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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文化的历史吊诡-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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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庭作最后陈述时，易阳声泪俱下：
我作为一名高干子弟（哽咽哭泣，停顿），我十分羞愧（停顿，用手巾擦眼泪）。我的行为，不但害了我自己，还给我的家人带来了不幸。（哽咽，过了好一会，易阳才用低沉的声音继续陈述。）我错用了爸爸的权力！
我也是一个普通的女人、普通的母亲（擦眼泪），我30岁才生孩子，孩子出生还不满11个月，我就因为此案离别了嗷嗷待哺的孩子（哭泣）。 我有今天，是因为自己的贪欲，还有父母疏于教导（哽咽哭泣）。身居高位的爸爸，没有始终如一地对我们严厉管教和约束。我本来有一份很好的工作和一个有很好发展的事业，今天成了这样。 （哭泣停顿两分钟）悔不当初呀，希望大家和其它高干子弟以我为鉴！
我很难相信在杨秀珠、杨龙光和刘方仁、易阳等人犯罪之后，家庭、家族型腐败便会洗尽铅华，金盆洗手。
法庭上易阳的一番“以我为鉴”的泣说，可能充满着最大的善意，但现实的情况却是，就在我写作本章的时候，日前，湖南省政府原副秘书长王道生及其子王健因巨额受贿罪，分别被判处无期徒刑和有期徒刑11年。王道生是该省继2002年唐见奎案之后又一个因经济问题落马的省政府副秘书长，而且前赴后继的两人均涉及家族腐败。在唐案之前，湖南省机械局原局长林国悌、湖南省交通厅原副厅长马其伟亦都是带着家人一起犯罪。
据报载，从传统中国的长河里沉渣泛起的家庭、家族型腐败，正是当今中国严重泛滥的腐败现象的一个重要特征，已在官员腐败的案件中占八成以上。而且家庭、家族腐败具有掠夺财富的疯狂性，侵吞国家资产的数额往往达几百万、几千万元甚至上亿元，对经济危害特别巨大。（2004年12月31日 中国新闻网 ）
时下，无论是在京都、上海或是深圳，还是在不过弹丸之地的小小县城，人们总能够发现一些身后总有权力的影子在明里暗里飘拂的怒马鲜车、锦衣玉食的家庭、家族，看起来一个个气派堂皇，勾兑紧密，似乎有着前二百年的根基，后一百年的期许。可其实，很可能它们就是早已霉烂了的糊墙纸，只有一处出现了破绽，很快就能够大片大片地撕下来……
对日本人来说，亲属集团并非一定是第一位的。个人最重要的归属集团，一般取决于他有机会加入的那个得以朝夕相处同事、同窗或互为战友的集团，而加入这个集团的资格具有许多不确定因素。
在日本，亲属集团对个人的重要性要小得多。当他在亲属集团以外的集团里失败、或受到排斥时，他们很难像中国人那样可以很容易地在亲属集团里找到疗治身心的静谧丛林，起死回生的诺亚方舟。为了寻求生命价值的终极意义，日本人必须完全献身于他们有机会加入的那个团体，从大的方面来说，这个团体就是屹立在列岛上的国家；从小的方面来说，这个团体就是军队，就是公司，或者学校。一旦在对该集团的归属上发生了质疑，对个人来说就可能是灾难性的，其亲属集团几乎不能起到任何保护作用。
对日本人来说，仅仅因为大家都姓“山本”或“小野”，或者仅仅因为大家都是福冈人、扎幌人便缔结成一个关系密切、强有力的集团是不可思议的。在海外派驻机构中，索尼公司的职员之间更容易结成密切的关系，他们与东芝、夏普、日立或是别的公司的职员来往不多，可能还互有戒备。非亲属集团内成员的关系，更容易超越家族、同乡层面，而进入国家、军队或公司、学校的层面，从而较快地实现集团的目标，鲜明地表现出集团的特色。
在日本有两所私立大学最出名——庆应大学和早稻田大学，号称“私学双璧”。
大多数中国人好像不太了解庆应大学，知道早稻田的却很多。或许是因为这所大学有一个颇为古怪的校名，这个校名与日本人的姓氏也如出一辙——一直到上个世纪20年代，该学校的周边环境还是蛙鸣如鼓，稻田一片……
