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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定义-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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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述野上弥生子的写作生涯的过程中，我曾提到通俗性的问题。她描写了足以表现同时代多种多样类型的人，从每一阶层的所有侧面作综合的提炼，反映了作者立足于一个文化人多年经验的同时表现出作者思想，与时间同步地跟踪着现代社会写下去。这和以封闭于小小书斋的个人思考与感受性的写法比较起来，自然把势所难免的通俗性不够的危险也接受下来。野上弥生子把通俗性作为方向性的巨大工作仍在继续推动下去，但是我要说，这倒是使通俗性止于最小限度上了。
本来，我是怀着满腔自我反省的气概说这番话的，像我们后进的，所谓纯文学的作家们，除了战后文学家们的工作之外，没有能够以上述方法描写现代社会的总体。在这种趋势之中，松本清张的大量工作成果，毫无所惧地把通俗性扩展到极大程度，刻划了多阶层的人物类型，以之再现活生生地现代社会。而且，他以叙述“现代史”的方法处理的社会，因为是指向朝着科学万能的消费生活的繁荣迅猛前进的结构，所以把松本清张看作对科学主义给予具体批判的人物，是十分妥当的。
考虑到这些，我觉得前述他的谈话是和他的文学有一致性的。现在人类正面临着以核武器为顶点的科学技术的威胁，这种指责，本来我是有同感的。但是，把空海和密教拉在一起大谈特谈，就很有必要嘛。松本把科学主义的世界观仅仅和东方古来以瞑想、思索为主的东方思想放在对立的位置，对于这一点，我以为把科学主义的世界观同西欧传统的秘教思想也联系起来并使之普遍化，可能更有效。
联系这些并观察实际，鉴于“密教热”已经掌握了我国年轻的一代——这只要看一看国营铁路公司广告上一位无惧通俗性的、具有代表性的作家所写的联句广告词就可以看出，受到广泛而坚决支持的这位作家锐敏的信息，把现在的年轻人之间正在兴起和即将兴起的势头全都收拢过去——的情况，我对于关心密教的年轻一代想说几句话。
由埃利亚德完成的比较宗教学，不言而喻，只是一种蹩脚的综合，布莱克理解了希腊以来的密教思想的时候，雷茵屡屡谈到印度古代以来的思想。也就是说，通过中国流传到日本的密教思想，雷茵也是从巨大综合的视点而考虑传统的。而且她还一再强调，布莱克站在秘教的传统立场上向他同时代的、以科学为骨干的世界秩序之构想挑战过。这实际上也是布莱克号召青年们加入和他相同的战斗行列。在布莱克的一生中，并不是逃进密教的帷幕的脚下把自己紧紧地缠裹起来。而是发出了实际完全与此相反的号召。布莱克的态度倒是应该复苏于现代并且很好地继承发展，因为，科学主义的世界秩序的危机，已经到了它的终点。以上所说就是雷茵切实的提示。
这几年，文学以及与它相邻诸科学中，宇宙论的思考方法、感知方法确实占有很大位置。但是同时也表现出，因为是按宇宙论思考，也就回避考虑世界、考虑现实社会，必须说明，这是得了理性的市民权的缘故。认真地理解现实的状况，而且以自己的责任改造该状况，并为此而努力，并号召大家共同努力，这样的态度和时尚流行的理性是无缘的而予以排斥。并且曾经逃避于宇宙论式的瞑想之中。如果不认为这是从现实生活中逃避出去的行为，那么，我以为年轻一代的“密教热”是合乎实际的，而且颇具魅力，我怀疑前不久反反复复的实际上是蒙昧主义的假神秘思想倾向，可能只不过是情绪上的倾斜而已。
目前核状况愈来愈加恶化，特别是以外层空间的宇宙作为核对峙的场地，并且像“预警发射系统”那样，把决定人类命运的关键交给电子计算机的作法，肯定只有增加危机，同这种现实抗衡，我们人类如果想好好生活下去，首先必须认真地集思广益商议如何对待带来如此现状、世界秩序基础的科学主义的态度。这只有靠和蒙昧主义相反的精神，才能做得到。布莱克的走向“新时代”的根本假说的转换，确如雷茵所说，是我们现在的关系生死的问题。我想对日本新一代蕴藏着传统中深厚而丰富的人类真知的灵魂，重新以布莱克的号召为媒介而发出号召。（“醒悟吧，啊，新时代的青年们”）
