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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史-第4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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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以彼径寸茎,荫此百尺条。
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地势使之然,由来非一朝。
金张籍旧业,七叶珥汉貂。冯公岂不伟,白首不见招。
涧底之松,纵然高大挺拔,可是生于卑下之所,竟被山顶的小苗所遮盖。社会也是如此,寒士无所凭依,纵然“英俊”,也只能沉沦下僚。以才德取人而不以势位取人,这至少是统治阶级所承认的原则之一,作者正是基于这一原则,对门阀制度的不合理提出了抗议。
不过,《咏史诗》之所以形成雄迈的艺术风格,根本因素并不在于它的政治批判性质,而在于作者始终自居于很高的精神地位来展开他的政治批判。有这种自傲的精神,才足以与社会的压迫相抗,从而使诗中的感情表现得激荡有力。这在第五首尤为明显:
皓天舒白日,灵景耀神州。列宅紫宫里,飞宇若云浮。
峨峨高门内,蔼蔼皆王侯。自非攀龙客,何为欻来游?
被褐出阊阖,高步追许由。振衣千仞岗,濯足万里流。
这诗的意思,其实不过说自己要离开京都,归隐不仕。但没有嗟叹感伤,而是傲视权贵,俯笑王侯,所以意境自然高远。开头两句景象就很阔大,下面“飞宇若云浮”、“蔼蔼皆王侯”,完全是俯视的写法,结末又以千仞高岗、万里长流衬托和象征自己的情怀,始终贯注了豪迈的气概。
《咏史诗》的语言简劲,不重辞采,更无累赘的铺写,虽亦多用对偶,但出语自然而不求工巧,这都是和诗歌的抒情要求相一致的。因为繁缛和过于雕琢的语言,必然造成表达上的阻隔,难以呈露强烈的情绪。前人评左思的诗,喜欢说他“祖述汉、魏”,恐怕这并不是左思的本意。
左思的《娇女诗》也很值得注意。这诗描摹他的两个女儿的娇憨天真之态,写得细致而生动,孩子的好吃贪玩爱打扮,一一呈现于诗人饱含喜爱的笔下,饶有情趣。专写儿童的诗过去未曾有过,《娇女诗》的出现,足以说明魏晋诗歌脱离教化观念而深入日常生活的现象。除了诗,左思还作过一篇《三都赋》,属于传统的京都赋一类,有“洛阳纸贵”之誉。
但在魏晋辞赋已经完全转向抒情短篇的情况下,它终究无力重振传统大赋的声威。
西晋覆灭、东晋初建之际的重要作家,有刘琨和郭璞。他们的主要创作也是诗歌,但内容风格却很不同。刘琨的诗仅存《扶风歌》、《答卢谌》、《重赠卢谌》三首,表现了一个爱国志士的热情与悲痛;郭璞的诗,则以《游仙》为题,歌颂高蹈遗世的精神。这反映了当日的士人在动乱危难的环境中不同的人生态度。
刘琨(271—318)字越石,中山魏昌(今河北无极)人,出身士族。早年好老庄,喜清谈,也是贾谧“二十四友”之一。后来天下大变,他经历国破家亡,意识到个人对于社会、政权的责任感,于是指斥“聃、周之为虚诞,嗣宗之为妄作”(《答卢谌书》),这是时代造成的思想改变。怀帝、愍帝时,他任刺史、大将军等职,在北方辗转抗敌,屡败而无悔。最终被同他结盟的幽州刺史段匹碑杀害。刘琨仅凭一腔热血出生入死,面对中原瓦解之势,自知只手擎天,绝无此理。家国之痛,英雄末路之悲,发之于诗,既慷慨激昂,又沉痛无比,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扶风诗》写道:
朝发广莫门,暮宿丹水山。左手弯繁弱,右手挥龙渊。
顾瞻望宫阙,俯仰御飞轩。据鞍长叹息,泪下如流泉。
系马长松下,发鞍高岳头。烈烈悲风起,泠泠涧水流。
挥手长相谢,哽咽不能言。浮云为我结,归鸟为我旋。
去家日已远,安知存与亡?慷慨穷林中,抱膝独摧藏。
麋鹿游我前,猿猴戏我侧。资粮既乏尽,薇薇安可食?
