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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史-第17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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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笠翁传奇十种》中，《比目鱼》写得最为感人。剧中写贫寒书生谭楚玉因爱上一个戏班中的女旦刘藐姑，遂入班学戏，二人暗中通情。后藐姑被贪财的母亲逼嫁钱万贯，她誓死不从，借演《荆钗记》之机，自撰新词以剧中人物钱玉莲的口吻谴责母亲贪恋豪富，并痛骂在场观戏的钱万贯，然后从戏台上投入江水，谭亦随之投江。二人死后化为一对比目鱼，被人网起，又转还人形，得以结为夫妇。一种生死不渝的儿女痴情，表现得淋漓尽致。戏中套戏的情节，也十分新奇。另外，据元人杂剧《柳毅传书》、《张生煮海》改编、合二龙女事的《蜃中楼》，写男女痴情，也比较符合一般欣赏习惯。
李渔剧作在艺术技巧方面，较好地体现了他在《闲情偶寄》中提出的原则。其中最特出的一点，是剧情新奇，结构巧妙，绝不入前人陈套。而且，他很少利用神鬼出场起转接作用，而是发挥想象，编造巧合的情节，虽出人意外，却又针线细密，不显得怪诞粗鄙。《风筝误》写两对男女之间误会迭生的故事，是特出的一例。他的曲辞写得不算精美，但总是老练流畅。宾白则尤其富于机趣，音调铿锵，朗朗上口，是过去剧作中少见的。
总之，李渔的戏剧虽有情趣较为低俗、缺乏理想光彩的缺陷，却也善于描绘常人的生活欲望，在离奇的情节中表现出真实的生活气氛，剧本的写作，更富于才情和机智。以前对此评价过低，是包含偏见的。由于这些剧作有良好演出效果，过去流传甚广，并在各种地方戏曲中被改编演出。日本青木正儿《中国近世戏曲史》中说：“《十种曲》之书，遍行坊间，即流入日本者亦多，德川时代①之人，苟言及中国戏曲，无有不立举湖上笠翁者。”在西方，也较早就有翻译和介绍，可见其影响之广泛。
①日本历史上德川家族掌权时期（1603—1876）。
清前期另一位戏曲家万树的创作特点与李渔颇为近似。
万树（1625？—1688）字红友、花农，号山翁，江苏宜兴人，是明末戏曲家吴炳的外甥。他曾为监生游学北京，未得官而归，康熙年间为两广总督吴兴祚幕僚，暇时作剧供吴家伶人演出。写有剧本二十余种，仅存传奇《空青石》、《念八翻》、《风流棒》三种，因都是写一个才子同时娶两个美女的故事，故合称《拥双艳三种曲》。
万树剧作也带有明末文学的遗风，专摹写男女风情，常对“假道学”加以讥刺。情节离奇曲折，善于写误会和巧合，如《念八翻》写才子虞柯与祝凤车、阮霞边的婚姻故事，剧本情节曲致，因共经历了二十八个转折而得名，语言也诙谐有趣，是一种偏重娱乐、追求演出效果的作品，其思想情趣则是投合了多妻制下男性的愿望。万树是音律学的专家，制曲谨严，也富于文采。另外，他对词的格律也很有研究，著有《词律》二十卷，是后来最常用的词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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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吴伟业尤侗嵇永仁
