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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情毒案-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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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酒台的另一端，那个胖子举着双手向乌丽克打招呼，喊道：“怎么啦？你不能说走就走啊！谁来陪我啊？”
罗伯特喝了一口酒说：“他这是指你呢。”
“是的，是指我。”
“去吧。”罗伯特有点酸溜溜的，“这是你的生意。”
她犹豫了一下，明白了他的意思，便向那个打招呼的客人走去，一面大声说话，让酒台边上所有的人都听得见：“胖墩，往下说啊，你坐飞机去伊维萨岛，就是为了搞女人……”
罗伯特再要拿起酒杯时，有人拽住他的手。萨尔瓦多站在他身后。
“我的任务之一是照顾好本店职工的利益，你损害了他们的利益，我说得够明白了吧？”萨尔瓦多说得很小声，只有罗伯特听得见。
“很明白……只是我不懂。”罗伯特坐在吧凳上转过身去，现在他离萨尔瓦多深色的眼睛很近了。“我并没有欠你那些婊子的钱。”
萨尔瓦多的鼻孔在扩张：“小子，当心点，没你的好下场。”
“你的姑娘有艾滋病？”
“你小子听着，你马上给我竖着走出去……要不然，就只有被横着抬出去。懂了吧？”
“不全懂。”
“还有什么问题？”
“就一个问题，我为什么不能在这儿喝我的鸡尾酒？”
“因为我不愿意。”
“这不是理由。”
“我说是就是。”萨尔瓦多往后退了一步，这是拳击术的一条老规矩，要有一定距离，才能打得有力。“不许你再碰乌拉！”
“我们是朋友。”
“你们是个屁！给我滚，操你妈！”
这下罗伯特火冒三丈，居然有人这么下流地污辱他所崇拜的母亲！
罗伯特毫不犹豫，举手打了萨尔瓦多一个耳光，只听啪的一声，跟着是乌丽克的一声尖叫。可是，对萨尔瓦多这样的人，打耳光怎么行，该用拳头全力打他的下巴，只有这样才有效，否则毫无意义。
萨尔瓦多不是好惹的。他一拳击中了罗伯特的脸，把他打翻在地。罗伯特勉强想爬起来，萨尔瓦多又上去对他腰部踢了一脚，第二脚踢在他的胸部，第三脚踢在他的头部。罗伯特鼻子流出血来，痛得踡在地上，试图爬着离开酒台。这时乌丽克赶来，用一块大餐巾捂住他那流血的脸。萨尔瓦多后退一步，举起双手，好像一个足球运动员犯了规似的。
“大伙儿都看见啦，是他先打的，你们都是证人，我这是正当防卫……”
“是你污辱了他的母亲，你这头猪猡！”乌丽克冲着萨尔瓦多喊道，“不许你再碰他，不然我杀了你！”
萨尔瓦多瞪着她，好像她手里真的拿着一把刀或一把枪。他想，天哪，她干得出来！她怒目圆睁，嘴角抽搐，脸部肌肉紧张，犹如一头即将扑过来的猛兽。他又后退了两步，在一旁看着。乌丽克费力地把罗伯特扶起来，让他靠着墙，用餐巾为他擦血，搀着他，直到他能站稳。
她以一种从未有过的温柔对他说：“来，来，我送你回家。”
罗伯特摇摇头：“我自己能走。”他接过乌丽克手里的餐巾，自己擦了擦脸，看着沾满了血的布，重复说，“我自己能走。”
“你不行，我叫辆出租车。”
“我的车停在不远的地方。”
“你这样怎么能开车！”
“我能！”罗伯特推开乌丽克扶着他的手，晃晃悠悠地走向出口处。萨尔瓦多目送着他，仍保持着犯了规的足球员的姿势。调音师亨利又放起了音乐，蒂娜·透纳的歌声响彻酒吧，两对男女又开始跳舞，似乎什么事也没发生。
罗伯特吃力地走到衣帽间。博罗迎上去，对他直摇头。
“我跟你说了，我警告过你，这下你吃亏了吧！真是个笨蛋！”
博罗把门打开，让罗伯特出去，还在他背后喊：“我跟你说了，你再也别来，把乌拉忘了吧！”
罗伯特在汽车里又坐了约半小时，这才感到有足够的力气开车回家。他原先想偷偷地溜进去，可是办不到。他父亲还在起居室里读杂志，里面有篇文章说，科尔总理总是对问题采取拖延术，坐着不动，直到问题不了了之。他母亲已经上床，在看一本关于三角恋爱的小说。对这种生活方式，她根本不能理解，她绝不会找一个比自己年轻的情夫，一想起跟一个“男孩儿”上床，她就会恶心。
罗伯特没有办法，只好从父亲身边经过。
