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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地方志-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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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国因经济落后而饱受欺凌的切肤之痛，使国人深切认识到发展经济乃是民族自强之本。方志家们也更多地将眼光投向经济领域。据统计，清代的一些志书名作，如戴震的《（乾隆）汾州府志》、洪亮吉的《（嘉庆）泾县志》等，其经济门类只占全书的3—5％。而民国方志中经济方面的内容大幅度增加，如川沙、洛川等志，经济门类一般占到全书的20％以上。当时的浙江大学校长蒋梦麟曾为修浙江省志拟订了一个方案，按照他的设计，经济门类要占全书的1/3。
民国方志更普遍注意记载帝国主义侵略和中国人民反侵略斗争的史实。例如，《（民国）瑷珲县志》特详于17世纪以来的中俄关系。小小一县，却在县志中特设了“外交志”一卷，记载《中俄瑷珲条约》和历年中俄交涉事件及其他条约。它的“艺文志”不是收录诗文，而是收录有关中俄交涉的文献公牍。它的“武事志”，历数沙俄对瑷珲的侵略及中国军民的抵抗，其中周继功的《庚子之秋，边衅互开，瑷珲不守，人民流离原委记》，十分细致地描述了瑷珲失守的经过和百姓流离失所的惨景，是研究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沙俄侵略黑龙江的第一手资料。《（民国）胶澳志》，引用德、日占据青岛时的原始档案和其他文献，记述了德、日帝国主义侵占我国胶东半岛的始末。安徽的《（民国）阜阳县志续编》专设类目汇辑抗日战争史料。《（民国）察哈尔省通志》设有《长城抗战纪略》一章，记载二十九军官兵英勇抗战的事迹，都能使人感受到时代脉搏的跳动。
民国方志用于记录事实的手段更加丰富多样。民国十八年（公元1929年）国民政府颁布的《修志事例概要》，就强调要尽量采用新技术。如“舆图应由专门人员以最新科学方法制绘精印，订列专册，以裨实用”。“地方名胜、古迹、金石拓片，以及公家私家所藏各种古物，在历史上有重要的价值者，均应摄制影片编入，以存真迹。”“志书中应多列统计表”，等等。民国志书广泛采用测绘、照片及新式统计图表。有的用铅字排印，新式装订，使志书面目焕然一新。如《（民国）首都志》中，列有62张表、75帧照片、52幅地图，加上硬皮精装，其准确、生动、美观、实用，自是旧式志书无法望其项背的。民国方志多数采用浅近文言，加上新式标点，有的将方言用国际音标注音，以便于一般人阅读。这些编制技术上的进步，也是近代科学文化发展的生动反映。
不过，必须指出，大多数民国方志基本上还是沿袭旧志的体例，只是或多或少地插入一些诸如民政、教育、交通、实业之类的新类目，以适应近代中国社会的巨大变化。民国方志中也包含着一些清朝遗老的作品，不用说它们是处处遵守封建旧志的规范。更有极个别汉奸傀儡政府编的地方志，如汉奸黄希文的《增修磁县县志》（河北磁县）之类，公然为日本侵略者张目，甚至露骨地宣扬侵略者的“理论”，这只能给他的卖国求荣永远打上耻辱的印记。
总的看来，民国时期的地方志，就像当时的整个中国一样，处在新旧交替之中。少数有识之士已经冲出封建旧志的藩篱，正在山重水复之间探索，寻找着柳暗花明的新境界。
第二节 方兴未艾的新中国修志事业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古老的地方志和古老的中国一起，重新焕发出青春。
当年，在烽烟滚滚的抗日战争年代，在革命圣地延安，中国共产党中央曾在1941年8月1日颁布的《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中指出：“系统的周密的社会调查是决定政策的基础。”《决定》将地方志列为调查研究的基本材料之一，要求“收集县志、府志、省志、家谱，加以研究”。不过，尽管对地方志的价值早已有充分的认识，那时候在戎马倥偬之中，不可能大规模地组织编写新方志。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编修新志很快就被提上了日程。