揽辔命徒侣,吟啸绝岩中。君子道微矣,夫子固有穷。
惟昔李骞期,寄在匈奴庭。忠信反获罪,汉武不见明。
我欲竟此曲,此曲悲且长。弃置匆重陈,重陈令心伤。
此诗作于刘琨出任并州刺史时。行程中路途艰险,四处是敌,刘琨以少击众,冒险而进,备尝艰辛。他对前途并无把握,对于朝廷的态度,也没有多少信心,只是置生死于度外而已。因此,诗中充满了忠愤忧患之情。在写作上,结构、修辞均无讲究,只是随笔倾吐。但沉痛悲凉之气,足以感人。《答卢谌)、《重赠卢谌》的风格大体相同。对刘琨的诗,《诗品》评为“善为凄戾之词,自有清拔之气”,《文心雕龙》说是“壮而多风”,都是指诗中激荡而深沉的感情而言。这种激情恰是西晋一般诗人所缺少的。
郭璞(276—324)字景纯,河东闻喜(今属山西)人。博学多识,为时人所重。又喜阴阳卜筮之术,因此关于他有很多怪诞的传说。西晋末北方乱起,郭璞南下避祸。东晋元帝时任著作郎。后因劝阻王敦谋反,被杀。其代表作为《游仙诗》,现存完整者十篇,其余都是些残片。游仙诗不一定是追求神仙境界,有时只是为了在文学中增添神奇色彩,或借以表现对现实不满的思想情绪。阮籍《咏怀诗》就多次写到游仙,郭璞也正是承继了阮籍,其诗中将老庄思想与道教神仙之说相混合,歌咏高蹈遗世的精神,寄寓着惧祸避乱的情绪。所以《诗品》称它:“乃是坎壈咏怀,非列仙之趣也。”只是其思想远没有阮籍那样深刻,感情也远没有阮籍那样强烈。下面是第一首:
京华游侠窟,山林隐遁栖。朱门何足荣,未若托蓬莱。
临源挹清波,陵岗掇丹荑。灵溪可潜盘,安事登云梯。
漆园有傲吏,莱氏有逸妻。进则保龙见,退为触蕃羝。
高蹈风尘外,长揖谢夷齐。
这首诗以游仙的高超来否定世俗的荣华富贵,但又把隐逸生活和游仙混同一体,可见其主旨确在于咏怀。
西晋末,在诗坛上已开始流行一种宣扬道家思想的、枯淡寡味的作品,世称“玄言诗”。关于郭璞与玄言诗的关系,有两种恰恰相反的说法。檀道鸾《续晋阳秋》说:“郭璞五言,始会合道家之言而韵之。”这等于说郭璞是玄言诗的倡导者。然而钟嵘《诗品》却说郭“始变永嘉平淡之体”。这一矛盾现象,与郭璞诗的特点有关。严格地说,玄言诗滥觞于正始。无论何晏、阮籍、嵇康的诗如何各有不同,大量融入老庄哲理,却是一致的。正始以后,哲理性的诗未有明显地延伸发展,诗坛风气以陆机等为代表转向崇尚华美、注重修辞。至晋室南渡之际,玄言诗开始兴起。这时活跃于诗坛的郭璞,较多继承了阮籍的特点。如果从缘情寄兴的一面看,颇与所谓“永嘉平淡之体”相背,显得卓拔时俗;如果从好言老庄哲理和假游仙以倡虚寂的一面来看,却又像是玄言诗的前导了。所以檀道鸾和钟嵘各从一面着眼,就得出了完全不同的结论。但无论如何,不应将郭璞的《游仙诗》等同于玄言诗。
郭璞的辞赋也著称当代。他的《江赋》描绘长江,以博物见长,包容了大量地理和物产方面的知识,显示了作者的博学,行文亦有气势。但由于过分炫耀学问而导致生涩的地方也不少。
这里应当顺带提及木华的《海赋》。木华字玄虚,生平不详,只知他做过太傅杨骏的主簿。作品仅存此篇。《海赋》气魄宏大,想象奇特,为一般状物赋所不及。如写大海狂涛汹涌之景象,“似地轴挺拔而争回,岑岭飞腾而反覆,五岳鼓舞而相磓”,可谓惊人之笔。

