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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文化之路-第3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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屠格涅夫常年旅居西欧，同西欧文学界保持着密切联系，对俄国与西欧的文化交流起了重要作用。50 年代回国的一段时间里，他曾用法国18 世纪喜剧作家马利沃的风格编写过一些剧本让剧团演出。在创作于这一时期的《罗亭》的主角罗亭身上，可以发现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中的包法利的某些特征。60 一70 年代，屠格涅夫与法国文化界名流乔治·桑、福楼拜、龚古尔兄弟、阿尔封斯·都德、左拉、莫泊桑和圣—桑等人经常在一起聚会、交谈。他把杰出的女作家乔治·桑视为自己的师长，并通过她的关系与福楼拜结识。福楼拜经常把自己的新作念给这位“卓越的莫斯科人”听，征求他的意见，并为他那深刻而又明了的评论所折服。对艺术的追求和对平庸的厌恶使这两位伟大的作家结为知己。从1872 年起，福楼拜每月都要组织一次聚餐会，邀请屠格涅夫和法国文学界的精华出席，而屠格涅夫总能以富有魅力的言谈和渊博的知识迷住他的法国朋友。
就思想倾向而言，屠格涅夫是一个西方派分子，但他身上始终保持着俄罗斯人的气质。他并不是西方文化的盲目崇拜者，相反，对当时俄国上流社会中盛行的世界主义倾向十分鄙薄。在《罗亭》中，他借小说中的人物之口表明了他对这种时尚的看法：“俄国可以没有我们中间任何一个人，但我们中间的任何一个人却不可以没有俄国。谁要以为可以，那他是可悲的。谁要真的不要俄国，那他是双倍可悲的！世界主义只是胡说，世界主义者等于零——不，比零更坏。离开了民族性，就没有艺术，没有真理，没有生命，什么都没有。”1883年9月3 日，屠格涅夫病逝于法国，他的遗体被运回俄国。法国的文学界朋友护送灵柩到车站。在彼得堡，成千上万的人迎送灵柩去墓地，葬礼的盛况是自普希金去世以来所没有过的。民意党人发表声明悼念这位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文豪。俄国所有监狱中的政治犯向这位“不朽的伟人”敬献了一个花圈。对于这一切，屠格涅夫是当之无愧的。
小说：探索人生与道德伦理主题
19 世纪80 年代，继屠格涅夫之后，又一位俄罗斯文学巨匠——列夫·托尔斯泰（1828—1910）——征服了欧美。他那些关于人生目的、宗教和社会的阐述又使他成为一位有世界影响的思想家。
托尔斯泰生于图拉附近的雅斯纳雅，波里雅那贵族庄园，16岁进入喀山大学，3 年后中断学业，经营庄园。1851 年去高加索从军，第二年在《现代人》杂志上发表自传体中篇小说《童年》，从此步入文坛。
1864 年，托尔斯泰出版了4 卷本的选集，此时，他已发表了近20 篇中、短篇小说和特写，其中包括研究“心灵的辩证法”、探索人的内在实质、追求道德完善的自传体三部曲——《童年》、《少年》和《青年》，反映高加索军旅生活的《袭击》、《伐木》等，以描绘战争条件下军人思想感情为特色的《塞瓦斯托波尔的故事》3 篇，反映农奴制农村生活的《一个地主的早晨》，以寻求道德理想为主题的《哥萨克》等。托尔斯泰把这些作品称为“试笔”，但它们已经使他置身于俄罗斯第一流作家之列，也已经表现出了他的风格和魅力：对生活的独特的洞察力，卓越的现实主义手法和贴切的心理描写。
到那时为止，对托尔斯泰产生重大影响的外国作家和作品有：歌德的《赫尔曼与窦绿苔》、雨果的《巴黎圣母院》、柏拉图的《斐多篇》和《宴话篇》、狄更斯的《匹克威克外传》、莫里哀的喜剧《多才多貌》，以及《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等。1857 年和1860—1861 年，托尔斯泰曾两度游历欧洲。他考察了许多国家的正规和业余教育，并聘请一位德国青年数学家凯勒同他一起回故乡庄园从事教育工作。他在德累斯顿拜访了作家奥尔巴克，后者的作品和思想给他以深刻印象：“奥尔巴克是一个可爱的人，他给了我一线光明……他讲到基督教，正如讲到人类的精神一样，没有更高的东西了。”在布鲁塞尔，他会见了蒲鲁东。这次会见虽然没有对他的生活产生什么直接影响，但在他80 一90年代的社会、政治和经济观点中可以看到蒲鲁东主义的痕迹。
