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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大元帅军事文选合集:罗荣桓-第7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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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永新县三湾村，把部队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实际上只
有两个营。这就是三湾改编。接着就把支部建在连上，搞党代表，各级都建
立了党的组织，总的仍然设有前委。这样不仅整顿了这支要垮的部队，而且
明确了要搞一支什么样的军队。随后，毛主席率领部队向井冈山进军。井冈
山上有地方农民武装［3］，我们和他们搞了个统一战线，才有了落脚点。
上井冈山前部队比较多。一路上生活艰苦，卫生也很差，长虱子，闹疟
疾，很多知识分子动摇了，也有的开小差了。为了巩固部队，毛主席说：不
愿意留的，拿上五元钱可以走。这样一来，不稳定的分子走了很多。有些学
生走了，有些营、团长也走了。这是个自然淘汰，这样就把部队稳定下来了，
人虽然少了一些，可留下的大都是坚定的了。上山后，冬天又来了，没有棉
衣棉裤、没有鞋子穿。为了解决困难，训练了一个时期，就下山打湖南茶陵。
把城市占上几天，补充一下。最重要的是可以看到报纸，知道外面的消息了。
后来又回到山上，在井冈山周围打土豪分田地，建立罗霄山脉中段的根据地。
一九二八年四月朱德、陈毅同志率领南昌起义后保留下来的部队及湘南
农军和毛主席领导的工农革命军会师，成立了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因为广州
① 本文是根据罗荣桓在政治学院的两次谈话和一次访问记录综合整理的。当时罗荣桓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
员。罗荣桓作为古田会议的参加者，在谈话中真实地反映了古田会议的情况，深刻地阐述了人民军队的建
军原则和政治工作原则。本文一九八三年十二月十六日，在古田会议五十四周年之际，在《解放军报》上
发表。
暴动的武装叫红军，所以朱和毛会合不久，中央有命令，将工农革命军改称
为工农红军。紧接着是粉碎敌人的几次“会剿”和“八月失败”。彭德怀同
志率红五军上山后，为了粉碎敌人对井冈山的“会剿”，朱、毛率领红四军
主力下山，一九二九年一年间转战于赣南、闽西。从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到
一九二九年底这两年多时间里，部队发生了一系列问题，需要总结经验。到
达闽西以后，在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4］上对一些问题产生了不同看
法，需要统一认识。于是，陈毅同志去上海向中央汇报了红四军状况。他带
回中央指示［5］后，便召开了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也就是古田会议。
在会前，毛主席召集了一批政治工作干部，用半个月时间，边调查边分析，
一条条的讨论，写出决议案草槁，然后拿到九次代表大会上通过。古田会议
本身只开了两天，有毛主席一个讲话，还有陈毅同志一个讲话，朱德同志一
个讲话，再就是通过决议。
古田会议主要解决以下几个问题。
一是反对流寇思想。当时部队的流寇思想很严重，有些同志想拉来拉去，
没有建立根据地的观念。例如一九二八年七月，湖南省委代表乘毛主席不在，
附和二十九团一些人要回家乡的情绪，使二十八团、二十九团冒进湘南，造
成“八月失败”。二十九团原想拉回湘南打游击，结果全垮了。这实际上是
单纯的军事冒险，好在二十八团没受到大的损失。
这种单纯的军事冒险是“左”倾盲动主义的反映，而“左”倾盲动主义
实质上是破产的小资产阶级的盲目急躁病、破坏性、报复性的表现，它的产
生要追溯到大革命失败。当时，党中央召开了“八七会议”，纠正了陈独秀
的右倾机会主义，号召举行秋收起义，实行土地革命，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
屠杀政策，这都是正确的，是它的主要方面。但是它虽然纠正了右，却没有
