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尘静思-第3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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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记主义

内政部修订后的著作权法，仍是采取登记主义。官老爷既如此勇猛，爬格纸动物只好落荒而逃。不过，且听柏杨先生向读者老爷说一个故事解闷。

从前，一对夫妇，结婚之后，生了一个娃儿，好不高兴，细心抚养，无微不至，含到嘴里怕化啦，捧到手上怕飞啦。然后送他上学堂，念厚书；然后赴洋地，喝洋水；然后高中头名状元，洞房花烛；然后就在洞房花烛之夜，一个海盗朋友，手提钢刀，咯嚓一声，人头落地。老爹老娘哭哭啼啼，去衙门报案，官老爷听说发生凶杀，一跳而起，号曰：“这还得了，如不把凶手捉住，天理何在，国法安存。”可是一翻户籍簿，却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叹曰：“你们没有为娃儿报户口呀。”于是摇手曰：“那就没办法矣，法律不保护没户口之人，二位请回。”老爹老娘急曰：“这是怎么回事？”官老爷曰：“必须户籍簿上有他的名字，我们才能发兵缉凶。现在既没他的名字，我们无能为力，二位请回。”老爹老娘曰：“照你这样说，只因为没有报户口，天理也没啦，国法也没啦，宰啦等于白宰？”官老爷大喜曰：“你总算明白过来，就是这个意思，宰啦等于白宰，二位请回。”既然三次请回，老爹老娘只好请回。海盗朋友就在门口蹲着，一面努力舐刀上的血，一面笑嘻嘻曰：“打听一下，你们家的那个小妹妹，户口报啦没有？”老爹老娘一听，双腿一软，当时就跪倒在地。

一定有读者老爷说这故事是柏杨先生瞎编的。呜呼，这可得各凭良心，我老人家绝对不是瞎编的，而是瞪着眼编的。不信的话，我就拿出证据。这证据就是著作权法的登记主义。一个爬格子动物，呕心沥血，左写右写。写了一部著作，盼望换一点银子，给儿子买一双球鞋，给老婆买一瓶雪花膏（女作家则盼望给老公买一件新夹克），却不料海盗朋友一跃而上，为一个彻头彻尾的大翻版，爬格子动物受欺侮惯啦，除了生暗气，就是生暗气。经不住一些不安分的好事之徒，怂恿摄弄，英勇地到衙门报案，官老爷问曰：“阁下的书注册了没有？”这一问如雷轰顶，结巴曰：“没……没……没有。”官老爷大喝曰：“没有注册，怎敢惹是生非？法律不保护没有登记之书。”爬格子动物曰：“照老爷这么一说，翻印岂不是白翻印乎？”官老爷曰：“翻印当然是白翻印，你也不是白痴，还想不通。”爬格子动物只好想通。垂头丧气，走到半路，海盗朋友上前拍肩膀曰：“老哥，你最近还有些啥大作出笼，值得俺干一票的？”

咦，这就是著作权法登记主义所造成的除良安暴的伟大景观。法律反而保护——甚至鼓励不法之徒，无论如何，都不能不教人从心里凉起。

著作权法所以坚持登记主义，实际上是为了要“审查”著作物的内容，一方面抓权，一方面希望达到定于一的目标。文化人异口同声地要求采用创作主义。那就是，创作完成，就应受到法律保护，犹如娃儿一生下来，就应受到法律保护一样。衙门不能因娃儿没报户口，认为宰啦等于白宰，同样也不能因著作物没办登记，认为翻印啦等于白翻印。看起来创作主义和登记主义是冲突的，而且有点心怀叵测，故意跟官老爷的胸怀大志过不去，其实非也。这从官老爷所坚持的，非“审查”不可的理由上，可以看出。登记主义的精髓——审查制度，不但不能达到官老爷一厢情愿的目的，而且对国家民族所造成的伤害，却深而且远。

官老爷非审查不可，报上说，主要原因是，有些著作物违背国策，有些著作物太灰，有些著作物太黄。如果不经过审查，就发执照，可能发生被其他机关查禁的事，政府机关的步调不一致，最犯大忌。所以，内政部有义务代其他机关来检查著作物的内容。

这些理由声震屋瓦，谁都不能说啥，但问题也就发生在声震屋瓦上。首先要弄清楚的，著作权法只是著作权法，只在证明著作物是谁写的、版权是谁有的，跟出版法刑法无关。著作物犯了罪、违了法，自有出版社刑法去制裁，而且因为已办了著作权登记之故，套了个结实，他阁下纵想耍赖说不是他写的都不行。犹如妇产科医院只证明娃儿是张女士生的，至于她跟谁生的，或是人工受孕的，或是通奸生的，那是婚姻的事。生下来的娃儿有梅毒，或有了麻风，那是医生的事。妇产科没有权力，也没有必要神仙一把抓，把娃儿搞了个透明之后，才开出生证。一旦娃儿伤风感冒，甚至是异于常人的连体婴，就硬咬定他没有出生——宰啦等于白宰。著作物如果有违反国策之处，有太灰之处，有太黄之处，自有专管这种事的官老爷去管，著作权法没权力，也没有必要说他不是张先生写的——如果不是张先生写的，是谁写的？为啥拒绝证明是他写的？

