可是说尽管说，做尽管做，确有新的爱情来到了，而且不可避免地来到了的情况；例如，一个女孩子在对方的不断追求下，几乎是违反她自己的意志地结了婚，或者两个人并没有真正的了解却结了婚，或者两人中的一个继续向理想进步，而另一个却已经戴破了他的理想的假面具，渐渐耽于市侩的温暖的拖鞋的享乐之中了。碰到这种情形时，不仅分离不可避免，而且离异了对大家都好。因为分离而受到的痛苦（这种痛苦对忠诚的人还是有益的）总比不分离而破坏某一方的——在多数情况下还是双方的——一生的幸福好得多，也比勉强地生活在一起而让坏结果反映到孩子们身上去好得多。这些便是俄罗斯社会中的优秀分子在文学和实际生活两方面所得出的大体结论。”

二、社会运动的轨迹
　　父与子、虚无主义运动、民粹主义的悲剧
　　从50　年代开始崛起的新一代平民知识分子很快在文学、艺术和社会思想领域取代了贵族知识分子的领导地位。这些新的民主主义知识分子是与上一代进步的贵族知识分子完全不同的一代人。在父辈与子辈之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这首先是理想主义者与革命实践者之间的矛盾。
　　父辈们曾经有过自己的理想和追求，不少贵族知识分子在其作品中表现了西方新思想对他们的影响。他们谴责现存制度，要求改造社会，有些人如赫尔岑、奥加略夫等甚至转到了劳动农民的立场上。然而，他们却不可能被社会所理解和接受。贵族等级把他们视为叛逆者，而农民则对他们抱有根深蒂固的不信任，农民只要看到宣传新思想的人是身穿德国式服装的贵族，就会本能地把这看成是一个圈套。先进的贵族知识分子同人民的脱节使他们扮演着“聪明的废物”和“多余的人”的可怜角色。赫尔岑曾经绝望地表示：“我们的情况是没有出路的，因为它是不真实的，因为历史的逻辑指明，我们不为人民所需要，我们的事业是一种绝望的折磨。”这是时代和社会的悲剧，是新事物已经产生、旧制度仍在统治的俄国生活的产物。
　　赫尔岑在1864　年给萨马林的信中谈到，他们这一代人“都必然是一批毫无作为的反省者，空泛的议论者，理论家，书呆子”，“缺乏充沛的活力和果敢的精神”，“只是在思想方面是勇敢和坚毅的”。
　　如果说父辈们是思考和探索的一代，那么子辈们是除了思考和探索之外还渴望战斗、追求事业的一代。他们对父辈夸夸其谈的改良主义感到厌倦，确信自己不会成为“多余的人”；他们不但愿意尽力帮助人民，而且还要成为人民的一分子；他们不能容忍自己面临的一切，对任何传统持否定态度。50　年代末60年代初，俄国知识界父与子的冲突已十分尖锐。伊·谢·屠格涅夫在小说《父与子》中塑造了巴扎罗夫这样一个新一代知识青年的形象，这是一个没有任何崇拜的偶像、用批评的眼光看待一切、不服从任何权威的人。在他看来，父辈们的行动不可能超出高贵的愤慨或逆来顺受的范围，而他这一代人已经明白，空发议论是毫无用处的，必须行动和战斗。
　　在屠格涅夫发表《父与子》之前，作为父辈的他已在1861　年与《现代人》杂志的年轻人分手了。文质彬彬、为人谦逊的屠格涅夫曾是《现代人》的撰稿人，但他同后起的青年作家、尤其是《现代人》中的杜勃罗留波夫等人的关系却搞不好。他和许多自由主义者一样，“厌恶杜勃罗留波夫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农夫民主制”。而青年人不喜欢他那“女性般的温柔”和“缠绵的人道主义态度”。杜勃罗留波夫对屠格涅夫的《前夜》所作的批评使他们最终决裂了。并非偶然的是，在杜勃罗留波夫和冈察洛夫之间也发生了类似的思想分歧。
　　由于屠格涅夫在《父与子》中第一次使用了“虚无主义者”这个词来称呼新一代知识青年，小说发表后，“虚无主义”这一概念就流行起来。旧制度的维护者把虚无主义解释为无视一切社会和道德准则，“为破坏而破坏”的狂妄思想，而革命民主主义者则认为虚无主义是否定旧传统和现存秩序，反对专横和虚伪，争取民主和自由。60—70　年代，虚无主义成为对俄国知识青年中一个规模很大的运动的称呼。这个运动后来被称为民粹主义运动。