60年代之初，正是俄罗斯发生重大转变的时候，但托尔斯泰在行动上是置身于社会运动之外的。他当过一年的调停人，力图在地主和农民中进行公平的仲裁，但不能使任何一方满意。他把主要精力放在教育雅斯纳雅·波里雅那和附近地方的农民孩子身上了。他不同情以赫尔岑、奥加略夫等人为代表的运动，至于原因，他在1892 年写的散文《第一步》中谈到了：“我认识奥加略夫和赫尔岑本人以及另外一些同一类型、受过同样教育的人物。所有这些人的生活中，言行不一非常显著。忠诚和热心向善，同时对私人的欲念不加检点。他们认为放荡的生活不足以阻止向善的生活，不足以毁坏善行或伟大的品行。他们把没有揉好的面粉放在冰冷的炉子里，认为会烤出面包来。于是时日流逝，他们开始注意到面包是烤不出来了——就是说：他们的生活弄不出结果来——他们从中发现了…一些特别悲惨的东西。”与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的关系也大致如此。他曾因为《现代人》撰稿而与他们接触，但没有友谊。当然，在内心，托尔斯泰是赞成改革的，他也完全同意进步的社会运动的主要目标——解放农民，只是他认为俄罗斯最需要的而又最被忽略的是农村儿童的教育。从1863年起，托尔斯泰着手写作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这部巨著在1866—1869年间陆续完成、出版。
《战争与和平》是世界文学史上为数不多的杰出的长篇小说之一。托尔斯泰以俄罗斯抵抗拿破仑侵略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为背景，以高度现实主义的描写，把丰富的生活素材和众多人物编织成了一幅19 世纪初期俄国生活的历史图画。小说最基本的主题仍是托尔斯泰最感兴趣的道德问题：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什么是生活的意义？小说中的主角，年轻的贵族安德烈·鲍尔康斯基一直在进行探索。他曾经想用死来解脱，但对娜塔莎的爱情使他振作；当爱情受到挫折、上流社会的生活使他窒息时，1812年的战争使他回到了生活中。同俄国士兵的接触使他了解了生命的意义，在身负重伤、濒临死亡的时候，他发现了生活的真谛，深信不仅要爱自己的朋友，也要爱自己的敌人。安德烈的精神发展之路反映了托尔斯泰本人对人生的探索和理解。
对人的精神世界的冷静观察和细致剖析，使书中人物的灵魂赤裸裸地摆在读者面前，产生了震撼人心的效果。托尔斯泰对人的灵魂美寄予无限的希望。他对尼古拉·罗斯托夫和玛丽娅·鲍尔康斯卡娅这样平常无奇的人物表达了使人无法抗拒的同情；在描写娜塔莎和彼尔的迷失时也让人感觉到了他们的善良、热情和“金子般的心灵”；至于普拉东·卡拉塔耶夫，更是他心目中俄罗斯人民善良和完美品格的化身。与此相反，在海伦、阿纳托里、多罗霍夫这些人身上，人们看到的是虚伪、卑鄙和可耻，不能不产生强烈的厌恶。
如果说这部作品有什么疵点的话，那么如同托尔斯泰本人所说，除了太长之外，就是掺入了哲学论点的叙述。某些章节的议论过于冗长，影响了全书艺术上的协调。
70 年代，作为一个现实主义作家的托尔斯泰不能不注意到资本主义关系的迅速发展、贵族生活的急剧转变和青年革命运动的蓬勃兴起。从1873 年到1877年，他用了近5 年时间完成了又一部长篇小说——《安娜·卡列尼娜》。小说以安娜和渥伦斯基、列文和吉蒂这两对情人的故事为主线，描绘了改革后的城市和资产阶级文化、保留着宗法制度的庄园生活、自由主义和地方自治运动等各种事物和观念，以及它们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反映了那些使作者激动和思考的当代问题。在这部作品中，托尔斯泰一如以往地表明了自己的道德和伦理观念。安娜和渥伦斯基无法解决内心的冲突，他们没有勇气同那个上流社会决裂，最终酿成了一幕人间悲剧。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列文和吉蒂探索着自我的本质，尤其是列文，在同农民的接近和理解中，从宗法制的“农民的真理”中，找到了精神的寄托和内心的宁静。
在写作《安娜·卡列尼娜》的过程中，托尔斯泰的精神上经历着一场危机。1874—1878年之间，托尔斯泰苦苦地探索着人生目的。俄国生活的现实使他的内心不能平静。他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导致人们道德堕落的灾难，但又对旧的贵族生活充满厌恶。他尊崇那些义无反顾的民粹派分子的真诚信仰，但不同意他们被迫使用的暴力手段。在1879年写成的《忏悔录》中，他谈到了当时的情况：“我有一些困惑的时刻。生活停顿下来，仿佛自己不知道该怎样生活，或该做些什么；我感到迷惘，不知所措，人也变得忧郁了。……后来这种困惑的时刻越来越多，……它们总是以这样的疑问句表现出来：这到底为了什么？这到底会达到什么结果？”“我觉得我所站立的土地塌下去了，我的脚底再没有什么了。我赖以生活的理由不再存在，我没有了可以让我活下去的理由。”由于对这个世界的人事已经淡漠，所以看这个生活毫无兴味。