1956年，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将编写新方志列为《二十年哲学社会科学规划方案》的20个重点项目之一，随即组成国家地方志小组领导这项工作，掀起了新中国的第一次修志高潮。到1960年为止，全国已有20多个省区，500多个县开展了修志。这第一批新方志多数是未定稿，正式出版的只有湖北的浠水、咸宁、孝感、汉川、广济、应城等县的简志和河北的《怀来新志》、贵州的《水城县志》、《镇宁新志》等少数几种。省志则只出版了《湖南省志》的《大事记》两卷、《地理志》一卷。
经过“文化大革命”的10年，国家和人民再次痛切地体验了一个真理：建设中国，先要认识中国。1977年，山西省寿阳县率先成立了县志编纂委员会。1978年，湖南省决定恢复省志的编纂工作。从80年代开始，全面掀起了新中国的第二次修志高潮。1981年中国地方史志协会成立。1983年恢复了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1985年公布了《新编地方志工作暂行规定》，规定“编纂社会主义新方志，必须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同时也规定了新方志的体例和有关组织领导的事宜。一时间如同风起云涌，各省、市、县普遍建立起修志机构。计划到本世纪末，除完成各省及直辖市的志书外，还要完成3782部县、市志。经过年复一年的辛勤耕耘，目前已进入新方志的丰收期，每年都有数百部新志问世。
新方志的编纂人员，力求运用新的观点、新的方法、新的资料修志。他们既继承历代修志的优秀传统，又坚持改革，努力创新，完全根据现代自然和社会的实际状况来安排内容，设置类目，以求真实地反映时代特点。为历代旧志所忽略的生产活动、经济活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和变革，在新方志中得到充分的重视。帝王官宦不再是方志中的主要角色，代替他们的是人民群众的创造精神和历史功绩。人们的努力获得了可喜的成果。新中国的地方志无论在内容还是在体例方面都呈现出不同于以往任何时代的全新的风格。
现代地方志事业的另一个引人注目的变化，是修志已经走出了少数文人学士的圈子，正在迈开大步走向整个社会，形成一个规模宏大的系统工程。各级修志机构集合了一支实力雄厚的专业修志队伍。据1994年的统计，仅省、市、县三级修志机构就有专职和兼职人员11万名以上。以这支队伍为中心，带动起全社会的协作，来深入调查国情和收集整理地方文献。
各地方在修志过程中，采取很多办法吸引方方面面的专家参与讨论本地区发展中的重大问题。例如上海市的地方志机构和复旦大学合作建立“上海研究中心”，邀集国内外的学者举办了一系列学术讨论会：“上海宏观研究学术讨论会”、“上海租界研讨会”、“近代上海城市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海派文化研讨会”、“太平天国在上海研讨会”、“鸦片战争在上海研讨会”等等。并出版《上海研究论丛》，发表专业人员的研究成果，为更多的人参加研讨提供一片园地。这样的集思广益，加深了对问题的认识，又提供了文献信息，对于提高地方志的科学水准极有帮助。浙江的平湖、海盐和上海的金山，也曾召开三县县志编纂者和专家学者共同参加的“古海盐历史沿革研讨会”，经过研讨，清理了三县建置沿革上一些长期混淆不清的问题，纠正了旧志中几个重大的错误。
为了配合编修省、市、县志，许多乡镇、街道、厂矿、学校等基层单位纷纷着手编写本单位的志书。四川温江专区一共12个县，修方志就是先从县属各乡镇、各部门普遍修“小志”开始。例如，由灌县修《都江堰志》，由地区水利局修《人民渠志》等。一段时间里，全地区到处可见征集资料的布告，到处有广播、墙报在宣传修志。各基层单位都设有资料员或联络员负责收集和传递信息。每个县都有由各方面人士组成的“修志协进会”提供情况，出谋划策。修“小志”既推动基层单位回顾和思考自己成长的历程，又为修县志打下了扎实的资料基础。
在这些基层志书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乡镇志。如果说乡镇修志最初还主要是为县志作资料准备，后来情况就有所不同了。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我国乡镇经济已经成了地方经济的半壁江山。特别是其中一批历史悠久、开放早、发展快的明星乡镇，它们的历史、现状和发展经验引起了全世界的兴趣和关注。乡镇志是了解我国乡镇发展的一个窗口，自然有了不同于以往的意义。尤其南方沿海经济增长较快，又素有修乡镇志传统的江、浙等省，已经正式出版了一批名乡名镇志，更计划在县以上志书完成以后，在编修乡镇志上投入更多的力量。
