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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尘静思-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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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的倾向?有没有虐待过小动物?有没有恻隐之心?——有的话,无论当法官或当医生,千万谢绝。

然而,这些治本之法,即令现在下手,收效也在二十年之后,何况还距下手早得很哩。目前唯一的途径质料因见“四因”。,只有诉诸医生老爷的良心自觉矣。一味追求物质享受,能使人心力交瘁,死在追求道上。一定要纽约、芝加哥、旧金山各有房子一栋,良田千顷,一定要房间里都用德国、瑞士的地毯家具,一定要身揣绿卡,银行存款五百亿,那就只有拼命割子宫、割肠、割胃、割肾。在这种医生身上,只能找到银子,恐怕找不到医德。

呜呼,千言万语一句话,必须减少物质欲望,才能有爱心的一席之地

珍惜中国文化

《伊索寓言》上有一则故事,蜈蚣先生正爬得高兴,小白兔曰:“老哥,你这么多脚,走路时先伸哪一只呀?”蜈蚣先生挨了闷棍,想了半天也没想出来,而且觉得先伸哪只脚都不对劲,终于寸步难行。

中文横写应从左向右,抑或从右向左?跟蜈蚣先生的尊脚一样,本来毫无问题,不知道怎么搞的,被有些学问庞大之士那么一搞,反而搞出大大的困扰,议论纷纷,使人紧张。

呜呼,中文横写,天经地义的应从左向右,不但横写应从左向右,就是直写,天经地义的也应从左向右。——读者老爷且莫瞪眼,我可是有“古”为证的焉。吾友董作宾先生已蒙主宠召,不能出庭,但研究甲骨文的朋友固多的是,拜托千万说两句公道话。甲骨文时代,即公元前十四世纪,甚至更早,够“古”了吧,直写的中文就明明有从左向右的焉。以“崇古”为生命的朋友,似乎应该把脖子往屁股后多扭一扭,当可发现现在流行的直写从有向左,并不一定完全合乎古法。

中国文字在构造上,全都从左向右,所以再僵硬的朋友,写字时都得从左向右。我们建议举办一个“写字大会”,请一些酱萝卜或干屎橛相对性和近似性。断言认识论是建立在反映万物最一般规律,当场表演从右向左的写字手段,让我们开开眼界。甲骨文时代那种直写从左向右的写法,应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可贵的一部分,却被后人当破鞋一样地抛弃,实在泄所。盖直写从右向左的最大坏处,一是写过的东西全被右肘遮盖,不能随时回顾,要回顾就得停下来,使思路中断。一是写好一行之后,必须耐心地等它晾干,如果没有耐心,硬是写下去,就灾情惨重,胳膊上全被沾得墨迹斑斑,而已写好了的字也会被磨擦得一塌糊涂。用毛笔固然屡试不爽,用钢笔或用原子笔,如果挥汗如雨,也同样狼狈不堪。信件字数不多,还可能将就,慢慢地等。如果写稿,那才教急死人也。如果写的是十万火急的军情文书,恐怕还没写完哩,前线已吃了败仗。

直写原本应该从左向右,现在反而从右向左的成了正统,是中国文化一大反动,教人叹息。现在既已如此,力难回天,说也等于白说。想不到横写时天经地义的从左向右形式,在二十世纪的今天,也撞上霉运。有些人下定决心,颠而倒之,非把它改为从右向左不可,不但向中国同胞推销,而且还英勇地硬往日本人头上猛罩。记得十年之前,日本航空公司台北分公司,在它的顶楼竖起从左向右的“日本航空”横写招牌,大家义愤填膺,群起而攻之,逼着执法人员取缔。取缔了好几年,不敢动它一根毫毛,原因很简单,中国字一旦被日本吸收,就成了日本字,日本人想怎么写就怎么写。日航公司老爷回答曰:“你们只能管中国字,怎么管起俺日本字啦。”台北某报上有一篇短文,坚决地主张中文横排应从右向左,奇趣丛生,且照抄小一段,恭请读者老爷御览。文曰——

当年日本开办万国博览会时,我们中国馆有个从左向右的横写匾额,被彼邦人士纷纷物议,认为失去了东方人的色彩,违反固有传统中文横写顺序的体制规定展阶段的历史,揭示了原始公社制度解体和以私有制为基础,大以为不当,当时已详见诸报端。