而且，啥叫违反国策？啥叫太灰？啥叫大黄？定义如何下法？标准如何厘订？界说又如何确定？《水浒传》的主题是官逼民反，通篇是打斗闹架，开黑店，下蒙汗，杀人劫舍，聚众叛变，是不是违反国策？《儒林外史》是反抗传统的考试制度，唾弃官场、唾弃乡绅（包括青年才俊和老年才俊），是不是太灰？《红楼梦》这部世界上最伟大的著作，老早就被道貌岸然的酱萝卜攻击为诲淫诲盗，贾宝玉先生见一个爱一个，贾琏先生跟鲍二家的和多姑娘的那一段“大动”描写，贾珍扒灰盛举，是不是太黄？这些书申请登记，逃不了“煽动人心，有害善良的风俗”的评语，而被扫地出门。

——审查制度一定产生文化上的反淘汰，此其一也。

好吧，权力就是知识，官老爷既然有权，也就可能忽然有了本领，弄清楚了定义标准和界法。然而，自然科学和医学上的著作物，既拉不到国策，也攀不到太灰太黄，却为啥也要审上那么一查？以“一审查就是四年”而闻名于世的那部《药物学》，费了那么长的时间和那么大的劲，真不知道要审查它的啥？是在阿斯匹林中找出反动成分？或是在盘尼西林中挑出色情？如果说要审查自然科学医学上的实质问题，理论对不对，程式合不合，那就跟内政部审查著作物的主要用心，大相径庭。而且险哉，吾友爱因斯坦先生的相对论，幸亏在德国出版，如果在中国出版，送到内政部登记，不知哪位老爷有资格审查它？官老爷面对着闻所未闻的崭新境界，是闭上尊眼让它通过欤，抑是认为他胡说八道，批驳不准？如果闭上尊眼，审查就是一个骗局。如果批驳不准，中国学术将永远是一片沙漠。

——审查制度一定阻碍文化进步，此其二也。

内政部把各机关所有的审查责任，一股脑揽到自己头上，任劳任怨，为的是免得他们登记的著作物，别的机关再有相反的意见，我们十分感谢这种好心。这样的情形是，内政部包办了著作权法、出版法、刑法、民法、戒严法，等等之法加到著作物身上的限制和禁忌，只要内政部审查通过，发给执照，就表示内容纯洁如雪，可以通行无阻。这种构想太好啦，以致好到不能实行，事实是一旦遇到权力更大的机关，照样没收，照样查禁。（要不要柏杨先生举个例子？）盖虽然大家都是政府，在某一个节骨眼上，有些机关就更是政府，内政部算老几？所以，内政部的审查登记，只有拘束小民的力量，没有拘束其他机关的力量。既然如此，又何必忙成一团，多此一举也哉。

——审查制度一定使政府的威信不断受到磨损，此其三也。

嗟夫，登记主义是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有些爬格子动物芳心一横，根本不去登记，官老爷就只有干拍巴掌。有些审查不准的著作物索性也不再寻求登记，照常出版，官老爷也只有干拍巴掌，这就完全丧失了审查的意义。实际的情形是，每一篇著作问世，都有人在审查，为啥不能化暗为明，内政部只管著作权的注册，犯罪也好、违法也好，交给别的法律去处理也

从武侠小说说起

若干年前，台北上演过《秋月茶室》电影，那位美军司令官最大的乐趣是看侦探小说，为了怕人发现他在办公室不务正业，就把侦探小说东藏西藏，以致藏昏了头，等到要看的时候，却忘了藏在哪里，拼命寻找，汗出如浆。有一次爬到桌底下找，正找得眼冒金星，猛抬头，却看见两条交叠在一起的美丽大腿，他一情急，顶瓜皮就碰到抽屉上，哭既不敢哭，嚎也不敢嚎，龇牙裂嘴，痛不欲生。那两条交叠着的美丽大腿，属于女主角的，原来女主角驾到，剧情开始热闹。

这个电影透露一点信息：侦探小说是美国（可能包括所有工业化国家）一般人最喜爱的读物。这种读物，在中国人来说，则是武侠小说，武侠小说对中国人的吸引力，比侦探小说对西洋人的吸引力，有过之而无不及。即以柏杨先生之尊，想当年小时候，就曾经认为天下最迷人的书，莫过于武侠，能把人看得像初恋一样，茶也不思，饭也不想，迷迷糊糊，糊糊迷迷，天昏地暗，不分昼夜。我老人家最初看《七侠五义》、《小五义》、《江湖奇侠传》，稍后看《荒江女侠》、《蜀山剑侠传》，简直是走路也看，蹲茅坑也看，三更半夜，弄个蜡烛躲在被窝里也看。好几次被舍监老爷抓住，我本来要用“草上飞鹞”工夫，纵身而起，来个无影无踪，使他大吃一惊的，只因为尚未修炼成功，所以每次都被抓个结实，除了尊书没收外，脑门上总照例被他阁下凿一个疙瘩。