第四节 陶渊明及东晋诗文

中原战乱,北方士族纷纷南下,一般民众也潮涌而至。西晋覆灭后,公元三一七年,镇守建业(今江苏南京)的琅琊王司马睿称帝,这以后的晋王朝,史称东晋。
司马睿(元帝)建国,完全依赖北方南下的大士族和当地土著士族的支持,皇室的力量,远不能与西晋相比。门阀势力,更为强大,对于皇权的相对独立性,也更其明显。丞相王导曾向明帝历数司马懿父子“创业之始,诛夷名族”之事,用意即在于要求尊重士族的地位。自东晋迄陈,江南五朝的政权实际是由士族和皇室共享的。
永嘉时,玄学清谈十分盛行,南渡后,势力有增无减。士人为了在心理上逃避惨痛的现实,普遍将热情贯注于哲学领域,对文学产生了严重的影响。虽说,如果追本溯源,玄学影响文学,实起于正始,但阮籍他们(包括后来的郭璞)的作品,尽管哲理成分浓厚,却并不脱离文学的基本属性——形象性和抒情性。而东晋文学,却普遍使用抽象语言来谈论哲理,使文学成了玄学的牺牲,变得枯燥无味。对此,稍后的各种典籍有一致的批评。如《宋书·谢灵运传论》说:
有晋中兴,玄风独振。为学穷于柱下,博物止于七篇,驰骋文词,义殚乎此。自建武暨于义熙,历载将百,虽比响联词,波属云委,莫不寄言上德,托意玄珠,遒丽之词,无闻焉耳。
东晋时代那些专述老庄哲理的诗,被称为“玄言诗”,其最重要的代表,是孙绰和许询。试以孙绰的《答许询》为例:
仰观大造,俯览时物。机过患生,吉凶相拂。智以利昏,识由情屈。野有寒枯,朝有炎郁。失则震惊,得必充诎。
这种诗已经完全失去文学趣味,几乎不成其为诗了。然而,在东晋玄言诗中却又酝酿着一种新的重要的东西,这就是山水诗的萌芽。而且,陶渊明的田园诗,在某种意义上说来,也是山水诗的分支,与玄言诗同样有直接的关系。
玄学本是超世的哲学,它强调人不仅在社会中存在,而且每一个人即每一个精神主体,都是直接面对宇宙存在的。因此人生的根本意义,也不在于世俗的荣辱毁誉、得失成败,而在于精神的超越升华,对世界对生命的彻底把握。宇宙的本体是玄虚的“道”,四时运转、万物兴衰是“道”的外现。从这种观念中引导出人对自然的体悟、追求,以及人与自然统一和谐的观念。加以江南山水,佳丽可人,对于来自北方的士大夫富有新鲜的刺激,更引起他们对山水自然的兴趣。《世语新语》中记载了多则晋人沉湎于山水的故事,又载阮孚评郭璞诗句“林无静树,川无停流”说:“泓峥萧瑟,实不可言。
每读此文,辄觉神超形越。”所谓“神超形越”,正是玄学家所追求的精神境界,这种境界可以从对自然的体悟中获得。所以很多玄味厚重的诗,喜欢从体悟自然发端。前引孙绰《答许询》,开头“仰观大造,俯览时物”二句便有这样的意味。当然,这种诗句仍未免空洞无味。但是,如果寄意于具体的对象、加以铺展的描绘,情况就不同了。这同样可以用孙绰的诗《秋日》为例:
萧瑟仲秋月,飂戾风云高。山居感时变,远客兴长谣。
疏林积凉风,虚岫结凝霄。湛露洒庭林,密叶辞荣条。
抚菌悲先落,攀松羡后凋。垂纶在林野,交情远市朝。
澹然古怀心,濠上岂伊遥。
