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的定义-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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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节日祭祀，有文学，总之，把同时代人所制造的恐怖与希望全都表现出来。

那还是我儿童时代住在位于森林中一个峡谷里的村庄时候的故事，现在回想起来，可以说我体验了节日祭祀和文学的本质。后来接受了鲁菲普鲁和贝尔塞以及山口昌男指引的新思考方法，才感到这个体验直接地和有意义的血脉联接在一起了。

与其说夏天的节祀，倒不如直接了当地说跳盂兰盆舞更正确，本来是先举行祭祀，从傍晚开始跳盂兰盆舞，这是定不可移的。直到现在我们村乃至日本全国都是用灌的领唱唱片领舞。战败的第二年，战后办的盂兰盆舞是在小学校院子里搭上指挥台，指挥者边打大鼓边唱“民谣”，以农业为本职的演者领舞。本来以扩音机播放的唱片为主流，但唱“民谣”①的演唱者看看站在舞蹈者圈外的那些上年纪的人，发现他们的反应冷淡。

①原文为“口说”，意为即兴演唱。译成“民谣”，因为它的词虽是自编然而用的曲子却全是民谣的旧曲——译注。

然而我这看热闹的孩子却被“民谣”吸引住了。那演唱者从指挥台下来显得心情不痛快，我大概是没有勇气直接问他所唱的内容，便问我的祖母和她身旁的老人们。据说，战前一位小学教员直接采访演唱者们，把唱词用蜡版印成小册子，他借来看了，演唱的就是本子上印的。据说它的名称以其暴动的领头人为名，就叫“蚕福”，它是我们当地的一个无法无天的人领导的一次农民暴动的故事。我听后记下来的几段盂兰盆曲全是那上面的。战败之后不久，在民主主义的改革氛围之中，把暴动过程编成了“蚕福”当作盂兰盆舞的伴歌，我像受到冲击一般，印象极深。

我作为一名作家，一如我过去的工作所示，这番经历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细想起来，我是从这次盂兰盆舞才第一次意识到自己的根是养育了自己的这片土地的民俗与历史，也是第一次碰上以某种形式表现恐怖与希望而反映时代精神中的一时衰退的状态。其次，“蚕福”暴动的“民谣”本子上，尽管记的全是古式的叠句，但它却唤起了我这少年活生生的想象力，的确是以某种形式表现恐怖与希望而反映时代精神，我们当地土生土长的原始文学。如果重读那誊印本小册子，在我脑子里起结晶作用的结果，一定与以前大不相同。不过，“蚕福”暴动的“民谣”以下述骨骼依旧活在我的脑子里。

暴动者对“蚕福”的恐怖，随后是对他的党徒们强迫命令，让他们参加暴动，党徒们对此行动的恐怖。因此造成的艰苦生活之中却充满也许会出现什么好转和变化的希望。如此等等，我觉得仿佛几股绳子搓在一起一般。派人去河的下游市镇，从粮仓扛出大量的白米，碰倒的酒桶，那酒奔流不已，这些描写，简直是祝祭时候的气氛，它使我的心为之震颤不已。结局暴动遭到镇压，“蚕福”及其党徒均被处死。为了请他们的亡灵不危害本村，对于“蚕福”等人之死，以哀叹的调子唱出他们的结局。这纯粹是出于安魂的动机创作了“民谣”，作为集合在一起的众人跳盂盆舞的伴歌，大家自然是同意的。总而言之，它是大家确认越过各种各样危机一直生存下来的本村共同体的希望，尽管作者不详，但是它表现了我们森林中峡谷村庄的文学，而且它是生机勃勃的。

恕我冒昧，对于年轻的作家们，或者今后想当作家的青年们，我一直想说：“在你作为一名作家的生涯中，把我以上所说的“蚕福”暴动的“民谣”具有的意义，这回作为你的课题思考思考。最近以来我常常看到，新进作家们自己既没有战争体验，也没有战后混乱期的体验，既没有参加过反对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的斗争经验，也没有参加过大学的学生运动的经验，一句话，对于社会无任何反应的时代之子，而这种时代之子在发表谈话或者随笔和论文，这实在令人感到奇妙之至。

前面我引用了亚钦的论文中长长的一大段，对于可能是一触即发临战形势下的亚洲海域，特别是日本海、冲绳和本土海港的状况，每天都有报道，如果对于这些报道不屑一顾，那么，我们就不能不承认，日本和日本人在２０世纪就被推到最危险的局面。我们不能脱离社会现实，我们还不是自甘处于我是无根之草，大发快活汉子那种慨叹的状态。社会状况、时代将我们席卷而去的危险统统向我们袭来，个人无力逃避，如此危机，难道不是今天的现实情况？