05 作为资产的悲哀
今年５月，近亲遭逢不幸，给未亡人写吊唁信的时候，想起了一件事。那是已经将近１０年之前的事了，对我自己有深厚影响的人逝世，我终日心境怆然地打发着每天每日，这时，岳母寄来劝我节哀的信。信上说，即使遭受了巨大的伤痛，但随着时间慢慢推移，它能告诉自己有用的生存的智慧。我想起曾经受过这话的勉励，就想用同样的话勉励对方，但是，就自己来说，巨大的悲痛是不是真的能够随着时间的消逝化解得一干二净呢，我茫然地俯视着眼下的白纸思考这件事。明确地意识化——这也是在扪心自问的过程中，仿佛手指碰到石头或别的什么东西那样得到确实验证一般——的结果，是在巨大的悲痛之后有两种趋势。其一是确实因为时光流逝而减轻悲哀，其二是有解消之后的悲痛，这悲痛和怀念一起成为记忆。对于这怀念，想把话扯远说一说，因为这是今年春末的经历。
长子要从养护学校毕业了，初中和高中的毕业典礼同时举行，我同妻子前往参加。校长对于每个毕业生都给一张彩色纸，那上面写的是学生的身体障碍所显示的情况和特性，据观察的结果给该学生规定的努力方向等等临别赠言。有的学生离开行列，步上短短的台阶，在校长面前站好行个礼，就是这么简短的动作，行动起来却是十分不易的。这时，我们看到那孩子终于完成了那些动作，于是禁不住为他高兴，那高兴似乎是大家共有的一般。有的孩子好像是多动症，不停地手舞足蹈。因为必须顺其自然，所以典礼用的时间长了一些，但仍然按原定计划进行，典礼顺利结束。平常周末放学回家时，儿子总是花好长时间和老师道别，可是今天却对老师脆脆快快地行个礼然后转身就走，这倒使我颇感意外。可是上了公共汽车一问他，他却心平气和地说，今天是毕业典礼，这一天谁都要跟老师道别，如果自己不顾别人和老师没完没了地道别，那就不好了。
但是，举行毕业典礼之前，我却看到一个小个子少年跟伙伴进行了什么小小的比赛，他却伤感地放声大哭，仿佛身负着全世界的悲哀，心都被深深地刺痛了。假如我的儿子也这样和那孩子一起纵声大哭，我自己也可能被那巨大的悲哀所打动。我一边这样想一边注视着那小个子少年。可是他本人悲痛万分地大哭特哭了一通之后，一会儿脸上却浮现比谁都心情舒畅的微笑，和他的伙伴玩得特别开心。于是纵情嬉戏，毫无顾忌。没过多久折腾得过了火，又抽抽噎噎地哭起来了。
总之，对于面带舒心明朗的微笑而转眼之间又悲不自胜的这个少年，如果他能给我留下记忆，我想那一定是很值得怀恋的记忆。和这个印象相差无几，它使我想起自己内心深处业已缓解和愈合的几宗悲痛之事。
这就是自以为已经想开了的事其实却没有想开，以为消逝了却残痕犹在的巨大悲痛，可以这样说，到了中年已过的自己这把年龄，到死为止也不得不生死相随的铭刻肺腑般的悲痛。然而且随之而来的是自己想到，既然如此，这些悲痛已经成了自己生涯中的资产。我在信尾说，当作资产的新的巨大悲痛，同时也鼓起积极的与此共生的勇气。
本来，作为资产的悲痛这样的话，为了不使它仅仅表达感伤，那就有必要给它下个定义。也就是作为资产的悲痛的定义。它是过去的难以补偿的事——（当然）是不能忘却、也不该忘却的事——的根源，是自己作为一个以现在的人应有的资质而活着的悲痛。是自己对人的看法，对世界的看法往往以复眼对待的悲哀。如果客观地来看待自己，那就会把自己看作是一个纯粹的人，给其一定的广度和深度，两眼生翳，产生了类似资产的悲哀。
把它一般化地显示，是困难的，在个体的心里有此自觉，或者在同是个体的亲密朋友之间看起来仿佛瞬间的闪光，或者像看好长时间慢慢地渗出来的东西一般的这种资产的悲哀。把它通过文学作品加以客体化，以共通的语言重新处理，反倒令人觉得亲切。
今年５月见面的作家们之中，我已经读了卡特·鲍奈伽特和威廉·斯泰龙的小说，在会议内外和他们交谈数次的过程中，我想到，这两个性格根本不同的人，作为人的资质，我看得出他们各自独特的资产的悲哀我全都具备。我终于理解，他们为了把它表现在小说里——还不能说这是唯一表现的目的——而锻炼了自己的文学方法和形象创造，才是他们的生命。