胡伯特听见儿子进来，只抬了抬头，还想接着看那篇关于科尔的文章。这时他猛然看到儿子的衬衫上有一大块血迹。他跳了起来，这才发现儿子的脸受伤了。他首先想到的是出了车祸。
“是车祸？损失大吗？怎么发生的？是你的责任吗？”
“车子一点没事儿，爸。”罗伯特知道躲不过去了。
“但你脸上全是血……”
“我……遭袭击了，爸。”
“袭击？”胡伯特盯着看儿子那张血迹模糊的脸，一面叫道，“上帝啊！你遭袭击了？怎么回事？在哪儿？谁干的？”他走到罗伯特身边，用手摸他。“你现在感觉怎么样？有没有内伤？我马上给海梅斯大夫去电话。袭击！我儿子罗伯特遭袭击了！就是因为我们的法律太宽松，到处都不安全，天黑了出去散步简直是冒险！我给海梅斯大夫去电话。”
“是个外国人，亚洲人，正在撬我的车时被我发现了。但他比我更快、更壮，会功夫，打得我落花流水。”
“我可怜的孩子！”胡伯特抱住儿子，亲吻他那带有血迹的额头，接着就发出了神圣的怒火。他用发抖的声音叫道，“就是这些外国人！我们还要忍耐多久？意大利黑手党，俄罗斯黑手党，罗马尼亚团伙，波兰盗匪，科索沃杀手……我们到底生活在哪个国家？50％以上的犯罪是外国人干的，而政府在干吗呢？无动于衷。警察呢，说自己无能为力。天哪！我们德国人究竟被置于何地？！”胡伯特喘着粗气，奔向电话，找到了家庭医生尤利乌斯·海梅斯大夫，大夫答应马上就来。接着他又打电话给慕尼黑刑警凶杀案科，对方声称，此事不归他们管，因为被袭击者还活着。但对方还是有礼貌地把电话转给了有组织犯罪案科，即第十三科，管毒品案、团伙犯罪、敲诈勒索和隐蔽侦察。接电话的人是探长彼得·赖伯。
赖伯先耐心地听取了方寸已乱的胡伯特的报告，然后说：“请您和您的儿子罗伯特来一趟我的办公室，好做个记录。”
“谁来？我儿子受了重伤！”胡伯特对着话筒吼道。
“他在医院里吗？”赖伯沉住气问。
“不，他在我家里。”
“他能走路吗？”
“他的双腿还没有被打断！您有责任来这儿看看一位重伤者。我是巴伐利亚州政府的哈比希处长，您要知道……”
“我们这就来。”赖伯挂上了电话。矛盾已经够多了，他不愿再添上一个又一个人之间的矛盾。即使没有什么事，伤了感情总不好。
“这不是存心嘛！”胡伯特重重地扔下了话筒，“要让他们知道，我不是一个普通老百姓！”
半小时以后，刑警官员来到哈比希博士的家。这时海梅斯大夫已经来了，他给罗伯特做了检查，没有发现内伤，只是鼻梁骨裂，腰部、肩部和胸部有淤血，左脸肿胀，右额角有伤口。大夫给罗伯特的头部做了包扎，看起来挺严重的。赖伯探长进门时，罗伯特还穿着有血迹的衬衫，更是给人一个重伤者的印象。
“你们可来了！”胡伯特咄咄逼人地说，“时间真够长的啦。”
赖伯解释说：“我们遇上了堵车。”
“堵车？警察也会遭到堵车？你们不会拉警笛吗？”
“我们只在紧急出动时才拉警笛。”
“哦，这么说，我儿子罗伯特被袭击就不是急案了？有点什么屁事，就光听见嗒嘀——嗒嘀的乱叫，而真有重伤者要求救援时……”
赖伯对这些侮辱性的话只当没听见，何必找麻烦呢？别人总会说：那是一位过于激动的父亲在发脾气。
赖伯问罗伯特：“您说说吧，什么地点，什么时间？”
“大约是22点30分，在霍尔茨维森大街。”
“在新佩拉赫区？”
“是的。我朋友住在君士坦丁街，我请他辅导数学。在他住的那条街上我没找到停车处。当我从朋友家里出来后，打老远我就看见有人在动我的车，我跑过去，嘴里叫：‘干什么的？’我想抓住他……是的，以后就只记得我脸上被打了一下，我就倒下了。当我爬起来时，那家伙早跑掉了。是正宗的功夫……”
“功夫？”赖伯觉察到有点不对劲。
“那人是个亚洲人……”
“您肯定吗？”
“当然，我抓住了他的短风衣，看清了他的脸。”
“是中国人，朝鲜人，还是越南人？”
哈比希博士激动地插嘴说：“我儿子罗伯特又不是汉学家！真叫人生气，放纵这么一帮恶棍在我们这儿胡作非为！”
“亚洲人也会这样看我们的。”赖伯的话让人一下就听出来，他对哈比希博士的种族主义言论持什么态度。胡伯特立刻听懂了，他深深吸了一口气，但不想再顶了，他知道自己占不了便宜。
“还有呢？”赖伯望着罗伯特包得厚厚的脑袋，问他，“后来您怎么办的？”
“我坐到车里，等我恢复驾驶能力，然后就回家了。”
“您没有赶紧回到您朋友那儿去？”
“没有。干吗去他那儿？”
“显而易见嘛，受了重伤，需要急救，拐弯就是……”
“这我没想到，我当时像瘫了一样。在我恢复思维以后，我只有一个念头：马上回家。”