托尔斯泰开始转向宗教。他有规律地去教堂，早晚在书斋中做祷告，经常接近那些还保留着中世纪宗教传统的农民。他发现，劳动人民所具有的信仰给了他们生活的意义，他们在艰苦的劳动中度过一生，但对生活却很满足。“我学会了爱这些人民。我越了解他们的生活，我越爱他们，我的生活也过得越安闲舒适。……我们的圈子里，有钱的、有学问的人的生活，使我厌恶了，对我不再有意义了，而整个劳动人民，整个创造生活的人类，对我显示出了他们的生活本色。我明白了，这就是人生自身，这种人生给予的意义是真的，我接受了它。”“我观察了我自己，观察我内心发生过什么变动，于是我想起了，只有在我信仰上帝的存在时，我是活着的。……我只要意识到上帝，我就活着；只要忘记了他，不信仰他，我就死了……于是我的内心，我的周围，光明远胜于以前的辉耀。这光明从此没有再离开我。”
托尔斯泰对世界的看法有了根本的变化，《忏悔录》这部充满感情的自传体著作就是他在50 岁时思想转变的一个标志。他不再以文学创作为满足，而写了一系列的论文、小册子和著作来表达自己的宗教、社会和道德观点。托尔斯泰的基本思想是：基督教的本质就是摒弃任何形式的暴力和对人的一切强制约束；人生的目的是向善和行善，奉行至高无上的爱的法律，追求道德上的自我完善；现实世界距离基督教诲中的神圣真理还很远，但用暴力来反对它、改变它的企图是令人憎恶的。不要以暴力对抗恶，爱和温暖既要给予善，也要给予恶；俄罗斯东正教的虚伪教条是对人类道德进步和正确理解基督教诲的可怕障碍，是一个必须揭露的骗局；除了服从理智和良心，决不屈从于任何权威，人只应对上帝效忠而不可服从地上的统治者，否则就会由于执行他们的命令而违反上帝的律法。
托尔斯泰确信道德标准高于一切其他的标准，宗教的思想高于任何社会政治的思想。他既反对专制制度，也反对自由主义和革命运动；他试图用道德的呼吁来唤醒和改造一个冷漠的社会，设想“不以暴力抗恶”的原则能够解决一切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
但这个伟大的作家不能不看到世上的无数苦难、不幸和不公正，他也不能容忍任何与他的理想不同的东西，并对此进行了尖锐的谴责和揭露。从1889年开始，他耗时10年，在71 岁时完成了自己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复活》。这是19世纪末叶批判现实主义的杰作之一，它撕去了贵族资产阶级俄国的一切假面具，猛烈抨击了俄国的社会制度、国家制度以及教会的罪恶和虚伪。但托尔斯泰的解决办法仍是人的道德的自我完善。聂赫留多夫在认出法庭上的马斯洛娃就是当年他放纵和引诱的牺牲品后，良心在他身上复苏了，他的精神和道德经历了一个再生的过程，他得到了人生的真谛：一个人的幸福在于对别人的爱，在于宽恕一切和顺从上帝的意志。遭遇不幸的马斯洛娃失去了对生活和上帝的信念，但她心灵深处保留的那种“重要和善良的”东西最终苏醒过来，从而实现了灵魂的复活。托尔斯泰思想上的矛盾在这部作品中特别明显，他批判物质世界的种种罪恶，但提供的是纯粹精神的解决方案：“上帝的王国就在我们心中。”
在俄罗斯历史上的反动时期，托尔斯泰不倦地写作，对人生和社会的一切问题发表意见。在全社会缄默的日子里，他发出了孤独而有力的声音，激烈地抗议社会的不公正，抗议战争、刑罚、监狱和赋税，否定东正教会的精神权威和沙皇制度的神圣权力。他的许多文章或著作被禁止发表，他本人在1901年被东正教会开除了教籍。但他在人民中间享有声誉，他拥有众多的信徒和崇拜者，他以自己的思想与艺术的结合引起了全世界的注意。作为艺术家和思想家，他的作品反映了俄国所经历的一个时代。
小说：社会问题、心理描写和哲理性
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881）是继屠格涅夫、托尔斯泰之后成名的19 世纪下半期俄国三大小说家之一。这位生活经历坎坷、身材矮小瘦弱的作家是俄国社会小说的创始人。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彼得堡军事工程学院学习期间就对语文、历史和艺术课程极感兴趣。19世纪俄国优秀作家对他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而由法国教师讲授的法语课使他迷上了巴尔扎克、雨果、乔治·桑、欧仁·苏等著名作家。1845 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完成了自己的处女作——中篇小说《穷人》。小说描写了彼得堡穷人的爱情悲剧，同时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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