新进的年轻作家们，对于新鲜事物的感受以及语言感觉，与过去的作家相比，显示出卓越的水平。他们如果很好地抓住时代，创造出独自的文学，那就明显地超过我们旧时代的文学。同现在的恐怖对抗又怎样生存下去？同这种恐怖相比，能创造出多么大的、多么有保证的希望的根据？思考这些问题的过程中，年轻的作家就会自然主动地承担起今天最敏感的时代精神的责任。我相信，他们如此这般创作的文学，也就是以某种形式表现恐怖与希望而反映今天核状况下的时代精神的文学，同时代的日本青年肯定以读者心情而翘首期待。我并不要求青年作家们以今天的核状况和日本人的关系直接地作为主题写小说，在把贝尔塞关于节日祭祀的话移到文学上的定义的基础上，“以某种形式反映”这一部分确实是很重要的。我曾几次提到，我编辑了广岛、长崎受过原子弹轰炸的人写的以原子弹为主题的短篇名文选集《未知的将来》。即使类似这样预先限定主题而征集的短篇，作家们也是确确实实地各自构筑了自己的文学世界，并且斑斓多彩，可以这样说，我反倒从中看出受到鼓舞的文学特性。

我对于年轻的作家们的希望只有一个，那就是，在今天的核状况之下，日本和日本人被逼进穷途末路，以及直接给我们带来的恐怖，千万不要仿佛它实际上并不存在而不予理睬。隐歧岛的近海上，苏联的GⅡ级弹道导弹潜水舰正在冒白烟。这也许就是不仅使日本而是使整个世界的大雪崩之势走向毁灭而扣动扳机的事故。要敢于直面冒白烟的潜水舰照片上表现的恐怖吧！然后以人的自然本色，满怀与之对抗的希望，为此希望而活跃想象力吧！我想对你们说，在这一过程中你们锻炼的时代精神，即使写的小说是以漂浮于东京的消费生活表层的青春为主题的，也是以某种形式反映了时代精神，使你们的文学优于进退维谷中的同时代文学。

确实有可以示之于众的这类文学表现的例子。“冲绳·通过文学反核反战思考之会”出版的《从岛的空间——１９８４·冲绳·反核反战文学名作选集》中有一篇诗，标题为“回帐篷村——难民收容所时期”。作者牧港笃三是冲绳市的市民，冲绳之战他曾在该地，有此经历，战后在被占领下的冲绳立即把他记录出版的报界人士。他也是把美军政之下冲绳人的心态，以及冲绳人与本土的日本人、美国人之间微妙的阴暗关系，以批判的眼光如实写出来的人。

黎马嫩的巴勒斯坦难民帐篷／那照片是报纸上看到的／仿佛半是辛酸半是高兴／但是飘动的是悲哀气氛／／帐篷之形万国一致／正中竖一根棒，四方打上桩／用绳子固定在现实的砂子上／帐篷村里过日子的人又多又杂／每天纷纷攘攘／／夜间从帐篷里落下星星碎渣／人们的牢骚，仿佛蛴螬鸣叫／这就是民众单位的村庄／月夜使帐篷翻倒／住民弹向空中／／难民一无所有／可算赤贫／但是他们有歌声和哀叹声／不过前途依旧让人担心／／和坐在沙发上，打开取暖器／膝头盖上毛毯的时光大不相同／令人担心呵／帐篷村拥抱着我／传来一股味道／帐篷村露出一张脸向外张望，一张无妆无饰的脸／是个年轻女人的胜／进了帐篷，惟有寂寞的老人脊背／那似乎是人的脊背／早霞升起／帐篷里满是亮光／回去吧，回到帐篷村……

舒缓有致的散文调子——由于那切割式的韵律，表现了冲绳语的声调，和超现实主义心象一起成为诗人的个性——里，黎巴嫩的巴勒斯坦难民营，冲绳在战争结束时的帐篷村，现在的冲绳基地的生活，这三层自然而然地重叠在一起，表现了现实的而且深刻的观照。在冲绳之战巨大的恐怖中活下来的人，既有对前途的担忧、叹息，也有明确的希望，在这里都有清楚的再现，谁都能够理解，这些总体，肯定就是战后立即出现的冲绳的时代精神。以此为主轴，向着现在的黎巴嫩和冲绳的时代精神，而且明确地发出“回去吧，回到帐篷村”的要求救济的呼声……我将要看到，渴望挫败新而巨大的恐怖的呼声呼唤冲绳的时代精神，必将提示给大家。与其说是对年轻的新作家说的，不如说这是对我自己说的更恰当，本土上的日本人的文学，仿佛已经完全离开了这位冲绳诗人的时代精神，而且必须把它看成对我们是致命的缺陷。想到这一点的时候，如果我们在这种核状况之下居然能够活了下去，那么，我就有个预感，后世史家可能作出这样的概括：２０世纪末也有文学，但是这种文学并没有以某种形式表现恐怖和希望而反映时代精神。而且这种预感一直威胁着我。因为到那时候，我们的文学将被判定，在渡过这核危机上它是无效的。

