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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尘静思-第4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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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杨先生有位朋友在台北肺结核防治中心当工友，前些时前往探望，正碰上一个面黄肌瘦的大人，抱着一个面黄肌瘦的男孩，在那里毕恭毕敬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举贤良对策》）武帝采纳，听医生老爷的训话。医生老爷曰：“老娘既有肺结核，就应该教她单独进餐，为啥还要挤在一桌？弄到今天这种样子，一家人都成了痨病鬼。”大人喘气曰：“我们于心不忍呀。”我在旁就想斜刺里给他一脚。朋友看我又要惹是生非，猛地把我拉开，几乎拉个嘴啃地。
疾病传染固然是常识问题，但基本上还是传统的方式问题，在聚而食之的景观这定，汤碗里也好，菜盘里也好，无一不是病菌老爷的聚会场所。它们一个个身轻如燕，从四面八方，乘着口水，驾着唾液，蜂拥而至，一番联欢，交换心得之后，再顺着筷子汤匙，各奔前程。包管先是“病从口出”，接着是“病从口入”。
除了疾病传播，聚而食之似乎还有更重要的功能。那就是从小就在饭桌上对自私的心性，作过度的培养，培养出来不为别人着想的习惯反应——目光如豆，勾心斗角。
四○年代，中国跟大日本帝国作战时期，很多学堂迁到后方，家在沦陷区的学生老爷，靠着教育部的贷金原是物质的，是唯物主义一元论；肯定世界本原是精神的，是，维持残生。举重庆沙坪坝的中央大学堂为例吧，学生老爷吃的是“八宝饭”，意思是米只占八分之一，其他八分之七则是稗子、沙子之类动植矿物。米的成分当然不会那么少，那么少还能吃哉？但菜的可怜，可想而知。八人一桌，四菜一汤，几乎用最精密的食油探测器都探测不出啥。偶尔有盘花生米，立刻天下轰动，约法二章：“只准骑马，不准坐轿。”骑马者，只能夹一粒；坐轿者，筷子平放，划地而起，一下子就是三五粒。嗟夫，一盘能有几个三五粒耶。这种往事，现在回忆起来，固余味无穷，但当时却是高级知识分子，在聚而食之压力下被逼出来的嘉言懿行。
柏杨先生不行或有幸，曾参加过一个大伙食团，跟抗战时的学生老爷一样，见饭愁的镜头，再度重演——不过经常却是都有几块肉的，而奋斗的目标也就信可那几块肉。嗟夫，在聚而食之的战场上，最可怕的有三种人物，一曰“菜狼”，一曰“菜虎”，一曰“菜端”——菜端最最高竿，英雄好汉把菜盘索性端到自己御面之前，别人多看一眼，他的鼻子都能冒出烈火。幸好“菜端”动物，属于稀世之宝，不容易碰见。最常碰见的是“菜狼”、“菜虎”。这类朋友的精彩表演，跟知识程度无关。柏老曾一度跟一位大学堂教习一桌，从第一顿开始，菜刚拿到台面上，他阁下就两眼发直，筷子在他尊手中转动如飞，抽冷子就把埋伏在萝卜深处的一块肉丁发掘出来。大家刚要惊呼，第一块“咕噜”一声，早下了肚，第二块已祭到半空中矣。三下五除二，饭才吃了几口，菜已全光。大家这才发现，大势不好，正跟虎狼之辈，面面相对。于是，不久就爆发内战。最初大家顾及他的颜面，只旁敲侧击曰：“文明点好不好，以后大家都得文明点。”，“谁要再抢，谁就是王八蛋。”，菜狼菜虎自然不把书生之见放到眼里，我老人家乃蓄势以待。有一天，等他阁下又用闪电战术，连夹第二块肉时，我照他嘴巴就是一拳，打得他满口吐血。他竟然毫不礼让，立即反击，“咚”的一声，我就仰面朝天，痛得哇哇怪叫。别人以为发生命案，赶来拉开，问明了原委，叹曰：“两个老家伙的年龄加起来一百三十岁，又听说你们好像都受过高等教育，却为了抢一块肉打架，害不害臊？”