其实，早稻田之所以在日本人心目中卓而不凡，是因为它是一所平民学校，庆应则是一所精英的学校。从历史上看，庆应的毕业生，大都进入政界、商界、学界和医学界，即所谓上流社会；早稻田的毕业生则大量融入日本社会的各个阶层。时至今日，随着社会发生的巨大变迁，早稻田的毕业生也有不少进入了政界，但是该校最珍贵的品牌，决不是在中国国内许多大学校庆典礼上常常毫无愧色地就坐于主席台上的某某书记，某某省长、部长，某某委员、常委……而是在它平民化教育里培养出来、至今活跃在文学、音乐、电影、戏剧、传媒、体育等大众文化领域里的“模范国民”。他们虽无一时显赫的权力，却可能有影响时代的向度与深度。因写了《挪威的森林》而有了世界声誉的村上春树，倘若有一天不手指发痒，他至今只是一间普通酒吧的老板，这样的早稻田毕业生可谓多如牛毛。
从早稻田大学的前身——东京专门学校起，120年来，它的学术风气就是以“在野”精神著称，或者说，就是“决不与权力者合作”。即使在今天，日本社会早已经告别了风起云涌的政治斗争的时代，进入了高度发达的商业化洪流之中，但有时候，依然能在校园里看到发表演说的师生们。他们给人的感觉可能会是“为反对而反对”，或是表现得“巧妇难做无米之炊”——
2003年秋天，小泉首相访问平壤，朝鲜首次承认曾经绑架了日本人，金正日为此正式道歉。被绑架者的家属顿时成了轰动列岛的新闻人物，其中几位也来到早稻田演讲。在会场外，仍然有一批早稻田人高举标语，喊着口号，反对小泉政府利用这一绑架事件制造反朝鲜的气氛……对朝鲜当局过去的行为，几乎所有的日本人都持一边倒的批判态度，早稻田人依然执著于立校之本的“在野精神”。此举可能不一定对，但这一精神确是能在日本社会的和谐进步上起到某种重要的警示作用。
如果大学都是人云亦云，亦步亦趋，那大学何堪大学？
在日本，非亲属集团对于所属的个人一定是至高无上的。军队、学校不用说了，许多著名的公司都有自己的徽章标志，每个公司职员胸前都佩戴着它。甚至有的还出现在一些商品的商标中，如三菱、三井、索尼、松下等等。昔日武士在各自藩主徽章的鼓舞下战斗；今天的职员在各自公司、企业徽章的激励与约束下拼命工作。
不去想着摆脱这种徽章型人生的人，这正是日本人。
昔日没有“徽章”、即失去领主封禄的武士，被称为“浪人”，浪迹天涯的日子一定过得很凄苦。今天脱离了非亲属集团的“徽章”，许多日本人在心理上就会感到局促不安，言行失度。在这个“徽章化”的社会，徽章成为整个国家的旗帜，如果把它人格化，这首先便是天皇。天皇当然成为这个最大的非亲属集团的最高象征。
一位在洛杉矶西方学院研究中国历史兼中国商业史的华裔教授陈先生指出：“日本人的这种情况具有巨大的稳定性，这使他们能够与更大的实体合作，而这些中国人只是家庭观念。日本人非常关心公司或国家，不局限于血缘关系，但中国人只相信他们的家人。”尽管这些以家庭为中心的企业有时能发展成为几十亿美元的大企业——比如王永庆的台湾塑胶公司和包玉刚的船运公司，但大多数散居在海外的华人企业都是小型的、以家庭为中心的企业。例如，台湾的人口不到韩国的一半，但台湾拥有的公司差不多为韩国的3倍。（ 见 尚会鹏 著《中国人与日本人——社会集团、行为方式和文化心理的比较研究》）
日本人一旦归属某一团体就要全身心地投入。很少考虑中途“跳槽”。一些年轻人多次调换工作岗位的现象，只是最近几年的事。日本人有一个传统，不管他是一个普通工人、厨师、清洁工，还是高级白领，都要千万百计地不断改善自己的工作。
东京的垃圾工每天早上开始工作前都要擦亮他们的卡车。在每家百货店的电梯里，电梯小姐向每个顾客深深鞠躬，说“你好，请多关照”，并向每个人由衷地微笑。女售货员则对顾客说“谢谢，请多关照”，即使顾客只是走进来看看五光十色的橱窗。
最近几年，丰田汽车公司的4。8万名雇员为提高产品质量、降低成本，提出了100多万条正式提案，平均每个雇员27条。管理层采纳了许多提案，节省了数千万美元。现在丰田送给来宾的纪念品是一把镇纸尺，尺上有一辆丰田早期产品的车模，透明的尺上还印着一句已深入公司员工心坎的格言：“Good thinkings good products ”。
在每个公司，都有质量管理（QC）组织，这本是一项美国发明，却在日本落地开花生根。员工们组成QC，定期开会，商议如何提升产品质量。目前世界上最好的品质管理仍然会有10％左右的失误，也就是说每10万件产品中，有1万件会有小缺点。美国从80年代中期才开始全面品管，此时日本却已经在实行“零缺点管理”。丰田汽车的主管表示：“做到零缺点并不太难”。美国在这方面落后日本15年。这一至善至极的倾向在每个职业中都有发现，日本人这样做已成了习惯，而不是被任何物质刺激出来的。