防“左”，所以就种下了“左”的根苗，连续发生了几次“左”的盲动主义。
而毛主席在井冈山是抵制了当时“左”倾盲动主义的，因而引起了犯盲动主
义错误的同志的不满。当时中央曾撤销了毛主席前委书记的职务，一度让他
去当师长。
流寇思想是主张走到哪里吃到哪里；打城市、打土豪、打倒一切。口号
是：打来打去，造成到处都是无产阶级，无产阶级革命就发动起来了。在思
想上是不要组织，不要纪律，不要政策，不要政权。在城市里对工商业实行
没收。毛主席严厉批评这种错误，说这是流寇思想。因为问题严重，所以定
出了政策。
早在一九二七年十月毛主席带领部队上井冈山时就提出了三条纪律：行
动听指挥、不拿群众一个红薯、打土豪要归公。一九二八年春，毛主席正式
宣布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后来又补充为“八项注意”，还提出了城
市政策等。
古田会议解决的另一个问题是军阀主义。虽然那时军队本身建立了党的
组织，但是，军队内部有矛盾，官兵关系很不好。军官们虽然受到过大革命
的洗礼，但他们管理军队的方法仍然是旧的。军官随便处罚人，搞体罚，造
成官兵对立。老兵也欺侮新兵。在井冈山被敌人四面封锁的困难环境中，要
巩固部队，就非和这种随便打人骂人的军阀主义作风作斗争不可。
要向军阀主义作斗争，就必须加强政治工作，要有新的一套，反对旧的
一套。那时把政治工作地位提得很高。指出军队要生存，就要靠政治工作。
政治工作要保证部队的行动符合党的要求，按党的政策办事。在这个基础上，
后来毛主席就提出了政治工作是我军一切工作的生命线。
在三湾改编时提出并在井冈山建立的士兵委员会制度，是为了发扬民
主。士兵委员会、经济委员会都代表士兵的意见。士兵委员会连里有，营也
有，团也有。战士有了发表议论的场所了，谁也不敢打士兵了。反对军阀主
义，不发动群众是不行的。战士在一定的会议上可以批评排长、连长，民主
就从这里开始了。旧官长的气焰下去了，士兵的情绪很高。
当然，这样做也带来了些副作用，如极端民主化也来了。士兵委员会的
权力很大，有时也用打人的办法，连、排长犯了错误，也要打手心，当然，
这也不对喽。以后很快就纠正了。随着党委会健全起来，士兵委员会就自然
消亡，改为军人大会。
还有一个副作用就是绝对平均主义。当时，军官和士兵在物质生活上是
一律平等的，有些事情还是先士兵后军官，如发衣服时，士兵就先穿上，再
发给干部。这在当时是必要的，但也产生了绝对平均主义。如在打土豪时领
到了几个鸡蛋、一瓶酒，也要平分。后来士兵很自然地感到，一点东西没有
平分的必要了，送给干部吃了算了。随着觉悟的提高，这种绝对平均主义也
就逐渐克服了。
那时，党的工作是经过党代表来作的，党代表的威信很高。党代表和士
兵关系很密切，在行军的时候，官长骑着马走在前面，党代表走在后边，替
士兵背枪和士兵共甘苦。士兵对党代表是很拥护的。如果下个命令，没有党
代表的署名，士兵对这个命令就要怀疑的。这也并没有什么制度规定，完全
是出于士兵自愿尊重党代表。
那时，绝大部分干部的模范作用、联系群众的作风都很好，士兵自愿给
干部打草鞋。分到伙食尾子，士兵还请干部吃个辣椒呀、泡豆腐呀，那是最
好的饭菜了。官兵关系真是密切，真是拖不垮打不烂的。如一九二八年夏天，
二十八、二十九团冒进湘南，毛主席带领我们三十一团三营往桂东迎还大队。
我们在桂东遭到土匪伏击，部队给搞散了。到了拂晓，大家都自动地集合起
来了，检查了一下，全营只少了一个担架兵。后来我们回到井冈山时，这个
担架兵早就回到山上了。那时，谁想拖上几个人几支枪逃跑，那是难极了。
这是政治工作的威力。党的工作很细密，环境越困难越团结。
古田会议还解决了一个反对单纯军事观点的问题。在红四军第七次党代
表大会上曾经就“军事首长、政治首长，倒是谁大呀？”“是司令部对外还
是政治部对外呀？”等问题发生了争论。有的人认为军队能打仗就行了，军
事高于一切。不重视政治工作，实际上是单纯军事观点。
这种观点就是一个人说了算，就是以我为主。旧军队只讲究下命令。我
们不像旧军队，也不像外国，我军有特点，历来就是反对“我”的，用只是
用“我们”，我们主张集体领导，这是个很好的传统。
确定军队有党的领导，党的支部建在连上，小组深入到班排，现在看起
来没有什么，但是从总结历史经验来看，意义是伟大的。大革命时期的国民
革命军中，也有些党代表是共产党人，有的部队也有我们党的组织，但并没
有把党的基层组织深入到连队去。由于陈独秀的错误领导，致使后来党代表
都被赶出来了，主要原因就是没有建立党的基础，当然也有把共产党人保留
下来带到南昌去的。如贺龙同志、周逸群同志的部队、叶挺同志的部队。