在李玉、李渔等剧作家之外，吴伟业、尤侗的剧作以结合个人身世、借历史素材抒发内心郁闷为主，抒情性较强而不重演出的效果，实际是一种书面文学。嵇永仁的情况，也与他们有相近之处。
吴伟业以名诗人兼作戏剧，有传奇《秣陵春》和杂剧《通天台》、《临春阁》。《秣陵春》又名《双影记》，共四十一出，写南唐徐適藏有李后主所赐玉杯，后主内侄女黄展娘藏有内宫宝镜，后杯、镜易主，彼此均在宝物中看见对方影像，因生恋情，几经曲折，终成眷属。此剧语言典丽，颇见才华，但头绪纷繁，结构松散。作者在序言中说：“余端居无憀，中心烦懑，有所彷徨感慕。”剧中所表现的，是身逢易代之际对于前朝的怀旧情绪，所以情调偏于伤感。《临春阁》据《隋书·谯国夫人传》并牵合《陈书·张贵妃传》的史实再加虚构而成，写张丽华和冼夫人共同为陈后主料理军国大事，无奈文武大臣误国，颓势难挽，最后张丽华自杀，冼夫人入山修道。作者反对女宠祸国之说，表现他对历史的看法，又借古讽今，以冼夫人之口讥刺了南明小朝廷君臣的无能。
在抒情方面更为直接和强烈的是《通天台》。此剧源自《陈书·沈炯传》，写南朝沈炯于梁亡后寄寓长安，遥念江南，某日登汉武帝“通天台”遗址，登台痛哭，沽酒而醉，梦中被武帝召用，沈自陈有愧于心，力辞不就，醒来乃知是一梦。
此剧剧情简单，情调苍凉，像作者的许多诗篇一样，表述了在历史剧变中身不由己、彷徨失路的心理，很可能作于他出仕清廷以后。剧中写道：
则想那山绕故宫寒，潮向空城打，杜鹃血拣南枝直下。偏是俺立尽西风搔白发，只落得哭向天涯。伤心地付与啼鸦，谁向江头问荻花？难道我的眼呵，盼不到石头车驾，我的泪河，洒不上修陵松槚，只是年年秋月听悲笳。（《赚煞尾》）
曲中用了大量诗歌的习用语汇和意象，使抒情特征更明显。
尤侗（1618—1704）字同人、展成，号悔庵、西堂，江苏长洲（今苏州）人。顺治年间以贡生任永平府推官，因鞭挞旗丁而被黜。六十多岁才举博学鸿词科，授翰林院检讨。作有传奇《钧天乐》，杂剧《读离骚》、《吊琵琶》、《桃花源》、《黑白卫》、《清平调》，合称《西堂乐府》。他也擅长诗文，有《西堂全集》。
尤侗为人耿直，恃才自负，因仕途坎坷，长期闲置，多愤世之情。其剧作也主要表现对社会现实的不满，抒发内心郁闷。如《钧天乐》写科场积弊，博学多才的沈白等名落孙山，不学无术的贾斯文等却依仗财势而高中；后来天界开科考试真才，沈白等才一展抱负，得志于仙宫。五种杂剧中，《读离骚》隐括《楚辞》诸篇，写屈原遭谗放逐、投汇而死，被龙王迎为水府水仙，宋玉赋辞以祭；《清平调》写李白因《清平调》三章极受杨贵妃称赏而得中状元，荣耀一时；《桃花源》写陶渊明辞官归隐，作词自祭，最后入桃花源成仙，也都是通过为历史上不得其遇的才士贤人鸣不平，发泄自身的牢骚，并虚构这些人物的结局，以快心意。另外，《吊琵琶》谱王昭君故事，《黑白卫》谱聂隐娘故事，亦多不平之慨。
尤侗的剧作思想并不深刻，情节也缺乏新异的创造，其长处在于能以老练而简朴的文辞抒写磊落慷慨之情，呈现出激昂飞扬的气势，具有诗剧的特点。《读离骚》中写屈原题壁问天的一段曲辞长七百余字，气魄宏大，虽不太适于演出，阅读的效果却很强烈。当时的名诗人王士禛称道他的剧本说：
“激昂慷慨，可使风云变色，自是天地间一种至文。”（《池北偶谈》）不无过誉，但指出了尤侗剧作的一种特色。