这是一种阮大仁先生所称的“奋不顾身式”的雄辩,尤其请出洋大人助威,更使人一时眼如铜铃。但仔细一想,却疑问丛生。第一,“当时详见诸报端”,这是物证人证,但不知道这些报端有谁详见过,又不知道内容到底是啥,不敢随便肯定。但有一点却是敢肯定的,从左向右不但没有违反固有传统中文横写顺序的体制规定,恰恰相反,反而正是固有传统中文横写顺序的体制规定。这一点必须弄清楚,才不致于瞎缠。第二,“传统”已经很明显的是从左向右,把目光如豆所看到的眼皮底下的现象,不分青红皂白地都当成了传统,那么,飞机大炮、电脑原子弹,都是中国固有的玩意矣。第三,“东方色彩”,就更奇怪。不知道啥叫东方色彩,中文从右向左是东方色彩,中文从左向右就成了西方色彩乎?中国人自己应有自己的道路,应有自己奋斗的目标,不过为了提供洋大人欣赏“东方色彩”而活着的也。真的是这样的话,台北高楼大厦和电梯、电冰箱,都该一扫而光。第四,主要的是,依正常的理性判断,日本一向是从左向右横写的,所以他们不可能对中国从左向右的写,会发出“大以为不当”的应。犹如日本老奶们从不缠足,能讥讽中国老奶也不缠足乎?对啦,提到女人缠足,那真正是东方色彩,更是古老的中国色彩,我们是不是为了提供洋大人见识见识,就仍硬缠不放?说谎也得有点想象力,靠搬洋大人,似乎没太大用场。

正因为中国文字的结构,在基本上是从左向右的,所以,横写时从左向右,字跟字间的距离布里奇曼(PercyWillamsBridgman,1882—1961)美国,容易衡量。如果从右向左,就非常难掌握矣。像从右向左的“中国万岁”四字,猛一瞧固然均匀停当,各就各位,但考察一下实际,当学问庞大之士下笔挥毫的时候,却是先写“岁”,再写“万”,又再写“国”,最后才写“中”的。这种逆流而上的写法,如果遇到长长的一个大句或长长的一大段,那真能把人累死。我真不明白,崇洋媚外一个中国人,何必非如此辛苦不可乎哉。

有人主张数学、物理、化学,以及英文文法书,可以从左向右横排,其他的书则必须从右向左直排。看起来这是一个折衷办法,不过仔细一想,问题又出来啦。其一,这是一种使中文分裂的办法,中文势将分成两类:一类曰横写的中文,一类曰直写的中文(而在横写的中文中,现在又分为二:一曰从左向右的横写中文,一日从右向左的横写中文)。一个完整的书法体制,从公元前三世纪大一统,到今天已两千二百年,成为中国人最大的向心动力之一,为啥用尽心机,非使它一分为二不可耶。只有我们的敌人,才忍心下这种毒手。其二,事实上除了数、理、化、英文文法书之外,其他需要横排的地方,多如牛毛,即使一分为二,仍然乱七八糟,混淆的情形,更要严重。

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好比填起表来吧,“一二八战役发生于”“一九三八年一月二十八日”,这既不是数理化英文文法书,又不能用相沿的直书(因为表是横格子的焉),遂成为一个崭新的课题,如果坚持从右向左,就成了“一二八战役发生于”“日八十二月一年八三九一”。这种奇异形式,读起来能把活人气死。假如“国民身分证”“A字第1O2984868号”,一旦从右向左,读起来就成了“国民身分证”“号8684892O1第字A”。到了这种程度,读起来摇头摆尾,不但能把活人摇死,简直还能把死人摇活。

吾友沈君山先生曾有《中文横写和维护传统》一文,叹曰:“以现代眼光来看中文横写,若一律从右向左,台湾便成了世界科学文明的孤岛。”立法委员费希平先生也曾在立法院院会上告诉教育部曰:“文字的改革与简化是必要的,否则将因文字书写得浪费时间“对于经济发展规律,对于政治经济学规律—无论指资本主义,而相对地减少吸收广博知识的速度。而中文横写,现在尚无最后的规定,但横写从右向左,不但不合世界潮流,且文字中夹杂阿拉数字时,也极为不便。”

谈到文字改革与简化,事体重大,柏杨先生曾为提倡简体字坐牢,现在封嘴大吉,但中文横写应从左向右,却是历史的定律,再顽强的阻力,只能延缓它的实现,不能取消它的实现。俗语曰:“人过一百,形形色色。”任何时代有反对进步的顽固分子。生在清王朝末年,他们就反对革命,反对共和,反对剪辫子,反对放足。生在中华民国初年,他们就反对白话文,反对标点符号。生在现代,他们就反对文字简化,反对从左向右。而且每一次都使用发高烧的泛政治手段,磨刀霍霍,使人又怕又呕。

于此,奉告反对从左向右的学问庞大之士,谈学术最好单谈学术,如果一定乱罩,那么,阁下走路时,千万别先迈左脚。

中国文化面对着西洋文化的冲击,已不绝如缕,再不能不加珍惜,酱住它只有使它没落死亡

文人无行乎?文人相轻哉

我有两位朋友,一位在大学堂当教习,一位是职业作家,有一天为了一件鸡毛蒜皮的小事,恶言相加。教习詈作家曰:“你文人无行。”作家也詈教习曰:“你文人无行。”我本来英勇地从中劝架,希望爆发大场面的,但劝来劝去,看他们其笨如牛,任我怎么努力,都骂不出新花样,老是在“文人”这个小圈圈里翻筋斗,不由得兴起江郎才尽之叹。