呜呼，害不害臊？当然不害臊。一个人的热量如果低过于两千三百卡路里，就不会害臊；如果低过于一千五百卡路里，连羞耻之心都没有啦；如果低过八百卡路里，那就要杀人放火，社会秩序都无法维持。我们似乎还没有低到连羞耻之心都没有的程度，所以最后协议，改为分而食之，逐块分开肉，再逐个分开萝卜。于是圣玛利亚的奇迹出现，该大学堂教习忽然间文明万状，也不瞪眼啦，也不猛抢啦，平常菜都不够吃的，也够吃啦，而且还有剩的，总是留一块肉或半块肉到下顿没有肉的晚饭时吃。
不仅伙食团的聚而食之有这种奇观，纵然家庭中的聚而食之，也有这种奇观。兵强马壮的大哥大姐，往往先下手为强，对准一道好菜证伪了。，立刻风卷残云，有些还身怀绝技，只要往火锅里一搅，就能把精华全部夹住。弱小民族的小弟小妹，抗议的抗议，嚎叫的嚎叫，气壮山河，声震屋瓦。老爹老娘则拉着嗓门吆喝，一会教训小子不准在盘子里连夹两次，一会告诫丫头不要在锅子里翻江倒海找虾仁，一会安抚小弟小妹要学“孔三岁，能让梨”——可是孔融先生让了大梨，还有小梨，小弟小妹让了那个鱼头，就再没有鱼头矣。于是大的喊，小的跳，老的擂桌子。
呜呼，聚而食之有百弊而无一利，分而食之有百利而无一弊。中国人应有拒绝吃别人口水的权利，应有不在饭桌上抢菜的尊严。而且，分而食之可以吃多少夹多少，免得暴珍天物，中国仍是一个穷国，不应该被吃得更穷。
更主要的是，聚而食之完全靠礼让来维持，只能律己，不能律人，律人就必然发生冷战热战各种之战，不但伤感情，简直伤理智。而单方面的律己，不能持久。必须把礼让纳人有形式可以遵循的秩序，才算秩序，不能全靠内省工夫。聚分虽是小事，但它每天三次出现，长年累月，影响中国人的性格行为太大啦。只有改弦易辙，才能帮助我们逐渐恢复坦荡的胸襟，至少可以使具有五千年传统文化的中国，先行在吃相上，成为真正的礼义之邦
互相称呼名字
八○年代第三愿是——直呼名字。
人之有名字，稀松正常，兼平常稀松。贵阁下此生恐怕还没有遇到过没有名字的人。如果遇到，包管你目如铜铃，三天都想不通。刚生下的娃儿当然是没有名字的，但你只要一问，他就马上会有。如果是小子，老爹老娘曰：“就叫他狗屎蛋吧。”如果是一位千金，老爹老娘就会脱口而出曰：“俺叫小咪咪。”于是，刹那之间，大势已定。
然而，这么简单明了的事，发生在中国同胞身上，却死搅蛮缠，把人搞得气喘如牛。这跟农业社会和儒家学派有关。夫农业社会是静态的，知识分子蹲到象牙之塔里，在名字上动动手脚，花样翻新，有的是时间和精力。而儒家学派的精髓恰恰建立在繁文褥节上，知识分子在名字上动手动脚和花样翻新，就更有了理论根据。遂驴毛炒韭菜，成了乱七八糟的复杂局面。
中国人的名字，像一串冰糖葫芦。娃儿之初生也，前已言之，曰“狗屎蛋”，是乳名也发展。在这个发展中只有量的渐变，而无质的飞跃，其结果，只有老爹老娘可叫。七岁八岁进了学堂，曰“王希贤”，是学名也，将来做官做事，头戴乌纱也好，或到公堂上脱裤子挨大板也好，统统以此名为准，只有势大气粗的尊长可叫。到了二十岁成年，又冒出一个名字，曰“王慕贤”，是表字也，比较亲近的朋友或分量身价相等的人可叫。过了不久，当了大官或发了大财，自认为或被认为不同凡品，则别号应运而生，就成了“王羡仙”，专供泛泛之辈称呼，如果他再附庸风雅，舞文弄墨，那就更成为“梅花斋主”、“蓬莱阁主”，以及“东洋居士”、“西海山人”、“南极道友”、“北辰老叟”之类。一旦挺尸，就又有谧号，皇帝老爷谧他“襄”，他就是“王襄公”，谧他“文正”，他就是“王文正公”。
不特此也，一个人一旦修炬到拥有摇尾系统，地名也会变成人名。袁世凯先生原籍河南省项城县，马屁精遂称之为“袁项城”，黎元洪先生原籍湖北省黄陂县，马屁精遂称之为“黎黄陂”。圣人也有同样毛病，程颐先生原籍河南省伊川县，他就成了“伊川先生”。朱熹先生原籍安徽省婺源县，大概“朱婺源”不太好听，恰附近有座紫阳山，他也就成了“紫阳先生”。