嵇永仁（1637—1676）字留山，号抱犊山农，江苏无锡人。曾为福建总督范承谟幕僚，后耿精忠叛清，他与范同被囚禁。三年后，范被杀，嵇亦自缢而死。在狱中他与同系诸人唱和为乐，杂剧《续离骚》即作于此时，包括单折短剧四种：《刘国师教习扯淡歌》写刘基与张三丰对饮，命子弟演唱所作《扯淡歌》以侑酒，叙古今兴衰之事而以人生无常、不如修仙学道作结；《杜秀才痛哭泥神庙》，写落魄书生杜默醉至项王庙，痛哭凭吊，指出项羽的种种失策，连泥塑霸王像亦动情下泪；《痴和尚街头笑布袋》，写布袋和尚街头发笑，众人问之，他借此骂倒世间的卑俗；《愤司马梦里骂阎罗》，写司马貌梦入阴曹，骂阎王不公、阴间污浊。作者在前引中自称：“性命既轻，真情于是乎发，真文于是乎生。”当时他已入必死之境，满腔悲愤，出言无所忌，回思古往今来之事，只觉桩桩可笑，件件可疑。如《痴和尚》剧中有一节，笑老聃、释迦无聊，只惹得和尚道士们乱忙胡搅；“又笑那宣尼氏（孔子），絮叨叨说什么道学文章，也平白地把那些活人儿都弄死”；继而又嘲笑天上玉皇、地下阎王、古今人间君主，全都只会得装腔作势的“俗套儿”。这种对一切神圣事物肆意嘲弄的态度，原是晚明思潮的一种特点。此剧虽然是作者特殊遭遇中的产物，却也反映出清初文人的思想深处，仍隐藏着不少与晚明思潮相通的离经叛道的东西。
另外，嵇永仁尚作有传奇二种：《扬州梦》，演杜牧在扬州的风流故事；《双报应》，写知府孙裔昌断案故事，结构都比较巧妙，曲辞追慕元人，以本色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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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洪昇与《长生殿》
康熙年间，随着清朝统治趋向稳定，明亡的阵痛归于平静，文人们开始更多地以一种空幻与伤感的情绪来看待明清之际的历史兴亡。这时在戏剧方面出现了洪昇的《长生殿》与孔尚任的《桃花扇》这两部名作，前者以安史之乱为背景，后者直接以南明政权的覆灭为背景，把美好爱情的丧失和政治的变乱相联系，取得感人的效果，它们在不同程度上都与上述社会情绪有关联。而两位作者也因他们的优秀创作，获得“南洪北孔”的称誉。
洪昇（1645—1704）字昉思，号稗畦，浙江钱塘（今杭州）人，出身于已趋中落的世宦之家。他本人做了二十来年的太学生，其间十余年旅食京华，未获一官半职。康熙二十八年（1689），更因在佟皇后丧期内观演《长生殿》而被劾下狱，革去学籍。此后往来于吴越山水之间，过着放浪潦倒的生活，在浙江吴兴夜醉落水而死。洪昇才情超脱，与当世名流如王士禛、朱彝尊、陈维崧、赵执信等都有密切的交往，却一生坎坷，生活也很贫困，他的诗中常为此发出慨叹，如：
“大地春回日，羁人泪尽时。七年身泛梗，八口命如丝。”
（《己未元日》）才士不遇、容易出以狂狷之态，洪昇给人的印象，也是很清高孤傲的。赵执信说他“故常不满人，亦不满于人”（《谈龙录》），徐麟说他“交游宴集，每白眼踞坐，指古摘今”（《长生殿序》），可以略见他为人的风貌。
洪昇能诗，今尚存《稗畦集、续集》、《啸月楼集》。对他的诗前人评价不一，但总体上说成就不是很高，他的主要创作成就是在戏曲方面。今知洪昇的剧作，有传奇九种，仅存《长生殿》；又存有杂剧《四蝉娟》一种。《四婵娟》体式略近于徐渭的《四声猿》，由四个单折的短剧合成，分别写谢道韫、卫夫人、李清照、管夫人这四个历史上才女的故事。而据洪昇友徐材说，他“自谓一生精力在《长生殿》”（《天籁集·跋》）。