　　1861年改革后，虚无主义运动悄然兴起。许多渴望按自己的理想生活的青年——包括平民和贵族——来到有大学的城市。俄国的许多地方都出现了自修小组，青年们在其中阅读各种哲学、经济学和历史学的书报，讨论自己的体会与心得，探索怎样为人民做一点事情。这些被称为虚无主义者的青年崇尚理性，追求科学和真理，唾弃一切风俗、习惯、迷信和偏见．讨厌虚伪的形式，喜欢用坦率和简明的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思想。他们认为，如果在享受舒适生活的同时谈论可怜的人民，那只不过是十足的伪善。因此，许多拥有巨大家产的青年常常每个月花费不到10个卢布，而把他的财产用来创办消费合作社或生产合作社之类的事业。他们否定艺术，认为所有艺术品都是用从劳动人民那里掠夺来的钱买来的，一双靴子要比圣母像或莎士比亚和普希金更加珍贵。他们反对没有爱情的婚姻，决不会为形式上的关系而欺骗自己的良心。虚无主义运动在青年中迅速发展，不少贵族女子抛弃富贵之家，跟随具有新思想的男子远走高飞；许多人鄙视优裕的生活，满怀纯真的理想走向“法朗吉”。
　　在60　年代初，著名的革命民主主义批评家、政论家皮萨列夫（1840—1868）被认为是激烈的“否定者”和虚无主义运动的领导人之一。皮萨列夫是由别林斯基、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以及西欧先进思想家的作品培育出来的革命民主主义者，1861年开始崭露头角。他非常欣赏屠格涅夫笔下的巴扎罗夫，认为这是一个走向极端的青年的形象。但就在这些极端中，可以看出“一股朝气蓬勃的力量和不受诱惑的智慧”，而这“能把青年人引上康庄大道，支持他们在生活上奋斗”。皮萨列夫自己也是个走极端的人，他醉心于同旧事物的斗争，对那些妨碍社会前进的东西进行了破坏性的批评；由于反对“纯艺术”的观点，他甚至否定普希金，他认为，“我们每个忠诚的人的全部思想和活动的最终目的，是彻底解决饥寒交迫的人们的迫切问题；除了这个问题外，绝无别的问题值得关心、思考和忧虑的。”
　　虚无主义运动不仅在屠格涅夫的作品中得到了反映，冈察洛夫在小说《悬崖》中塑造的伏洛霍夫这个形象也是要表现当时无论在首都还是外省“都已越来越经常出现的否定或者虚无主义的症候”。但冈察洛夫对俄国民主青年的理想是抱有偏见的，因此简单化地赋予伏洛霍夫以否定一切的特点和庸俗唯物主义的毛病，并由此讽刺性地揭露他所谓的“新的谎言”。
　　车尔尼雪夫斯基发掘了虚无主义的积极、肯定的方面。1862年下半年，他在监狱中写出《怎么办》这部长篇小说，并于次年刊登在《现代人》杂志上。小说中的虚无主义者正直、高尚、意志坚定、为人坦诚，依靠自己的努力成为于社会有益的人，并深信自己事业的正义性。与屠格涅夫、冈察洛夫作品中的虚无主义者不同，他们热爱艺术，珍视爱情，对工作和前途充满信心。《怎么办》尽管在艺术上略逊一筹，但这是一部由伟大的平民革命民主主义者所写的反映新一代革命民主主义青年的作品，因而其中的主人公理所当然地成为新青年的榜样和化身。
　　60　年代中期，虚无主义运动出现了两种倾向。一方面，有许多青年决心把知识和文化送给群众，他们到工业城市去做工，在工人中间组织合作社，开办文化补习学校。这就是后来“到民间去”运动的发端。另一方面，是个人恐怖主义的出现。1863　年在莫斯科形成了一个以伊舒金、加拉科佐夫为首的青年知识分子小组。小组成员认为，亚历山大二世的统治如果继续存在下去，连已经实现的有限改革也难保住；而刺杀沙皇将有助于推动人民的斗争，使俄国能按照村社社会主义的原则得到改造。1866　年4月4日，加拉科佐夫行刺沙皇未遂，被判绞刑。伊舒金和加拉科佐夫小组的思想是70　年代民粹派无政府主义和恐怖主义的先声。
　　60　年代末，赫尔岑一再强调，他同车尔尼雪夫斯基是俄国虚无主义之父，他们留给新一代知识分子的正是“虚无主义”。赫尔岑和车尔尼雪夫斯基提倡科学和怀疑，主张以探索代替信仰，否定现存制度和自由主义道路，希望以革命开辟俄国农民社会主义之路，这些都是虚无主义运动的思想来源。事实上，虚无主义运动的兴起反映了改革后俄国社会的矛盾，其背景是进步青年对农奴制度改革的失望，对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失望，对俄国社会的失望。1870年2月12　日，马克思在读了弗列罗夫斯基所著的《俄国工人阶级状况》后对恩格斯说：“俄国的现状再不能维持下去了，解放农奴自然只是加速了瓦解的进程，可怕的社会革命迫在眉睫。从这里也可以看到现在俄国大学生等等中间风行一时的学校青年虚无主义的现实基础。”