多如牛毛而且奇形怪状的名字，罩到一个人头上，固然不至于把他压死，可是却能把别人累死。——尤其是现代的学生老爷，整天埋头苦背一些死人的这种无聊透顶的称谓，万一得了脑充血，真是死不瞑目。然而，更恐怖的还在后面，从遥远的公元前十一世纪周王朝开始，就有“讳”的介入，使花样繁多的人名，更危机四伏，成了老虎的屁股。遇到武林高手，摸得好，摸得妙，能把考虑摸得舒舒服服。如果学艺不精，一下子摸错啦，它回头一咬，尊头就要落地。夫“讳”也者，是一种专制政体下，用政治的和礼教的力量加到名字上的文字魔术，于是老虎屁股遂升了格，不但危险，而且神圣。尤其是皇帝的名字，绝对地凛然不可侵犯。西汉王朝刘邦先生因名字叫“邦”，中国文字中，“邦”就没有啦，统统改成“国”。隋王朝杨坚先生的爹叫“杨忠”，中国人从此就不能“忠”，而只能“诚”。后晋石敬塘先生，名字中有“塘”字，姓唐的朋友就倒了楣，唐谷先生只好改姓为“陶”。中国人固然招架不住，洋大人也得遭殃，唐王朝李渊先生，一坐龙廷，朝鲜王国的宰相渊盖苏文，就得成为泉盖苏文。老牌圣人孔丘先生的“丘”，更害苦不少人，写起来不但要缺一笔，读起来还要读成“某”，或读成“期”，而且天下姓丘的朋友，一律都是加个耳朵，改写为“邱”。最著名的一次是，李贺先生的爹名李晋肃，“晋”“进”同音，他就不能进士。呜呼，吾友许美英女士，她之所以一直留在中国，不敢前往美利坚和英吉利，其故大概在此，盖两个均犯她的讳也。看样子我老人家一旦抖了起来，全世界的柏树都得改成“龇牙树”。
——现在，台湾各级学堂的课本，还有“句践复国”的惊险镜头。明明是“勾践”的，只因宋王朝有个皇帝赵构先生（他阁下以诬杀岳飞先生闻外于世），构勾同音想。但后来此派中有人否定事物有相对稳定性，陷入了怀疑，勾践先生虽古代帝王，也难逃此劫。这种封建残余，一直到今天都阴魂不散。
这些都是大家伙，其实即令芝麻绿豆，也威不可挡。一位赵宗汉先生，把“汉”字视为蛇蝎，规定凡是“汉”字，都要用“兵士”代替。他太太去拜罗汉，他儿子在读《汉书》，麻烦就大啦。家人向他禀报曰：“夫人请和尚来家供奉十八罗兵士，公子请教习在教兵士书。”另一位田登先生，不但“登”不准碰，任何跟“登”同音字也不准碰。正月十五日上元日，他阁下出布告曰：“本州依例放火三日。”盖小民既不准点灯，只好放火矣。
讳的故事，可写一箩筐，好在这种禁忌已被淘汰，总算笔下逃生，中国人得以喘一口气，也是一大功德。不过接着而来的是“官衔”的困扰，使中国人名字，进入老虎屁股发展史的第二阶段。官衔是荣耀。而名字反而成了痛脚。盖在二十世纪中叶之前，万般皆下品，只有当官高，当官不但有黄金屋，而且有颜如玉。知识分子只有此路一条，除了此路，别无他路可走。所以官衔遂成为衡量身价，甚至衡量道德的唯一标准，故从前就有“官大人品高”的金言警句。“狗屎蛋”一旦当了八品小官，学名表字别号一笔勾销，大家就得称他为“老爷”。一旦当了七品稍高之官，大家就得称他为“大老爷”。等而上之，官位更升，则大家就得改口称他“大人”。嗟夫，读者老爷读过十九世纪跟中国有交往的一些洋大人笔记乎，笔记里清王朝的官员，几乎全是“赵大人”、“钱大人”、“孙大人”、“李大人”，真正是到了没有名字的世界矣。
官衔的花样，也教人应接不暇。总督不叫总督，而叫制台。巡抚不叫巡抚，而叫方伯。郭子仪先生的官是“汾阳王”，于是他就成了“郭汾阳”。何充先生的官是骠骑将军开广泛的总的联系去进行考察，把事物看成永恒不变的东西。，他就成了“何骠骑”。古固如此，而今更他妈的激烈。就在台北，随便走到一个办公室或一个写字间，满耳朵都是“局长”、“处长”、“主任”、“董事长”、“总经理”、“协理”、“襄理”。业务场所，为了辨明职责，还有说的，可是它却延伸到公共场所，甚至延伸到家庭之间，就肉香四溢，麻不可挡矣。最奇妙的是，你如果称他的官衔，誓言在他的官衔“领导之下”，他就像猪八戒进了盘丝洞，浑身酥软，教他喝水他喝水，教他喝尿他喝尿。你如果有眼不识晚香玉，胆敢叫他的名字——不是叫他“狗屎蛋”，而是叫他“慕圣”、“羡仙”，那他就跟屁股刚被干了一记一样，会认为奇耻大辱，八十年交情全付流水，后患如何，你就等着瞧吧。而这些官衔还像寄生虫一样，一辈子寄上到他尊头上，退休也罢，翘辫子也罢，甩也甩不掉，他也拒绝甩。虽然已经没有了官，衔头不衰。
呜呼，一个仅名字就一大串，又加上禁忌，又加上头衔，群魔乱舞，老虎屁股乱撅，不但使人头昏眼花，也使人际之间的关系，充满了势力和隔膜。去年金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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