《长生殿》写唐明皇与杨贵妃的爱情故事。据洪昇此剧《例言》说，他曾三易其稿：最初所作名《沉香亭》，后因“排场近熟”，删去有关李白的情节，加入李泌辅肃宗中兴事，更名《舞霓裳》；“后又念情之所钟，在帝王家罕有，马嵬之变，已违夙誓，而唐人有玉妃归蓬莱仙院、明皇游月宫之说，因合用之，专写钗合情缘，以《长生殿》题名。”这一过程费了十余年的时间，最后一稿写定于康熙二十七年（1688）。
唐明皇与杨贵妃的故事，自白居易《长恨歌》、陈鸿《长恨歌传》以来，一直是诗歌、小说、说唱、戏剧等多种文学形式反复袭用的素材。戏剧方面，杂剧有元人白朴的《梧桐雨》等，传奇有明人吴世美的《惊鸿记》等。但元杂剧在清代已无法直接用于演出，而《惊鸿记》既非名作，又因其中“涉秽”的情节而导致洪昇的不满。所以，为这样一个人所熟知的历史故事编写一种较为完美的演出剧本，应是《长生殿》创作的首要动因。在写作的过程中，则自然而然渗透了作者的人生观念、审美喜好和特定的时代气氛。
有关唐明皇与杨贵妃的故事，在前代正史、野史、民间传说、文学虚构中，有各种各样的材料，《长生殿》通过对这些材料的取舍，构成其独特的面貌。如剧中回避杨贵妃曾嫁寿王、与安禄山私通等“秽迹”，标榜“义取崇雅”，认为“一涉秽迹，恐妨风教”（《例言》），具有对这一历史故事在道德上加以“净化”的用意。当然，这同时也有突出全剧的爱情主题的效果。又如，剧中较多描写了唐明皇在宠爱杨贵妃同时又屡次“召幸”梅妃、虢国夫人，而引起他与杨贵妃的感情冲突，从而使得他们的爱情故事多生曲折。而最为突出、与前代写同一故事的文学作品显得明显不同的地方，为以下两点：
其一，剧中对“情”这一全剧的核心作了充分的描写和反复的渲染，并把故事的结局，写成一方虽死，犹抱痴情，一方虽生，而痛不欲生，共守前盟，因此感动天地鬼神，得以共升仙宫，永久团圆。虽然“情”本是杨、李故事的中心，但《长生殿》的写法，却有把“情”从故事中抽象出来，作为具有普遍意义和超越生死的力量来歌颂的用意。剧本开场曲写道：“今古情场，问谁个真心到底？……借太真外传谱新词，情而已。”即点明这一主旨。在《例言》中，作者又对有人称此剧“乃一部闹热《牡丹亭》”的说法表示赞同，这表明《长生殿》对情的赞美是受到《牡丹亭》很大影响并且与之相似的。但《长生殿》所写皇帝与妃子的情，在当时的道德观中是无可非议的，这和《牡丹亭》所写根本违逆礼教精神的情，性质完全不同；作为历史题材，《长生殿》又以一种距离感避免了对人心的强烈刺激。这样，《长生殿》既在一定程度上沿承了晚明文学的特色，又退缩到一个比较文雅和安全的范围之内。
其二，在写“情”的同时，《长生殿》用了相当大的篇幅（几乎与描写爱情的部分相等）写安史之乱及有关的社会政治情况，这使得此剧显得场面宏大、人物众多、情节富于波澜曲折（此所谓“闹热”），既是一部浪漫的爱情剧，又具有历史剧的特色。这一双线平行交织、互相映衬的结构，把杨、李的爱情故事具体地结合重大的历史事件和广阔的社会背景来描写，除了通过对唐明皇失政的批评，寄寓了“乐极哀来，垂戒来世”（《自序》）的教训意义外，还通过描写爱情在历史变乱中的丧失和由此引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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