看惯了武侠小说，对其他任何形式的小说，都不过瘾。十五岁那年，老爹的一位朋友教我看《红楼梦》，认为它是中国最好的文艺作品。我欣然接受，可是看了三分之一，就实在看不下去，盖男女主角一直在那里唧唧哝哝，始终没有口吐银丸，手掷飞刀，这种著作竟然还有人欣赏，对老一辈人的知识水准，不禁大失所望。呜呼，中国同胞真得庆幸我当时不是文艺奖金委员，否则《红楼梦》铁定打入十八层地狱。

后来离开学堂，到社会做事，逐渐跟武侠小说脱节。一直到绿岛坐牢的后期（虽出狱而仍被软禁期间），才看了起来。那时是论月租的，为了打发那没有希望的岁月掩盖革命斗争中一切具体的东西，反对马克思主义。，一月八十元，任凭你看，看完一部换一部，不换白不换。租书店老板以为这下子可占了便宜，盖普通情形，人们白天都忙，晚上偶尔消遣，一个月有时候连一部都看不完。想不到柏杨先生当时的职业却是坐牢，唯一的工作是日夜干瞪眼。于是不到三个月，就把该租书店的那些武侠小说——上流的、中流的，以及不入流的，看了个净光。老板只好认输，发誓要去台东再批发一千部。可是这不过是大话，后来我离开那里时，架子上仍只是那些破货。

然而，看武侠小说固然入迷，天塌啦都不管，可是看了之后，却有一种难以填补的空虚，而且理智也觉得窝囊，捶胸脯曰：“他妈的，怎么把宝贵的时间，浪费到那上面去啦。”而且大多数读者老爷，看了之后，把书上故事，立刻就忘了个一干二净。所以造成这种空虚和窝囊，值得武侠小说作者和读者，想上一阵。

主要的是，近代型的武侠小说没有武，只有怪。从前的武侠小说武功的段数再高，往往不超过人身生理上所许可的程度。我们不必举过去的例子，盖五十年前流行的武侠小说，年轻人已不知道矣。且举出美国近代型的《赛门邓普勒》——改编电视剧，中文名《七海游侠》，赛门先生的武功是他高度的智力，百发百中的射击技术，打得准、打得狠的老拳，挨得打、受得接、耐得劳的身体，和精通各种车船飞机以及电子的使用。对一个“人”来说，这些都是可能的。然而中国的近代型的武侠小说，却完全孙悟空先生的本领，一个家伙靠一本古老的“密芨”，或靠喝了毒血，或靠吃了仙草，立刻花样通天。双足轻轻一纵，就跳上了珠穆朗玛峰；从二十五层楼房往下一跳，不但没有跌成肉饼，反而悄悄无声，仍保持原来的优美姿势；甚至于一掌下去，能把千年老树劈掉，连翻一百八十个筋斗，仍面不改色；其他诸如“隔山打牛”、“探宝取火”、“掷叶渡河”，就更不在话下。呜呼，这就不是武，而是怪矣。而这种怪，越来越烈，跟现实人生的距离，越来越远。于是武侠小说消失，全部脱胎换骨，成了神怪小说。神怪小说并不是不好，《西游记》且成为中国四大古典文学作品之一。问题是，犹如狗肉并没有什么不好，但既挂了羊头，就不能再卖狗肉。既然是武侠小说，就不能变成神怪小说，到羊肉店买狗肉回来，看武侠反而看了神怪，怎不觉得受骗乎哉。

其次是，武侠小说往往没有侠，而只是一大群恶棍，在人迹鲜到的地方，打个头破血出。侠者主张无神论，批判“灵魂不死”、“灵魂转世”等观点。提出，对人世不平之事的正义反应也。侠和义即始终结合在一起，司马迁先生曾为之下定义曰：“一个人的行为跟世俗不一样，他遵守自己的承诺，要求自己的行为达到至善，说话出自诚心，不爱惜生命财产，拯救人们的危险，生死相许。可是，他却不炫耀他的善行，也不显露他对人的恩惠。”《史记》上的游侠，都是这种可贵人物。从前的武侠小说，有他们的社会的基础，侠义心肠的刀尖，始终指向四种人的咽喉：一曰贪官酷吏，一曰土豪劣绅，一曰地痞流氓，一曰悍匪强盗。这四种人，有些在法律掩护下犯罪，有些根本不管他妈的什么法津，法律对他们束手无策。于是武林高手拍马而上，把正在强奸民女的恶霸，照脖子上一刀，命见阎罗；或者深入衙门后院，往卧房一跳，赃官双膝下跪，高喊“老爷饶命”，此生再不敢昧天理良心。这是一种正义的力量，古谓之“替天行道”，今谓之“为国行法”。现在流行的武侠小说，却没有这些镜头，只不过寻找宝藏——物资上的宝藏（金银财宝）和武功上的宝藏（秘这芨之类），在荒山旷野，打了一场又一场。不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