关于卡特·鲍奈伽特反复描写、叙说的这个世界的悲哀的观照，已经写过几次。也曾写过对威廉·斯泰龙的《索菲的选择》印象深刻的文章。现在想再次引用的，是小说里的自画像的形式写的青年时代的斯泰龙现在把他写成的《躺在漆黑之中》的一节引用于此，同时也等于重读一遍。“我生了两个孩子，当了２３年的母亲。今天我醒悟到，我早已不是母亲，也是我知道再也不当母亲的头一天。／我说了可笑的话。／她开始读报纸了。又投下原子弹，和日本休战在即。”斯泰龙失去了处女作上所表现的女儿，悲伤的母亲为丧女而痛彻肺腑的日子，她读的报纸上标题是长崎遭受原子弹轰炸，如此选择，一定是有意识的。
斯泰龙在《索菲的选择》将近结尾时是这样写的：“记不得什么时候我理解了奥斯威辛。这是大胆的话，然而也天真得愚昧无知。无论谁，决不可能理解奥斯威辛。如果写得更准确，我以为可能是这样：“迟早我要写索菲的死与生，写出来的东西肯定有助于明确宣示，绝对地恶没有从这个世界上断种绝根。
奥斯威辛本身作为一个无法说明的东西留在世界上。曾经有过的关于奥斯威辛最深刻的解说，根本不是解说而是回答。问：‘告诉我，在奥斯威辛，神曾经在哪里？’／于是回答说：‘人曾经在哪里？’”
从斯泰龙这位母亲为长女之丧而哀叹中看到长崎遭受原子弹灾难的消息，直到她对奥斯威辛难以理解的认识，说明一位不幸的女性内心世界生与死的难忘的记忆，如果把它称之为作为资产的悲哀，那是完全可以接受的。
斯泰龙去年出版的评论集《沉静的尘埃》上，也有表现她心情悲伤的文章：“唱给F·斯柯特·菲茨杰拉尔德的悲歌”，菲茨杰拉尔德是斯泰龙在蔚蓝海岸①结识的旧友，因为这位老友家里两个孩子相继去世斯泰龙写信表示哀悼。菲茨杰拉尔德不仅复了信，而且表明了她对于斯泰龙的悲哀，也就是明确了把悲哀作为资产而活下去的定义（RandomHouse版）。斯泰龙的信上说：
①蔚蓝海岸（Rivierd），为意大利和法国交界的地中海海岸，一向以旅游疗养胜地而闻名——译注。
最亲爱的杰拉尔德和萨拉／今天收到电报。整个下午沉浸在对你们的怀念之中，沉浸在回忆我们共有的那幸福的每一天，实在令人伤感不已。把你们联结于生命的另一个环坏了，而且，如此残酷无情的两个打击之中，哪一个恶意更能逞凶都很难说。这七年之久的战斗之后，可以看出你们在其中彷徨着，沉默着。现在如果想写给你们一些相应的什么，那就是写给战争夺去了四个孩子的母亲那些话，就和林肯的信上说的一样。你们应得到的同情，已从你们彼此那里得到了，你们不会永远永远地得到安慰。／可是，尽管这样，你们一定看到更多的家庭在赫诺利亚周围成长起来，带着日暮途穷的和平，走向死亡的航海中，一定找到暂时停靠的港湾。对于类似这样的事，命运再也不会向你们射出比这还要严重地打击而有伤于你们的箭了，本来就没备下射向你们的箭的箭筒。记不清谁说过，不论多么深的悲痛，随着时间流逝，会变成一种喜悦，这是让人多么吃惊的话。黄金之盃虽然已经坏了，但它毕竟是黄金做的。不论谁，都不能从你们那里夺走这些孩子。斯柯特。
把由于遭逢不幸而被强加的痛心的悲哀变成作为资产的悲哀。把这作为资产的悲哀在自己的内心里使之活性化，我以为这是属于人的行为，也是惟独人才有的行为。以此为媒介，活性化了的作为资产的悲哀，时光流逝之后可能成为一种喜悦。
即使还达不到称之为喜悦的程度，我们往往唤起某一可悲的回忆，不是也可以玩味称之为灵魂净化的安慰么？我想，这和文学的作用是有联系的，文学至少要弄明白为什么要写。叙说失去孩子的悲痛的过程中，发现被净化的喜悦的母亲，超越实感，觉得是在写回忆亡友的文章，于是自己首先得到慰藉和解脱，从而达到结晶作用的水平，于是再进一步把个体悲哀的经验，表达出丰富而极具鼓舞的感动，达到普遍适于完成文学作品的水平，展示出自然相联的意义。按照从个体的不幸而经过悲哀的感情净化的救助这个方面理解，这是可能的。
如果思考一下并非个体而是二十世纪人类这样巨大的规模的已成资产的悲哀，那就会更加明瞭文学的作用了。卡特·鲍奈伽特当过俘虏，他经历过德累斯顿的地毯式轰炸，他以他寻求到的方法把这段经历写成小说。这是不合理的然而却是世人制造肯定给世人以痛苦的事直接带来的悲哀。在记忆里把它不断地加以改造的过程中，这悲哀就提高而成为世人的资产，终于表现为文学，使人甚至感到因它而获得救助。鲍奈伽特描写了德累斯顿遭受地毯式轰炸，例如《屠宰场五号》所记录的，为一桩鸡毛蒜皮的小偷小摸而处死一名士兵，这样不合理的事就没有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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