部队中没有党的基层组织，就没法联系群众。在黄埔军校，党的力量是
比较大的，但没有基层组织，一赶就被赶出来了。有了基层组织，就会联系
群众。毛主席提出支部建立在连上，小组设在班排，与群众直接联系，这对
于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起了决定的作用。
正因为红军是党领导的，“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
所以，它的任务决不是单纯地打仗。早在一九二七年底，毛主席就提出了我
军的三大任务是：打仗、筹款、做群众工作，到古田会议又进一步明确了。
军队就只打仗吗？不筹款就没有饭吃。在井冈山时，我们打完了仗就以班为
单位去做群众工作，分乡、分区地去做，因为许多班长和士兵，原来都是搞
农民协会的，他们对领导农民打土豪、组织农民协会、建立政权、组织农民
武装、建立党的组织，都很有经验。那时部队是战斗队也是工作队，军队和
群众的关系非常密切。
关于确立党对军队的领导问题，在九次大会以前的七次代表大会上，有
很大争论。有些同志对于一切重大问题要由党来决定，感到不满。有的高级
干部、知识分子感到约束很大。一切重大问题由党来决定，这当然是对的，
在今天看来是不成问题的，党员自然要服从党的决定。但在那时候，这个问
题却没有解决。一切要经过支部，一切权力归于党，引起了许多同志不满。
但毛主席对原则问题是不让步的。七次代表大会所争论的主要就是这个问
题，就是有一些人存在着不满情绪。七次代表大会后毛主席就离开部队，休
养去了。八次代表大会［6］毛主席没有回来。这时，中央指示，乘广东军阀混
战，粤北空虚的机会出击东江。等我们到达东江，广东军阀混战已经结束，
可东江特委仍然要求我们去打梅县。第一次攻下来了，敌人只有一些民团。
我们在城里只歇了一夜就走了。第二天敌人跟上来了，来了蒋光鼐、蔡廷锴
一个教导师。可我们第二次又去打梅县，三个纵队几乎损失了三分之一。经
过事实的教训，干部、士兵一致要求毛主席回来。这时陈毅同志从上海回来，
当时党中央支持毛主席的领导。于是，就召开了第九次代表大会。
总之，古田会议就是总结经验，把部队中存在的错误的东西，如：流寇
思想、军阀主义、无组织无纪律、单纯军事观点、个人主义等各种非无产阶
级思想，总括起来，做个总结，重申军队内的民主作风，确立党对军队的绝
对领导。
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以后，我军要建立一支什么样的军队，就定型
了。
然而，我军发展的道路仍然是曲折的。一九三○年又发生了孪立三［7］
同志的“左”倾冒险主义。
李立三同志的“左”倾冒险主义，要夺取大城市，争取一省或数省的首
先胜利，要组织全国暴动，要各地红军在武汉会师，结果使部队受到了损失。
当时红军的力量很薄弱，群众工作和党的工作基础也很薄弱，想夺取武汉、
长沙、南昌等大城市是不行的，即使打下来了也不能坚持。光靠单纯的军事
进攻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应当积蓄力量。因此，毛主席对立三路线是抵制了
的。南昌就没有打，以后他又建议停止打长沙。从长沙撤回根据地以后，在
毛主席的领导下打了吉安。军队对李立三同志的冒险主义是抵制了的。如下
抵制是不能取得后来反“围剿”的胜利的。李立三同志的“左”倾冒险主义
统治时间也不长，三中全会［8］基本上就解决了。
当时，王明他们似乎也反对李立三同志的“左”倾冒险主义，但不是反
“左”，而是说李立三同志的那一套右了，“左”得还不够，因此他们就更
“左”了。他们天天搞游行示威喊口号，九一八事变以后，还大喊保卫苏联。
在根据地内也是一切都打倒，不但打倒地主，也打倒富农、打倒资产阶级，
一切都打，没有什么统一战线，使自己非常孤立。
在军事上就是单纯防御。军队片面强调正规化，把三大任务变成单纯的
打仗了，不筹款，也不做群众工作。
在保卫工作上就是在内部搞情报，甚至在党内也搞情报，一直怀疑到指
挥员身上。在部队中搞“十人团”，有人有点思想问题就要秘密告发，就整，
完全是学外国的一套。没有民主，强调军事法庭，强调惩罚。政治工作搞强
制压服，吃苦瓜不准说苦，说苦，就是怕吃苦。
因为军队原来执行正确的路线，还是有基础的，没有完全按他们的那套
去执行，但军队还是受了影响。教条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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