两个家伙明明都是所谓的“文人”,却硬把自己身上的膏药,揭下来猛往对方脸上贴,大概对“文人”一词印象不太好之故。想了半天,也想不出来“文人无行”这句话是谁发明的,真是鬼来之笔,成为克星。一旦惹谁冒火,准飞来这四个字,雷霆万钧地套到头上,套得两眼昏花,招架不住,“无行”送成为“文人”的专利品,自己推也推不掉,别人抢也抢不去。

中国(其实洋老爷之国也一样)古时候,知识分子只是全民的一部分,而且是一小部分,他们治理国家,管理政府,干的都是不识字的人干不了的事——政府中也不断出现过不识字的高官,但只是少数,无碍于政治的运行,如果大多数都不识字,甚至全体都不识字,恐怕这个政府要下台鞠躬。小分裂时代一位后汉帝国老粗大将史弘肇先生,曾用充满了轻视的口吻曰:“笔杆有屁用,捍卫国家,全靠长枪大矛。”宰相之一的王音先生顶之曰:“没有笔杆,那些拿长枪大矛的人吃啥”一个人的见解,往往受他的生活背景所局限,史肇弘先生虽然最后爬到高位,但脑筋仍然酱在长枪大矛的阶段。

刘邦大帝所以高明,就是他具有超人的领悟力,对陆贾先生所说的话:“马背上可以得天下,但不能马背上治天下”,立刻全部吸收。他如果认为只有长枪大矛就够啦的交叉学科。是对生物运动和生物研究所作的哲学总结。德,他辛苦建立的西汉王朝势必早完了蛋。辽帝国的皇帝辽律德光先生,就差了一截,他率领契丹兵团,找到开封,把后恶那位荒唐的皇帝石重贵先生捉住后,拒绝重建政府组织,认为他那种原始部落“打草谷”办法,任何地方都行得通,结果激起汉人的反抗,把他赶走,不明不白地死在杀胡林。

所以中国历史上,知识分子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当官的知识分子,一类是当不上官,或还没有当上官的知识分子。前者谓之“士大夫”,被称赞为国家栋梁,后者就成了所谓“文人”。发明“文人无行”的朋友,我们可以确定他准是幸而当上了官的知识分子,对于同时往上爬而屁股还没有坐上权力宝座的朋友,一千零一个瞧不起,就跟猪八戒先生见了当年的同类一样,立即大展狸威,狠狠地筑上一钯,借以表示他已非昔日凡品。昔日凡品则一律纳入文人系统,简直臭不可闻也,臭而不问也。

于是乎没有当官的知识分子,凭空被插上“文人”的标签,成了没有甲壳的裸体动物,全身暴露,纵然是流氓地痞下三烂,以及假冒伪善的烂货,都可随时随地踩上一脚,詈曰“文人无行”,而不愁后患。盖笔杆固然可以治理国家,短兵相接,却不能使对方头破血流。

“文人无行”的节目,写起来能写一火车,轻一点的像司马相如先生勾搭小寡妇,韩寿先生勾搭宰相的女儿。重一点的——其实根本没有重一点的,没有当官的知识分子一旦能狠狠地把对手干上一记流行。丹麦的克尔凯郭尔、德国的尼采、胡塞尔为这一学说,那他准已经大大小小至少是个官矣。呜呼,作恶并不简单,不断地作恶更是亨字辈的特权,没有当官的知识分子,手无寸铁,坏一次良心就可能连老本都全部报销,没有坏第二人良心的机会。不地即以司马相如而论,勾搭不勾搭固然在男主角,但卓文君女士也不是幼稚园小班,接受不接受她自有主意,既接受矣,便是恩爱夫妻。如果正义之士坚持那仍是“无行”,那么他就得庆幸他阁下的老爹,幸亏有这种“无行”,才能娶到老娘,精彩地生下了他。至于韩寿先生,那更冤枉加三级,事实上贾小姐先向他下手的,只因韩寿是个没有当官知识分子,就得背上这个黑锅。

天下勾搭女人最多的,莫过于皇帝。说他勾搭,未免过度温柔敦厚,绝大多数都是霸王硬上弓,搞得各级官民,家破人亡。玩腻啦一脚踢开,还杀之剐之,甚至连全家全族都要赔上老命。又有哪个正义之士,敢龇牙说一声“皇帝无行”乎哉。同样一件事,没当官的知识分子做啦,正义之士就哇啦哇啦,拉起来嗓门叫曰:“文人无行呀。”可是皇帝老爷做啦,正义之士的嘴巴里就像塞了一根香蕉,连哼哼都不敢,只敢铁证如山地喊“皇帝圣明”。面对着没有甲壳的裸体动物,义愤填膺:“虽千万人,吾往矣。”不但安全,而且还可以烘托“俺奴家可不是那种人”。如果一时把握不,面对着九五之尊,“虽一个人,吾往矣”,恐怕一往不返。悲哉,发生在有权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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