1985年，一名美国记者到东京采访后得出结论说，你只要从旅馆窗口望出去，就能破解“东洋奇迹”的奥秘：大街对面是一座高耸入云霄的办公楼，每一个房间都灯火通明，每一个办公桌旁都坐着一个忙得不可开交的日本商人。反之，在美国如果晚上9时以后办公楼还亮着灯，通常里面只有清洁女工在打扫。在星期六或星期天工作，已经司空见惯。“加班”在日本是指“残业”，意为做完当日未做完的工作，没有所谓的“加班费”一说。
只要在团体里，必然有下位者与上位者，两者间的关系也或多或少地具有“主从”性质。处于集团内最高地位的人，在集团成员的意识中，无疑是自己的“施恩者”，自己则以“忠诚心”和“服从”来回报这一“施恩”：近乎疯狂的热情工作，任何时候都要维护上司和团体的名誉，几乎是无条件地服从团体和上司的决定等。中国人没有人敢批评政府，也没有人敢骂国家领导人，但如果单位奖金发放不公，或者受了领导的批评，却敢同顶头上司拼家伙。与此相反，日本是一个议会民主制国家，站在大街上谁都可以批评政府，堵在警视厅门口谁都敢骂总理大臣，但没有人敢同自己所属的集团过不去，也没有人敢骂自己集团的“老头子”，至少不敢当面骂。
“施恩者”则要时时关怀下属，保护下属，不轻易解雇员工。这在企业里还包括经常同下属谈话、共同用餐、关怀下属的个人生活。这种“施恩”行为还表现为团体对个人提供种种恩惠。如日本企业员工除薪资以外还有各种特别的待遇，如利用公司的各种福利设施、加入保健工会、住公司的住房、参加公司职员的共同旅行、在公司经营的夜总会中娱乐等。在日本的许多风景、温泉区，都建有大公司、大企业的员工度假疗养所。也常常看到某个公司的员工集中在一个年轻导游的小旗下，随着号令行动，向右看齐！往前走！俨然如一批放了春假的中小学生……
尽管日本法律不承认等级制度，但因为非亲属集团的存在，日本人的等级观念在社会生活中的表现可谓触目皆是。
美国一位记者曾形象地说：“就一个民族而言，日本人的等级观念比美国人深得多，表现得也公开得多。当一家美国公司的几个保养得很好，又妙语连珠的高级董事登上一架飞机时，局外人得花点儿时间，才能判断他们当中谁是大老板。但是，当一家日本商社的几个董事上飞机时，谁是大头儿，总是一目了然。那位坐在靠窗户的位置上，公文包由别人拎着，并且只在同僚们向他鞠躬致意后才还礼作答的人，就是老大了。”
同是一所大学的教授，晋升日期为排列顺序，同是外交官，则按毕业学校是否著名，以及通过外务省考试的时间排列出地位的高低。地位低的人肯定要服从地位高的人，对地位高的人讲话一定要使用敬语，参加集体活动，总是按年龄和地位决定位置和入场顺序。但所谓地位的高低，在中国完全建立在官本位制基础上，日本则似有更多的内容，如年龄、履历、学识、威望等。
无论是在公司还是学校，都有“先辈”和“后辈”的区分。日本大学中的低年级生与高年级生之间的差别，也远非中国的大学所能比：低年级生不仅口口声声称老生为“前辈”，而且要处处尊敬和服从老生。
在军队内部，下级无条件地服从上级，更无异于天条律令。1974年菲律宾卢邦岛上举行的著名的“投降”仪式，使世人对日本人不寻常的服从精神感到极大惊异——
1945年日本投降前夕，日本在菲律宾部队的一个支队司令谷口义美少佐召见了小野田少尉，命令小野田等四人隐蔽在卢邦岛上的深山中，继续出事游击战。并交待说除他本人之外，任何人都无权取消这道命令。此后，该小组一直坚持在岛上，他们会突然的出现在村落，射杀当地农民，然后躲入山林。他们偷窃当地居民的食物，偷鸡，杀水牛，捉野兔，吃蜥蜴，实在找不到东西吃了，就吃保存下来的干香蕉。当雨季来临，他们得彼此警惕，尽量保持清醒，以免在睡觉时体温降低过多而死亡。
1949年，赤津一等兵受不了绝望的环境，下山投降。1952年； 剩下三人的亲人的家书与日本当时的报纸，开始在深林里出现，希望他们念及家人，结束作战。然而，他们以为这是敌军瓦解他们意志的策略。他们的结论是：继续作战，永不投降。
1954年5月，岛田伍长在一次冲突中当场战死。十天之后，新的传单出现。搜索队拿着麦克风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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