　　60　年代末70　年代初，在虚无主义运动中开始形成系统的理论——民粹主义。
　　1868—1869年间，在流放中的彼·拉·拉甫罗夫以笔名陆续在法国《星期周报》上发表《历史信札》，1870　年9　月经修订后以单行本出版。拉甫罗夫认为，受压迫的劳动人民为创造文明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因此，享受文明的少数人，即知识分子，应该承担起自己应负的责任，向人民偿还欠债。他指出，知识分子应该组织起来，寻求真理，争取建立公正的社会制度。他的这些主张在平民知识分子中引起了强烈反响，成为他们投身于社会革命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
　　1870年拉甫罗夫流亡国外后，继续从思想上影响着革命青年的运动。他在苏黎世创办了名为《前进》的刊物，宣传关于人民受到政治和社会教育后必然会采取革命行动的观点。在《前进，我们的纲领》这篇文章中，拉甫罗夫指出，俄国革命运动提出的社会目标是为了劳动的利益而同一切形式的垄断作斗争；它反对的不是个人，而是社会原则。他认为：“俄国大多数居民的前途赖以发展的特殊基础就是农民以及村社土地所有制。在村社共同耕作土地和村社共同享用土地的产品这个意义上发展我们的村社，把米尔大会变成俄国社会制度的基本政治因素，把私有财产吸收到村社的财产中去，让农民受教育，使农民懂得自己的社会需要……这一切就是俄国人的特殊目的，一切希望祖国进步的俄国人都应该促使这些目的实现，”至于实现这些目的的方法和途径，他强调，俄国的社会改造应该通过人民来完成，革命者应该抛弃那种认为可以把少数文化较高的人所想出来的革命思想强加给人民、把一种新的制度恩赐给人民的想法，应该向人民群众讲清楚他们的真正需要，使他们自觉地提出目标并自觉地努力达到这些目标。
　　拉甫罗夫的这些思想代表了当时民粹派青年中的基本倾向，即以在群众中展开宣传，为未来的革命作思想和舆论准备作为自己的任务。
　　作为哲学家和社会学家，拉甫罗夫研究了康德、黑格尔、费尔巴哈的哲学思想和马克思、蒲鲁东等人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学说，形成了一种他自称为人类学主义的主观社会学体系，其核心是人的个性。他认为，人的个性是历史发展动向的决定性因素；尽管历史道路取决于客观力量，但个人可以根据自己对历史道路的解释确定自己的目标、选择自己的方式，从而把客观上难以避免的行为变成受个人意志控制的行为。他把人类进步视为具有批判思维的人物活动的结果，历史过程就是在这种批判性智慧的指引下发展的。知识分子应该献身于社会，以偿付其对人类所欠的债务。
　　70年代初，沙皇政权对激进运动的镇压变本加厉，于是，数以百计的俄国青年逃往国外，主要是到瑞士的苏黎世。苏黎世成为继日内瓦之后又一个俄国侨民聚居的城市。这时正在苏黎世的米·亚·巴枯宁成为这些青年崇拜的偶像。还在1868年，巴枯宁和尼·伊·茹科夫斯基就联名发表了《我们的纲领》一文。这篇文章表达的基本上是巴枯宁的思想，中心是主张实现人民彻底的精神解放、社会经济解放和政治解放。文章认为，没有精神解放，人民的政治自由和社会自由是不可能彻底和巩固的；信仰上帝、信仰灵魂不灭等唯心主义的东西是专制制度的必然支柱，它使人民丧失为争取天赋权利而必需的精力。同样，没有社会经济解放，任何自由只能是令人厌恶的谎言，因为“人民的经济生活任何时候都是基石，它本身包含着对人民政治状况的真实说明”，而经济解放的基础，就是让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