胡伯特又插嘴说：“当然啰！我家是个安全的地方。”
“您开的是什么车？”赖伯在一个小笔记本上作记录。罗伯特不由得想起电视剧里那位科隆布探长，就缺那件皱巴巴的大衣了。
“雪铁龙2CV。”
“所谓的‘鸭子’？”
“我喜欢这种车，开起来真棒。”
“可以到处找到停车处，不必担心被盗。”
“这话什么意思？”胡伯特生硬地问道。作为法学家，他不爱听这种不中听的话。
赖伯合上笔记本，把它放进上衣口袋。“对盗车贼我们可是有经验了。波兰团伙和罗马尼亚团伙专门干这个，可是迄今为止还没有亚洲人盗车，亚洲人有别的专长。被盗的是中档车，但主要是高档车，奔驰、宝马、奥迪、富豪、凌志、阿尔发一罗米欧、保时捷、美洲虎……这些车值得偷，运出去也值得。但是从来还没有发生过一辆‘鸭子’被职业盗车贼偷走的事。现在居然有个亚洲人要偷小‘鸭子’？”
“您是说，我儿子罗伯特在撒谎？”胡伯特又火起来了，“真是岂有此理！我要对您提出投诉。我儿子被打成重伤，而警察却怀疑他的陈述。我们这个德国是越来越不像话了。”
“爸……”罗伯特安慰地抬起手说，“你别激动，我还活着，车子还在……咱们应该高兴。”然后问赖伯，“下一步怎么办，探长先生？”
“您明天上我办公室来，做个记录。”
“我儿子在彻底康复之前不会出家门！”胡伯特指着医生说，“海梅斯大夫会出证明的。”
“别这样，爸。”罗伯特对赖伯点点头说，“没有那么严重。我明天上您那儿去，探长先生。”
赖伯感到高兴的是，他终于离开了哈比希的家。他的陪同者在汽车里对他说：“嗨，这位处长先生真够呛。要是他投诉你……这笔墨官司够你打的了。”
“他决不会的。我了解这种人，警察队伍里也有，发一通牢骚，完了就像一只泄了气的气球。最好的办法是，装聋作哑，就当什么也没听见。”
“彼得，你不相信这个罗伯特？”
“他的叙述不寻常，不符合我们有关盗车案的经验，更别说是有关有组织犯罪的经验。”
“也许是个单干的。”
“有高档车不偷，去偷一辆‘鸭子’，这人不是有毛病吗？还有什么功夫！职业盗车贼只会悄悄地往黑暗里一逃了之。他的说法肯定有问题。谁知道这孩子想隐瞒什么。等明天再说，明天他父亲不在场，看我把他的话全套出来。”
然而在第二天，罗伯特仍坚持头一天的说法，他父亲没来，是海梅斯大夫陪他来的。这对赖伯来说正好，他听了医生的报告和受伤情况，做了一份记录，让罗伯特签字，然后把记录放进了一个文件夹，让它今后几年吃灰尘去。
罗伯特和海梅斯大夫走后，赖伯说：“有一点我现在可以肯定，不是什么袭击，也不是什么功夫！医生所列举的伤势，根本不是功夫所造成的。这孩子跟人打了一架，事后编了一套被袭击的故事来保护自己，敷衍自己的父亲。对我们来说，这案子就到此为止了。让我恼火的是，我们老得处理这些乱七八糟的事片！”
波兰人卡利尔·波德涅夫斯基被害一案成了一桩无头公案。没有任何线索，任何疑点，任何突破口。卡利尔是一名普通的旅游者，令人注意的只是，他被人用一种亚洲人的方法——用个细钢丝绳套——勒死了。
在波兰进行的调查结果也没有显示任何有价值的线索：死者住在华沙以南一座名为瓦尔卡的小城，职业是药剂师，单身，无前科，表现良好，有自己的小楼房，不令人注意，是个老实巴交的公民。至于他吸食海洛因，看来谁都不知道。
为什么要用钢丝绳杀死他呢？
沃特克有个大胆的设想：“此人46岁，未婚，可能是个同性恋者……因此是同类相杀。”
“大白天在公园里，用钢丝绳套？”
“我们知道，男妓中间有许多亚洲人。”
赖伯在沃特克放还档案之前又把它翻了一下说：“我倒是注意到了另外一点。”
“他死之前吃了青豆炸猪排？”这是典型的沃特克的评论。经常同杀人犯打交道使他有点玩世不恭。
“卡利尔是个药剂师。”
“你更希望他是个妇科医生，是吗？”
“药剂师有丰富的化学知识……”
“你的意思是……”
“只是一个想法，通过药房贩毒，这倒是个不令人注意的办法。”
“这么说来，我们又回到老问题上来了：我的死者其实是你的死者，你拿去按你的路子办吧……”
“那个说从波兰运来海洛因的电话；那个新挤进市场的越南人团伙；那个被人用亚洲方式杀死的波兰药剂师，把这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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