这首诗的写法以及所表现的哲理,与《答许询》颇有相似之处,不同在于有无抒情与形象——而这对于诗歌是至关重要的。从现存全部东晋诗歌来看,把体悟自然与阐述玄理结合起来的作品,仍有不少。而一旦发展到以景物为主,或主要通过景物来表现哲理,山水诗便出现了。所以说,从玄言诗到田园山水诗是一个内在的演化过程。据史载,东晋末的殷仲文、谢混,对改革玄言诗风起了先导的作用,但不仅他们二人,直到陶渊明、谢灵运,也并不排斥玄理。
由于玄风的影响,东晋散文除陶渊明外,别无名家。但王羲之的《兰亭序》,却可以说是一篇佳作。这篇文章记叙永和九年(353)作者与会稽一带名士四十余人同游山阴兰亭修禊事的经历,抒发对人生的感慨。开头一节,描绘兰亭周围山水风光,文字平易清隽,既无奥深之疾,亦无枯槁之病。既而从游览之乐,转言乐情易迁,人生终归于尽,再推而广之,感叹古往今来,人同此悲,说理顺畅,情绪虽然低沉一些,但从人类的普遍现象发论,放眼高远,不失超逸潇洒。这篇文章把具体环境下的实在的情感与哲理性思维结合为一体,所以哲理对于文章非但无害,反而有益。
东晋同时也是整个魏晋南北朝最杰出的文学家是陶渊明。陶渊明(365—427)字元亮,或云名潜,字渊明,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人。有《陶渊明集》。他的曾祖陶侃是东晋初名将,握强兵镇守长江中游,都督八州军事,封长沙郡公,声威煊赫一时。死后追赠大司马。祖父陶茂官至太守,父亲亦曾出仕。陶氏为东晋元勋之后,地位虽不如南下名族高贵,也是浔阳的大族。只是陶渊明这一支,因他年幼时父亲就去世了,家境便日渐败落。他从二十九岁时开始出仕,任江州祭酒,不久即归隐。后陆续做过镇军参军、建威参军等地位不高的官职,过着时隐时仕的生活。义熙元年(405)陶渊明四十一岁,再次出为彭泽县令,不过八十多天,便弃职而去,从此脱离了官场。他在家乡有自己的田庄和僮仆,开始一段时期,生活也算安宁自得。有时他也亲自参加一些农业劳动,作为自己的社会观和人生哲学的实践。在这种劳作生活中,与农民有所接近。后来由于农田不断受灾,房屋又被火烧,境况愈来愈恶化。但他始终不愿再为官求禄。朝廷曾征召他任著作郎,也被他拒绝了。
陶渊明之所以如此,并不是他对政治原就不感兴趣。出身于世代官宦的家庭、又是元勋之后的陶渊明,本来也曾期望在仕途中有所进取,在政治上有所作为。《杂诗》说:“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可见出他的胸怀。但同时,东晋士族文人普遍企羡隐逸,追求精神自由的风气,在他身上也留下了深刻的影响。《归园田居》所说“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之类,就反映了他思想的另一方面。他是抱着两种彼此矛盾的愿望走上人生道路的。开始时前一种愿望占据了主导地位。但那是一个动乱的时代:宗室内部的斗争,军阀对政权的野心,不断引起血腥的杀戮乃至激烈的火并。这种社会动乱不仅给人民带来灾难,同时在社会上层也造成严重的不安全感。这使陶渊明的政治雄心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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