10　多方面的观察

酷暑的夏季已过，只是感到季节的循环如此，其实并没有觉怎么难熬，不过也确实庆幸一家平安。就在这样气氛之中的一天，晚刊报纸死亡报道栏的一则标题却立刻使我紧张起来。之所以如此，一是事情本身太出乎意料，给我们带来巨大悲痛；二是不知道该怎样告诉身有残疾的儿子。我和妻子仿佛额头碰到额头一般低声商量一番。那条报道是这样写的：“森安信雄先生，日本大学名誉教授，９月２８日下午３点１８分，因肺气肿于东京都板桥之日本大学板桥医院逝世，终年６７岁。／……专业为脑神经外科学。历任第三十届日本脑神经外科学会会长，第十届日本临床电子显微镜学会会长。”当天晚上，我和妻子在先生遗体前得以拜读先生于２１年前写的一页日记。日记上写的是给一个新生婴儿也就是我的儿子作头部手术获得成功的事。完全是科学家的文笔，记叙简明扼要。文章提到当时我这个年轻的毫无经验的父亲，满怀焦虑不安，听到终于度过这个难关时如何高兴的反应。的确如日记所说，由于森安先生出色的手术，儿子才开始明确地走上了生命的道路，我这父亲和儿子一起得救，这种想法至今铭记在心。我记忆之中，当时先生比现在的我还年轻，修养极佳，举止文雅，意志坚定，是一位理智型科学技术家，如此等等印象极深，一位救人的人，这形象特别鲜明。

近２１年之间，儿子的身体不断地出现障碍，我和妻子之所以没有过于胆怯，没有丧失勇气而甘于失败，完全由于先生在紧要关头一定采取适当措施救治和给我们以鼓励的结果。现在先生逝世，我们今后将无所依靠的哀思更深。我们之所以为先生的逝世感到仿佛心灵的支柱折断一般哀痛，是因为有一个智能发育较晚的儿子，但是毕竟随着年龄长大，再加上先生的关怀，他也渐渐适应社会了，现在能在区立福利作业所劳动。我们夫妻悄声说的就是这些话。

说话的次序可能颠倒，快到动身前往吊唁的时间了，我终于告诉儿子：现在从报纸上看到先生去世的消息，并且把那条消息读给他听。开头，儿子好像遭到沉重的一击，一时茫然不知所措，对于报纸上的消息和我的解说，一概不能如实接受。然后也不知道他是发火了还是讨厌我的话，立刻把我的话打断，大喊大叫地说：“过６０岁死了，是可喜的事！”我一时沉默无话，他也不再说什么了。

从先生住宅出来，回家的路上我和妻子去了四喜饭馆①，这是我们家从来没有的习惯，去了这里，是因为妻子太郁闷难解的缘故。难怪她心里烦闷克、卡尔纳普、艾耶尔（AlfredJulesAyer，1910—）等人，因为先生去世对她来说的确是一个巨大冲击，其次便是儿子说的那句话——儿子不过是从过去的学校里或者现在的作业车间偶尔听来的带有厌世情绪的话，在家里像念台词一样重复一下而已——使她非常生气。

①原名“寿司”，与四喜二字恰好谐音。制法是把米饭抖上醋和盐，平摊在紫菜上，再摊上鱼、肉、菜等等，卷起来切成一指厚的片。既可当点心，又可当快餐——译注。

我和妻子之间的谈话当然不可能心情愉快。照顾我们儿子达２０年之久的先生突然去世，但是儿子却说过了６０死了是可喜的事，如此无情无义，妻子为之愤慨是理所当然的。我对妻子说，儿子的话根本不会拿这事当玩笑逗乐，但是，对于他受到此番打击的结果如果不注意费些时间观察下去，只对他这话的表面斤斤计较，是否有些肤浅？比如，我们本来担心儿子一听到这消息可能号啕大哭，弄得我们束手无措，但是还把这消息告诉给他，然而他却把感情深藏内心，保持着表面看起来平静的态度，现在我们都不在家，只留下弟弟妹妹看门守户，他那反应还不是最坏的呢。我这样说着也渐渐和妻子一样陷入忧郁之中。

第二天，因为星期天而不去上班的儿子，一整天什么话也不说，饭也是自己一个人草草了事，吃完在自己的房间一躺“社会生产关系”的连续性上，去论证人的本质是一个社会历，对着电视新闻栏目望着，但是不看节目，向来喜欢听的超短波广播节目也不听了，整个一个人退回到小时候那副模样。星期一凌晨３点左右，住在他隔壁房间的我，心里总是不安便醒了，因为好几次都有前兆——也许是妻子把我叫醒告诉过我，儿子犯病之前也曾敲过墙，反正我醒来去看他的时候，儿子连身也没翻仍在睡觉——随后便是儿子身体僵硬，脖子往后仰，呼吸急促，发作的程度从来没有这么厉害，我只是守在他的旁边，别的毫无办法，等他发作完之后再过一会儿，儿子照例充满感激之情地说：“又是爸爸来救我！”到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