按行业编写的专志，在新中国也有了空前的发展。在科学技术一日千里的今天，包罗万象的地方志涉及许多学科、许多行业的专门知识，方志的编修人员不可能是万能博士，样样都懂，怎样才能保证志书的科学性呢？各地在编修省、市、县志之前，往往先组织各行各业编写专志，如山水志、名胜志、工业志、农业志、商业志、金融志、教育志、医药卫生志、科学技术志等等，作为未来志书的基础。此外，还有由国家的专业部门主持编写的专志，如由文化部、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和中国戏剧家协会联合发起分地区编《中国戏曲志》；教育系统设立“全国地方教育史志研究会”，组织编写教育史志；交通部组织各地编交通史志；由水利部组织分地区编《江河水利志》等。长江、黄河、淮河、海河、珠江这些大的水系都设有修志机构。《长江志》、《黄河志》、《珠江志》目前都已经分卷陆续问世。专志的编纂者都是本专业的行家里手，他们给地方志带来了新的知识、新的方法、新的视角，这是地方志质量的一个重要保证。
据1993年出版的《中国新方志目录》统计，到1992年底，正式和非正式出版的基层志及专志已达8000种以上。基层志和专志自古便有，但是发展到今天这种规模，不能不说是方志史上的一大新景观。它们和县以上各级地方志一起，纵横交错，多层次、多角度地反映出我国社会历史的真实进程。这种征集资料的声势和深度，这种修志的规模，在过去的任何时代都是无法想象的。
现代修志机构的职能也在发生变化，正在向多功能的地区信息中心发展。历史上的修志机构大多是临时拼凑的班子，只管修志，不管其他，志书修成便解散。现在，许多省、市、县的方志编纂委员会除了修新志以外，又是地方文献的整理研究机构，并凭借资料的优势大量编辑资料书，包括年鉴、地区概况、旅游指南、乡土教材，以及各种学术资料汇编。它们在当地的经济开发和文化建设中发挥着咨询机构甚至智囊机构的作用。例如，武汉市在讨论经济发展战略时，市志编委会为它提供了系统的参考资料；河北迁西县县志办公室根据物产普查的结果，建议利用本县丰富的酸枣资源，通过嫁接酸枣建立金丝小枣基地，被列为本县发展山区经济的一个重点项目；一大批渐趋衰落甚至濒于绝迹的传统名产，如福建平和县素有“柚王”之称的琯溪密柚、浙江萧山县有800年历史的“东南佳品”湘湖莼菜、四川什邡县的晒烟、山东威海市的锡镶工艺等，都是由于方志工作人员挖掘整理出有说服力的资料，引起政府和专业人员的重视，从而恢复了勃勃生机，重新成为当地经济的重要支柱。修志机构还协同报纸、广播电台、电视台开辟本地“历史上的今天”栏目，举办以振兴中华、了解家乡为主题的知识竞赛。它们的这些新职能，既发挥了资料的社会效益，又扩大了地方志的社会影响，并吸引着更多的人来为搜集整理地方文献贡献力量。
新中国的地方志事业，可以说还处于开创时期，犹如东升的朝阳，烂漫的春花，欣欣向荣，蒸蒸日上。广大的地方志工作者还在不断地实践、总结、提高，以自己的辛勤和智慧，继续谱写着方志史的新篇章。
海峡对岸的台湾省，从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回归祖国后，就成立了台湾通志馆，后来改称台湾文献委员会。它整理出版了大量台湾文献，并从1948年开始编纂《台湾省通志》，到1973年完成出版。同一时期，台湾各市、县也都新编了志书。一些原籍大陆的旅台同胞，心系故土，自动组织起来收集整理家乡文献，尽其所能为故乡修志。如安徽绩溪旅台同乡编有《绩溪县志》、安徽舒城同乡会编有《舒城县志》、浙江青田同乡会编有《青田县志（续修本）》。当然，在两地隔绝的情况下，他们所依据的只能是不完全的文献资料和片断的回忆，但是，这每一部志书都寄托着他们浓厚的思乡之情。随着海峡两岸的交往日益增多，两岸在修志中还往往互通信息，互寄资料，交流成果，表现出地方志这一优秀文化传统对于中华民族的无与伦比的凝聚力。一旦人为的阻隔被消除，海峡两岸携起手来，修志事业必将另有一番景象。
第三节 方志学的发展
清代的章学诚虽然被尊为方志学的开山祖，但是对于他来说，地方志只是史学的一个分支，还不是一个独立学科。192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东方杂志》第21卷第18期发表了梁启超的文章《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方志学》（此文为梁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的一章），这才第一次提出了“方志学”这个学科概念。这篇文章对传统方志学作了系统的总结，论证并确立了章学诚在方志学史上的地位。从此，方志学才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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